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史宏觀理論框架建構之我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已經80年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取得的對外戰爭的第一次勝利。這一次勝利，決定性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80年來，我們一再叩問取得勝利、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原因，不斷加深對這個原因的認識。我們現在可以明確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性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戰爭的一系列主張，為中國社會各階層人民群眾所接受，使中國共產黨完全站到了歷史正確方向上。這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本文是對抗日戰爭史的概論式研究，試圖建構抗日戰爭史宏觀理論框架，闡明抗日戰爭史研究應堅持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也是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研究抗戰史所必須堅持的觀點。

一、抗日戰爭爆發的歷史背景

日本是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鄰國，自古即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在東漢時期，日本倭奴國國王受東漢皇帝冊封。自隋唐朝以來的千余年間，日本人、日本文化和日本國家都是以中國為師，以中華文化為師。日本對中華文化可以說是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中日關系史長期都是友好交往的歷史。

中國鴉片戰爭10余年后，1853年，一艘美國軍艦開到日本，威脅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使日本社會受到刺激，放棄鎖國政策。這就是所謂黑船事件。這一事件引發倒幕運動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

1868年，日本宣布實行明治維新。明治天皇繼位開始就宣布要“開拓萬裡波濤，布國威於四方”。明治維新不到30年，努力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思想各方面追蹤歐美，日本社會接受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脫亞入歐”主張，使日本迅速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開疆拓土的擴張野心逐漸膨脹。1871年，日本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1874年就借口琉球漂流民事件侵略中國福建省台灣府南部琅嶠地區。1879年吞並了與中國有500多年宗藩關系的獨立王國琉球，擄走琉球國王，非法強行將琉球王國改為日本的沖繩縣。1895年通過發動甲午戰爭取得勝利，清朝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日本獲得戰爭賠款2.3億兩白銀，又迫使中國割讓台灣和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日本由此獲得大量財富，迅速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野心更加強大。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對外侵略，完全符合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本質的定性。

1900年，作為八國聯軍派軍隊最多的一個國家，日本侵略了中國。隨著《辛丑條約》簽訂，日本從中國不僅獲得賠款重大利益，還獲得在北京使館區和天津的駐軍權，天津駐軍司令部就設在天津海光寺。1905年發生日俄戰爭，是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日本取得勝利，分割了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利權，把中東鐵路南段管理權劃歸日本。日本由此組建“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中國東北“開發”利權，又組建鐵路護路隊，取得在中國東北的駐軍權。在中國土地上打的日俄戰爭，不僅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而且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災難。1914年9月至11月，日本借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宣戰的名義，出兵佔領山東。1928年4月至1929年5月，日軍再次出兵山東佔領濟南、青島。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迫使中國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取得在山東和“滿蒙”地區的權益。1927年，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了所謂大陸政策，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對外侵略政策路線。“滿蒙”是當時的說法，就是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

在這樣的對外侵略政策路線下，日本駐在中國東北的所謂關東軍，在1931年9月18日晚在沈陽郊區制造了九一八事變，佔領沈陽。4個月內，東北三省128萬平方公裡的大好河山（是日本本土的3.5倍）全部淪陷，3000萬同胞淪入敵手。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的序幕，也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日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方的策源地。意大利和德國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策源地。

二、14年抗戰與8年抗戰

有人把14年抗戰與8年抗戰對立起來，似乎只能說14年抗戰，不能說8年抗戰。這種理解有點片面。10年前，即2015年7月底，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既講了局部抗戰，又講了全國性抗戰，表示要把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貫通下來研究。6年局部抗戰加上8年全國性抗戰就是14年抗戰。既講局部抗戰，又講全國性抗戰，再講把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貫通下來，表明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有聯系，也有區別。我們研究抗戰史，要認識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的區別與聯系。

為了闡釋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把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貫通下來研究的思想，筆者在2015年8月31日和9月17日，兩次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題為《紀念抗戰不能忘記歷史的基本線索》《下大力氣推進抗日戰爭史研究》，論述了抗日戰爭歷史以及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提出了加強抗戰史研究的建議。

有關14年抗戰的概念，不是第一次提出來。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交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來了。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1931年就開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佔領沈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佔領了。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從1931年開始到1945年抗戰勝利，就是14年。在這裡，毛澤東非常清晰地講出了1931年開始的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是國民黨政府組織的抗日戰爭，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人民的抗日戰爭是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的。

