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大營救 ——中國抗戰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組織開展了一場針對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大營救，這是中國抗戰史和文化史上的一個大事件，被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回顧和研究這一事件，對於更加完整地復盤波瀾壯闊的抗戰歷史，展現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總結歷史經驗，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一、危急關頭的重大決策

文化名人大營救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時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戰爭全局的把握，以及對大批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關愛、重視，也展現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敏銳高效的決策能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和英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同一天，日軍向香港發動進攻。25日，香港淪陷。日軍佔領香港后，除了抓緊建立統治秩序，把香港作為進一步進攻東南亞和中國內地的跳板外，還特別注意在港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日軍封鎖港九交通，實行宵禁，分區分段進行搜查﹔要求旅港文化人士到指定地點報到，在報上刊登“啟事”，“邀請”鄒韜奮、茅盾等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還在香港電影院打出幻燈，點名“請”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半島酒店“會面”。

近代以來，由於香港地位特殊，各界人士基於不同原因不時前往香港。中國共產黨也一直利用這一條件，在香港建立組織，開展地下工作。內地黨組織和領導干部、重要人士遇到危險時，經常前往香港避難。特別是抗戰爆發以后，大批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從上海、武漢、重慶、廣州、桂林、昆明等地先后轉移到香港，其中不少人是由中國共產黨組織轉移的。

1938年，考慮到香港重要的戰略地位，中共中央決定在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派與國民黨上層和海外華僑有廣泛聯系的廖承志前往香港，並把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調來，共同籌建半公開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辦事處由廖承志任主任，連貫負責日常工作。為加強對香港進步文化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還在香港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五人組成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廣泛團結各方面人士，並對東南亞開展進步文化活動。香港成為中國共產黨文化工作的堡壘。

大批文化人士聚集香港后，利用香港的特殊條件，以多種方式宣傳中國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對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爭取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及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產生了重大影響，開辟了抗戰文化宣傳活動的新天地。但由於日軍的侵略和佔領，香港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不僅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動不能繼續開展，一大批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如果落入日軍之手，后果不堪設想。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准確把握戰爭局勢，在獲悉日軍即將進攻香港的情報后，即著手考慮這批在港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危問題。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急電廖承志，要求其迅速做好應急准備。8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時局，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毛澤東發表重要意見，提議中共中央發表一個聲明。在工作部署上，毛澤東強調應加強南洋華僑工作，廖承志要大膽地在香港與英國建立關系。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劉曉發去由毛澤東起草的電報，對與英美等國建立廣泛真誠的統一戰線問題作出5條指示，其中第4條明確要求“香港文化人、黨的人員、交通情報人員應向南洋及東江撤退”。

南方局當天就認真研究中共中央的指示。12月9日，周恩來就香港工作人員的去向問題致電廖承志指出，菲律賓“將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時”，估計香港工作人員的退路隻有廣州灣、東江和馬來亞。對這部分人，能留港或將來可去馬來亞和上海的，盡量留下﹔能出瓊崖、東江游擊隊則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擊的，轉入內地。

收錄在《周恩來書信選集》中的《轉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志、潘漢年等》，是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抄件，內容是確鑿的，但其實際上應該是電報，不可能是信件，具體發出時間不詳。據《中共中央南方局史》記載，周恩來當天兩次急電在香港的廖承志和中共中央派駐香港的情報與統戰工作負責人潘漢年、南方局情報工作負責人劉少文，要求對被困香港人士的轉移作出統籌安排，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請先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動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人(如戈寶權、張企程等)可來重慶，戲劇界朋友可要夏衍組織一旅行劇團專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極少數的朋友也可去馬來亞”，“少數部分能留者盡量留，但必須合秘密條件，寧缺勿濫，必須估計到日軍佔領香港后能存在。”周恩來還強調，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應派人幫助他們離港。

次日，周恩來又致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並中央書記處，再次對撤退在港朋友和黨的工作人員作了具體部署。同時，他分別致電南方工作委員會、桂林統戰工作委員會及東江游擊隊領導人，指示他們做好接應和輸送工作。周恩來特別指出，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帶。

營救行動展開后，周恩來仍高度關注，不斷作出指示，有的指示相當具體。他囑咐秘書，如有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曾生的抗日游擊隊以及香港和廣東地下黨的電報，不得延誤，直接送他，即使睡了也要立即叫醒。12月20日，周恩來就香港文化人士如何安置、朋友是否已撤出等問題電詢廖承志和劉少文。1942年3月7日，他又就文化人士的去向安排和接濟問題致電張文彬。如此細致、周到的考慮和安排，充滿了對被困文化人士的關愛，也體現了周恩來一貫的精神、品德和作風。

二、高效協調的營救體系

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緊急事件，中國共產黨展示了強大的應急能力和組織能力。這場文化名人大營救之所以能夠迅速、有效地展開，首先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努力，在廣東、香港等地建立了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統戰、情報在內的一整套組織體系。大營救是高度組織化的行動，沒有各級組織和各方力量的緊密配合，是不可能有序高效進行的。

