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學會做共產黨的商人”

陳雲抗戰時期主持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時，就面臨著如何處理中國共產黨與私人工商業者關系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處理黨和人民政府與私人工商業者關系更是他工作日程上的突出內容。這方面突出地體現在對主義與方法、計劃與市場、公方與私方關系的認識與實踐上。

主義與方法

1944年3月，陳雲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他挑起這副擔子后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怎樣做好財經工作。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一個觀點給了他深刻的啟發和重大影響，這就是陳雲作《關於財經問題的報告》時所引用的觀點：“李副主席講：‘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方法可以採用資產階級的’。”當時，陳雲要求財經工作干部：“我們要學會做共產黨的商人。我們是共產黨員，同時也會做生意。”這裡共產黨與商人的關系是主義與方法關系的另一種表達，都體現了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聯結。主義、共產黨有其特殊性，但方法、商人從做經濟工作的角度看有其普遍性。

陳雲指出：“在共產黨這一點上，我們要有黨的立場、革命的立場、階級斗爭的立場。在商人這一點上，我們要弄通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要弄通做生意的過程，“怎樣買進賣出這就是市場的規律，我們要了解這個規律”。其二，“我們要認識商品，懂得行情”。認識商品就是在使用價值上要識貨，能識別商品的真假和質量的好壞。懂得行情，就是在價值和價格的關系上懂得商品的銷路和價格漲跌的情況。其三，“我們要認識商人，要能夠把這些人拉著”，以便擴大商業渠道。“做生意愈看得遠愈好，貨物周轉得愈快愈好”。其四，“要會打算盤”，“要能寫能算”。“在共產黨這一點上”，陳雲強調的是主義、立場的特殊性。“在商人這一點上”，陳雲闡明的是共產黨商人和資本家商人在市場經濟方法上有普遍性的一面。

陳雲所講的主義與方法的關系，是從經濟工作上講的。按經濟原則辦經濟的方法，共產黨人可以也需要向私人資本家學習，但共產黨人的主義和這種學習的出發點與私人資本家是不同的，陳雲強調“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可以與主義分開呢？陳雲認為，實事求是的方法與馬列主義的立場是不能分的，他指出：“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如果盡是為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個人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就在這裡。真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大家如果都能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對問題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辦了。”正因為如此，陳雲主持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重視“實際第一，書本第二”，不從《資本論》出發，不從外國出發，“我們要從土的出發，從延安出發”。

計劃與市場

向私人資本家學習按經濟原則辦經濟的方法，就是按價值規律辦事的市場經濟的方法。陳雲主持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要求財經干部認識“市場的規律，我們要了解這個規律。假使不了解這個規律，做生意一輩子也做不好。一個商人精明不精明就看懂不懂得這個市場規律”。可以說陳雲從做財經工作第一天起就重視市場規律。20世紀30年代初，陳雲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主持中央特科工作，“開鋪子做買賣”，既發揮了隱蔽作用，又取得了經濟來源，被共產國際代表稱贊“這個人不簡單”。那時陳雲已懂得了市場規律。

新中國成立后，陳雲在領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過程中，既體驗到計劃經濟有克服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長處，也看到了不關心產品質量、貨不對路、缺少靈活性和利潤觀念、忽視價值規律的弊端。陳雲及時提出：“現在應該來一個社會主義基礎上的計劃經濟范圍內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是無政府狀態，在大范圍內不合理，在小范圍內還是合理的。社會主義生產，在大范圍內合理，在小范圍內還有不合理之處。我們要做到既在大范圍內合理，又在小范圍內合理。”后來，他又解釋資本主義在小范圍內合理，指“每個資本家管理生產卻有它合理的地方”，“我們社會主義是大合理，小不合理。現在有這樣的情況：‘社會主義就是大路貨’，‘社會主義就是質量下降’，‘社會主義就是往下派貨’”。陳雲認為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大小生產一律納入計劃”。“蘇聯十月革命后，市場完全死了。我們今天也把市場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決這一問題，天下就會大亂。”陳雲主張“我們要大計劃、小自由”。陳雲的主張在中國共產黨內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促進著中國共產黨一直尋找著走與蘇聯不同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1979年3月，陳雲撰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研究提綱，闡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設想社會主義經濟如何發展提出來的，“一九一七年后蘇聯的經濟計劃和一九四九年后中國的經濟計劃，都是按照馬克思所說的有計劃按比例辦事的”。“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陳雲認為忽視市場調節，使宏觀管理該嚴的不嚴，該寬的不寬﹔“另一后果是，同志們對價值規律的忽視”。陳雲運用“市場經濟”概念，提出“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比例的調整將佔很大的比重”。這些意見和觀點，在中央決策層對經濟工作的認識過程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經濟體制改革循著怎樣的原則和方向來進行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后來，陳雲批評了隻講市場不講計劃、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贊成黃克誠提出的鳥籠關系的比喻，指出：“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1988年10月，陳雲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這對推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起來，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公方與私方

主義與方法的關系和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同公方與私方的關系聯系在一起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在公私關系上，就是‘公私兼顧’”。毛澤東指出：“隻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解放戰爭時期，保護私人工商業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經濟政策之一。新中國成立時確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陳雲提出要使用資方人員參加管理，發揮私人資本家經營管理的長處。在整個社會主義經濟活動中，陳雲提出在公方為主的條件下，要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一定范圍內的自由生產和一定范圍內的自由市場。這就是要發揮公方和私方兩個方面的長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

陳雲深刻闡述了為什麼要正確對待私人工商業者：第一，在改變中國經濟技術落后的過程中，私人工商業者有其歷史進步性和對人民有利的作用。陳雲指出：“工商業者的絕大部分是懂技術的，有業務經驗的”。資本家懂得技術，能管理工廠，組織生產。政府安排資本家並不是對資本家特別好，而是因為這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好處”。第二，工業資本家對促進技術進步、發展社會生產力具有進步的積極作用。陳雲指出：“在工業落后的中國，在一個時期內，民族資本家發展工業，向工業投資，是帶進步性的，是對國家和人民都有利的。”新中國成立后在“公私兼顧”政策的引領下，“我國大部分日用消費品是私營工廠生產的，解放以來，就許多方面說，它們是處在極為有利的條件之下”。第三，商業資本家有商業經營管理的長處和經驗，這些長處和經驗，對國家是有用的。第四，在改變中國文化落后的過程中，私人工商業者是值得珍視的重要力量。陳雲提出要把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知識看成是民族遺產，“吸收這些有用的民族遺產是我們的責任”。

黨的二十大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其深厚的歷史基礎。學習和研究陳雲關於主義與方法、計劃與市場、公方與私方關系的觀點，對加深認識這一思想，無疑有重要意義。

（作者為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五編研部巡視員、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