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在東亞歷史的長河中，日本軍國主義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其根植於日本特殊的歷史文化，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下野蠻生長，其間甚至構筑了一個幾乎囊括東亞的軍國主義大帝國。自始至終，日本軍國主義都是和平秩序的破壞者，文明進步的破壞者，人類道德良知的破壞者。無論是對於東亞而言，還是對於日本而言，軍國主義都是一顆毒瘤。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緣起和滅亡

從1192年源賴朝就任征夷大將軍，確立軍人專政的幕府統治，歷經室町幕府、江戶幕府，延續將近700年。武家政治以武興、以武治，信奉武力萬能。長期浸淫之下，日本一些社會精英產生了一種慣性思維，這就是在面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傾向於以侵略擴張的方式來解決各種棘手的難題。例如吉田鬆陰主張，日本失之於歐美的利益，需要以佔領中國東北和朝鮮來進行補償。這種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明治維新領導人。

在近代天皇制的統治構造中，軍人具有特殊的、超越其他政治勢力的權力。其一，軍部（指戰前日本的陸軍省、海軍省、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等軍事機關，也泛指軍隊領導層）具有“帷幄上奏權”，可以直接面見天皇，內閣無權干預。其二，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也就是說，軍部可以通過提名或拒絕提名陸海軍大臣人選來左右內閣，對其形成強有力的制約。上述兩點也就是所謂的“統帥權獨立”，借此軍部形成了內閣之外的一大政治勢力。可以說，軍隊可以干預政府，但政府無權過問軍事。其三，1893年的《戰時大本營條例》規定，大本營成員由現役陸海軍軍官擔任，文官被徹底排除在外。由此，軍部凌駕於政府和議會之上，從而確保了其在國家統治機構中的優越地位。

近代軍國主義還借鑒、吸收了西方列強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理論。普魯士是軍國主義國家，日本對普魯士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認為“尤可取者以普魯士為第一”。岩倉使節團在訪問德國期間，對德國的軍事制度和政治體制詳加考察，“其國之確立與我國有酷似之處。考究此國之政治、風俗，較之英法情況受益良多”。使節團訪問期間拜會了俾斯麥。俾斯麥聲稱：“世界各國，雖皆聲稱以親睦禮儀相交往，然此全系表面文章，實乃強弱相凌、大小相侮。”對於這種“強權即公理”的言論，岩倉使節團成員甚為折服，奉為至理。

在向全社會滲透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軍國主義體制。從經濟上而言，日本產業革命依靠對內殘酷剝削壓榨，對外侵略掠奪不斷推進。對朝鮮、中國的侵略、掠奪，“既成為日本工業產業革命的條件，也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推動力”。日本資本主義帶有侵略性、掠奪性，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經濟基礎。從教育上來說，日本政府在1879年發表《教育大旨》、1890年發布《教育敕語》，以忠於天皇為根本宗旨，以神道為國教，灌輸尊崇天皇和皇室的“尊皇思想”，以及“武國思想”和“神國思想”，使軍國主義教育成為軍國主義體制的重要支柱。在軍國主義體制之下，日本吞並琉球，侵略中國台灣、朝鮮，發動甲午戰爭，挑起日俄戰爭，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大發橫財，迅速擠入了所謂世界強國之列。日本的近代化道路，同時也是侵略擴張殖民之路。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發展，其最高形式就是法西斯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出現了法西斯團體。民間法西斯和軍隊法西斯相互勾結，制造事端，宣傳所謂“國家改造”“昭和維新”等，企圖奪取國家政權。其最終目的，就是建立向外擴張的強大政權，建立一個世界性大帝國。1936年發生的二二六事件，是軍隊法西斯皇道派和統制派的內訌。皇道派被鎮壓，統制派掌握了軍部。在統制派的主導之下，日本自上而下確立了法西斯主義體制，這就是所謂的“高度國防國家”。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廣田弘毅內閣，是軍部傀儡，唯軍部馬首是瞻。

正是在軍部的策劃之下，日本在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在1938年4月發布《國家總動員法》，在1940年9月與德意簽訂三國同盟條約，在1940年10月結成“大政翼贊會”這一法西斯組織，在1941年12月發動太平洋戰爭。在日本國內的集權化、日本對外的侵略戰爭、日本和法西斯陣營的聯合等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法西斯短暫而瘋狂的歷史軌跡。日本法西斯的瘋狂擴張，遭遇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激烈抵抗，最后走向敗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軍國主義被迫宣布戰敗投降。

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與殘酷

軍國主義的主要標志是對外戰爭，對外戰爭的根本動力是利益。隨著日本在對外侵略戰爭中的勝利，獲得了各種非法利益，這刺激了軍國主義者進一步侵略的欲望。也就是說，戰爭帶來利益，利益要求新的戰爭，新的戰爭帶來新的利益，如此循環往復。從軍國主義的邏輯來看，隻有征服了全世界，其侵略的步伐才可能停止下來。對於日本普通民眾來說，戰爭帶來的利益是不確定的，而戰爭帶來的風險卻是真實的。於是，軍國主義巧妙地制造精神枷鎖，驅使日本民眾自願地投身侵略戰爭。

