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歷史文化意涵

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中居於首要和統領地位的問題。在2023年6月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談到文化建設守正創新時指出：“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清晰指明了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意涵所在和目標指向。本文嘗試從理論邏輯和溯源、歷史傳承和經驗，以及新時代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時代背景、深刻意涵等方面，對此命題進行分析解讀，以期對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學理化研究有所促進。

一、“文化領導權”問題的理論淵源

“文化領導權”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我國學術界早有不少研究。這個概念最初是從20 世紀30 年代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葛蘭西著作中翻譯而來。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明確使用過這個概念，但他們關於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關系的原理性闡述，是后世相關闡述的理論淵源和基礎。列寧基於俄國革命與政權建設的具體國情，進行了關於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權問題的思考與實踐。葛蘭西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原理基礎上，參鑒列寧主義理論與實踐經驗，結合本國國情，建構起西方政治社會生態場域下的“文化領導權”理論。

（一）馬克思恩格斯論意識形態問題的實質和作用

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即社會意識形態。而在階級社會裡，“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也就是說，統治階級不僅統治著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也控制著社會成員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那麼，統治階級是通過什麼途徑控制社會意識的呢？馬克思指出：“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掌控著上層建筑或者社會意識形態的統治階級，以其主導的歷史傳承和文化教育作為途徑和媒介，使得社會個體接受了這些觀念意識形態的東西，並以為這是自身自發產生的固有情感和觀念。基於對這條社會意識發展規律的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從哲學層面和觀念意義上，揭示出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辯証關系，以及二者存在矛盾與斗爭的理論根源。

作為19世紀中后期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對於如何運用好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思想武器推動革命，進行過許多思考。馬克思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這兩段人們熟知的話，揭示出了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掌握馬克思主義並作為革命的指導思想，同時必須向群眾廣泛宣傳，使馬克思主義被群眾所掌握，才能切實推動革命的道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還有不少時政評論文章，記述了當時掌握著歐洲多國經濟命脈的金融大資本家，通過收買或者出資創辦報刊、出版圖書等方式，控制和左右社會思想輿論，以利於自己或者金融集團勢力謀取巨大財富的諸多事例。例如著名的《經濟學人》雜志就是這樣創辦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以筆為刀，犀利而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的金融資產階級和貴族統治階級如何相互勾結，利用國家權力、神權力量和新興的報刊輿論工具，對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制度下日漸龐大的市民社會進行輿論控制和統治﹔記述了法德等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產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等力量聯合起來，與金融大資產階級和王權貴族統治集團之間開展的極為激烈的思想輿論斗爭境況。那個時代歐洲社會思想激蕩的情形，也揭示了復雜的社會意識形態對無產階級革命產生深刻影響的歷史事實。

（二）列寧關於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理論與實踐

俄國革命的成功翻開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也誕生了列寧主義這一指導無產階級革命的創新理論。列寧提出了在民主革命進程中的“工人階級領導權”問題，后來演變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思想。他還指出：為了充分發揮好這個“領導權”的作用，社會民主黨人作為工人階級代表，“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份，又以宣傳員的身份﹔既以鼓動員的身份，又以組織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要善於利用每一件小事來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世界歷史意義”。他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和知識分子要積極行動起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武裝群眾，凝聚起人民群眾的革命意識和意志。葛蘭西對“文化領導權”問題的思考也深受列寧主義影響，他認為，列寧重新估價了文化斗爭陣線的作用，以馬克思主義喚起了“人民的集體意志”，對於俄國革命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進一步深入思考無產階級政權鞏固和國家建設問題。面對國內反動勢力的瘋狂反扑和國外敵人的聯合圍攻，他指出：無產階級政黨能否成功執政以及社會主義事業能否最終取得完全的勝利，在一定意義上，“問題‘隻’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布爾什維克黨的任務，就是“要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他援引歷史上民族之間征服與被征服的例子，告誡全黨：布爾什維克黨雖然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成為執政黨，但如果不重視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不加強對廣大群眾的思想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成為舊文化的“被征服者”，從而導致執政失敗。因此，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要讓它更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踐參照