三、局部抗戰與全國抗戰的聯系與區別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行了14年。14年抗戰分成兩個大的階段。前6年是局部抗戰，后8年是全國抗戰。上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的話，已經講明了1931年開始的局部抗戰與1937年開始的全國抗戰的聯系與區別。

為什麼是局部抗戰？九一八事變發生，張學良按照蔣介石先前的指示，發出不抵抗的軍令。隨后日本的侵略步伐步步深入。國民黨政府不是把抵抗侵略放在頭等位置，而是首先請求國聯調停。這個做法，與甲午戰爭前李鴻章請各國調停一模一樣。蔣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國民黨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圍剿”紅軍和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派上，沒有積極抗日的措施，對民眾的抗日熱情採取打壓。從1930年到1934年，國民黨政府分別調集20萬、50萬、100萬軍隊對中央紅軍和各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所謂“圍剿”﹔打壓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日行動，逼迫馮玉祥退出抗日前線﹔槍斃主持察哈爾抗日軍事的吉鴻昌﹔鎮壓1933年到1934年間反蔣派發動的福建事變。國民黨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對內鎮壓上，對日本步步侵略則步步退讓。1932年的《淞滬停戰協定》，使上海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重要基地。1933年的《塘沽停戰協定》就是承認日軍佔領熱河。1935年《何梅協定》，日本借口天津親日報社社長被殺，要求中國軍隊退出河北省，國民黨黨部退出河北省，允許日軍進入長城一線以及山海關。隨后的《秦土協定》，中國軍隊撤出察北地區，承認日本在蒙古地區的活動。這一系列所謂協定，就是承認日本軍隊既有的侵略事實。國民黨政府步步退讓，為日軍越過長城進入豐台一線提供了極大方便。這就導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膨脹，終於爆發了1937年7月的盧溝橋事變。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特別是盧溝橋事變以后，以國共兩黨為主要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才推動了全國抗日戰爭的發展。從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由於堅持了8年的全國抗戰，終於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支持下，贏得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因此，局部抗戰與全國抗戰是有很大區別的。簡單說，局部抗戰是人民推動的抗戰，那時候人民不能當家，處處被打壓。全國抗戰是中共通過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國民黨政府實行的全國抗戰。局部抗戰期間，沒有形成國家抗戰的意志，國民黨政府的主要精力在“圍剿”紅軍，沒有支持抗日，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軍的主要精力在反“圍剿”，難以走上抗日前線。

四、中國共產黨全力推動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全國抗戰或者全民族抗戰最重要的政治保証是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這一條，全國抗戰是不能形成的。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主導的，國民黨要“剿共”，不願意與中國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走上抗日戰場。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艱巨的工作。

日本侵略中國是要滅亡中國。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之間是生死存亡關系，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中共首先要調整階級關系、轉變戰略方向，土地革命時期的國共對立政策要做適當改變。這個工作很難。

1933年，還在中央蘇區被國民黨政府“圍剿”時，毛澤東和朱德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身份提出了在不進攻蘇維埃區域、保証民眾有言論自由、武裝民眾等條件下與全國任何軍隊共同抗日。“任何軍隊”當然首先主要是國民黨軍。這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向國民黨當局發出了停止內戰的呼吁，體現了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服從於民族矛盾的思想，體現了槍口對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1934年，中共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的名義，通過爭取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等1779人簽名同意，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提出“把一切海陸空軍立刻開赴前線，對日作戰，立刻停止一切內戰，立刻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以及全體人民總動員、全體人民總武裝的主張和號召。中共“停止內戰”主張第一次出現在這份公開文件中。

1935年8月，在紅軍長征將要結束的時候，中共中央發出了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呼吁。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才有機會思考黨的戰略轉變問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會議上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應努力爭取一切力量參加到統一戰線中，甚至連統治階級上層也有可能建立起統一戰線，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對“關門主義”。會后，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報告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動搖性，以及大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們中的部分是有可能進入抗日統一戰線的。毛澤東還提出要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對階級關系的重大調整。這就奠定了“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的理論基礎。這次會后，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政策基本完成從國內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的轉變，完成了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對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正確的戰略抉擇。

在中共的領導和影響下，1935年12月北京發生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公開喊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對於全國的輿論形勢產生了重要影響。1936年，中共中央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作為黨的中心口號。1936年一整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都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效果，形成了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實際轉變。

