中國共產黨何以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80年前，中國人民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在這場長達14年的不屈不撓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以卓越的政治領導力和正確的戰略策略，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喚起了全民族奮起抵抗侵略的國魂

中華民族有著光榮的歷史，也有近代以來屢受欺凌的屈辱。面對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但一次次的失敗，給一部分人尤其是統治階層帶來了嚴重挫敗感和畏懼感。

魯迅先生曾言：“中國惟有國魂是最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人才有真進步。”中國的國魂，是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的精神脊梁。但從清末到民國，由於統治階級的腐朽無能，中華民族在反抗外來侵略斗爭中屢屢受挫，國魂沉睡、民心氣餒，造成了如梁啟超所說“兵魂銷盡國魂空”的痛心局面。誰來喚醒國魂？誰來舉起抵抗侵略的旗幟？是中國共產黨。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蘇區正在全力迎擊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在這種艱困的形勢下，中共中央仍在第一時間對九一八事變表明了立場。9月20日，中共中央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指出事變的性質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掠奪中國、壓迫中國工農革命、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的暴行，毫無疑義地將激起廣大的勞苦群眾的民族覺醒，在黨的正確的領導之下，這個民族的覺醒能夠很迅速地轉變到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斗爭。”

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在國民黨政府極力謀求妥協的時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1933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又發布宣言，提出願意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証民眾民主權利和武裝民眾三項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

在熱河失陷、長城沿線危機、國民黨以《塘沽停戰協定》繼續妥協的關頭，1934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名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提出“一切抗日的民眾，都是我們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裝，都是我們的同伴，我們都要聯合起來”。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指出“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抗日救國宣言》，呼吁“在亡國滅種面前，中國人民決不能束手待斃”，並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

《八一宣言》《抗日救國宣言》等在國內得到廣泛傳播，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呼應。1935年底北平學生響應中國共產黨“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決不能束手待斃”的號召，發動“一二九運動”，運動迅速得到全國各界的支持和聲援，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大風暴。抗日救亡的高潮不但激發了工人、農民中醞釀已久的義憤，而且喚醒了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相當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軍閥、地主、官僚資產階級也對抗日救亡表示了同情、支持乃至願意參加的態度。

民族大義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口號，其最突出的體現就是在國家危難關頭敢不敢挺身而出。中國共產黨面對日本侵略者表達出的奮不顧身的英雄氣概，點燃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愛國激情，打擊了國民黨的妥協退讓政策，喚起了全民族奮起抵抗侵略的國魂，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

中國共產黨指明了通向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

面對民族危亡，中國共產黨毅然舉起抵抗侵略的偉大旗幟。毫無疑問，身受戰爭災難、為民族生存而奮斗的每一個中國人，無不渴望戰爭的勝利。但面對敵強我弱的客觀實際，如何戰勝強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持久戰的戰略戰術、緊緊依靠人民大眾的政治立場等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開辟了通向勝利的正確道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提出“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瓦窯堡會議后，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種方式、利用各種渠道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地方實力派、各界知名人士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6年4月中共中央發布《為建立全國各黨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公開把國民黨也列入統一戰線的對象。6月2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強調：“對日立即抗戰與否？是目前解決中國內外一切問題的關鍵。現在已經到了決定問題的最后一分鐘。”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提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共產黨還與國民黨方面的各種力量進行了廣泛接觸，努力爭取認同和支持，呼吁全國各界一致聯合，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與張學良、楊虎城等密切合作，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六項條件。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實現了從“逼蔣抗日”向“聯蔣抗日”的政策轉變。

中共中央提出、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成為凝聚全中國力量的旗幟，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后，全民族抗戰局面形成，但戰場的形勢卻不容樂觀。1937年7月到12月，短短半年，北平、天津、保定、上海、太原、南京、濟南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華北和江南的富裕精華之地淪入敵手，一連串的失敗讓“亡國論”甚囂塵上。與“亡國論”相反的是，國民黨內也有一部分人持“速勝論”，認為只要中國能夠堅持抵抗三個月，國際上英美法蘇就會來干涉，援助就會到來，中國就會取得勝利，甚至失去的東北也會收復。

面對“亡國論”和“速勝論”，毛澤東在1938年5月撰寫的《論持久戰》作出了最有說服力、也最有預見性的分析。

關於為什麼是持久戰，毛澤東指出，這場戰爭的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場決死的戰爭，兩國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幾個基本特點，即日本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方面強於中國，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和世界大多數國家是對立的，國小地少，經不起長期戰爭。中國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比日本弱，但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世界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中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戰爭。依據這些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是暫時的，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都將隨著戰爭延長而發展，日本在中國會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但不可能橫行到底，最后必然要遭到失敗﹔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但中國必然取得最后勝利。

關於怎樣爭取最后勝利，毛澤東不是一般地談戰場、戰斗戰役的勝利，而是從全局和政治的高度指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又不等於一般的政治。要贏得勝利，毛澤東用了6個“離不開”，即離不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總方針，離不開全國人民的動員，離不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等項政治原則，離不開統一戰線政策的良好執行，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離不開爭取國際力量和敵國人民援助的努力。貫徹好這6個“離不開”，抗戰勝利就有了基本保証。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抗日戰爭的特點和規律，解決了弱國打敗強國的戰爭指導方略、方向、方針問題。后來整個抗戰局面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預判的那樣一步一步走向勝利。