與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發動武裝革命取得執政地位不同，在資產階級統治力量強大的西方發達國家，共產黨通過暴力革命方式奪取政權是不現實的。葛蘭西認為，在意大利這樣的發達國家，資產階級政府不僅掌控著政治經濟權力，也掌控著“文化領導權”，即通過所控制的教育、宗教等機構，影響和塑造市民社會裡“原子化”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意識感情。因此，無產階級想要獲得執政權力，不可能像俄國那樣實行暴力革命，而應該“奪取文化領導權”，亦即對市民社會施加作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轉變他們的“集體意志”，獲得他們的思想認同和支持。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呢？就是要有一批“有機知識分子”，即有活力的、積極行動的、組織起來的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從事教育培訓、輿論宣傳工作。

關於“文化領導權”的思考，是葛蘭西政治理論的核心內容。葛蘭西對於“文化領導權”作用的強調，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界乃至整個西方思想界產生了深刻影響。從西方現當代的政治實踐看，葛蘭西和他的同志們依據其國內現實情形，已放棄對於“暴力”這一“武器的批判”工具的追求。在西方國家政治光譜中，獲得了合法地位的共產黨和許多其他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都放棄了“暴力革命”的宗旨，轉而尋求在選舉政治中贏得更多“中間力量”的思想認同和“同情”，從而角逐選票、參與執政。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雖然有人說其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基礎上”，甚至“有所創新”，即“超越”了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觀念感情意識首先是建立在物質經濟利益基礎上的闡述，但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是“退回”到了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西方史觀。如拿破侖曾說過，世上有兩種力量：利劍和思想﹔從長而論，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而當今西方政治學界主流思想更加偏於“現實主義”，在重視“思想”的作用的同時，對於“暴力”的作用也絲毫沒有輕視。亨廷頓就直言不諱：“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暴力方面的優勢。”所以，對於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影響，既要關注，也不必夸大。

二、中國共產黨堅持文化領導權的歷史傳承及經驗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建立起來的政黨。縱觀百余年黨史，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堅持文化領導權的思想與實踐卓有成效，同時也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其厚重的歷史傳承和豐碩的實踐經驗，為新時代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建黨前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建黨，爭取革命文化領導權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仁人志士艱苦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的過程中，文化選擇問題受到高度重視。隨著堅船利炮而來的西方思想文化對中國人的思想世界帶來猛烈沖擊，直至發生“古今中西”文化之爭，爆發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演變過程，同樣是中國民主革命中文化領導權轉移的過程。對此，毛澤東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后，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因此，領導者的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換句話說，無產階級要當仁不讓地把民主革命的文化領導權扛起來。

無產階級要擔當起革命的文化領導權，首先就需要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舉起合宜的“主義”作為指引方向的旗幟。因此，當一群先進知識分子在大量外來思想文化中，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主張后，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堅決維護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始終保証黨的無產階級政黨性質。因此，黨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就明確為發動工人運動和進行革命宣傳。1924年國共合作后，中國共產黨大力開展革命宣傳，廣泛爭取了包括中小資產階級群體在內的民眾“思想認同”，為推動北伐戰爭和形成大革命高潮發揮了巨大作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贏得了巨大威望。中國共產黨出色的宣傳工作，展現了對革命文化領導權的爭取和充分把握運用，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起就開始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文化自覺。

（二）抗戰時期：奪取中國抗戰話語權，闡明和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領導權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高舉反帝反封建文化旗幟，形成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和文化發展方針。毛澤東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一文化“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因而能“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特別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對於抗戰形勢和中國向何處去的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問題，進行了具有強烈說服力的闡述，發表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和政治“認同”。中國共產黨還推動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凝聚起最廣泛的愛國力量，同心同德，團結抗戰。

