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榮耀》：點亮穿透歷史塵埃的光

時光的長河奔涌不息，多少驚心動魄的往事沉入歷史深處，被歲月的風沙掩埋。然而，總有一些身影在塵埃之下默默矗立，總有一種信仰值得被庄嚴銘記——盡管它們未曾出現在驚險的戰場紀實裡，也未曾鐫刻於世人熟知的功勛簿上。這些潛伏於暗夜的孤勇者，以信仰為炬，以生命為刃，為民族解放的宏偉大業鋪就無聲的基石。當歷史的塵埃輕輕拂去，這段沉默的史詩正等待著一次庄重的叩問與追尋。這不僅關乎對一段塵封歲月的追尋，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在記憶與遺忘的邊界，在喧鬧與沉寂的交匯處，我們該如何喚醒那些沉沒的記憶，又該如何仰望信仰穿透時光帷幕的永恆光芒？近期熱播的歷史題材電視劇《沉默的榮耀》正是帶著這樣的叩問，穿越時間的迷霧，去觸碰那些曾被封存的壯烈與崇高。

平衡“歷史真實”與“藝術表達”，是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的基本命題﹔在此之上，通過類型的融合實現社會價值與市場反響的共贏，更是行業不斷追尋的更高階挑戰。《沉默的榮耀》錨定“歷史檔案”為創作底色的實踐，為命題的破題提供了極具參照意義的鮮活樣本——它大膽地將“歷史檔案”本身轉化為敘事方法論：一方面，讓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先烈以本名直抵歷史現場，恪守“大事不虛”的史識﹔另一方面，創作團隊躬身入局，從檔案中細致拾取生活細節，於“小事不拘”處打磨出歷史的真實顆粒度。這樣一種“檔案敘事法”，有效實現了歷史文獻在當代影像敘事中的視覺轉譯，使塵封的卷宗成為可感的命運，為歷史劇，尤其是諜戰類型劇集的創作，提供了一種兼具歷史厚重感與藝術感染力的成功范式。

就敘事方法論而言，“檔案敘事法”的本質是一種基於考証的敘事本體論。它是以真實可考的檔案材料構筑敘事基底，多數人物、情節，甚至許多細節的設計皆有檔案依據，從而讓“真實”本身成為驅動故事的核心引擎。這種敘事方法的顯著優勢在於，當敘事植根於可考証的檔案，真實的力量便不再依賴於戲劇性的奇觀營造，而是源自一種不容置辯的“在場感”。正是這種強烈的在場感，成功消除歷史的遙遠與疏離，擊穿時空的壁壘，打破歷史與當代觀眾的隔閡，將抽象的社會價值轉化為直擊心靈的情感體驗。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檔案所提供的是一種“靜態的真實”，而影像敘事需要創造的是一種“動態的真實”。將前者成功視覺轉譯為后者，關鍵是要在文獻與歷史情境之間進行一次美學的解碼與重塑。這意味著，轉譯的過程，實際上也是重新闡釋的過程：它要求創作者既能深入檔案，嚴謹地解碼歷史密碼﹔又能跳出檔案，藝術地重塑歷史情境，為冰冷的文獻注入可感的生命質感。

在這一創作邏輯指引下，《沉默的榮耀》突破了以往同類作品常見的“原型復刻式”創作模式。它以紀實性與傳記性為敘事基底，在此之上注入了一種更為深遠的立意：一種貫穿始終的“問題意識”。在鉤沉《光明報》事件、台大醫院事件等關鍵歷史場景，並將其作為敘事錨點時，該劇的創作並未止步於對“發生了什麼”的表層呈現，而是通過敘事設計不斷引導觀眾追問“為何如此”。一個典型的例証是：吳石赴台前的一場家庭戲。1949年8月，面對赴台擔任國民黨政府參謀次長的緊急調令，地下黨上級將最終抉擇權交予吳石本人。他本可留在福州，安享勝利榮光，卻毅然決然地選擇奔赴新的戰場，繼續潛伏以搜集情報。創作者對人物這一人生關鍵抉擇的呈現，並未採用簡單的史實陳述，而是通過大范圍鏡頭調度與演員細膩的表演，構建出沉重中透著堅韌的情境氛圍——從一家四口最后的餐桌，鏡頭追隨吳石移至院中，試圖安撫女兒叛逆的情緒﹔在隱忍、克制、愧疚與無奈的情感靜默中，又因幼子的哭鬧被迫折返回去，從妻子的手中接過小兒子，將他緊緊擁入懷中。這一連貫的大范圍鏡頭調度，將個人安危、親情離合與家國大義之間的巨大張力，以及主人公內心的情感撕裂，外化為極具表現力的視覺語言，從而激發出觀眾置身其境的追問：他為何如此抉擇？