1936年，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特別致函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宋子文、宋哲元、陳果夫、陳立夫、邵力子、王鈞、朱紹良、宋慶齡、蔡元培、胡宗南、陳誠、閻錫山、馮玉祥、湯恩伯、王以哲等各界領袖人物，鞠誠勸說“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表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表達紅軍願意開上抗日前線、抵抗日本侵略的誠意。中國共產黨這些努力，動員各黨、各派、各軍、各民族和社會大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起了作用的，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認同，充分啟發了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救國會等各群眾團體紛紛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掀起要求抗日的群眾熱潮。東北軍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兵諫”，迫使蔣介石也接受了這個主張。

概括起來說，1935年12月以前，中共實行的是“反蔣抗日”主張﹔1936年12月以前，中共執行的是“逼蔣抗日”主張，把蔣介石逼上了抗日的道路，這是民族危亡時期的重大政治成就。這個成就的取得，使得1937年1月以后實行“聯蔣抗日”就比較順利了。

中國共產黨按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方針，從民族大局出發，全力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國民黨政府被迫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接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開始走上抗日道路。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發之際”，發出《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再次提出“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要求，主動調整與國內各階級的關系，取消同國民黨政府的對立，為國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創造了重要政治基礎。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蘇區黨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政治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實現抗戰的三大任務，號召全黨為爭取全國人民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蘇區黨代表會議閉幕后，中共又隨即召開白區代表工作會議，一方面批評了白區工作中的“關門主義”，另一方面要求黨在白區工作中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兩次會議的召開，為中共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做了重要准備。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是轉變時局的關鍵，對於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認為，西安事變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准確的。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中國共產黨在事變發生后很快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鄭重提出“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共中央還指出：“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毛澤東也指出：“盧溝橋中國軍隊的抗戰，是中國全國性抗戰的開始。”筆者的觀點是，盧溝橋抗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起點。這個起點，比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起點還早了兩年。7月1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提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強調“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隻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份宣言由周恩來面交蔣介石。不久，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同國民黨就紅軍改編等問題進行討論。8月，中國共產黨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確定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並通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綱領明確了在對日作戰的前提下，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以及社會生活領域一系列戰略和策略方針，總的目標是建立鞏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調動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各族以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走上抗日戰場，實行對日作戰，爭取抗戰最后勝利。《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對國民黨確定抗戰路線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同時，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隨后將南方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即於次日發表實際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在中國共產黨堅持不懈的推動下，蔣介石的談話，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國內抗日形勢出現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

五、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成為奪取抗戰最后勝利的戰略指導思想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大舉進攻華北、華東等戰略要地，到1937年12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繼淪陷。南京是當時中國的首都，這是中國首都第三次被外國侵略者攻陷（1860年北京被英法聯軍佔領，1900年再次被八國聯軍佔領）。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以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主席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組織“低調俱樂部”，大唱“失敗論”“亡國論”，特別是南京淪陷、武漢大會戰前夕，國民中彌漫著“悲觀論”“懷疑論”，對於全民族抗戰意志的發揚極為不利。還有一些人輕視日本，像歷史上一樣，把日本當成是蕞爾小國，以為中國抗戰可以速勝。這也是對中日國情和抗戰形勢的錯誤認識。有一些人口頭說抗戰是持久戰，為什麼是持久戰，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對抗戰前途的認識是盲目的。“亡國論”“速勝論”都不利於抗戰的開展。為駁斥當時國民黨內以及社會上流行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的錯誤觀點。1938年五六月間，在武漢會戰的前夕，毛澤東結合盧溝橋事變以來的抗戰形勢，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做了《論持久戰》的演講，科學地總結了全國抗戰10個月的經驗，深刻揭示了抗日戰爭的規律，預見了抗日戰爭的發展階段和前景，從理論與實際結合上，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持久戰的戰略指導思想，批判了片面抗戰的路線，闡述了全面抗戰的路線，論述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思想，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論持久戰》論証科學，說服力極強，從軍事戰略上作了科學預測，論証了中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這一科學預見，幫助全國軍民統一了思想，正確把握戰爭的進程，積極做好持久抗戰的准備。《論持久戰》是中共提出的指導抗日戰爭全過程的綱領性文件。這個文件曾經在延安、在各個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大后方、在上海被翻譯成英文，在國內外廣泛傳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輿論指導作用和戰略引領作用。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極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必勝的信心和決心，也為國民黨政府提供了具有強大說服力的進行持久作戰的理論支撐，對全國抗戰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抗日戰爭的全過程充分証明了《論持久戰》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是經過歷史檢驗的。有人隻重視國民黨政府的“持久消耗戰”戰略，實際上這個戰略是空洞無物的，是紙面上的。

