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理論探索

作者:楊德山 蔡雯琪    發布時間:202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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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生產關系概念以及兩者的相互關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命題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如何正確認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並運用這一原理建設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個嶄新的理論課題。毛澤東高度重視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原理的學習研究和應用,多次提倡廣大干部要多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反復號召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社會主義部分等著作。在深入思考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深刻總結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緊密結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具體實際的基礎上,毛澤東對“技術決定論”“機械的生產力決定論”和“完全適應論”等錯誤觀點進行反駁,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學說作出了新的理論闡釋。長期以來,學界存在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對生產力發展規律認識不夠,夸大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這類看法片面強調毛澤東在認識和分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問題時重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反作用的一面,沒有准確把握毛澤東的思想全貌。本文試圖呈現出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關系的思想理路和真實語意,以期廓清一些理論誤解。

一、反對 “技術決定論”,強調生產力並不是沒有現實主體的抽象概念,而是由人來代表的

歷史上圍繞生產力概念的分歧和爭論由來已久,在諸多闡釋中,長期存在著一種“技術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在生產力的構成要素中,以生產工具為核心的生產資料是判斷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標尺,而生產工具的發展與否,又取決於蘊含其中的技術因素,甚至將科學技術等同於生產力本身,輕視或忽略勞動者的作用,主張“任何一個社會的技術裝備體系也就決定著人們之間的勞動關系的體系”,“生產資料也就決定勞動者”。實際上,馬克思早就指出並批評糾正過這種錯誤認識。1845年3月,馬克思對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進行批駁。馬克思指出:“資產者把無產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創造財富的力量。資產者還可以把這種力量同其他的生產力——牲畜、機器——進行比較。如果經過比較,說明人是不適宜的,那麼以人為承擔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機器為承擔者的力量所代替,盡管在這種情況下人仍然享有(具有)‘生產力’這一角色的榮譽。”而在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下,“整個人類社會只是作為財富的原因而存在”。在這裡,馬克思十分明確地把勞動者、把人納入生產力中,實際上澄清了他所研究的生產力概念與李斯特等經濟學家的本質不同。馬克思研究生產力概念的動因在於找出生產關系變革的決定因素,從而揭示人類社會形態演進的根本動力﹔而李斯特等經濟學家研究生產力概念則意在發掘創造物質財富的力量,找出提高國民經濟水平的方法。如果將馬克思所講的生產力內涵簡單理解為“技術決定論”,那麼無疑是落入了舊有經濟學的窠臼,是對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生產力”概念的誤解。

毛澤東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概念,對生產力構成要素中“人”與“物”的相互關系作出了科學分析。1955年春,由於農村合作化中存在的工作簡單粗暴、強迫命令等問題,一些地方發生農民鬧事,個別地方出現了非正常的殺豬宰牛現象。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指出:“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1956年 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的總結講話中再次指出:“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系,破壞舊的社會關系。”在毛澤東看來,勞動者作為生產者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作為革命者直接參加革命斗爭,作為研究者直接從事科技發明。勞動者是工具的創造者,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就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素,當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時,勞動者會自覺地變革生產關系,而變革生產關系之后,可以為生產力的極大發展開辟道路。換言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是通過“人”這一現實主體來發生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否相適應,也是由勞動者來衡量和評判的。

1958年 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為了更好地認識與糾正當時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毛澤東號召廣大干部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並在讀書過程中作了大量批注和談話。他首先肯定了學習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必要性,指出:“斯大林是第一個寫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本書中講的許多觀點,對我們極為有用,愈讀愈有興趣。”同時,毛澤東也指出:“他這本書,隻談經濟關系,不談政治挂帥,不講群眾運動……他過去說,技術決定一切,這是見物不見人﹔后來又說干部決定一切,這是隻見干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見物不見人”是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核心批評之一,也折射出毛澤東關於生產中“人”與“物”關系的基本看法,這裡的“人”正是區別於生產工具的勞動者。盡管斯大林提出的“技術決定一切”口號,離不開蘇聯推進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特定歷史背景,但在毛澤東看來,“技術決定一切”的論斷是將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掩蓋在物與物的關系之下,這種表述會掩蓋“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這一本質,並造成技術凌駕於人之上的錯覺,從而把脫離了人的經濟范疇扭曲成人類歷史的主體。毛澤東並不否認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強大推動作用,而他一直考慮的問題是:在僅僅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情況下,在商品經濟、等價交換、按勞計酬等因素影響下,同樣會產生“物”對於“人”的壓抑,而且此種壓抑要比階級剝削更加隱秘。