以往關於大營救的研究和介紹，對其背后組織體系的研究和揭示還不夠充分。因此，梳理領導和參與大營救的組織和武裝力量，才能更好地理解大營救獲得成功的原因。

第一，中共中央南方局是貫徹中共中央指示，直接領導、全面統籌文化名人大營救的中樞機關。

南方局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派駐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的秘密機關。從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實際存在大約8年之久，先后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王若飛等擔任書記或代理書記。南方局直接領導四川、重慶、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香港、澳門13個地區的黨組織，共10萬多名黨員，以及在此范圍內設立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社、《群眾》周刊社等公開機構。南方局處於秘密狀態，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內辦公，其領導人對外以中共代表或國民參政員的身份進行活動。大營救的計劃都是由南方局研究作出、周恩來親自布置的。

1940年夏，南方局曾多次討論和集中部署秘密交通網的建設工作，后來又著手以南北交通線為主線，以重慶、桂林、香港、上海為基本網點，建立上與中共中央，下與各省委、特委聯系，並能與各個解放區、敵后根據地和海外相連通的全國性秘密交通網。在此次大營救中，人員的順利轉移與這種交通網的建設密不可分。

第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廣東、香港地區的黨組織，直接組織和實施了文化名人大營救的各項工作。

1938年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主任廖承志是南方局委員、中共駐香港代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8號，不公開挂牌，對外稱“粵華公司”，始終與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保持密切聯系，積極貫徹中央對香港、廣東和南洋工作的指示。1940年6月25日，南方局常委擴大會議曾專門聽取廖承志匯報香港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香港地區的中共情報人員直接參與了營救工作。劉少文曾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秘書長，調香港后任中共中央交通處駐港澳辦事處處長，以商人身份從事秘密情報工作，借助秘密電台與南方局保持聯系。

1938年4月，中共廣東省委成立，隸屬中共中央長江局，1939年1月由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省委機關始駐廣州。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省委機關移駐南雄、始興。1940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方局之下成立南方工作委員會，並將廣東省委分建為粵北省委、粵南省委。11月，南方工委成立，書記方方，副書記張文彬。12月，粵北省委成立，書記李大林，機關設在韶關。同月，粵南省委成立，書記梁廣，機關設在香港。黨的活動大都採用特派員制，以免黨組織遭受破壞。

1941年12月接到周恩來關於營救文化人士的指示時，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正在香港，遂立即召集會議研究部署營救工作，實行了組織和行動上的分工。廣東、香港地區的黨組織都參與了之后的大營救工作。

1942年5月，因叛徒出賣，南方工委、江西省委、粵北省委和廣西省委遭嚴重破壞，廖承志、張文彬等被捕。6月，粵南省委停止工作。廣東等地黨組織一度處於蟄伏狀態。至1943年1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廣東省臨時委員會在大鵬半島成立，書記尹林平，委員有梁廣、連貫，隸屬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除潮梅、瓊崖地區以外的廣東各地及香港地區黨組織。

中共香港市委於1937年12月成立，隸屬南方工委。1938年4月，在廣東省委主持下，選舉產生香港市委新的領導成員。此時香港市委、香港海員工委均歸廣東省委領導。1938年11月，香港市委撤銷，其下屬的香港區委、九龍區委由東南特委領導。1939年11月，東南特委撤銷，重建中共香港市委，領導香港地區黨組織和澳門市工委。1940年12月至1942年分設后的粵南省委領導香港市委和香港海員工委，機關設在香港。香港淪陷后，香港市委於1942年2月撤銷。

第三，廣東和香港地區的人民抗日游擊隊，是具體執行文化名人大營救計劃的重要武裝力量。

1938年10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后，中共中央即指示在東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廣東各地紛紛組建多種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裝。東江下游淪陷區建立了惠(陽)寶(安)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和東(莞)寶(安)惠(陽)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中共中央先后從延安抽調一批經過長征的干部到東江地區，加強對游擊隊的領導。因服從統一戰線的需要，這些游擊隊曾一度使用國民黨第4戰區的番號。1940年9月，各游擊隊組成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1941年12月下旬，張文彬為部署大營救工作，到達寶安縣陽台山(原名羊台山)抗日根據地白石龍村。隨后，他主持召開一系列會議，決定建立東江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東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黨政軍工作，由尹林平任主任，委員有曾生、王作堯、梁鴻鈞等。會議還決定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2年2月，總隊整編成立，梁鴻鈞任總隊長，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經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並公開宣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曾生任司令員，尹林平任政委，東江縱隊由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員會領導。

營救護送文化人士的任務是由東江縱隊前身——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和后來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承擔的，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和澳門居民組成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獨立大隊以及護航隊。日軍進攻香港的次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就派出近百人的武工隊進入港九地區。1942年2月3日，經中央批准，港九地區的幾支武工隊統一整編為港九大隊(對外稱“港九人民抗日游擊隊”)，設海上武裝、城區地下武裝等6個中隊及情報系統，也稱短槍隊、長槍隊和海上隊等，隸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創造性地開展城市游擊戰和海上游擊戰。1943年12月東江縱隊正式成立后，港九大隊改稱港九獨立大隊，蔡國梁、魯風先后任大隊長，陳達明、黃高陽先后任政委。

