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好記住1931年9月18日這個日子”

約翰·本杰明·鮑威爾，美國著名記者、報人，被譽為“密蘇裡新聞幫”遠東採訪報道的先驅。他於1917年首次以記者身份來到中國。鮑威爾積極推動採訪在延安的毛澤東，首次在報紙上連載《毛澤東訪問記》，這是西方媒體首次系統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思想與經歷，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我在中國二十五年》是鮑威爾1917年至1942年間在華經歷的回憶錄。他最初到上海協助創辦《密勒氏評論報》，隨后親歷了孫中山護法、袁世凱稱帝、北伐戰爭、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南京陷落及太平洋戰爭爆發等重大歷史事件。書中記錄了他採訪孫中山、張作霖、蔣介石等人的細節，也寫了他被土匪綁架、目睹日軍佔領沈陽、被關進上海大橋監獄等親身經歷。鮑威爾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回憶，既記錄了中華民族危機的殘酷，也映照出中國摸索國家出路的頑強探索。因此，《我在中國二十五年》使我們得以在“他者”目光中回望自身，從而更好地理解今日中國的來路與未來發展的邏輯。

九一八事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爆發”。《我在中國二十五年》不僅是一部個人回憶錄，更是一部關於戰爭、和平與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歷史文獻。鮑威爾以記者的敏銳與歷史學家的深刻，記錄了中國從軍閥混戰到全面抗戰的艱難歷程，並對九一八事變的世界意義作出了前瞻性判斷。鮑威爾說：“我們最好記住1931年9月18日這個日子，因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真正開始。”這一結論不僅打破了以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為二戰起點的傳統史觀，更將中國抗日戰爭置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位置。

鮑威爾在書中詳細揭露了日本在東北的擴張野心及其對國際秩序的破壞，認為日本早在1915年便通過“二十一條”試圖控制中國，並在華盛頓會議后表面上接受《九國公約》的約束，實則從未放棄其大陸政策。他指出，“日本人在會議期間聘請……法律顧問是著名的卡德維拉特公司的威克沙姆和塔夫脫”，試圖在法律與外交層面為侵略行徑辯護。日本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悍然侵佔東北，不僅是對中國主權的踐踏，更是對一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日本的行為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其長期侵略擴張戰略的必然結果。鮑威爾引用了孫中山的警告：“美國應該把日本人從朝鮮趕出去……倘若美國果斷而勇敢地採取行動，日本就不能夠在大陸獲得最初的立足點。”然而當時國際社會的反應卻軟弱無力，這進一步助長了日本的擴張野心。

鮑威爾認為九一八事變不僅是中日戰爭的起點，更是法西斯國家對外擴張的第一個重大步驟。他寫道，日本人的這一舉動，破壞了美國1899年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表明日本的侵略不僅針對中國，更是對英美在亞太利益的直接挑戰。此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德國進軍萊茵蘭等一系列事件，均可視為九一八事變的延續與升級。

中國人民可瞬間“聚沙成塔”。在書中，鮑威爾多次贊揚中國人在民族危機中所展現出的頑強生命力與組織能力。他以“臨城劫車案”為例，描述了土匪與官兵對峙的復雜局面，也從中觀察到了中國社會底層民眾在極端環境下的生存智慧與團結精神。“中國人遇到這種危機時，總是應付裕如，而且實際可行。”鮑威爾強調這種“聚沙成塔”的能力，不僅體現在民間自救中，更在抗日戰爭中升華為全民族的抵抗意志。

鮑威爾還記錄了上海幫會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的表現。“杜月笙的小股武裝在日本人控制的上海虹口地區進行反擊”，盡管裝備簡陋，但並不怕死，“他們的目的就是保衛上海，並因而使日本人的侵略付出昂貴的代價”。中國人瞬間爆發出的抗戰意志，不僅普遍，而且堅決，這是中國能夠在極度劣勢的條件下堅持抗戰，並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証。

真正的勝利屬於正義與人民。鮑威爾始終認為，盡管當時日本在軍事上暫時佔據優勢，但其侵略行為注定失敗。他對日本的各種侵略行徑有著深刻的認識，“日本人輸入毒品，在天津日租界大量制造嗎啡和海洛英，用以毒害中國人”。這種非人道的行徑不僅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抵抗，也使其在國際社會中逐漸孤立。他進一步指出，日本的侵略行為不僅違背國際法准則，更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對中國社會蘊含的力量分析，鮑威爾超越了簡單的軍事對比，而是深入到社會動員機制的層面。他觀察到，中國的抵抗力量不僅來自正規軍，更源於普通民眾的自發組織。這種“人民戰爭”的雛形，展現了底層社會在民族危亡時刻爆發出的巨大能量。因此，盡管當時日本在軍事上力量強大，但無法征服中國人民的決心和意志。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僅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更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貢獻。在對侵略者進行強烈控訴的同時，鮑威爾指出，真正的勝利不屬於武器與暴力，而是屬於正義與人民。

鮑威爾的觀察提醒我們，歷史不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未來的鏡鑒。在今天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鮑威爾的回憶錄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提醒我們唯有堅持正義、依靠人民、珍視和平，人類才能避免重蹈戰爭的覆轍。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5年11月28日 第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