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余毒為何至今未清

近期，高市早苗借助日本國內右翼民粹主義抬頭的喧囂之勢，登上首相之位。為鞏固執政根基，高市內閣在言行上積極迎合極右支持者的政治訴求，甚至將台灣問題與其所謂“存亡危機事態”直接挂鉤，令國際社會嘩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經80年，為什麼以歷史修正主義為代表的極右主張在日本國內仍有市場？這恰恰撕開了日本戰后“民主和平”外衣下的一道陳舊傷疤——軍國主義余毒至今未清。

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在“富國強兵”口號引領下踏上了軍事擴張之路，及至明治時代后期，軍費支出甚至超過國庫收入的30%。以軍事擴張為中心的國家體制是日本實現近代化的根基，整個國家的近代化歷程與軍國主義體制相互交織。因此，對日本來說徹底肅清軍國主義就必須經歷一番“洗心革面”的手術。

戰后初期，以盟軍名義對日本實行單獨佔領的美國確實曾想給日本動一場名為“民主化改革”的大手術。但為了降低統治日本的政治成本，美國設計的手術方案是“換身不換頭”，即清算隻針對政府中的官員，卻保留作為軍國主義效忠對象的天皇。天皇制的延續導致日本缺少了從明治維新這一歷史根源上對軍國主義進行清算的環境。此外，在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這種“被強加的民主”引發了潛意識裡的抵觸情緒，使得日本社會始終未能形成像德國那樣內驅地、主動地清算納粹遺產的道德自覺，從而為軍國主義再次萌發制造了溫床。

戰前軍國主義與戰后日本的聯結首先是人員的聯結。作為軍國主義效忠對象的天皇依然是日本的國家象征，這就為那些曾在“效忠天皇”名義下犯下戰爭罪行的軍國主義者重回日本政治中樞保留了空間。1952年5月，時任吉田茂內閣法務總裁木村篤太郎宣稱，根據所謂“舊金山和約”，關押戰犯的法律依據已由國際法轉為國內法。這一解釋把國際社會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追責矮化為日本內政問題。

隨后，日本國會借“人道主義”之名，連續通過關於釋放戰犯的決議。曾擔任東條英機內閣外相的甲級戰犯重光葵，出獄后竟三度當選眾議員並再次出任外相﹔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賀屋興宣，出獄后竟擔任了池田勇人內閣的法務大臣﹔甲級戰犯岸信介更出任了日本首相。這些曾經的階下之囚重返廟堂向社會釋放出一種“無須反省”的信號。而到了他們的子輩孫輩，淡化反省更成為美化祖先“理所當然”的手段。某種意義上，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主政時期，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風行正是軍國主義披上新衣的表征。

軍國主義在戰后日本得以殘存的第二個原因是封閉的社會環境。盡管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提倡全盤西化，但廣大普通民眾仍然生活在島國封閉的社會環境之中，只能通過那些帶有軍國主義導向的教科書和被軍國主義者掌控的媒體來了解世界。令人遺憾的是，戰后改革並未從根本上打破這種封閉的認知環境。戰后日本雖然形式上建立了多元的媒體與教育體系，但把持輿論、塑造認知的還是戰前的權貴，其中又不乏上面提到的走出牢籠的戰犯。歷史教科書的審定者不斷試圖通過刪改史實、美化戰爭來切斷年輕一代對侵略歷史的認知鏈條，軍國主義殘余對大眾傳媒的滲透與掌控更是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最為典型的例証便是讀賣新聞社社長正力鬆太郎。這位曾被定為甲級戰犯嫌疑人的舊警察官僚，在重獲自由后迅速重掌輿論機器，利用其龐大的媒體帝國推行保守主義議程，潛移默化地引導社會輿論向右轉。在經過精心剪裁的“信息繭房”中，普通民眾難以獲得反省歷史的多元視角，只能在被刻意誘導的輿論氛圍中，繼續受到軍國主義歷史觀的侵蝕。

在缺乏內生反省動力的社會氛圍與封閉的認知環境雙重作用下，日本社會衍生出一種極具欺騙性的集體心理防御機制——“受害者敘事”。長久以來，通過過度聚焦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以及東京大轟炸的慘狀，日本右翼勢力巧妙地引導社會輿論完成了一次危險的“身份置換”：將日本從“侵略戰爭的殘酷加害者”置換為“戰爭災難的無辜承受者”。這種敘事策略在國民集體記憶中稀釋甚至抹除了日本對他國造成的深重苦難，使得真正的歷史反省被污名化為“自虐史觀”。這一扭曲的心理機制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最終消解了社會對軍國主義殘余病毒的免疫力。

由於上述種種內外因素的疊加，戰后日本對軍國主義的清算最終淪為一場半途而廢的政治“爛尾工程”。這絕不僅僅是歷史書頁中的陳年舊賬，而是關乎當下與未來的現實危機。軍國主義的幽靈並未消散，而是發生了危險的變異：新型軍國主義已不再身著舊式軍服，更不承認自身與戰前軍國主義的關聯。它異化為“積極和平主義”與“國家正常化”的種種政治修辭，潛藏在擴充軍備、修正憲法與否定歷史的激進議程之中。這種“舊病新發”的新型軍國主義正試圖沖破戰后國際秩序的“封印”，其危害性更為隱蔽且深遠。如果不從根源上徹底鏟除這一病灶，日本就難以真正反思侵略戰爭罪行，並將再次成為危及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不穩定因素。

（作者：李若愚，系四川大學世界史系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