1942年元旦，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潛渡大鵬灣，於1月3日凌晨抵達大鵬半島的沙魚涌。東江游擊隊為此組建了最初隻有兩條槽仔船的港九護航隊，緊張的營救工作正式開始。此后，護航隊發展為東江縱隊獨立第四大隊，大隊長劉培，政委袁庚。

第四，華南各地黨組織和抗日游擊根據地，承擔了被營救文化人士住宿、轉運、保護和后勤保障等任務。

1940年12月至1942年5月，粵北省委下屬黨組織有西江特別區委員會、北江前線特別區委員會、北江后方特別區委員會、東江前線特別區委員會、東江后方特別區委員會、贛南特別區委員會、南雄中心縣委員會。其中，東江前線特別區委員會領導惠陽、寶安、東莞、海豐、陸豐等縣黨組織。1941年夏，增城、龍門、博羅等縣黨組織劃歸該特委領導。此時，該特委還直接領導海陸豐、增龍博中心縣委，尹林平、黃宇、謝創先后擔任書記。

惠(陽)寶(安)邊地區是東江最早建立的抗日游擊基地之一。大鵬半島地區既有抗擊外敵入侵的傳統，也有革命斗爭的傳統。1939年四五月間，曾生、王作堯兩部分別開赴大嶺山和陽台山建立根據地。1939年9月，曾生率部收復葵涌、沙魚涌，繳獲日軍一批軍用物資。1941年11月，曾生率惠寶邊區抗日軍民進入坪山，開始創建以坪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

粵南省委存續期間，下屬黨組織有中區特別區委員會、南路特別區委員會、香港市委員會、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和南番中順中心縣委員會。其中，中區特別區委員會領導台山、開平、恩平、鶴山、新會、陽江、陽春等縣黨組織，機關駐開平縣。

大營救的線路涉及香港、廣東、廣西等地多個地區，這些地區的黨組織均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特別是港九、白石龍、大鵬、東江前線地區的黨組織在大營救中發揮了特殊作用。

三、嚴密細致的組織工作

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數量眾多，情況復雜，居住分散。在日軍逐步掌握香港控制權的情況下，將規模如此龐大的人群安全營救出香港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和武裝力量展現了強大的組織能力和行動能力，集中體現在科學謀劃、合理分工、規劃路線、實地探路、現場部署、精細落實、破解難題、統籌協調等方面。

1941年12月，南方工委等在香港召開會議，決定趁日軍剛到香港不了解情況以及大批居民逃難疏散的機會，以最快速度幫助滯港人士迅速轉移。會議對尋找文化名人、查勘撤離路線、突破查驗封鎖、組織力量護送、保障基本生活等主要問題作出部署。首先是設法與滯留在港九地區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取得聯系，幫助他們迅速轉移住地，並緊急護送到港九游擊隊交通站，盡快離開香港，轉送東江根據地。撤離的路線有兩條：西線以水路為主，從香港坐船到澳門，或經石歧、江門、台山到桂林，或經廣州灣、欽州、靈山、柳州到桂林。東線以陸路為主，先從香港潛渡到九龍，后分兩路進入東江游擊區，再輾轉到桂林、重慶或蘇中抗日根據地。東線后來又分為陸路和水路兩條線路。任務分工方面，港九地區的轉移由劉少文負責，從九龍到東江根據地由東江游擊隊負責，從惠州到龍川老隆由中共前東特委負責，從老隆到韶關由中共后東特委負責，到達韶關后由南方工委和粵北省委負責。會議還決定，由尹林平布置從九龍到寶安、惠陽的交通線﹔廖承志、連貫分別前往韶關和老隆，布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掩蔽地點和秘密護送工作。

根據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立即組織在港人員展開營救，並迅速與南方工委、粵南省委、東江游擊隊、瓊崖游擊隊、桂林統戰工作委員會等取得聯系。相關組織和負責人以長期工作經驗，特別是在隱蔽戰線工作中形成的優良作風，嚴謹細致地落實所有計劃、方案與措施，並親赴現場和相關路線進行查勘和部署。

廖承志對臨時集合點、化裝所需服裝、所用漁船、所需旅費、沿途食宿安排等都作了極為細致的籌劃，並就營救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突發情況制定了應變方案。劉少文以情報專家特有的細致和縝密，將營救的各個環節都考慮周全，包括尋找安全地帶作臨時集中地，收集漁民、難民的舊衣服用於化裝，花重金租用船隻作為潛渡工具，安排接頭的時間和暗語以及發生意外時的應變等，甚至連巡邏日軍的換崗時間都摸得一清二楚。

廖承志在香港高羅士大酒店分批會見在港的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告知他們前來接應的抗日游擊隊先遣隊已到達九龍，介紹從香港撤退的方案和途徑，並征求他們的意見。隨后，大家一起確定了撤退時的小分隊負責人、行前聯系地點和注意事項，並分發了隱蔽和撤退的經費。

尹林平先在九龍布置接待和護送工作，后於1941年12月下旬抵達寶安陽台山區的白石龍村。他召集游擊隊主要領導梁鴻鈞、曾生、王作堯和由香港市委調來部隊工作的楊康華等開會，傳達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指示。經研究決定，梁鴻鈞負責部隊指揮，調集部隊在白石龍至龍華一帶待命並擔任警戒﹔曾生在白石龍主持接待工作﹔王作堯負責九龍至寶安的警戒和護送的指揮﹔尹林平負責寶安至惠州沿線秘密接待站的建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曾生部、王作堯部組建后，立即行動起來，設立聯絡站，開辟交通線。

