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

為准備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我國從1951年就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一五”計劃），並從1953年起一面開始實施，一面繼續討論修改，直至1954年9月形成草案，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正式審議並通過。作為中共中央編制的第一個中期發展計劃，雖然其制定過程極其艱難，但在反復論証中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原則，較好解決了我國經濟建設中的一些難題，從而在我國工業化起步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什麼要編制“一五”計劃

新中國成立時，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孤立和封鎖。鑒於“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的歷史教訓，如何在短時間內改變貧窮落后面貌，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殫精竭慮思考和解決的主要問題。

1951年2月正值國民經濟恢復期間，中共中央已開始謀劃大規模經濟建設問題。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重要戰略思想，首次明確提出了編制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設想。會議決定，自1953年起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並要求立即開始編制五年計劃的准備工作。關於採取編制五年計劃這種做法的目的，中共中央在《關於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中指出：“為了加速國家建設，除應動員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人力和財力以赴外，必須加強國家建設的計劃工作，使大規模建設能在正確的計劃指導下進行，避免可能發生的盲目性。”

隨著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的基本結束，為我國提供了建設工業化的基本條件。1952年底，中央領導層通過細致分析國內外形勢作出了四項指示：一是要執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二是要把有限的資金用到國家重點建設中去﹔三是要合理利用現有工業基礎，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潛力﹔四是要以科學求實的態度從事計劃工作，使計劃能夠反映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央的這些指示，在后來的計劃編制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一五”計劃的艱難編制過程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指導下，1951年2月，中央決定成立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組成的領導小組，組織領導“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當年五六月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經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開始對“一五”計劃進行試編。經過整整一年的努力，1952年7月，中財委試編出了《1953年至1957年計劃輪廓（草案）》，提出了五年計劃的指導方針、基本任務和主要指標。但由於當時缺乏經驗和心裡沒底，只能向最早實行計劃經濟並已取得顯著成績的蘇聯學習經驗。為此，1952年8月，中國政府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的龐大代表團，帶著這個計劃草案前往莫斯科征求蘇聯政府的意見，並作為向蘇聯請求援助的基本依據。在蘇聯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周恩來、陳雲兩次拜會斯大林並專門請教“一五”計劃制定問題，斯大林對中國“一五”計劃提出了一些中肯建議。9月下旬，周恩來和陳雲先期回國后，由李富春繼續帶領代表團留在莫斯科與蘇聯有關部門進行廣泛接觸、考察學習，並征詢意見和商談蘇聯援助的具體項目。

1953年初，根據中共中央的新指示，中財委會同國家計委、中央各部、各大區，又在廣泛搜集有關經濟資料和數據的基礎上，對原“一五”計劃輪廓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充實。4月，蘇共中央、蘇聯國家計委和經濟專家對我國“一五”計劃的詳細意見反饋回來，為修改“一五”計劃提供了重要參考。6月，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成為編制“一五”計劃的指導方針。國家計委根據中央“計劃指標應留有余地”的指示，並結合蘇方意見和援助情況，對五年計劃綱要再作修改，主要是下調了原計劃中的工業增長速度等指標，體現了在重點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加快發展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等要求。這些重大修改，對后來計劃編制工作的順利完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1954年初，毛澤東下達了盡快拿出計劃綱要草案的軍令狀。根據這一要求，中央成立了以陳雲為組長的編制五年計劃的八人工作小組，加快“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1954年4月形成《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初稿）》后，立即送到毛澤東手裡。8月，八人小組接連舉行17次會議，對該草案逐章逐節地進行了討論修改，然后送給毛澤東審閱。10月，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在廣州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對修改后的“一五”計劃草案進行審議。11月，由陳雲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用11天的時間仔細討論了“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發展速度、投資規模、工農業關系、建設重點和地區布局等，又提出了修改意見和建議。隨后，中共中央將計劃草案發給中央各部委黨組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討論，並要求各省委應特別注意本省的農業發展計劃。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對“一五”計劃草案進行了審議，決定原則通過這一草案。7月30日，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並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主持擬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至此，編制“一五”計劃的工作圓滿結束。

由於舊中國留下的統計資料很不齊全，國內缺乏編制經濟發展計劃的人才和經驗，加上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和蘇聯援助的重點工程項目難以確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歷了不斷修訂、調整、補充的編制過程，歷時4年、五易其稿。編制工作的謹慎從事、反復論証，說明當時要制定一個比較符合國情實際的五年計劃有多困難。

“一五”計劃制定和實施的經驗啟示

新中國成立后，為“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這個奮斗目標，“一五”計劃主要是對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分布和國民經濟重要比例關系等作出規劃，為國民經濟發展遠景確定目標和方向。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全面提前超額完成。“一五”期間，我國工業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作為我國大規模現代經濟建設的開端，“一五”計劃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一是注意從國情國力出發，確定工農業生產指標既積極又穩妥﹔二是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的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三是注意做好綜合平衡，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對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進行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四是在經濟發展布局上，努力改變歷史形成的我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狀況﹔五是注意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變人民生活，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比較協調﹔六是既積極爭取外援，又強調自力更生，努力形成鞏固與維護政治獨立的經濟前提。

從1953年開始，我們黨在推進強國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先后編制實施了十四個五年規劃（計劃）。它們相互銜接、有序推進，展現、見証和標識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非凡歷程和輝煌成就。“一五”計劃雖已過去了70年，但其制定過程留下的重要啟示，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借鑒：一是筑牢理論根基，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成果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確保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符合實際﹔二是堅持價值導向，把“人民至上”作為黨治國理政實踐的首位，經濟建設必須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現代化建設中確保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三是創新實踐路徑，通過不斷借鑒學習和消化創新，構建符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四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瞄准世情和國情的階段性特征，有效防范化解各類安全風險，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全的良性互動﹔五是樹立全球視野，通過擴大對外交往交流，搶抓歷史機遇，營造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空間。

（來源：《學習時報》2025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