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的科學指導 

抗日戰爭爆發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既有實行抗戰的行動准備，也有指導抗戰的思想准備。全民族抗戰爆發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就以偉大戰略家的深邃眼光洞察了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並認為中國共產黨有責任引導其走向勝利。毛澤東指出：“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有國際的革命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著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盧溝橋事變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認識，中國歷史進入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時期。而在這個時期，國民黨在正面戰場屢潰屢敗，既沒有給中國人民一個贏得抗戰的希望，也沒有指明抗戰發展的方向，是毛澤東寫出“雷霆不朽文”——《論持久戰》，系統闡明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為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提供了科學指導。《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的指導作用，特別突出地體現在政治指導、軍事指導和思想方法指導等方面。

一、《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從政治角度對全民族抗戰的意義、態度、路線等根本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作出了明確回答，指明了抗戰的前途和方向。

第一，闡明抗日戰爭具有空前的偉大意義，妥協沒有出路，隻有堅持抗戰才有出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盧溝橋事變后，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中日民族矛盾愈發凸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變化，決定了抗日戰爭具有“空前”和“偉大”的意義。《論持久戰》開篇即明確指出：“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全世界人民都關心這個戰爭。”

首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是要變半殖民地的中國為它獨佔的殖民地，是要滅亡中國，隻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早在 1935年 12月華北事變之時，毛澤東就判斷出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他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佔領全中國。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而這種情形，已經“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也“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中華民族的生存根基，無論何黨何派何人，都面臨民族存亡的問題。民族存亡高於一切黨派利益，隻有堅持抗戰才有生存之地。正是立足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這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

其次，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採取的“普遍野蠻的政策”和實行的“公開的掠奪”也是空前的，隻有奮起抵抗、堅持抗戰才能贏得解放。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日本侵略者“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飢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於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而且，侵略者“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在這樣的情形下，如果“中國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國奴”。這種絕境，使一切階層的中國人與日本侵略者形成了絕對的敵對，隻有堅持抗戰的一條路可走。“中國不抵抗，日本就不費一彈安然佔領中國，東四省的喪失，就是前例。中國若抵抗，日本就向著這種抵抗力壓迫，直至它的壓力無法超過中國的抵抗力才停止，這是必然的規律。”抗戰之路是中國獲得新生之路，“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

第二，闡明堅持抗戰就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一盤散沙的狀態不可能有抗戰勝利。《論持久戰》高舉民族義旗，重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隻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鮮明地強調：“隻有堅持統一戰線，才能堅持戰爭﹔隻有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戰爭，才能有最后勝利。”“在一切工作中，應該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

20世紀 30年代，日本的國土面積隻有中國的 1/25，人口隻有中國的 1/6，它為什麼敢於侵略中國呢？《論持久戰》認為這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冒險性，除了中國工業化沒有搞起來，軍力和經濟力落后於日本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國政治腐敗，人民的力量不能動員起來、組織起來。《論持久戰》分析道：“敵人一向看不起我們，東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冀東、察北的佔領，這些都算作敵人的戰略偵察。他們得來的結論是：一盤散沙。據此以為中國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謂‘速決’的計劃，少少出點兵力，企圖嚇潰我們。”“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由此，《論持久戰》強調，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如此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 ”

《論持久戰》多次將民族戰爭與土地革命戰爭時的階級戰爭作比較，認為民族戰爭能夠團結更多的人，能夠凝聚更大的力量。《論持久戰》中引述了 1936年 7月 16日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的一句話：“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佔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過去土地革命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隻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內戰時的階級戰爭能夠團結被壓迫階級的力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戰爭則能夠團結全民族所有階級、階層的力量。內戰時的階級戰爭能夠贏得底層民眾以弱抗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戰爭則更能贏得全民族范圍的民眾以弱抗強。關鍵是要動員、組織全民族的力量。“要勝利，就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然而一切這些，離不開動員老百姓。”“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空間上是要全面的全民族的堅持，在時間上是要堅定不移、始終如一地堅持，直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北伐戰爭的推進得益於國共兩黨堅持反帝反軍閥的統一戰線，而這個統一戰線的破裂，招致了革命的失敗。基於前車之鑒，《論持久戰》批評了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合乎自己黨派需要則拿來，不合則放棄的政治上的“近視眼”，指出：“甚至某些人在戰爭形勢稍為好轉的時候，就准備在國共兩黨之間加緊磨擦一下，把對外的眼光轉到對內。這種情況，差不多每一個較大的勝仗之后，或敵人進攻暫時停止之時，都要發生。”正如《論持久戰》所預見，在隨后的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曾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到破裂的邊緣，而共產黨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努力以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與頑固派分裂行為作斗爭，極力維護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三，闡明隻有堅持進步才能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才能爭取抗戰勝利。《論持久戰》分析中日雙方相互對立的四大特點，即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國我大國、敵寡助我多助，其中中國“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的根據”。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團結和抵抗是它沒有料到的。《論持久戰》指出：“他們把中國已處於進步時代，中國已存在著先進的黨派、先進的軍隊和先進的人民這一點忘掉了。”在分析中國抗戰力量的向上變化時，《論持久戰》認為，“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勝利的根據”。