1942年1月，日軍為緩解糧食和燃料短缺問題，強行驅散數十萬香港市民離港回內地，廖承志認為這是一個絕佳的時機。因此，趁難民潮之際，營救工作開始實施。1日，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率先星夜潛渡，以便實際研判形勢和環境條件，作出營救和轉移的具體部署。拂曉前，廖承志等乘上小艇，在交通員的護送下，避開日軍巡邏艇到達九龍。在九龍，廖承志同尹林平等仔細研究護送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到東江游擊區的路線、警戒、沿途食宿以及發生緊急情況時的處理等問題，由尹林平負責安排抗日游擊隊承擔的轉移工作。

1月2日，廖承志、連貫、喬冠華化裝成港客混出九龍，再由交通員陪同，悄悄通過啟德機場附近的檢查崗哨到達牛池灣。抗日游擊隊先遣隊的短槍隊隊員黃冠芳、劉黑仔已在此等候。大家分成3個小組，翻過九龍坳，沿海邊小路直抵大環村﹔夜幕降臨時來到企嶺下海灣，乘坐護航隊的武裝漁船渡過大鵬灣。抗日游擊隊的一名中隊長江水負責在九龍城接應。

1月3日中午，廖承志一行抵達惠陽縣田頭山石橋坑，與先期到達的曾生會合，張文彬隨后趕到。廖承志、尹林平、曾生、喬冠華、連貫連夜召開會議，傳達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研究布置下一階段的接待工作。會議決定，尹林平負責在惠州設立秘密接待站﹔因連貫熟悉東江情況，留在老隆調度惠州、老隆、興梅一線的轉送、接待工作﹔喬冠華留在韶關主持文化人士向省外轉移﹔劉少文因身份沒有暴露，攜帶電台與南方局保持聯系，留港指揮營救﹔廖承志沿東江、粵北一線向地方黨組織傳達中央指示，部署接應撤退工作。

如何把文化人士從東江進一步安全轉移到大后方，是事先就反復考慮過的重要問題。經西江、北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陽和廣西桂林轉移，雖然最為方便快捷，但均需經過淪陷區，風險很大。經過認真研究，最終選擇沿東江逆流而上，並將地處東江上游的龍川縣老隆鎮作為護送中轉站。從惠州到老隆段由前東特委負責，從老隆到韶關由后東特委負責，到韶關后則由粵北省委和喬冠華具體安排轉移至桂林等地。護送轉移行動由連貫坐鎮老隆擔任總指揮。

四、歷經艱險的營救過程

經過嚴密的組織和安排，大營救的工作迅速展開。

營救的第一步，找到滯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逐個確定離開香港的辦法。

在日軍開始進攻九龍時，廖承志等就採取應急措施，派喬冠華、葉以群前往九龍，將能接到的人員迅速護送至香港，一時找不到的，立即通過交通站通知轉移。抵港后，大部分人集中到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開辦的商行裡。廖承志逐一詢問情況，協助落實住處，交代聯系方法。對原住香港人士，則要求其立即搬家，除規定的單線聯系人外斷絕一切往來，所有人一律改穿唐裝，以小商人、店員、職員身份隱蔽，等候撤離的通知。

為躲避日軍的搜捕，許多人頻繁搬家，比如鄒韜奮先后搬了6次，茅盾搬了4次。尋找工作非常困難，猶如大海撈針。廖承志對當時年僅22歲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機要員潘靜安(潘柱)說：“現在還有一大批文化人士沒有離開香港……你一定要設法盡快找到他們。只要找到一兩個，就能找到一大堆，然后將他們安全送到九龍。”潘靜安首先找到了劉少文，匯報並研究了廖承志交給他的名單。

潘靜安在銅鑼灣找到了擔任《華商報》主筆的張友漁，其助手張淑芬找到了生活書店的負責人徐伯昕。張友漁、徐伯昕了解事情原委后，主動加入尋人隊伍。他們聯系到了胡繩，徐伯昕在西環一家小裁縫鋪背后的一間小屋裡找到了劉清揚，張友漁外出找人時在一條小巷裡意外遇見戈寶權，根據其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茅盾夫婦和葉以群。在張友漁、徐伯昕等的努力下，柳亞子和女兒柳無垢也被找到，后又在羅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和廖承志的夫人經普椿。隨著聯系線索的逐步擴大，鄒韜奮、廖沫沙、夏衍、薩空了、丁聰等著名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相繼被找到。

時任粵南省委書記的梁廣回憶說，靠黨內熟悉港情的香港本地人的努力，再以這些骨干發動各自的社會關系，才將藏身各地的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全部找到。

找到這些人后，他們被臨時集中到事先物色好的安全地點，隨后轉移到銅鑼灣海上秘密交通轉運站。為確保安全，潘靜安還親自潛渡到九龍，與抗日游擊隊的接應人員取得聯系，選定登陸點，並檢查九龍幾處秘密接待點的准備情況。