經過血與火的革命實踐的淬煉和不懈的理論探索，中國共產黨在黨的七大上明確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黨領導人民經過浴血奮戰迎來革命勝利。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形成群眾路線、武裝斗爭、統一戰線的三大法寶的歷程中，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功不可沒的。關涉思想文化的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可以理解為掌握和運用文化領導權，而武裝斗爭則是掌握和運用軍事領導權。我們黨對這兩大領導權的掌握和運用，保障了中國革命順利推進並最終取得勝利。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政黨革命實踐的突出差異，以及獨樹一幟的鮮明文化特征。與俄國共產黨的不同，在於“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即最廣泛地發動、爭取和依靠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和最廣泛地爭取擁有更多經濟實力和話語權的各階層愛國人士﹔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不同，在於堅持“武裝斗爭”，即在堅持文化領導權的同時，決不放棄“暴力”工具，始終堅持牢牢掌握黨絕對領導下的強大軍隊。

（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在執政條件下堅持和鞏固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主導權

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反復強調，“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鞏固政權是更加艱巨的任務。為此，他告誡全黨要牢記“兩個務必”，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首先，必須強化理論武裝。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和開展宣傳教育，統一黨內思想，廣泛凝聚共識，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把意識形態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他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克服和解決“本領恐慌”，增強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和能力，鞏固和擴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支持，維護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和形象。其次，重視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讓更多舊知識分子轉化成為新的、為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服務的無產階級“有機知識分子”。正如毛澤東提出的，“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的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

關於新中國文化建設路徑，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文化發展的創新、開放、包容的特征。毛澤東強調，應把“古今中外”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需要指出的是，“雙百”方針的提出有一個時代背景，即當時蘇共的思想文化政策傾向較為僵化機械，束縛人民思想，限制了創新，以及生動活潑的社會精神風貌的形成。蘇方對“雙百”方針並不理解和認同，國內也有人產生疑慮。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雙百”方針“並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這一時期，黨中央對包括文化建設在內的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長期艱辛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拓展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價值，為在執政條件下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抵御西方文化沖擊，牢牢堅持和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們黨實行撥亂反正，糾正極左錯誤，把黨的思想路線扭轉到正確方向上來，作出改革開放重大決策。改革開放不僅是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招”，也是當時安民心、穩社會的應然之舉。面對人民普遍貧窮的狀況，鄧小平曾表示，“老實說對不起人民”。因此，要“對得起”人民、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我們黨作出改革開放重大決策的強大動力。鄧小平多次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要求將“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工作考核標准。還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從守住文化領導權角度看，面對與西方發展差距巨大的現狀，隻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才有維護民心安定、社會穩定的牢固基礎，否則“守住人民的心”就有落空的危險。

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起步，我國社會受到西方文化巨大沖擊。學術界、知識界出現了“非毛化”思潮，與全盤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合流，造成惡劣影響。此時，鄧小平明確指出：不能否定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他親自主持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之時，國內也經受了一場嚴重政治風波的考驗。為頂住被西方“孤立”的壓力，堅定對社會主義前途的信心，鄧小平對抵御西方思想文化侵蝕、鞏固意識形態陣地作出深刻思考，指出要堅決清除精神污染，加強黨風建設和思想政治教育。鄧小平強調：“要搞好我們的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他還指出，在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學習一切先進的、有益的知識時，“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基於這些深刻思考，鄧小平鮮明提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要求，成為貫穿改革開放全過程的文化發展重要命題。

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強調必須在“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軟”。“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的重要一條，即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表現在能夠創造出高度的物質文明上，還表現在能夠創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江澤民指出，“堅持什麼樣的文化方向，推動建設什麼樣的文化，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思想文化陣地，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去佔領，各種非馬克思主義、非無產階級的思想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就會去佔領”。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胡錦濤指出：“當今時代，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西方敵對勢力的鼓噪，國內的各種噪音雜音，不僅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關鍵是我們自己要有主心骨，要鞏固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三、新時代重視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形勢背景與戰略考量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的關鍵節點