“進步時代”的“先進的黨派”，主要是指中國共產黨。《論持久戰》在分析中國堅持抗戰的國民黨、共產黨和別的黨派這三個因素時，認為共產黨有著抗戰的堅定性，“是領導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共產黨有建黨以來 17年以弱抗強經驗的積累，特別是游擊戰爭經驗的積累。“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反觀國民黨，“由於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

“進步時代”的“先進的軍隊”，主要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軍隊的進步表現在現代化的技術、靈活的戰略戰術、官兵一致的民主化等方面。《論持久戰》指出：“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然而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國民黨軍武器比八路軍、新四軍好，但用陣地戰對付日本軍隊，存在著“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對於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這就決定了國民黨軍難以順利實現國內戰爭的戰場向民族戰爭的戰場的轉變。共產黨軍隊的進步就在於尊重士兵、尊重人民，能做到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就在於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能在艱苦卓絕的敵后打游擊戰爭。《論持久戰》指出：“‘無后方的作戰’，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能夠順利實現由國內戰爭的戰場向民族戰爭的戰場轉變。

“進步時代”的“先進的人民”，是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的人民，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民主政治下的人民。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既相互區別，又相互統一、相互促進。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所以《論持久戰》指出：“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中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克服了民眾無組織狀態的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二、《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的軍事指導

贏得抗戰勝利，不僅需要正確的政治指導，而且需要正確的軍事指導。國民黨在西安事變前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方針，依仗全國性政權的執政資源、武器優良、軍隊數量多等優勢反復“圍剿”紅軍，沒有領導抗日戰爭所需要的以弱抗強的軍事斗爭准備。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就有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准備，並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自井岡山斗爭以來，積累了依靠農民建立根據地，運用游擊戰法和運動戰法與強敵周旋的經驗，有了抗日戰爭所需要的以弱抗強的軍事斗爭准備。《論持久戰》是在全面總結中外歷史上以弱抗強的戰爭經驗，系統總結十年內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以弱抗強的歷史經驗，深入總結全面抗戰十個月來以弱抗強的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來的，對如何進行抗日戰爭發揮了重要的軍事指導作用。

第一，科學回答了為什麼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個關鍵問題。在己弱敵強時，弱者不可能一下子打敗強者，不可能速戰速勝，只能拖住強者，一步一步地消耗強者，通過長期努力，爭取實現強弱形勢的轉變。所以以弱抗強時需要持久戰。然而，有沒有以弱抗強的經歷、經驗，對持久戰的認知是不一樣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其領袖毛澤東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以弱抗強經驗，因而能夠科學回答為什麼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個關鍵問題。

《論持久戰》是根據什麼來回答這個問題的呢？總的根據是：中日戰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這個總的根據，揭示了戰爭的性質、程度等根本屬性。隨后，《論持久戰》又指出，“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系產生的結論”，並具體分析了戰爭雙方在對比之下呈現出的四大特點：

一是敵強我弱。日本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其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等方面都不如日本。這是戰爭不可避免和中國不能速勝的基本原因。二是敵退步我進步。日本發動的是帝國主義性質的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從社會行程來說，日本已不是興旺的國家”，已經處於退步時代，發動侵略戰爭即是其國內矛盾激化、發展乏力的外在表現﹔日本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特點產生了其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在道義上是法西斯的和反人類的。“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中國是產生了新的政黨、新的軍隊、新的人民、新的經驗的國家，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更為進步，“是如日方升的國家”﹔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中國“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三是敵小國我大國。日本地小、物少、人少、兵少。“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四是敵寡助我多助。在國際形勢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國由於抗戰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以上四個方面合起來分析的結論便是：“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勝利。”

第二，科學分析了長期的抗日戰爭要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要實行不同的戰法。《論持久戰》除了重視從橫的方面對比中日進而分析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這個問題，還重視從縱的方面即抗戰的過程和階段來回答這個問題。《論持久戰》將抗戰清晰地分成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准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速勝論者是反對三個階段論的，認為中國能迅速反攻，無需經過三個階段。亡國論者也是反對三個階段論的，認為相持和反攻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認為，是否承認這三個階段，是判定是否真正持有正確持久戰觀點的關鍵標准。他指出：“所謂持久戰，所謂長期戰爭，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戰爭的三個階段之中。如果承認持久戰或長期戰爭，又不贊成三個階段，那末，所謂持久與長期就是完全抽象的東西，沒有任何的內容與現實，因而就不能實現任何實際的戰略指導與任何實際的抗戰政策了。”