軍國主義政府不斷強化所謂的“國體”教育，並由此衍生出來所謂的“八纮一宇”“大東亞聖戰”等蠱惑人心的宣傳口號。在強化軍國主義思想教育的過程中，靖國神社的重要性非常突出。靖國神社是國家神道體制下的所謂“特別官幣社”，歸陸軍省、海軍省管轄。戰時一名日本學者這樣寫道：“靖國精神，在戰爭時，不僅僅是隻有軍人才有的精神，不管是戰時還是平時，是任何日本人都應該堅持的日本精神。……遺屬們承蒙為軍國捐軀的兒子、丈夫而受到他人的莫大感謝和尊重。”在這樣的宣傳和蠱惑之下，舊日本軍人以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為榮。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很多日本人失去了辨別是非的能力，心甘情願地為日本軍國主義賣命、為侵略擴張服務。戰爭后期出現的“玉碎”“神風特攻隊”等，正是軍國主義畸形教育下的產物。

日本的侵略戰爭造成了難以估計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按照1937年的幣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菲律賓死亡的人數有110多萬人，財產損失80多億美元。有統計測算，除日本外東亞其他國家的死亡人數超過1900萬人。日本自身也遭受慘重損失。有統計認為，戰爭期間，其戰費超過5600億美元，動員兵力730萬人，陣亡200多萬人，平民死亡80萬人。據日本戰災復興院調查，因空襲而遭到破壞的城市有119座，燒毀房屋240萬戶，受災人數達到880萬人。據經濟安定本部調查，日本人死於飛機轟炸和軍艦炮擊的數目多達64萬人。戰爭期間，日軍軍費佔到一般會計支出的一半，戰爭末期甚至達到了80%多，國民日常生活被嚴重擠壓。戰爭后期，那些被軍國主義驅趕到侵略戰場的普通士兵，或者死於各種傳染病、營養不良、飢餓，或者死於所謂的“特攻”、沉船等。

日本的侵略戰爭還制造了無數反人類、反人道的慘案，給東亞國家人民造成巨大的心靈創傷，構成現代社會最黑暗的一頁。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遍布各地的“萬人坑”、731部隊的斑斑劣跡，都令人發指。在東南亞制造的諸如“巴丹死亡行軍”、“死亡鐵路”、馬尼拉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等等，無不反映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惡魔本質。其中，所謂“死亡鐵路”，指的是當年日軍動用了61000名盟軍戰俘及20萬東南亞國家的勞工修筑的泰緬鐵路。其間，戰俘的死亡率在20%，勞工的死亡率高達50%，每公裡死亡人數超過250人。為促使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盡快投降，美軍於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別向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當地民眾傷亡慘重。但是長期以來，右翼政客把日本描繪成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卻很少提及遭到核爆的歷史背景，到底是誰發動了侵略戰爭，誰應該承擔戰爭的責任。

日本的侵略戰爭打斷了東亞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遭到一次又一次破壞，許多現代化成果也毀於一旦。中國現代化的曲折艱難，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侵華戰爭影響。輪船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載體，但戰爭期間“輪船被劫奪和炸毀的達3000艘，佔戰前輪船總數的77%，合計50萬噸。”多少年致力於現代化的心血和成果，就這樣化為烏有。東亞其他國家，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剝削和奴役的對象，而絕無可能實現發展和進步。日本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用石原莞爾的話來說，就是“以日本為工業國，以其他各國為資源國，則舉東亞共存共榮之實矣。”

戰后日本對軍國主義清算不徹底

戰敗投降的日本在盟軍主導下頒布了根除軍國主義的“和平憲法”，1947年5月施行至今。其中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和平憲法”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果實，更是確保日本不再走軍國主義侵略戰爭老路、保持和平主義精神的根本大法。遺憾的是，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軍國主義得以苟延殘喘，並逐漸積蓄力量。

隨著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日本成為冷戰的橋頭堡，開始重新走上軍事化的道路。1950年日本組建“警察預備隊”這一准軍事化組織。1952年日本將警察預備隊改為保安隊，並成立海上警備隊。1954年日本將保安隊和海上警備隊分別改稱陸上自衛隊和海上自衛隊，並新建航空自衛隊。與此同時，戰后受到處理（即“整肅”）的大量軍國主義分子，也紛紛重返社會，甚至重返政界。1950年10月，有1萬名戰犯、舊軍人、右翼頭目、特高警察和憲兵被解除“整肅”﹔到1951年底，在戰后初期總共被“整肅”的21萬多人中，有20萬1507人被免於處理。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1952年大選，總共1200多個候選人中，剛剛被解除“整肅”的右翼、軍國主義分子多達329人。其中，臭名昭著的原陸軍大佐辻政信當選眾議員。對戰后歷史影響深遠的，是甲級戰犯嫌疑人岸信介在1957年當選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曾任偽滿洲國實業部總務廳次長、產業部次長、商工部次長，是主宰偽滿洲國經濟命脈的重要人物。回國后曾任商工省政務次官、商工省大臣、國務大臣兼軍需省政務次官。1942年在法西斯團體“大政翼贊會”的支持下，當選為眾議員。1945年9月11日，因在侵略戰爭中作惡多端，岸信介與東條英機等人被指定為甲級戰犯嫌疑人，后被關進巢鴨監獄3年。1952年4月，岸信介的“不得擔任公職”的處分失效之后，立即重返政壇，並在1957年出任內閣總理大臣。