可以說，正是這種將“問題意識”深植於敘事邏輯與視聽語言的藝術實踐，得以將觀眾巧妙置於歷史的分岔路口，使觀眾仿佛親臨歷史現場，切身感受與深度思考：究竟是怎樣的信念與力量支撐著吳石、朱楓等先烈，在歷史的洪流中作出那般義無反顧的抉擇？這恰恰是文藝作品的核心魅力所在，它讓觀眾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參與者和思考者，在情感共鳴之外，經歷了精神的淬煉，深化了對歷史的認知。

不僅如此，該劇的歷史真實感與人文厚度，更得益於創作者對人物關系的精深刻畫。在戲劇創作中，一個角色的戲劇性價值與人物弧光，往往是在復雜的人物關系交織中得以彰顯。《沉默的榮耀》在此處著墨頗深：它通過展現吳石如何巧妙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與爭斗，及其與國民黨高層同僚亦敵亦友的互動博弈，既有效搭建起敘事的懸疑框架，彰顯“心理懸疑”的類型特質，讓敘事進程始終保持一種緊張的情緒張力﹔更在危機四伏的交鋒場景裡，立體勾勒出吳石的從容沉著、過人睿智與非凡戰略視野，使人物形象愈發鮮活立體。

值得一提的是，劇中對戰友、同志關系的塑造有意識規避了過度的戲劇渲染，這種克制既貼合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也與隱蔽戰線工作者的特殊身份、職業屬性高度契合。在看似平淡的日常互動中，無論是吳石與朱楓之間基於崇高信仰而生的無間默契，還是吳石與聶曦之間超越單純上下級、近乎父子般的深厚情感——這些關系都早已突破“任務協作”的淺層定位，支撐他們在至暗時刻堅守信念、砥礪前行。這種對革命情誼的細膩描繪，讓英雄的“孤光”不再是孤懸夜空的冷月，而是與同志“星輝”交相輝映的璀璨星河，共同匯聚成那股隱秘而偉大的歷史洪流，也讓觀眾更能讀懂先烈們舍生取義背后深沉的精神支撐。

當然，若以更為嚴苛的藝術標尺審視，劇作在整體戲劇結構的平衡上仍存有可商榷之處。其藝術探索之路上的幾點失衡，亦構成了值得深入辨析的爭議。

其一，敘事結構的失衡限制了信仰書寫的廣度。該劇對吳石的聚焦可謂深入肌理，但過度集中於單一視角，犧牲了文本多線並行的豐富性與復調美感——多角色、多線索共同構建敘事，呈現歷史的多元視角。這不僅令朱楓、陳寶倉、聶曦等英雄的信仰光譜未能充分展開，也導致了敘事節奏的拖沓與結構的單一。部分觀眾對其提出“注水”的質疑，根源正在於此：當鏡頭在過度聚焦的視角下，反復徘徊於家庭日常，卻未能將這些日常有效升華為勾勒歷史全景或深挖群體信仰的有機部分時，敘事的格局與效率便受到了折損。

其二，關鍵情節邏輯嚴謹性的欠缺，無意中消解了信仰的現實基石。創作者為強化戲劇張力，在某些關鍵情節點犧牲了地下工作嚴酷的邏輯真實性。比如，身居要職的吳石頻繁親赴一線接頭，此舉雖服務於戲劇性即時緊張感的營造，卻違背了隱蔽戰線“單線聯絡、絕對隔離”的鐵律。這種出於藝術便利的“破格”，在削弱劇情可信度的同時，也輕忽了先烈們在極端苛刻的規則下踐行信仰時，所展現的超凡智慧與艱辛。

其三，反派人物塑造的權重拿捏，擠壓了主角的人物弧光。對國民黨特務頭子谷正文這一角色的著力刻畫，本是構建戲劇沖突的必要之舉，然而劇中某些部分對其能動性的過度放大，致使敘事重心偶有偏移，甚至在局部形成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觀感。

上述爭議或可被視為藝術探索過程中留下的一絲遺憾。但瑕不掩瑜，《沉默的榮耀》最動人的篇章，依然是它讓信仰在歷史的塵埃中煥發出的熠熠光輝。它的創作初衷並非獵奇於對塵封往事的“解密”，而是致力於一次庄重的“銘記”。主創團隊深入挖掘歷史文獻，將隱蔽戰線的暗戰與解放戰爭的宏闊背景深度融合，此舉既是對歷史的虔誠致敬，更是對英雄信仰的崇高禮贊。華夏千年，凡有鴻業，必先緬懷英烈、致敬忠魂，此乃我們血脈相承的文化基因。正因懷此敬畏，那些靜默的往事與不朽的信仰，方能在今日被清晰看見、被深刻銘記，最終煥發出穿越時空的永恆光芒。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求是》202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