營救的第二步，突破日軍的封鎖和檢查，把文化名人送出香港。

宋慶齡由廖承志直接安排，在日軍轟炸啟德機場前搶乘最后一個航班飛重慶。何香凝、柳亞子及其家屬，按計劃先被秘密送往長洲島，准備乘船到澳門，再轉大船赴海豐。但因長洲島至澳門的輪船已經停運，隻得臨時租用一艘機帆船直接前往海豐。由於此時日軍禁駛機帆船，隻得將機帆船的輪機拆毀拋入大海，加上日軍海上嚴密封鎖，船隻行駛速度很慢。幸好遇到游擊隊的巡邏艇，為其補充食物、淡水等物資，並提供保護。船在海上漂流了六七天，直至1942年1月下旬才抵達海豐。

隨著何香凝、柳亞子的離港，自1942年1月5日起，轉移工作迅速展開。盡管日軍為控制難民設立了數十道哨卡，但幾乎每天都有被營救人員通過不同路線離開香港。這些文化人士化裝成難民，借黃昏時分暮靄掩護，冒險繞過日軍崗哨，被帶到香港銅鑼灣避風塘碼頭，用小船接送至大船集中。第二天，趁海面有霧分批乘小艇偷偷駛進大海，送到九龍上岸，由交通員帶到指定秘密集中點。從九龍撤往惠州又分為兩條線：一是從西貢乘船渡過大鵬灣，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魚涌登陸，然后步行到惠州﹔二是從九龍經青山道、荃灣、大帽山、元朗，渡過深圳河進入寶安，到白石龍根據地，然后轉往惠州，大部分人都是從這條路線脫險的。

游擊隊先后開辟了3條水路交通線，分別從西貢半島通往沙魚涌、汕尾或海豐、澳門。由於日軍巡邏艇經常在海上巡邏，盤查過往船隻，加上海盜猖獗，走水路並不安全，因此游擊隊又打通了從九龍經大帽山到白石龍這條更便捷安全的陸路交通線。港九淪陷后，大帽山成了土匪窩，短槍隊隊長曾鴻文憑借自己在東江綠林中的威望收服當地土匪，打通了西部陸路交通線。

被營救人員的行李要求盡量精簡，原則上以自己能負荷為度，比如幾件換洗衣服、一床毛毯、洗漱用具和零星的日用品等。眼鏡、鋼筆等容易暴露身份的物品，要小心藏妥。有人只能忍痛把好不容易置備的衣物、書籍等丟棄。

為確保轉移安全，游擊隊派出最精干的交通員作向導，分批接送文化人士。路線多選擇山區和農田小路，盡量避免遇到日軍和熟人，同時派出便衣武裝人員和警戒哨分段護送。再請平常與綠林道上有交往的人員出面，對沿線的維持會、土匪等做好統戰工作。從九龍到寶安游擊區一般需兩日行程，並且要翻越大霧山，由於許多被營救者不習慣長途跋涉，黨組織還動員了許多回內地參加抗日的青年同行照顧。在白石龍村休整之后，再經過秘密路線轉送東江抗日根據地。由這條路線進入東江抗日根據地的有茅盾、鄒韜奮、梁漱溟、楊東莼、劉清揚、胡繩、張鐵生、宋之的、戈寶權、周鋼鳴、黎澍、張友漁、薩空了、沈志遠、端木蕻良、於伶、丁聰、葉淺予、章泯、廖沫沙、高士其等。

有些著名文化人士在香港活動時間長，或在電影、戲劇界工作，公眾辨識度高，廖承志就安排他們改走經澳門到桂林的西線。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華、廖夢醒、郁風、孫曉恩、孫明心、范長江、夏衍、千家駒、金山、王瑩等數十人，由游擊隊護送至長洲島、過伶仃洋抵澳門，后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再經廣州灣或江門、台山前往桂林。據夏衍回憶，他與司徒慧敏等演藝界人士轉移時突遇日軍巡邏艇，幸虧自己會講日語，才使日軍士兵放鬆警惕，放他們北去。

1942年2月16日，南方工委書記方方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周恩來報告：“南路特委書記已由東江到韶，小廖、文彬、茅盾、夏衍、鄒韜奮等150多名大小文化人，已安全脫險，抵達東江曾、王部，現正准備分途趕往各地中”，“梁廣、吳華，仍留組織上工作”。同月，劉少文向中共中央報告：“全體同志及朋友，在戰爭中均已離戰區，安全撤退。現韜奮、茅盾、喬木等百余人已安全到東江曾、王部﹔長、夏等一部分人去澳門，再分別前往蘇北及內地﹔何香凝、柳亞子等各乘民船去汕尾寄居村間，現在疏散工作已經大體結束。”

營救的第三步，將脫離日軍虎口的文化名人轉送至不同的目的地。

文化人士在白石龍村的停留時間短則不到一周，長則4個月，隨后便朝惠州方向前行。由於日軍此前已撤出惠州，地方黨組織在惠州設立了交通站和接待站，打通了到韶關、桂林的交通線。