六、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戰略配合

全國抗戰分成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進行了戰略配合，直至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這種配合是戰略的，不是戰術的。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戰略分工和戰略配合，是抗日戰爭持久戰得以順利進行的軍事戰略因素。

全國抗戰初期，八路軍離開陝北進入山西，配合山西國民黨駐軍展開正面作戰。八路軍取得的平型關和陽明堡等作戰勝利，就是正面戰場的勝利，收到了全國各地的祝捷電，大大鼓舞了全國軍民，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1937年11月，太原被攻佔，日軍佔領了華北大片地方。毛澤東敏銳地分析了戰場形勢，立即電令前線八路軍各部撤出正面戰場，轉入敵后作戰。這是毛澤東思考開辟敵后戰場的開始。

1938年初開始，在中共中央指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在日軍佔領的后方，陸續建立起敵后抗日根據地。毛澤東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對游擊戰戰略展開了充分研究，透徹論述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是戰爭的基本原則，系統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戰略原則、游擊戰與正規戰的配合等問題。在敵后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自己的政治優勢，放手發動群眾，緊緊依靠群眾，使敵后戰場成為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這種靈活機動而又富有中國特色的戰爭形式，承擔了獨當一面的對日作戰的戰略任務。這就是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配合對敵作戰的戰場原則。國民黨政府領導的軍隊有200多萬，應該在正面戰場與敵人作戰，需要採取正規戰、運動戰的軍事戰略原則。正規戰是不脫離總后方的作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起初力量不大，應該在敵后抗日根據地採取游擊戰的軍事戰略原則，大量地牽制敵人的進攻。這種作戰是戰略配合，是外線獨立自主的作戰，是脫離了總后方的作戰，是把敵人的后方變成敵人的前線、讓敵人無時無刻不處在戰爭前線。消耗敵人、疲憊敵人、使敵人不能集中主要兵力於正面戰場的進攻。

1938年10月武漢失陷以后，日本對正面戰場的攻擊壓力大為減輕，日軍主力逐漸投放敵后戰場，敵后戰場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主戰場，八路軍、新四軍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宣布：到1943年，侵華日軍的64%和偽軍的95%都為解放區軍民所抗擊﹔國民黨戰場所擔負的，不過日軍的36%和偽軍的5%。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戰場始終抗擊、牽制100萬左右日本陸軍主力。這樣龐大的侵華兵力，就是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聯合抗擊的。

在正面戰場，中國軍隊取得了徐州會戰中的台兒庄大捷，武漢會戰堅持了4個多月，迫使日本迅速滅亡中國的既定戰略徹底覆滅。敵后戰場也組織了百團大戰等大規模作戰，給予華北敵軍沉重打擊。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兩大主戰場。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配合，是保証持久戰戰略得以實施的兩大杠杆，是保証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國內基本的軍事力量。在全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日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多人，其中日軍52.7萬多人。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山東、華中等19個抗日根據地遍及大江南北，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裡，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260余萬，成為戰略反攻的主要力量。歷史事實証明，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七、如何理解抗日戰爭的領導權

抗日戰爭中的領導權問題，過去一直有爭論。有人說是國民黨領導，有人說是共產黨領導。2005年9月3日，胡錦濤同志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這個講話明確肯定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分別對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領導作用。同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召開抗戰勝利60周年學術座談會，筆者在會議上就抗戰時期存在著兩個領導中心做了專門發言。會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對筆者說，這個看法基本可以站得住。筆者認為，說中國共產黨發揮了領導作用，是因為它倡導、推動並始終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民族戰爭所必需的國內團結能夠維持下來，而且，中國共產黨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動員敵后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擔負著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領導中心，是可以理解的。必須承認，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是抗日戰爭的一個領導中心。

只要看看，抗戰期間，作為侵略者的一方怎麼看待中共的領導力量就很清楚，日本侵略者更加看重中共的抵抗力量。一本日本情報部門的資料上說：“從總體上看，可知現在對日本展開包圍式攻擊的思想宣傳戰的主體，明顯是中共及其外圍的頑強活動。以七七事變為契機，其一端已經實際展現出來了。”一個長期在華北從事特務活動的日本人在書中承認“國共共同成為抗日戰爭的中心力量”，“不管怎樣，中國的抗戰都將走到中共的軌道上去”。日軍大將阿部信行指出：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中共的力量卻延伸到中國四百余州，一舉手一投足都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阻擋了日本將中國殖民地化的“進路”，因而成了“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宮崇仁於1943年至1944年化名若杉參謀，廣泛考察中國戰場以后，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干部發表講話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民眾的軍紀也特別嚴明，決非日本軍隊所能企及”，“在我看來，這樣的日本軍隊，是無法與中共對陣的”。

