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史學傳統看《漢書》編纂特色

《漢書》本來與《史記》同為傳統史學的楷模，歷代學者馬班並舉居多。然則曾經有一個時期，有的論著卻每每出現貶低《漢書》的傾向，人為地將馬班對立起來。這些乃是離開了當時歷史條件，嚴重忽視班固撰史對中國優良史學傳統的繼承，違背“知人論世”原則而造成的誤判。實際上，盡管班固有其時代局限，其才華和氣魄也不及司馬遷，但在總體上，《漢書》卻自覺繼承了孔子、司馬遷以來的優良傳統而取得出色成就，《史記》《漢書》是雙峰並峙，同是傳統史學的優秀楷模。我們可以舉出很多有力的証據，如：繼承了紀傳體多角度、多層次記載歷史的宏大格局，同時首創“斷代為史”，使《史記》著成之后長期只能零篇續作、修修補補而出現的大難題得以解決，《漢書》創立了著史新格局，使得長期連續記載歷史得以實現﹔“十志”的著成，使典制體得到完善，“十志”中又出色體現了“通古今”的思想，新創的《刑法》《地理》《五行》《藝文》4篇志對於保証歷史記載的長期連續性都有重要作用，《刑法志》揭露刑獄嚴酷，殘害百姓，很有進步意義﹔具有洞察歷史變局的卓識，對於西漢藩國問題、武帝晚年改悔實行政策轉變、昭宣中興局面的出現、西漢晚期的衰亡等重要歷史變局都作重點記載並有中肯評論﹔體例嚴謹，記述翔實生動，不少篇章堪與《史記》媲美。班固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杰出的成就，也是與東漢初年國力興盛的時代環境分不開的。

在集中記述重要人物的專傳中，借人物寫了歷史大關節點

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漢書》列傳中的大量成功篇章十分值得我們關注。首先應特別提到，在集中記述重要人物的專傳中，如《張騫傳》《蘇武傳》《霍光傳》《趙充國傳》等，借人物寫了歷史大關節點。張騫通西域，實現了“鑿空”，絲綢之路的開拓自此始，這對中國史、歐亞交通史乃至世界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他的堅韌、勇敢、智慧和使命精神，更為后人樹立了榜樣﹔蘇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在百般威脅利誘、困苦磨難面前表現了堅貞不屈的崇高民族氣節﹔霍光輔政，為昭宣中興創造條件﹔趙充國為安定西北少數民族作出重大貢獻。還有《魏相丙吉傳》，寫兩位賢臣全力輔佐宣帝保持強盛局面。這些篇章都難能可貴地做到結合重大歷史事件，成功表現出人物的卓識、韜略、毅力和氣度，因而膾炙人口。

借為地位、性格、氣質相近，行事相關的多位人物撰寫合傳，寫出時代的風氣和社會狀況演變的特點

班固還苦心經營，為地位、性格、氣質相近，行事相關的多位人物撰寫合傳，寫出其事跡、品行、胸懷，而特別寄意於借此寫出時代的風氣和社會狀況演變的特點。這恰恰是司馬遷創立紀傳體取得極大成功之處，這一優良傳統得到班固的繼承而更加彰顯。其典型篇章如《雋疏於薛平彭傳》《王貢兩龔鮑傳》以及《匡張孔馬傳》等，無不狀寫生動，意蘊深刻，引人注目。

卷七十一《雋疏於薛平彭傳》寫了以儒學進身的雋不疑、疏廣、於定國、薛廣德、平當、彭宣六人的事跡，他們有的從政有方、公正處事，有的不慕權勢，功成身退，堪稱是體現了儒學優良傳統的襟懷磊落之士。班固將此六人寫成一篇合傳，凸顯了他們以儒學進身而能實行孔子學說精義、發揚歷代志士仁人崇高氣節的共同特點。因此篇末贊語大加贊揚，以雋不疑的品格最為難能可貴，同時充分肯定疏廣知足不辱、功成身退，於定國斷獄公平、同情鰥寡之人，而薛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戀權位、不患得患失、嚴於操守，故雲：“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於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班固記載、議論的用意是以雋不疑等的志節操守激勵后人，並借此抒發本人的人生觀、價值觀，因而能夠引起正直人士的強烈共鳴，感受到《漢書》具有蕩滌心靈的力量！

此篇合傳之后，緊接著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是記載王吉、貢禹、龔勝、龔舍、鮑宣的合傳，這五人同樣一身正氣、志節高尚而青史留名。與前一篇合傳宗旨相同、人物事跡相類，班固將之安排為姊妹篇，目的顯然是為了強化表彰堅持廉正操守的人物這一主題。以上兩篇合傳所載十一人，都是操守廉潔、不戀權位和同情民眾疾苦、敢於為民請命的正直人士，通過史實大力表彰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儒家思想的真諦和古代優秀人物的崇高氣節。

寫了一批追求利祿、貪婪庸俗的高官，給以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鞭撻

班固具有迥異於流俗的高尚史識和出色的編纂才能，本已堪稱難能可貴，而《漢書》還設置了一篇與上述兩傳形成鮮明對照的合傳——《匡張孔馬傳》，集中地寫了一批追求利祿、貪婪庸俗的高官，給以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鞭撻。一方面是嚴於律己、體恤民眾，一方面是卑瑣自私、鑽營牟利，班固將兩者對比著寫，褒貶分明，激濁揚清，使人讀之更加受到心靈的震撼，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教育作用。此篇中匡衡、張禹、孔光三人都在西漢后期因通儒家經典而致身丞相，馬宮在王莽時任大司徒。班固以他們為典型，揭示出獨尊儒術以后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儒學成為向上爬的途徑，因此造成一批隻會背誦經典、對國家毫無責任心的人物，他們身居高位而隻圖保住富貴利祿。班固在傳末憤慨地議論說：匡衡、張禹等人“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生動地刻畫出這種人口誦經書、外表道貌岸然、專以阿諛奉承為能事的丑態。班固刻畫上述祿利之儒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使我們真切地了解獨尊儒術之后身登高位的是一些什麼人物。

與此有密切聯系的是，班固在《儒林傳》中指出，漢儒傳經的流弊，在於乖離經義，熱衷支離破碎的解說，“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這樣任意附會、憑空臆說，必然引人誤入歧途。所以用百余萬言來解釋一部經典的煩瑣箋注，早就被歷史淘汰，毫不可惜。“班固作為一個儒家學者，卻能把闡發儒學的真諦，繼承早期儒家的本色，與利欲熏心的俗儒及專搞煩瑣箋注的陋儒區分得很清楚。這對我們今天在反思儒學演進的歷史時候，如何做到把歷史上經邦濟世、弘揚儒學真義的正直儒家人物，與口稱仁義而一心投機鑽營的偽道學，及慣於瑣屑饾饤、不明世務的章句小儒分開來，作辯証的具體分析，使之互不掩蓋、互不混淆，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總之，班固撰寫列傳，其內在的旨趣，是要結合傳記寫出國家治理的情形、社會狀況和學術風尚。按照這樣的“知人論世”“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和方法深入考察，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其史識的宏遠和著史技巧之高明，更加體會《史記》《漢書》同為楷模的崇高價值。按照這樣的研究思路，《漢書》“傳記”中還有不少成功之作值得我們深入發掘和評價。如《元后傳》《王莽傳》等。貫徹“歷史主義”“知人論世”的方法，我們就可以更堅定地確立《史記》《漢書》雙峰並峙、同為傳統史學優秀楷模的認識。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作者更多觀點請參閱《中國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1期《史學視域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問題意識》）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