正是出於對“見物不見人”的不滿和擔憂,毛澤東注意到生產力的社會屬性問題,提出應區分不同社會屬性的生產力。1956年 1月,在推動農業合作化時,毛澤東就認為:“發展農業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讓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人的手裡,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在毛澤東看來,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和社會階級矛盾不斷加劇,而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才能通向共同富裕、社會和諧。因此,1959年 12月在組織讀書小組邊讀邊議,逐章逐節地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指出,教科書“講生產力的問題,沒有講清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什麼不同的特點”。在這裡,毛澤東指明了生產力的社會屬性問題,強調要區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生產力。這一認識並非定論,可以繼續探討,不過由此可以解釋,為何毛澤東並不認同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重大變化的判斷。盡管毛澤東清楚,當時與外國相比,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比較低,需要大力發展物質資料,但他更為憂慮的問題是,生產力由誰發展、為誰服務,用何種方式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擔心,如果沒有看到生產力社會屬性的差異,抽象地強調發展生產力,就可能導致產生隻關注物質資料的生產發展的傾向,而忽略了生產關系中人與人相互關系的變化,忽略了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現實主體的勞動者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落入“見物不見人”“見錢不見人”的窠臼。

二、反對 “機械的生產力決定論”,強調生產力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之下,生產關系又轉過來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與“技術決定論”類似,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問題上,還存在一種“機械的生產力決定論”。這種觀點隻承認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脫離生產關系而孤立地考察生產力的發展,輕視甚至否定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也存在一定的決定作用。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社會基本矛盾推動社會形態更替的歷史過程作了經典闡述:“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誠然,馬克思在此表達了生產關系的性質要依照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定並與之相適應的觀點,但他始終是從相互作用的角度來談兩者的聯系的,且並未直接使用“決定”一詞來界定兩者的關系。

如何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問題,深刻影響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進程。俄國十月革命前后,一些人就認為俄國的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不能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比如,普列漢諾夫稱“俄國的歷史還沒有磨出能夠烤制社會主義餡餅的面粉”,考茨基提出俄國社會主義“早產論”,蘇漢諾夫認為“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對十月革命歷史必然性的詰難背后,正是如何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問題。列寧對這些“庸俗生產力論”予以回擊,指出蘇漢諾夫等人的錯誤就在於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証法作了曲解,“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証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但列寧並未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作出更進一步的理論澄明。1938年,斯大林在為《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第四章所寫的一節《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提出:“生產力不僅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生產力怎樣,生產關系就必須怎樣。”這一論斷在其后的蘇聯哲學教科書中日益被公式化為“機械的生產力決定論”,並推廣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

1935年 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后,毛澤東廣泛搜讀馬列著作和蘇聯哲學教科書等讀物。幾乎在斯大林寫作《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同一時間,毛澤東也在窯洞中思索著唯物論、辯証法等哲學問題。然而與斯大林單一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不同,毛澤東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置於“矛盾”范疇中,以對立統一為分析框架,在肯定生產力對生產關系起決定作用的同時,指出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反過來對生產力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首先肯定了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生產力“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同時指出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而那種認為兩者地位“並不互相轉化”的觀點,則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見解”。

毛澤東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關系的認識,是從對革命實踐和世界歷史的深刻分析中總結而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生產建設中,毛澤東就指出,通過土地革命基本破壞和打擊封建剝削關系,這只是第一個革命,“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進一步發展”。毛澤東預想,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因此,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是否馬上走農業集體化道路的問題上,毛澤東的看法與當時黨內一些同志主張必須先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機械化、土地國有化,才能實行農業集體化的主張不同,強調“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毛澤東並不否定機械化的重要性,多次強調“工業、農業都要機械化”,“手工業要向半機械化、機械化方向發展,勞動生產率必須提高”。但毛澤東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並非只能等待至機械化水平提高后才能實現,在生產工具還未大發展的情況下,通過集體化改進生產關系也可以推動生產力的大發展。

1959年 12月至 1960年 2月,在學習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期間,毛澤東結合世界歷史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形成了更為清晰成熟的認識。他說:“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証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一方面,毛澤東總結資本主義發展史,指出“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准備了條件”。“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

另一方面,毛澤東總結蘇東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指出“東歐一些國家,農業合作化搞得慢,主要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拖拉機,而是因為他們的土改是靠行政命令,是從上而下地恩賜的。他們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沒有趁熱打鐵,實行集體化”。換言之,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由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發的,但生產力的大發展卻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的生產力之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要看到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關系是緊密聯系的,在新的生產關系出現后,要使之走上正軌並確立起來,才有可能大大地發展新的生產力。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所闡發的“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闡發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引起生產關系變革”,雖然表述角度不同,但精神實質一脈相承。馬克思站在人類社會形態演進的高度,以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為理論依據,論証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規律﹔毛澤東則立足於生產力已經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現實性的基礎上,強調要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馬克思所指明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放置於極長的歷史時期無疑是正確的,對於人們認清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揭示人類社會形態變遷規律極其重要。但當世界范圍內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周期性地發生經濟危機之時,當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已經形成並發展成熟之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很大程度上就成為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時社會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通過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現實條件已經形成。這要求我們遵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同時不能忽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性,通過不斷破除和變革生產關系中阻礙生產力進步的因素以促進生產力發展。