1942年2月14日是農歷除夕，黨組織決定先將茅盾、張友漁等護送轉移至惠州，鄒韜奮等其他文化人士暫留游擊區共度新春。當天，茅盾等一行20多人在地方黨組織的接應下冒雨前往惠州，直到凌晨方才抵達，被護送至東湖旅店落腳。次日，眾人又被轉移到更加隱蔽的“東和行”。胡繩曾有感而發，以《東江》為題作詩一首：“又是倉皇萬裡行，嶺南春半半陰晴。東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

國民黨政府得知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已從香港脫險並到達東江游擊區后，派特務在東江一帶偵察，借口防止日本特務，令凡從香港去內地者都要親自到指定地點領取“良民証”。為使脫險者順利通過國民黨所設關卡，黨組織通過商行關系買到幾百張“良民証”發給被營救人士，還設法建立了接待站。

在惠州停留兩天后，他們再度啟程，乘船沿東江北上前往龍川縣老隆鎮。老隆交通方便，水路可達河源、惠州、東莞、廣州等地，陸路有汽車能抵廣州、韶關、梅州等地，是廣東東北部的交通樞紐。這裡有廣泛的革命基礎，抗日組織十分活躍，中共東江后方特別委員會機關就設在老隆。從老隆沿江北上，可以前往粵北、廣西、重慶、蘇北各處。

1942年1月初，連貫抵達老隆后，立即與后東特委書記梁威林、龍川等地方黨組織負責人一起研究部署營救事宜，並將自己所住福建會館作為聯絡工作、安排和指揮營救行動的大本營。從1942年年初至9月底，經老隆安全轉移的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達300多人。茅盾后來回憶：“我們在惠陽休息三天，舊歷正月初三，在東江游擊隊的安排下，擠上一條大木船，沿東江逆流而上，元宵節到達老隆。第二天，我們以‘義僑’身份搭上一輛去曲江的軍用卡車。”至1942年5月，被營救人員大多已離開廣東，前往大后方或抗日根據地。鄒韜奮因遭國民黨通緝被護送到梅縣江頭村隱蔽，半年多后才被護送到上海，轉赴蘇北。

廖沫沙回憶，當時從香港偷渡到九龍，越過新界進入寶安境內的東江游擊區域，再經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到達惠陽，乘船到老隆陸行至韶關、衡陽，最終乘火車到桂林，歷時兩個多月，全程都是在南方局領導的地方黨組織和東江游擊隊的籌劃、組織、幫助、護送之下，才安全脫險到達桂林的。

營救的第四步，妥善安置被營救文化名人，確保安全。

撤離香港返回內地，並不意味著絕對安全。如何安置、轉送並繼續保証被營救者的安全，仍是極其重要的工作。周恩來和南方局對此高度關注，持續作出十分具體的調度和指示。參與營救的各級黨組織、游擊隊和秘密機構在被營救人員離港后繼續做好安置工作，保障他們的安全，並轉往各自最合適的目的地。

在九龍，一批批文化人士雖然停留時間短暫，但每天上百人的食宿是一個大問題。負責在九龍接應的人員，需要每天一大早就去日軍指定的購糧點排隊買糧。在白石龍村，被營救回來的文化名人在教堂地板上鋪些干草，和衣而臥，最多的時候擠了30多人。第二天天還未亮，又要啟程趕往十幾公裡外的陽台山。為躲避日軍的飛機轟炸和追捕，負責接待的曾生組織在白石龍村后的陽台山山麓搭建了多處草寮“招待所”，安排文化人士分散居住。這些草寮由游擊隊和村民用山上的茅草、竹片、木材搭建而成。為防止暴露，草寮裡既不能生火燒飯，也沒有熱水洗澡，條件十分艱苦。村裡的許多婦女每天都要到幾公裡外採買食材，在家裡做好飯菜，再送往山間的草寮。

在白石龍村隱蔽期間，鄒韜奮、茅盾等文化名人欣然應邀為村民授課，參觀游擊隊設在陽台山上草寮裡的油印設備。在鄒韜奮的提議下，游擊隊創辦的《新百姓報》和《團結報》合並為《東江民報》，鄒韜奮題寫報頭，臨行前還為曾生題寫“保衛祖國，為民先鋒”8個大字，茅盾為副刊題寫“民聲”二字。

來到白石龍村的文化人士分批由游擊隊員和地下交通員武裝護送，接力轉移至桂林、昆明和重慶等地。桂林是文化人士北上后的重要一站，南方局指示以李亞群為書記的桂林統戰工作委員會建立秘密接待站，負責接待由香港脫險來到桂林的文化人士。接到南方局的指示后，委員會立即開展工作。夏衍到達桂林后，南方局指示他留在當地，以文化人身份協助李亞群做好接待工作，后由張友漁接替夏衍的工作。李亞群、邵荃麟、張友漁、徐鳴等多方籌集經費，通過統戰工作爭取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的資助，解決文化人士的生活困難﹔經廣西國民黨上層默許，陸續將一些文化人士安排到廣西建設研究會、桂林文化供應站和大中學校工作，解決了生活問題。