岸信介上台之后，推動了一系列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策，日本的政治風向迅速右轉。這反映了軍國主義殘余的不甘失敗和卷土重來。岸信介因國內反對聲浪被迫下台后，日本軍國主義殘余選擇蟄伏，等待時機。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大力發展經濟，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在此背景之下，日本社會催生出從歷史經驗中尋找成功因素的社會潮流，進而誘發了一種全盤肯定日本歷史文化傳統的社會心態，衍生出要求“重新評價”近代侵略擴張戰爭的錯誤傾向。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成為軍國主義者復活的契機。

當代軍國主義的復活趨勢

冷戰結束后，日本面臨著重大變局，國內的右翼保守勢力蠢蠢欲動。日本二戰后走上限制軍事化和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正是基於“和平憲法”第9條的確立與存在。然而，這部保障日本經濟崛起的“和平憲法”，卻被追求“正常國家”化的右翼保守勢力視為最大障礙。一方面，日本面臨著長期的經濟停滯和一系列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在這樣的困境中，日本右翼保守勢力企圖通過“修憲”，徹底擺脫“和平憲法”的束縛，發展軍備，擺脫經濟困難，實現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日本認為其政治和安全話語權未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希望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更主動地參與國際安全事務，以實現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目標，制衡中國的發展，維持在東亞的優勢地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重構軍國主義的歷史認識。基於所謂“自由主義史觀”和所謂“修正主義史觀”，將戰后好不容易建立的“新歷史認識”污蔑為“自虐史觀”“反日史觀”等，否認戰時日本的侵略罪行，美化日本的侵略歷史。隨著戰爭親歷者逐漸老去或離世，關於戰爭歷史的教育越發重要。日本教育體系長期弱化二戰侵略事實的教育，年輕一代缺乏了解歷史全貌的機會。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來一直嘗試悄悄將軍國主義思想帶進中小學，以此為強軍擴武政策鋪路。這些行為違背日本戰后“和平憲法”精神，誤導年輕一代對歷史與戰爭的認識，損害日本與周邊國家之間的互信。一些右翼學者通過所謂“考証”和“還原”，重新闡釋歷史，堂而皇之地宣揚戰時的錯誤史觀。例如，許多右翼學者以“大東亞戰爭”稱呼侵略戰爭，重提所謂“自衛戰爭”“解放戰爭”的欺騙口號。再如，強征“從軍慰安婦”是日本在戰爭期間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但日本右翼學者卻狡辯其屬於婦女“自願行為”。

第二，不斷突破限制擴大軍力。近年來，日本右翼政治家和媒體鼓吹打破戰后“和平憲法”的約束，謀求將強化軍事能力重新定位為日本的國家核心目標。日本政府通過修改司法解釋的方式，逐步削弱“和平憲法”的效力﹔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不斷大幅增加軍費，擴充軍備﹔一改過去的“專守防衛”原則，謀求“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部分政客操弄台灣問題，挑戰中日關系底線和戰后國際秩序。日本在核力量領域的布局與動向亦不尋常，以民用核能的發展掩蓋其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術及潛力這一戰略目標，並且不斷尋找機會試圖突破“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安倍晉三內閣時期積極推動“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2007年1月，在安倍的強力主導下，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2014年4月，安倍政權廢除了延續40多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制定了新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日本武器及其技術的出口從原則上禁止變為原則上放行。2015年9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所謂的“安保法案”，它將使得日本獲得更為寬鬆的軍事活動環境。

第三，以戰爭相威脅，試圖按照自身利益和意願塑造東亞格局。日本近些年插手台海，動作不斷。2024年2月，日美“利刃-2024”聯合演習，設定“解放軍武統台灣並攻擊駐日美軍佐世保基地”的場面，將台海局勢直接定義為威脅日本“存立危機事態”，並明確寫入“應美方要求攻擊台灣海峽解放軍兩棲艦隊”的行動條款。高市早苗在11月7日的國會答辯上，公然聲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將台灣的相關事務關聯日本的“生死存亡”，以軍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高市是典型的右翼政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在歷史認識上美化侵略、反對“村山談話”。其背后的右翼保守勢力在國際局勢急劇變動的背景下，借助新世紀以來的右傾化思潮，不斷侵蝕、蠶食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的民眾基礎，不斷強化軍國主義的話語權。在台灣問題上，必須對日本軍國主義保持高度警惕。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回望歷史，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罪行無法抹去，侵略歷史更不容翻案。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挑舋言行，任何姑息縱容隻會讓軍國主義幽靈復活，把亞洲人民再次置於危險境地。各國有責任，也有義務攜起手來，阻擊任何復辟軍國主義的圖謀，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共同捍衛戰后國際秩序，共同確保世界和平穩定。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來源:《 學習時報 》202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