中國共產黨凝聚了全民族眾志成城的磅礡力量

抗日戰爭是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隻有動員民眾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深刻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為了達到宣傳民眾、發動民眾的目的，中國共產黨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生等多個方面，採取報刊宣傳、標語傳單、戲劇歌曲、詩歌繪畫、文化啟蒙、節慶紀念、鼓動演講、宣傳英模、組織訴苦等多種方式對民眾進行動員，大力宣傳抗戰的意義和全面抗戰的主張，使廣大民眾的民族意識得以不斷覺醒、抗戰熱情得到極大提高，推動形成了“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的全民總動員。當一個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都感到了自己肩負著抵抗侵略保家衛國的責任的時候，這種凝聚起來的力量是勢不可擋的。

在政治動員的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進行民眾的組織動員，一方面領導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政權體系，一方面組織建立各種抗日群眾團體。各敵后根據地政權均實行“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黨外人士佔三分之一，中間分子佔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權廣泛團結各抗日階級、階層，調動了一切積極因素投入抗戰。英國記者斯坦因採訪了陝甘寧邊區民主人士、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問他，你是個非共產黨員，是個地主，你認為你在邊區政府真能發揮什麼作用嗎？李鼎銘回答說：“我當選以后拜訪毛澤東的窯洞時，我第一次遇見他。我當時就告訴他，我有一個議案要提出來。毛澤東很感興趣，我坦白地告訴他，因為困難，現在必須在軍隊和政府中實行精兵簡政，必須裁兵裁官，加強效率。毛澤東同意了。我在參議會提出這一議案，它通過了……我希望重慶知道，為什麼像我這樣的紳士會與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休戚相關，並以邊區為驕傲。”

打仗不僅靠人，也需要有力的后勤供給。抗戰需要兵源和財源，不進行經濟建設，財源就會逐漸枯竭﹔不改善人民生活，兵源就得不到保障。中國共產黨在廣大敵后抗日根據地實行了卓有成效的經濟動員，進行減租減息、獎勵生產、優待軍屬、鼓勵發展工商業等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具體政策，給廣大勞苦民眾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經濟利益，極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從根本上提高堅持抗戰的保障能力。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創建后，這個敵后的抗日堡壘引起了大后方的許多民主人士和國際上關心中國抗戰的友人的關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疑惑：晉察冀邊區從建立的第一天就處在嚴酷的環境中，敵人兵力之厚，據點之密，“掃蕩”之頻繁，在各個根據地中都是十分少見的。在日軍重兵包圍封鎖之下，武器彈藥和各種物資得不到補給，常常還要對付日軍的各種掃蕩，對付漢奸和土匪，這樣一大塊根據地為什麼能生存下來的？聶榮臻在接待來訪的客人時給出了答案：“關鍵的問題是發動群眾。而如何才能發動群眾呢？關鍵又是實行人民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減租減息就是當時實行的一項重要政策。這樣就使人民群眾在重壓下抬起頭來，顯示出強大的戰斗力量。國民黨在敵后也有不少部隊，由於他們不肯實行這樣的政策，所以以后一個個都垮了。這就是問題的答案。把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我們就有了賴以生存的基礎。”

美國合眾社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在中國的抗戰前線觀察採訪了兩年之后，撰寫了《人民之戰》，其中寫到：“共產黨的威信遠遠超過了它的人數或權力。這是因為它在戰場上和在它參與決定政策的地區表明了，它對全國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它堅持抗戰的方法是有效的。”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堅定意志、模范行動和無私奉獻，贏得了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共御外侮，從而匯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成為團結全國人民抗戰的中流砥柱。可以說，在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敵后抗日根據地這樣，民族覺醒如此深刻，民眾動員程度如此廣泛，人民武裝戰斗意志如此頑強。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軍隊與群眾共同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是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定性力量

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等，始終戰斗在最前線，沉重打擊了侵略者，收復了大片國土，付出了巨大犧牲，是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定性力量。

中國共產黨最早舉起武裝抗日的旗幟，並付諸行動。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於1931年10月12日發出《關於滿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要求組織東北人民群眾，建立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支援和聯合各抗日組織和軍隊共同抗日，並派出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魏拯民、李兆麟等一大批干部組織和領導東北人民的武裝抗日斗爭，先后開辟了東滿、南滿、吉東、北滿等游擊區，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在東北的統治。盧溝橋事變后全民族抗戰爆發，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步步退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則以無比英勇的姿態迎敵而上，向敵后進攻。平型關戰斗是八路軍出師后的第一場殲滅戰，也是全民族抗戰以來中國取得的第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勝仗，極大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決心，振奮了全國人民抗戰的意志。全民族抗戰8年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牽制和抗擊了一半以上的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共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余支，各種炮1800余門。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等人民武裝抵抗的極端英勇，其對所受苦難的極端堅忍，其犧牲的極端壯烈，代表了中華民族最浩大的正氣，寫下了中華民族在抗戰中最壯烈不朽的史詩。

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了一系列敵后抗日根據地，把敵人的后方變成了抗日的最前線和主要戰場，成為支持長期抗戰的堅固堡壘，在各抗日根據地內建立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樹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典范，成為新民主主義的雛形。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華北、華中大片國土淪陷敵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在全面抗戰路線指引下，大膽深入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到抗戰結束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即解放區有19塊，這其中，除陝甘寧邊區外，其余18個根據地都是從日寇侵佔下奪取的，共收復國土104.8萬平方公裡，解放人口1.255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旗幟引領、戰略運籌、堅定意志、模范行動和慷慨犧牲決定的，是無可置疑的。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在銘記歷史的同時，更要堅定地在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下，續寫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主任（副部長級），研究員）

來源：《新湘評論》202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