三、反對 “完全適合論”,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后,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變化將直接影響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狀況,由於時代局限性,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也不可能作出具體闡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首次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狀況,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然存在”。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在一段時期內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任何矛盾,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是生產關系完全適合生產力性質的例子,這裡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同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完全適合,因此在蘇聯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的情形”。毛澤東反對這種“完全適合論”,認為對矛盾問題的理解上,“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后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暴露出種種問題。面對這些問題,1952年,斯大林勉強承認:“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們不了解生產關系有改變的必要,但是這種力量,當然不難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沖突的地步”,對“完全適合”這種說法,“應該理解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生沖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后了的生產關系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對於斯大林的這種看法,毛澤東指出:“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

1956年 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極大震動和思想混亂。不久,國際上發生了“波匈事件”,國內也出現了一些罷工、罷課等鬧事問題。這些都表明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矛盾,關系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証規律”。1959年 1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再次談道:“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筑適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隻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這樣,毛澤東不僅把“社會主義社會仍存在矛盾”的理論觀點再次予以了肯定,而且進一步指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兩者之間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不斷發展前進的動力。

正是出於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平衡關系的深刻把握,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此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是基本適應的,但還存在不相適應的一面。要使兩者更好相適應,重點應加強對生產關系的調整與變革。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解決后,要使社會主義在相互關系中取得勝利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我們這次解決了,以后還會再發生的”,“我們解決相互關系這個中間問題,就進一步鞏固了所有制,同時也使得分配問題容易得以解決”。毛澤東反復強調,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只是基本完成,還不徹底。更重要的是,所有制改造僅僅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改造構想中的第一步,在他看來,社會主義革命遠未結束,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后,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還存在著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還存在著干部和群眾、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在1958年 8月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鄭重地向全黨提出了一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接觸到了,但沒有展開”,“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沒有解決”的問題,即“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產關系,不搞相互關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

由此,毛澤東注意到一個重大問題: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如果人與人的相互關系沒有得到正確解決,那就有可能導致新的社會問題。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反復談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裡闡述的“資產階級法權”概念,他說:“在所有制解決以后,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還存在,如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問題。”毛澤東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認為“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這些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但始終縈繞在毛澤東心頭的問題是“黨、政和群眾,工廠的領導和職工,合作社的領導和社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還沒有解決,還存在“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跟群眾接近,不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是靠工作能力來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1959年 12月,毛澤東在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這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每一個時期,總會有這樣一部分人,保持舊制度對他們有利,用新制度代替舊制度對他們不利。他們安於已有的制度,不願意改變這種制度。任何一種新制度的建立,總要對舊制度有所破壞,不能隻有建設,沒有破壞。要破壞,就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觸。”1960年 2月,讀到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說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的關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關系”時,毛澤東指出:“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沒有展開,沒有分析,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改進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核心就在於破除干群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等級制度。但當時還存在的官僚主義等問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都與毛澤東所期待的“消滅官僚主義,消除資產階級作風,要使得大家感到現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關系”,“上下打成一片,成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關系”相去甚遠。

從以上分析可見,毛澤東認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需重點解決“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問題,如此,才能進一步變革生產關系,從而保障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而改造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關鍵在於破除官僚主義,因此,毛澤東反復提醒廣大領導干部,“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反復告誡全黨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同時要預防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四、結語

通過以上梳理可見,毛澤東從來都不是從蘇聯教科書中抽象的概念、原理、定義出發演繹規律,而是始終堅持從世界歷史和革命實踐中分析總結規律。他強調:“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証明規律”,主張“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正是堅持了這種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立場,毛澤東批評了那些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原理僵化、機械、庸俗的解讀,採取科學的、辯証的、歷史的態度澄明和闡發其真理性,並作出了獨創性理論思考:第一,提出生產力的社會屬性問題,認為存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區別﹔第二,強調在一定條件下,生產關系可以對生產力起到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作出了更為完整清晰的表述﹔第三,重視改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復雜性長期性以及生產關系構成要素的相互關系,將改進生產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課題。

針對存在的部分誤解,應當指出:第一,毛澤東並不輕視生產力,他反復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只是除此之外,毛澤東還在思考另一層問題,即以何種方式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發展什麼性質的生產力。第二,毛澤東並未無條件夸大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革命,重視農業、工業和手工業的機械化進展,但毛澤東也看到,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是人,而人的生產意願和動能又被生產關系所影響,所以要先破解生產關系中那些對人制約和打壓的問題,人才能更好更主動地發揮自身的才能,生產力才能實現大發展,這是毛澤東從世界歷史中總結得出的結論。總而言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是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哲學支撐,隻有厘清這一思想的真實語意,才能更為全面深入地理解毛澤東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理論邏輯。

人的正確認識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而正確認識往往又需要在長期實踐的比較、反復中最終取得共識並被確立起來。由於客觀事物和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某一思想在提出之后,在實踐展開的過程中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影響和干擾,有可能使實踐出現偏差和失誤,也有可能在實踐中發現思想中的偏頗和錯誤,但這並不等於要否定思想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性認識。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理論的認識,是立足於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及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戰略高度而作出的理論思考。盡管這一認識過程和實踐探索充滿曲折,部分觀點仍需在實踐中反復檢驗,但不可否認這種探索的開創性貢獻,其歷史價值和現實啟示值得今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持續深入研究。

作者:楊德山,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蔡雯琪,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