我們還要看到，國家權力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手中。這個政府是民族戰爭所必須的、國際國內承認的政權，它指揮200萬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抗日戰爭隻有發動蔣介石、國民黨參加，才可能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推動全國抗戰的開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戰。沒有蔣介石、國民黨的參加，單憑中國共產黨的力量，盡管其抗日主張無疑是正確的，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的，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難以獨立支撐全國抗戰的大局。延安指揮不了正面戰場，也不能對1944年豫湘桂大潰退負責﹔重慶指揮不了敵后戰場，不能享受敵后戰場獨立抵抗日本在華軍力51%的榮譽。這是兩個領導中心分別發揮的作用。

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不是一個從屬另一個，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不可替代的。兩個領導中心，不是一時一刻起作用的，都是全面的、全局的。不承認一個中心，或者取消一個中心，顯然是不行的。取消國民黨、蔣政權這個中心，失去國家政權的力量，全國抗戰難以推動，難以調動幾百萬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敵作戰，難以爭取國際援助。取消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心也不行，取消這個中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形成不了，還是繼續“攘外必先安內”，內戰不止，如何形成全國抗戰的局面？取消這個中心，敵后戰場誰來領導，廣大敵后地區的人民群眾誰來組織和發動？取消這個中心，誰來制止國民黨政權對日妥協退讓的趨勢？

毛澤東早就提出，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這個問題實際上說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問題。這就是抗日戰爭中的兩個領導中心問題。歷史事實証明了兩個領導中心的存在。

八、正確闡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

中國抗日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近些年來，學界和黨中央對這一認識很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過東方主戰場的作用。2025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俄羅斯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時，又一次強調了這一點。如何進一步論述這一點，歷史學界還要做出努力。現有的研究，筆者不認為是很有說服力的。

第一，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全國抗戰的起點，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爆發點。歐美各國學者普遍認為，1939年德國佔領波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這代表了歐洲中心的觀點，實際上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爆發點。當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中國的全國抗戰已經在艱難困苦中堅持兩年之久。而在歐洲呢，1939年德軍30天滅亡波蘭，44天佔領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號稱“歐洲最大強國”的法國，還有堅不可摧的馬奇諾防線，也隻堅持了短短6周就投降了。法國投降，英軍撤退到英倫三島，倫敦遭到德國的狂轟濫炸。歐洲幾乎無還手之力。據歐洲學者研究，德軍進攻波蘭時，隻有98個師，法國和波蘭加起來有130個師。德軍進攻法國時，德國在西部邊界經過訓練的師隻有11個，而法國在那裡部署了85個師。如果法軍敢於攻打德軍的西線，德國不一定頂得住。這個簡單的對比說明，中國抗日戰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這個東方主戰場遠比歐洲戰場強大，遠比歐洲戰場能夠抗擊法西斯國家的侵略。

第二，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相比，牽制了日軍主要兵力。1937年底，日本向中國戰場（包括中國東北）投入了21個師團，在朝鮮和日本國內隻有3個師團，88%的兵力都在中國﹔1938年10月，日本陸軍總兵力有34個師團，分駐於中國的有32個，佔其總兵力的94％。1941年12月，日本陸軍總兵力有51個師團，分駐於中國的有35個，佔其總兵力的69％﹔分布在太平洋戰場的有10個，隻佔其總兵力的20％。1942年，日本投入太平洋戰場的兵力也不過佔其總兵力的26%，64%的兵力都在中國。1943年，日本在中國戰場仍部署了28個師團。太平洋戰爭開始后，中國戰場始終抗擊、牽制100萬左右日本陸軍主力。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日本在華投降兵力為128萬人，遠遠多於太平洋戰場。中國人民以巨大的犧牲和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支持了蘇聯的對德戰爭，使它有一個穩定的后方﹔又支持了美國、英國的太平洋戰場，大大減少了日軍對他們的壓力﹔又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歐亞的企圖，使日德法西斯不能在更大范圍內給人類帶來苦難。這一點，就充分說明東方主戰場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性作用。