周恩來極為關心從香港脫險歸來的文化人士的生活和安全，直接作出了許多指示。1942年3月12日，他致函郭沫若，請郭沫若約老舍一起，共同商討對到達廣西的文化界朋友的救濟辦法﹔同時致電方方和張文彬，要求他們對到達桂林的文化人士的生活給予支持，並對重點人員的去向作出具體指示。他特別關注可能遭到國民黨迫害的柳亞子、鄒韜奮、茅盾、范長江等的安全，對他們的安置多次作出指示。

五、成功營救的重大意義

文化名人大營救的圓滿成功，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這場大營救，在日軍佔領香港的危急時刻，使一大批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脫離虎口，免受日軍的迫害和摧殘。

被營救脫險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共300多人，連同其他方面人士共計800多人，其中主要有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胡繩、夏衍、戈寶權、張友漁、黎澍、金仲華、喬冠華、沈志遠、劉清揚、胡風、千家駒、范長江、胡仲持、薩空了、廖沫沙、蔡楚生、司徒慧敏、丁聰、葉淺予、章泯、金山、宋之的、葉以群、高汾、於伶、梁漱溟、高士其、胡蝶等著名文化人士。同時被營救出的還有一批國民黨駐港人員及其家屬，如國民政府駐港代表、少將陳策，國民黨元老鄒魯，國民黨第7戰區司令官余漢謀的夫人上官德賢，國民黨南京市市長馬超俊的夫人沈慧蓮等，以及近百名被驅入日軍集中營的英軍官兵和英、印、比、荷等國僑民。此外，此次營救還接應了2000多名返回內地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全面侵略，其中對中國文化名人的覬覦，是圖謀毀滅中國文化和文明的具體表現。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這場大營救，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對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產生了深遠影響，使黨在社會各界以及國際輿論中樹立了良好形象，是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歷史奇跡。正如夏衍所說：“大營救表明了黨中央、南方局對知識分子的關懷。大營救以生動的事實，說明了共產黨人和游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舍生忘死地執行統戰政策的史實。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第二，這場大營救，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文化人士和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視。

抗日戰爭爆發后，大批城市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加入抗戰隊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武裝的文化水平都比較高，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中還有很多來自港澳和南洋的人員。他們對文化和文化人士的價值有著比較清楚的認識。

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講演中，系統論述了文化問題，明確提出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1942年5月，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針，黨根據不同地區的特點，切實加強抗日戰爭中的文化工作，團結大批文化人士，逐步建立起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南方局在重慶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開展大量文化工作。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推薦郭沫若擔任政治部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第三廳廳長，借其聲望吸引文化人士。分布各地、以各種名義出現的文化團體和機構有力推動了抗戰進步文化的蓬勃發展。周恩來對文化人士極為關心，非常尊重，以高度的親和力在思想上引導他們、生活上關心他們，並在危難之際幫助他們。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后，大批文化人士撤到廣州，使廣州的抗日文化運動蓬勃發展。隨著內地一系列大城市相繼陷落，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來到香港。皖南事變后，南方局又向香港、南洋等地轉移了大批進步文化人士，保護了文化統一戰線的主要骨干。

1941年5月7日，周恩來致電廖承志表示，三個月來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議你學習列寧、斯大林對待高爾基的態度，幫助文化人前進。電文就如何對待文化人士問題指出：第一，不能仍拿抗戰前的眼光看他們，因他們已進步了，已經過一次考驗了﹔第二，不能仍拿抗戰前的態度對待他們，因他們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在上海時代的生活了﹔第三，也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要求他們。

由於香港的陷落，及時營救在港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成為中國共產黨義不容辭的責任。營救工作的迅速展開與組織工作的周密嚴謹，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文化人士的高度重視和關切，是黨的文化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集中體現。

第三，這場大營救，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應急能力、組織能力和行動能力，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長期斗爭所積累的深厚基礎和豐富經驗。

文化名人大營救是一次突發事件，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已有所預見，提前向有關方面作了必要的提醒。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在全國重建並完善了黨的組織系統。南方局領導南方十多個省黨的工作，在香港也建立和保存了黨組織。因此，面對突發事件，中共中央、香港八辦、南方工委、粵北省委、粵南省委、香港市委以及基層黨組織都能立即採取行動，發揮整個組織體系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武裝斗爭和武裝力量的建設。華南淪陷后，黨採取靈活措施，既發展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又逐步開展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斗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游擊隊。因此，在中共中央布置大營救任務時，黨迅速將多支游擊隊擴大為抗日游擊總隊，並及時組建港九獨立大隊和護航隊，使大營救得到了武裝力量的保証。此后，在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員會領導下，東江縱隊正式成立並公開宣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進一步推動了華南抗日武裝斗爭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黨的地下工作和隱蔽戰線的斗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建立了廣布各地的秘密交通網，有的交通線就在廣東和香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繼續加強秘密交通線的建設。正是通過這些秘密交通線，大批愛國人士和抗日青年才得以順利進入延安，很多黨的領導干部才得以在各地區之間安全轉移。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能迅速展開，與這種地下工作和交通網絡的基礎密切相關。

大營救的決策、部署和組織，還反映了各級黨組織及其領導人的出色能力。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決策果斷，部署快捷，方向正確。各級黨組織堅決執行黨中央指示，根據香港、廣東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營救和轉移方案，及時配置適當人員和武裝力量，並嚴格掌握和運用了地下工作的規律和規則。