從歷史文化角度審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面的、全局性的復興，其中最底層、最深度的復興是文化的復興。由於文化發展相較於政治、經濟演變的特殊規律，文化層面的復興相對緩慢和滯后，同時更為持久和穩定。當今世界大變局最顯著之一“變”，就是“東升西降”，即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在總體崛起，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整體呈衰落趨勢。這主要是就特征較明顯的政治經濟形勢而言，而從文化相爭的趨勢上看，西方文化影響力雖然有所衰減但優勢仍較明顯。從歷史文化角度，應如何把握和統籌這“兩個大局”的歷史分野與現實交會呢？

從中國角度來看，東方這個“升”的起點，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起點，就是近代以來我國國力衰落的“谷底”時刻。往前追溯 5000多年文明史，則多數時候中華民族都以創造的燦爛文明領先於世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於世”。當時李鴻章就曾哀嘆，中國正遭遇的西方入侵乃“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西方當前的“降”，若向前追溯，它的起點也是其“高點”。目前的觀點普遍認為，西方崛起始於 500年前的“大航海時代”，爆發於歐洲工業革命成功。因此，對於西方來說，此可謂是“500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於中國來說，當下的民族復興進程，以百年視野來看是一個“大變局”，而從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史來看，僅是一個階段性的“小變局”，從宏觀長歷史時段來觀察是在逐漸“回歸常態”，因而必然呈現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所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果從更深層的文化邏輯和更宏闊的歷史視野來看，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文化回歸、文明重光。

站在這個西方世界的“五百年變局”與中國的“百年變局”和“千年常態復歸”的歷史交會點上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謹防“黑天鵝”“灰犀牛”，准備迎接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般的激烈斗爭。站在這樣的重大歷史節點上，思考和謀劃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問題，正當其時，也甚為迫切。

（二）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嚴峻風險挑戰

在當前“東升西降”趨勢日趨明顯，中國處於將強未強的歷史節點上，西方敵對勢力欲抓住阻止我國崛起的“最后機會”，向我國發動大規模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一時間，網絡新媒體上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思潮甚囂塵上。習近平引用過一句古語“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深刻闡明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嚴重危害。國內外敵對勢力在實施“和平演變”時也很講策略技巧。改革開放開始后一段時期到本世紀初，其攻擊目標主要集中於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領袖人物。從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發展成就引起全球矚目開始，這股陰邪思潮逐漸侵蝕和“下沉”到社會民間，網上出現一股詆毀、惡搞、丑化我黨、我軍和人民英雄的歪風，試圖在所謂“市民社會”層面，對更大數量的普通優秀黨員和人民群眾實施“污名化”，從萬千細節入手去損害黨和國家形象，企圖瓦解廣大黨員和群眾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思想、精神、情感認同。

習近平以高度的政治清醒與堅定、深遠的歷史眼光，對我國面臨的意識形態風險進行了敏銳研判。他指出，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復雜尖銳。“長期以來，各種敵對勢力從來沒有停止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顛覆破壞活動。”敵對勢力一直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威脅，一刻也沒有停止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他們“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他進一步強調，各種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在我國制造“顏色革命”，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其選中的一個突破口就是意識形態領域，企圖把人們思想搞亂，然后渾水摸魚、亂中取勝。“歷史和現實都警示我們，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他強調：“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因此，“我們一刻也不能放鬆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

（三）蘇共亡黨亡國教訓殷鑒不遠，教訓極為深刻

20世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紛紛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域領導權。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習近平多次進行分析闡述，並要求進行深入研究。他指出，蘇聯解體前，蘇共自身放棄了民主集中制原則，提出所謂“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一些蘇共黨員甚至領導層成員竟成了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的急先鋒，成了傳播西方意識形態的大喇叭，蘇共黨內從思想混亂演變到組織混亂。“最后，這樣一個有著九十多年歷史、連續執政七十多年的大黨老黨就嘩啦啦轟然倒塌了。”他總結說：“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當今，俄烏沖突持續升級，而當年蘇聯劇變之時，其擁有的強大軍事力量竟形同虛設，擁有龐大數量黨員的蘇共“更無一人是男兒”，最后消失在歷史塵煙中。這應驗了馬克思曾指出的：“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麼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