《論持久戰》闡明戰略防御階段中國應採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戰略相持階段中國的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戰略反攻階段中國所採取的主要戰爭形式是運動戰，游擊戰仍將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而起戰略配合作用。《論持久戰》分析敵我力量的優勢劣勢是循著三個階段變化的：戰略防御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戰略相持階段敵我力量對比將發生巨大的相反的變化，中國將逐漸上升，日本則逐漸下降﹔戰略反攻階段我是優勢，敵是劣勢，國際形勢將變到大有利於中國，此時“中國內部團結的任務更加重要，務不令內部不調致戰略反攻半途而廢”。總之，“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

第三，深入研究了怎樣進行持久戰的各種戰法戰術。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這是一般的方針，還不是具體的方針。進行持久戰的具體戰法是什麼呢？

首先，《論持久戰》闡明了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的戰法 ,即：“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這種戰法在戰略上是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在戰役和戰斗上是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二者是相反相成的，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的戰略方針是通過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作戰方針去實現的。“集合了許多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勝利以后，就逐漸地增強了自己，削弱了敵人，於是總的強弱形勢，就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

其次，《論持久戰》闡明了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作戰方針“實行起來，離不了主動性、靈活性和計劃性”。主動性即行動自由權，是軍隊的命脈，既與戰爭力量的優勢分不開，也與主觀指導的正確分不開。“主動和勝利，是可以根據真實的情況，經過主觀能力的活躍，取得一定的條件，而由劣勢和被動者從優勢和主動者手裡奪取過來的。”靈活性是具體地實現主動性於作戰中的東西，就是靈活地使用兵力。“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於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採取及時的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計劃性就是事先的計劃與准備。“抗日戰爭應該是有計劃的。戰爭計劃即戰略戰術的具體運用，要帶靈活性，使之能適應戰爭的情況。”

再次，《論持久戰》闡明了抗日戰爭的具體形式主要表現為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運動戰，“就是正規兵團在長的戰線和大的戰區上面，從事於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的形式”，其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斗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而敵以少兵臨大國，只能佔領一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佔領區的廣大鄉村無法佔領，這就給了游擊戰以廣闊空間。“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由於中國技術條件差、武器落后，只能在少數特殊情況下才能打硬碰硬的陣地戰。在整個抗日戰爭的過程中，“中國將不會以陣地戰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運動戰和游擊戰”。

第四，從戰略和戰役上研究了抗日戰爭的決戰問題。進行持久戰，有一個如何對待決戰的問題。《論持久戰》認為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於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於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上的決戰﹔避免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拼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干”。“這樣就破壞了敵之‘速決’計劃，不得不跟了我們干持久戰。”避免不利條件下的決戰，有一個對待土地與軍力之間關系的問題。《論持久戰》指出：“放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是為了保存土地﹔因為如不在不利條件下放棄部分土地，盲目地舉行絕無把握的決戰，結果喪失軍力之后，必隨之以喪失全部的土地，更說不到什麼恢復失地了。”這一戰法就是后來毛澤東總結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即使在戰略反攻階段也要如此。《論持久戰》強調：“我們是持久論和最后勝利論者，不是賭漢們那樣的孤注一擲論者。”

《論持久戰》既從橫向上分析了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國我大國、敵寡助我多助的相互制約的整體關系，又從縱向上分析了從戰略防御到戰略相持再到戰略反攻的發展過程，引導國人看清亡國論是不對的，速勝論也是不對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論持久戰》研究了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的戰法 ,研究了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的戰法，研究了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的戰爭形式和從實現效果看的消耗戰和殲滅戰，研究了日軍的短處及長處和如何對待決戰問題，引導國人認清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后勝利。《論持久戰》是抗日戰爭最重要的軍事指導書。

三、《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的思想方法指導

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以正確的思想路線為基礎的。《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的指導，不僅是政治路線的指導和軍事路線的指導，還在根本上是思想方法的指導。

