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國共合作對今日兩岸發展的啟示
西安事變后，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校的操場上，師生們常常不自覺地唱起《犧牲已到最后關頭》這首當年新曲，其中不乏“九一八事變”后流亡南下的東北同學，他們想著，何日能夠打回故土？“中國的人民一齊起來救中國，所有的黨派快快聯合來奮斗！”不知不覺，操場上的歌聲更加響亮。
東北淪喪，華北岌岌，甚至長江腹心之地，日本的軍艦也隨時耀武揚威，准備卸下炮衣。無論對南京國民政府，或者延安共產黨人，滅種亡國，就是擺在眼前的危機。《犧牲已到最后關頭》中的呼吁，也是當時民眾的普遍心聲。對於國共而言，團結共御外侮，是無法回避的使命。
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中共中央迭電表達抗戰決心。當時，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紅軍改編入國民革命軍，參加第二戰區、第三戰區抗戰，延安成為敵后抗戰的指揮中心。
在北方戰場，國共保衛山西，八路軍一一五師取得平型關大捷。各界愛國文化人士共同宣傳抗戰，運用歌曲、報紙、戲劇、電影，動員民眾力量，鼓勵青年救亡，“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抗戰的一天來到了！”七七抗戰一周年之際，周恩來、陳誠、郭沫若等在武漢中山公園同為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奠基，觀者無不動容。
抗戰未久，日寇攻佔我主要城市平津寧滬，封鎖我沿海交通線，前線傷亡慘重。在危急當下，國共兩黨及其他黨派、社會賢達透過團結合作，提出政策建言，堅持抗戰到底。無論日軍戰術上取得了何種進展，中國在戰略上已經立於不敗之地。
國共的堅定合作，更體現在汪精衛叛國之時。中國國民黨迅速決議，永遠開除汪黨籍並褫奪職務，中共《新華日報》隨即以《汪精衛叛國》為題，痛斥汪逆呼應日本近衛聲明，造成日本殖民中國的行徑，指出抗戰已經大大鍛煉了我們民族，個別叛賊，無損於抗戰營壘之毫發。抗戰期間，在全國設立的十八處八路軍辦事處、五十余處新四軍辦事處，以及先后在武漢、重慶發行的《新華日報》，均體現出抗戰當中國共合作的歷程。
1940年，汪偽政權成立於南京，納粹德國席卷西歐，日本意欲全力壓迫中國屈服，抗戰再度陷入低谷。五月間棗宜會戰，陸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寸土不讓，壯烈殉國，日軍大肆轟炸重慶﹔八月間，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百團大戰，大舉破壞敵交通線，打擊其據點，以支持全面戰局。當年七月七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張自忠，追晉陸軍上將，延安各界也於八月十五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追悼張自忠等抗戰將領，毛澤東親挽“盡忠報國”，正如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社論《悼張自忠將軍》所言，抗戰正處在空前的投降危險與嚴重困難局面，全國同胞需要堅持抗戰以慰忠魂。國共對張自忠將軍的哀悼紀念，也正反映出在危局中相互鼓勵、互為支持的一面。
為進一步培養游擊干部，國共合作舉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由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中共游擊戰的實踐經驗對於入訓的三千名干部啟發甚大。抗戰期間遍及全國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本校、分校，以及中共創立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與各分校，也承繼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黃埔軍校軍事與政治並重的訓練方式。1941年上高會戰中，江西上高縣長、中共黨員黃賢度率領3萬民眾支援前線，不惜犧牲生命搶救傷員、配合側擊，締造了上高會戰勝利戰果。多年后，國共合作的情感與碩果，仍深刻印在親歷者的心目中。
抗戰勝利前夕，聯合國憲章締結，中國因抗戰貢獻，世所同欽，代表顧維鈞、董必武在這份象征人類正義與進步的文件上署名，留下歷史見証。1945年8月15日，從重慶到延安，所有的中國人歡欣鼓舞，期待著迎接和平。當年10月18日，陸軍第七十軍登陸台灣，執行軍事接收任務，台灣民眾與青年萬余人，在台北車站內外，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相迎。一星期后，台灣正式光復，重歸中國版圖。台灣光復后，田漢、歐陽予倩等文藝界人士紛紛抵台進行文化交流，台灣青年擺脫了日據時代的桎梏，重新了解中華文化與當代中國文藝的發展，抗戰勝利為他們打開了新的天地。
歷史繼續前行，兩岸雖然對峙，但始終是一脈相連。1979年元旦，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同時宣布停止炮擊金門。面對祖國大陸的善意與誠意，蔣經國先生決定停止外島軍事行動，兩岸未經談判，卻是不談之談，藉由實際行為，體會彼此善意。當初遍地設防的金門、廈門，今日早已成為一日生活圈，若隻抱敵意，毫無善意，兩岸怎能提出創造性的“九二共識”並開展經濟、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實質交流？這樣的歷史經驗，值得后人省思。
當犧牲已到最后關頭，隻有凝聚各界，才能打出一條民族的出路。抗戰當中，國共合作的經驗，說明團結就是力量。今日國際再度面臨重大變局考驗，兩岸關系也在危疑中，兩岸中國人隻有再次團結，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才能不愧於抗戰先烈之犧牲。孫中山先生平日時常題寫的禮運大同篇章，那一個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社會，是抗戰先烈以生命所追求，更可為今日兩岸共同努力，造福同胞、和合世界的理想所系。
（作者：丘智賢，系台灣黃埔軍校同學后代聯誼會會長）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