四、“魂脈”與“根脈”：新時代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深刻意涵

（一）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核心因素和首要要求，就是守住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守住“魂脈”

一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思想武裝，以樹旗幟、明正道。文化領導權，也可以說是“思想領導權”“頭腦領導權”，而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基礎。我們黨要掌握好、運用好手中人民賦予的執政權力，就必須首先掌握正確的理論指導作為強大思想武器。總結百余年黨史，我們黨的一個鮮明品格和獨特優勢，就是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正是由於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我們黨才從根本上掌握了思想文化領導權，掌握了創造歷史的主動權。”關於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習近平強調，首先要解決“真懂真信”的問題，“隻有真正弄懂了馬克思主義，才能更好識別各種唯心主義觀點、更好抵御各種歷史虛無主義謬論”。

在具體實際工作中做到真懂真信馬克思主義，就是要讓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實實在在發揮樹旗幟、明正道的指導作用。何以樹旗幟、明正道？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簡稱《黨章》）所指出的，全黨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黨章》還從方向指引上重點指出，必須“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為何《黨章》長期堅持強調這一條呢？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國際共運史上，主要從指導思想的傾向上來說，“左”的錯誤，體現為教條式、機械式對待馬克思主義條文詞句，當作“經書”來“念”，用“經書”指導實踐。回看歷史，我們也曾在某些階段犯了“左”的錯誤。右的錯誤，則是在思想和行動上脫離甚至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蘇共二十大之后的蘇聯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糾“左”過程中矯枉過正，掉頭往右的方向狂奔，最后脫缰失控。而我們黨則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通過自己的思想力組織力行動力，及時糾正“左”的錯誤，同時堅決抵御右的思想侵蝕和攻擊，最終做到了“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道，穩步邁向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光明坦途。

二是把意識形態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堅守陣地、敢於斗爭。經過深入研史鑒史，習近平總結指出：“輿論歷來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古今中外，任何政黨要奪取和掌握政權，任何政權要實現長治久安，都必須抓好輿論工作。馬克思主義政黨歷來把新聞輿論工作作為進行革命斗爭的有力武器”。他強調：“意識形態陣地必須掌握在忠於黨、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裡”，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要用黨的意識形態引導社會思潮，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針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具體工作，習近平多次作出重要論述，提出明確要求。他針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指出：“必須牢牢把握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共同思想基礎的根本任務”，為強國建設“提供思想保証、精神力量、道德滋養、文化條件”﹔“黨校、干部學院、社會科學院、高校、理論學習中心組都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必修課，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宣傳的重要陣地”。同時要敢於亮劍，旗幟鮮明支持正確思想言論、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堅決開展意識形態領域斗爭。針對新聞輿論工作，他指出，必須把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黨管互聯網原則落實到位，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他高度重視高校思政教育，指明思想政治工作是學校各項工作的生命線，要用馬克思主義佔領高校意識形態陣地，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他還強調了理想信念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共同理想，沒有共同目標，沒有共同價值觀，那就什麼事也辦不成。要在全體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加強理想信念教育，讓理想信念的明燈永遠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閃亮。”

（二）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文明本源和底層邏輯，就是要守住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守住“根脈”

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探索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性飛躍，既是馬克思主義真理屬性之功，也是中華文化根基優秀特性之勝。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的家鄉迄未成功，在俄羅斯及東歐各國等近鄰地區成而后敗，而傳播到遙遠的中國后卻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放異彩，究其原因，深層歷史文化因素的作用值得探究。