第一，反對主觀性和片面性，要求客觀地全面地研究問題、考察戰爭。《論持久戰》認為，亡國論者產生妥協傾向，速勝論者產生輕敵傾向，在認識上都是由錯誤的思想方法帶來的。《論持久戰》指出：“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隻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主觀地把它夸大起來，當作全體看。”隻有批判和糾正錯誤的思想方法，採用正確的思想方法，才能形成正確的認識。“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亡國論者的主觀性和片面性表現在哪裡？《論持久戰》指出：“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夸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隻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夸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亡國論者眼裡隻有敵強我弱，沒有敵退步我進步、敵小國我大國、敵寡助我多助，隻看到亡國的可能性，看不到解放的可能性。《論持久戰》強調：“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佔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並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則主觀地片面地隻承認亡國一個可能性，否認解放的可能性，更不會指出解放的條件和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亡國論者在人和武器的關系上，隻看到武器的重要性，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論持久戰》認為這種“‘唯武器論’，是戰爭問題中的機械論，是主觀地片面地看問題的意見。我們的意見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速勝論者的主觀性和片面性表現在哪裡？《論持久戰》指出：“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於中國的長處，夸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這裡也是主觀性和片面性作怪。”速勝論者眼裡看不到改變敵強我弱的總體狀況不是一下子就能實現的，而是要經過艱苦的持久的努力，形成了一定的條件才能實現的。《論持久戰》強調：“沒有一定的條件，速勝隻存在於頭腦之中，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們客觀地並全面地估計到一切敵我情況，指出隻有戰略的持久戰才是爭取最后勝利的唯一途徑，而排斥毫無根據的速勝論。”速勝論者對待決戰也是主觀地片面地看問題。“速勝論者則不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在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起一定的變化以前，就要舉行戰略的決戰，就想提前到達解放之路，也是沒有根據的。其意見實行起來，一定不免於碰壁。”

第二，反對依賴外援，強調內因的決定作用，反對機械論，強調努力實干，發揮能動性。速勝論的表現之一，是“把抗戰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國援助上面”。《論持久戰》認為，中國能夠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是中國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在進步和多助的兩個因素中，進步是內因，多助是外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隨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

亡國論和速勝論都看不到“竭盡最善的努力”的極端重要性。《論持久戰》強調：“我們主張為著爭取最后勝利所必要的一切條件而努力，條件多具備一分，早具備一日，勝利的把握就多一分，勝利的時間就早一日。”“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為了縮短抗日戰爭的時間，爭取早日勝利，《論持久戰》提出，“惟有努力於增加自己力量減少敵人力量之一法”，並一口氣提出了九個方面的具體努力，認為除了這些努力，“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圖便的法門”。

研究怎樣進行持久戰和怎樣爭取最后勝利時，《論持久戰》首先研究了能動性問題，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后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隻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后勝利。”戰爭的客觀條件只是預示著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抗日戰爭的持久戰過程，就是經過以弱抗強的持久努力實現由弱到強的轉化過程。“在這裡，主觀的努力，多打勝仗，少犯錯誤，是決定的因素。客觀因素具備著這種變化的可能性，但實現這種可能性，就需要正確的方針和主觀的努力。這時候，主觀作用是決定的了。”

第三，反對歷史唯心主義，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路線，在思想方法上就是歷史唯心主義。把人民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在思想方法上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論持久戰》自一開始就指出：“身受戰爭災難、為著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奮斗的每一個中國人，無日不在渴望戰爭的勝利。”這裡強調人民是有抗戰的積極性的。《論持久戰》引用 1936年7月 16日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其中有這樣一段：“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使之疲於奔命。”這是強調把人民組織起來是先進政黨領導抗戰的責任之所在，把佔全國人口 4/5的農民組織起來，是抗戰的力量之所在。《論持久戰》將依靠正規部隊和民眾武裝相配合的游擊戰爭看成持久戰的關鍵支撐，把以游擊戰爭為主的戰略相持階段看成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這闡明了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是推動戰爭雙方強弱力量轉換的關鍵的深刻道理。

《論持久戰》專門寫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章。這種重視從根本上看問題的方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文中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兵民是勝利之本”的“兵”是來源於人民的“兵”。禁止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這樣，要幾百萬人當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財源也是來自人民。“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有鑒於此，《論持久戰》強調：“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如何有效動員軍民？關鍵是要有“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的態度。“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系便決然弄不好。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

《論持久戰》發表后震動了解放區，也震動了國民黨統治區。作家林默涵回憶在《解放》周刊上讀到《論持久戰》的情景時說：“我看到的時間也就是 1938年 7、8月的樣子。我是在武漢郊區的山上一口氣讀完的。越看心裡越亮堂，越看越高興。中國不會亡，但也不會速勝。我從心底裡呼出了這句話。”“我過去怎麼也想不清的問題，現在覺得一下子全清楚了，心裡有底了。當時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換了個人一樣，由茫然變得有信心了。”“它在最關鍵的時刻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指出了抗戰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也使我的思想產生了一次最重大的變化。”林默涵因為讀了《論持久戰》，於 1938年秋去了延安。許許多多的人同林默涵一樣，受到了《論持久戰》的鼓舞和指引。國民黨軍將領傅作義、衛立煌等，不僅自己讀，還讓部下學習。馮玉祥得到這本書，立即自費印了 3000冊，分送國民黨要人。但是，正面戰場抗戰是由國民黨蔣介石主導的，《論持久戰》在那裡的指導作用受限。而在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論持久戰》發揮了全面深入的指導作用，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通過艱苦卓絕的敵后抗戰，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重要原因。

作者：曹應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