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共黨史資料的“特殊方法”

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歷史學固然要遵循認識論的一般原理，但也需有自己的“門規戒律”。否則在人類的知識譜系中，它便失去了單獨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說，歷史學家有權利並且有義務，以他自己的“固有的方法”，下決心去追求在這門科學的過程中向他呈現的各個問題的“正確答案”。而這種“固有的方法”，也體現在史家對歷史資料的解讀上，其目的就是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因此，就黨史研究而言，我們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除此之外，還應當重點把握以下三種方法。

第一，“歷史鉤沉法”，即重新尋出業已沉沒的史實。許多史實，我們若不盡早將它鉤起來，及時問個明白，便永遠石沉大海了。比如，在中共黨史上，蕭三曾留下許多珍貴史料。他寫了幾十本日記，從延安時期起就寫，日記裡有許多重要的事情，有些地方他用了一些符號，也有一些別人認不清的字。后來胡耀邦批示，成立了一個班子，先將符號和認不清的字搞清楚。可惜這個班子成立不久，蕭三就去世了，而這些符號和認不清的字，別人就很難搞清楚了。

但“歷史鉤沉法”也不同於一般的史實考証，它更類似於胡適所說的“實驗的方法”。其實質是依據新問題，查找新証據。對此，胡適也有一段精彩論述。他說：舊方法好比法官判案，坐在堂上靜聽雙方律師的証詞，然后提筆宣判：某方証據不充足，敗訴了﹔某方証據充足，勝訴了。其職責隻在評判現成的証據，但不能跳出現成的証據之外。而新方法則如同福爾摩斯訪案：他必須改裝微行，出外探險，造出種種機會來，使當事人不能不呈獻真憑實據。

第二，“剝繭抽絲法”，即通過一層層剝繭，一根根抽絲，以發掘史料的意義。首先是“剝繭”，在這個環節中，一定要摒棄已有的成見。倘若發現前人記載有誤，我們不但不可盲從，而且應當改正。其實，在黨史資料中，這種不實記載也在所難免。比如，講成功，好像就沒有失誤﹔講錯誤，好像就沒有成績﹔講英雄，好像就沒有缺點﹔講壞人，好像一直就壞，從未干過一件好事﹔或是根據“需要”，伴隨政治氣候的變化，對研究對象作拔高或貶低。先是“任性”地評判，然后又“任性”地翻案，這樣隻會使黨史學蒙上一層反復無常的外表。對此，我們是需要引以為戒的。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在精密的考証以外，我們還需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善於懷疑的精神。堅信所有人，都要接受歷史的裁判，所以他們的“証詞”也只是一種陳述，不能理所當然地成為“証據”。二是要有放下主觀的勇氣。

其次是“抽絲”，在這個環節中，一定要摒棄思維的定式。尤其對一些史家向來不大關注的材料，我們不但不可忽視，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它。因為一個時代也如同一個人，並不願把自己及祖先的隱私全部抖露出來。好在有他們無意中留下的遺跡，還可以填補歷史的一些空白。我們若無視這類“遺跡”，那麼當把目光轉向過去之時，就難免會成為當時的偏見、禁忌和短視的犧牲品。一般說來，在政治生活不正常情況下，往往隻有一種聲音的記錄，而另一種歷史的回聲卻被淹沒。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強勢話語下，張聞天卻寫出8萬多字的“肇慶文稿”，我們當然不能忽視那個時代的這種另類“記錄”。除此之外，還有一類“遺跡”也值得關注。比如，“大躍進”中關於“放衛星”以及“糧食畝產萬斤”的報道，它雖不能用來研究中國經濟史，但對於考察政治史和新聞史，卻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因此，只要懂得“剝繭抽絲”，我們就會發現對過去的了解，要比它本身願意告訴我們的更多。

第三，“通盤聯絡法”，即將同類分散的史料聯絡起來，以顯現其意義。因為有許多史實，在散落零亂時，看不出它們的價值，但一經聯絡，意義便極其重大。比如，在1928年1月到1930年8月間，上海郊區一共發生六次農民暴動。若分開來看似乎沒有意義，但聚在一起就會發現問題。因為有五次省委沒有批評，隻有第四次遭到省委批評了，而且還特別嚴厲。但是比較起來，這一次既不是“左”得最厲害的，也不是損失最慘重的，為什麼上級隻對它作嚴厲批評呢？於是再分析六次暴動的時間和背景。前三次發生在第一次“左”傾錯誤時，本是由省委部署的，所以不會批評﹔而后兩次是貫徹“立三路線”的，所以也沒批評。隻有第四次發生在第一次“左”傾錯誤糾正后，“立三路線”尚未形成時，因此才受到省委的嚴厲批評。這樣一類比分析，對於我們研究中共黨史意義就很大了。

不過運用這一方法，我們也要忠於史實，切不可如文學家那樣，作“草蛇灰線，伏脈千裡”的刻意安排。當然，也許史料在聯絡關系上，有時顯得並不十分緊密，但只要它們性質相同，這個方法也能成立。比如，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提及1918年5月的一次學生運動，說：“由四個代表捧著請願書，恭而且敬的求見總統。我們大隊學生則在新華門外肅靜等候﹔既沒有人演說，也沒有標語口號，市民也不知道學生們在做甚麼。”這則史料初一看似無意義，但若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聯絡起來，就有意義了。因為前者是傳統的，類似於康有為的“公車上書”，而后者是現代的，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意義。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