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誕生於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契合性，為中國共產黨通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凝聚起強大民族意志和文化認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是由於這種高度契合性，在“社會主義救中國”的同時，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從而挽救了在外敵入侵中陷入危機的中華文化。“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是經由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在文化層面獲得中國人最廣泛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與馬克思主義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科學理論相結合，二者實現相互融合、彼此成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成功的“法寶”，彰顯了文化因素的深層效用，也印証了中華文化所能達到的高度和優秀特性。觀之比中國更早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俄羅斯及東歐各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皆長期落后於西方，受其強力輻射，思想上文化上難以抵御西方的強勢滲透攻擊。其各國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指導思想和重大理論常常忽“左”忽右，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政策不穩定、隨意“翻燒餅”，反映出其國家民族文化積澱不夠深、文化底蘊不夠厚，導致政黨治國底盤根基失重不穩。我們黨內某些階段出現過“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究其來源也主要是隨著外部經驗一同進來的觀念和傾向影響所致。但中華文化豐富而深厚的數千年積澱，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在拓展理論和實踐新路的時候，對中華文化中思想精華、政治智慧、治國之道的學習吸收，極有利於從思想上和實踐上最終克服困難和錯誤，解決外來真經的“水土不服”問題，從而走出自己的路，且行穩致遠。因此，習近平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隻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

二是守住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形成文化自信的堅實基礎，賦予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深厚底蘊和基石。一個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意味著一種不依其他任何民族文化意志為轉移，而形成的“自在”“自為”“自主”“主動”的客觀權力。習近平將堅守黨的文化領導權與堅守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並提，彰顯了對此問題的高度重視。他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一個政治力量擁有的文化領導權有多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代表的民族、群體所擁有的文化主體性有多厚重決定的。中華民族創造了長期燦爛發達、輻射廣闊的中華文明，也形成了自身強大的文化主體性。這個文化主體性，由中華文化中浩瀚淵博的優秀成分和精神特質凝結而成，升華於獨特而優良的中華文化精神。在 100多年前的歷史大變局中，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遭到嚴重沖擊和損毀。中國共產黨擔當起民族復興大任的同時，也擔起了領導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大任，通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中華文化精神的傳承和弘揚，賦予其全新的時代內容，從而重塑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使得一個既歷史悠久又富於創造性的“全新”的中華文化生命體，屹立於世界文化大花園，並逐漸發揮強大文化引領力、影響力、輻射力。可以說，擁有鮮明而強大的文化主體性，就是我們秉持強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牢牢把握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深厚底氣之根源所在。習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因此，他強調：“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把歷經滄桑留下的中華文明瑰寶呵護好、弘揚好、發展好”，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和神聖使命。

三是“第二個結合”的成功，也意味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正在破解乃至“終結”中國思想界持續百余年的“古今中西”文化之爭，逐漸打通和融貫“古今中西”，努力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古今中西”文化之爭，主要聚焦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之間的選擇和競爭。從思想傳播史來看，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原本也是一種外來思想文化，是涌入中國的大量西方思想之“一派”。500年前西方資本主義萌芽而出的同時，也隨之產生了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誕生於歐洲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而又突破和超越了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可以說是對西方思想文化“古今”之爭的“終結者”。馬克思主義是與其他各種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想文化一起，作為“舶來者”之一派傳入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熔鑄和提煉、不斷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一切精華，將其“打通”和“融貫”，不斷推進創造新的文明成果。正如習近平指出：“無論是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還是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都離不開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富有鮮明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正在不斷推動中華文明現代轉型形成文明新成果，創造出前所未有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五、結語：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擔當新時代文化使命

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之時，正是中華文化陷入低谷的至暗時刻。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照亮了暗黑的舊中國天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不僅拯救了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也點亮了一盞燈，使中華文明重現輝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燈人”，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相聯接的關鍵。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在不斷進行“兩個結合”的探索中，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同時也不斷恢復和重塑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重建起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擁護。這就是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最深厚而堅實的根基所在。

新時代新征程，習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文化建設的新理念新思路。如，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明確了傳統文化與當代形態的關系問題﹔提出“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作為“第二個結合”，解決了馬克思主義“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的關系問題﹔提出堅守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讓古老文明在馬克思主義激發下重煥生機、重現榮光，重塑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從文化根基的底層邏輯上，為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為實現民族復興，提供了深厚而穩固的基石和保障。

當前，我們要擔當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就必須深入學習習近平文化思想，緊緊圍繞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個核心任務開展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正如習近平所說：“要錨定 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指導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不斷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不斷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証、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

作者：李琦，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