參與大營救的領導干部，如廖承志、張文彬、潘漢年、劉少文、尹林平、曾生、梁廣、連貫和喬冠華等，忠於黨的事業，具有豐富的領導經驗，既發揮了各自特長，又合理分工，緊密配合，形成了從部署到執行、從香港到內地、從海上到陸地、從淪陷區到國統區和抗日根據地的營救路徑和統一整體。

第四，這場大營救，在一定程度上維系和保護了中國的文脈，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保存了一大批重要人才。

這場大營救使一大批文化名人免遭日軍傷害和摧殘，對此后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果沒有這場大營救，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很可能就要改寫，很多內容就會是另外一種狀態了。

脫離虎口的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如同經歷了一次特殊的淬煉或洗禮，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僅繼續推動抗戰文化活動的發展，更在日后為中國共產黨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許多人參與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沈雁冰(茅盾)擔任新政協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和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第6小組副組長，宋慶齡、何香凝、沈雁冰、柳亞子、廖承志、連貫、夏衍、徐伯昕等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宋慶齡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何香凝、柳亞子、沈雁冰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何香凝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沈雁冰擔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和文化部部長，范長江擔任新聞總署副署長。

獲救的文化人士在各自領域造詣深厚，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何香凝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同時是著名的書畫家、詩人，還曾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沈雁冰除擔任文化部部長外，還長期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並主編《人民文學》雜志。夏衍曾任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范長江曾任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還擔任過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這些文化人士對中國文化事業的影響，除他們個人所取得的突出成就，還長期影響后世。1981年，中國作家協會根據茅盾遺願設立“茅盾文學獎”。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文學獎，也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獎項之一。1991年，中國記協與范長江新聞獎基金會聯合設立“范長江新聞獎”﹔2005年，該獎項與“韜奮新聞獎”合並為“長江韜奮獎”，這是中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的最高獎項。1987年，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與中國韜奮基金會聯合設立“韜奮出版獎”，這是中國出版界的最高獎項。

第五，這場大營救，得到人民群眾不同方式的支持，展現了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關系。

為了將被營救人士安全轉移到大后方，地下工作者和游擊隊員憑借過人的膽識、才干和智慧，跋山涉水，歷盡艱辛，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多位交通員和普通村民為掩護文化人士脫險，嚴守秘密，最終慘遭日軍殺害。

營救行動不僅面臨日軍的搜捕和國民黨的阻撓，還要解決物資匱乏的問題。據原東江縱隊《前進報》社長楊奇回憶，戰士們每天伙食供應標准僅為生油5錢、菜金1角，但給予文化人士的待遇翻了一番，達到每天生油1兩、菜金2角。

第六，這場大營救，留下了一批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發揮著歷史記憶和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

深圳毗鄰香港，不論水路還是陸路，都是營救過程中的關鍵環節。具體實施營救的抗日游擊隊的指揮部，以及后來成立的廣東省臨委、東江軍政委員會和東江縱隊司令部都在深圳。深圳市龍華區民治街道白石龍社區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曾是一座天主教堂，當年作為白石龍村唯一保存完好的建筑，成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部所在地。白石龍村是轉移路線的關鍵一站和轉運中心，是營救人數最多、停留時間最長的核心樞紐。數百名滯港進步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先后到達白石龍村，再輾轉返回內地。

惠州市惠城區上塘街70號，一座三層青磚樓房默默矗立，這是始建於1935年的東湖旅店。當年惠陽縣黨組織以商人名義包下東湖旅店的一層、二層，將其作為秘密交通站。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離開白石龍后，便在游擊隊的武裝保護下陸續抵達此處。龍川縣老隆鎮是大營救的轉運站，連貫在老隆鎮的福建會館指揮轉運工作，附近的“義孚行”和“僑興行”也是當時老隆文化名人轉移的聯絡點。台山都斛東滘口是大營救西線的重要登陸點，經此回到內地的文化名人共有兩批：第一批有梁漱溟、陸浮、陳此生、范長江、沈譜，第二批有蔡楚生、郁風、金仲華、夏衍、張雲喬、司徒慧敏、鄭安娜、金山、王瑩、謝和賡等十余人。其他一些地方也留下了很多遺址遺跡，成為很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

獲救之后許多文化名人以詩文等形式記錄下這段難忘的旅程，感謝地下黨員、游擊隊和當地百姓的無私幫助。茅盾的《脫險雜記》、戈寶權的《憶從香港脫險到東江的日子》、廖沫沙的《東江歷險長留念》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漫畫家丁聰用畫筆再現了撤離的場景，風趣地表現了這些文化名人的精神風貌。

茅盾的《脫險雜記》匯編了當年他所記錄的香港生活，主要敘述了從香港脫險的過程。書中寫道：“到了正月九日，離開香港的機會已經成熟雲雲，就是說，種種布置已經妥貼了。從這一天起，就開始了抗戰以來(簡直可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在東江游擊隊的保護與招待之下，幾千文化人安然脫離虎口，回到內地。”

這些關於文化名人大營救的歷史遺產，無論物質的還是精神的，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價值，得到了初步保護。新形勢下，還需要繼續努力，把它們保護和利用得更好。

（作者：李忠杰，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