第三，日軍在中國戰場死亡人數最多。在14年侵華戰爭和1941年后的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傷病戰死287萬人，死於中國戰場的有198萬人，死於太平洋戰場的隻有89萬人。中國傷亡3500萬人，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二戰中，英軍及其殖民地國家共死亡80萬人，美軍共死亡32萬人，其中一部分死於對日作戰。蘇軍在衛國戰爭中死亡867萬人，其中隻有約3萬人死於對日作戰。可見二戰中，有兩大法西斯勢力，一個是亞洲的日本，一個是歐洲的德國。歐洲的主戰場在蘇聯，亞洲的主戰場在中國。日軍在中國主戰場死亡的最多，德軍在蘇聯主戰場死亡的最多。

第四，中國戰場實行兩個領導中心，實行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相結合的戰略態勢，能夠堅持長期對日作戰。這種戰略態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所有戰場上，中國是唯一的。任何其他反法西斯國家均做不到這一點。關鍵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了主導作用，這是東方主戰場長期堅持的基本原因。

第五，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英、蘇、中等國簽訂《聯合國家宣言》，立即組成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共同對德意日法西斯國家作戰。中國戰區包括了越南、泰國等國家。1942年初，中國在抗戰的艱苦時刻，還派出了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配合英軍，取得對日作戰勝利。中美合作開辟的滇緬公路、中印公路、“駝峰”航線等陸、空國際交通運輸線起了重要作用。鑒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重要性，1944年，美國派遣美軍觀察組常駐延安，考察華北，與中共領導人和八路軍將領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中國戰場作為東方主戰場承擔了相應的國際義務。

第六，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分別在中國重慶、美國華盛頓簽訂了《中英新約》和《中美新約》，宣布取消英美兩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等治外法權，廢除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是鴉片戰爭以后壓在中國人民頭上最為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廢除這個條約，說明英美兩個大國正式承認了中國抗日戰場的極端重要性，為此不得不解除套在中國身上的這個鎖鏈。從這個角度，完全可以說明東方主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無可替代的作用。

第七，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國領導人在開羅舉行會議，商討共同對日作戰以及戰后對日懲處等問題，會后發表《開羅宣言》，規定日本竊取於中國的領土，包括東北地區、台灣及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等，應歸還中國。開羅會議和《開羅宣言》表明中國東方主戰場的戰略地位得到肯定。

第八，在中國全國抗日戰爭8年中，蘇聯援助中國1.7億美元，美國援助中國6.3億美元。美國援外物資共有460億美元，絕大部分援助歐洲戰場，援助中國戰場的不過援助歐洲戰場的1/70。可見，中國的全國抗日戰爭，主要是靠中國自己的力量打的，而不是靠外援。這一點，可証明東方主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八點，大體上可以闡明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民的艱苦作戰和英勇犧牲精神，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立下不朽功勛。歐洲國家不重視東方主戰場，不承認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極不公平的，是歐洲中心論的狹隘眼光造成的，應該用歷史事實予以擊穿。

九、抗戰勝利是中華民族復興樞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密蘇裡”號戰列艦上簽署了投降書。中國人民歷經14年艱難曲折的斗爭，特別是8年全國抗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以3500萬人的傷亡，取得了抗日戰爭最后的勝利，因為這個偉大的勝利，台灣也回到祖國懷抱。

如何理解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樞紐，筆者有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抵抗外敵入侵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扭轉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從《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到1915年《民四條約》，把中國牢牢拴在不平等條約體系上，中國國家的獨立主權受到嚴重破壞，中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受到嚴重打擊，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國家地位低到不能再低。

日本通過1931年9月開始的14年侵華戰爭，特別是8年全面侵略戰爭，佔領了中國東部大部分地方，佔領了包括中國首都在內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日本侵華比近代以來歷次外國侵略帶給中國的損失都大。但是，這一次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挺住了，日本侵略者陷於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走向了失敗。抗日戰爭的結果是，中國不僅沒有簽訂不平等條約，還取消此前的不平等條約，宣布《馬關條約》《辛丑條約》作廢，宣布治外法權作廢，洗雪了外國侵略者加在中國身上的恥辱。中國人民可以抬起頭來，向帝國主義者大聲說“不”了。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來說，這是最重要的政治前提。

抗戰勝利60周年時，筆者曾撰文指出，抗戰勝利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重要標志，抗日戰爭的勝利完成了近代中國從“沉淪”到“上升”的轉變。現在看來，這個認識還要進一步深入。

第二，九一八事變前10年，中國誕生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20世紀初以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力量都相對增長了，中國新的知識分子也成長了，其中許多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些都是20世紀以來的新現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下，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知識分子的愛國運動、工商業界的愛國運動，都具有了不同於以往的特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了新的階級因素和精神因素。這些因素，是構成抗日戰爭勝利后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原因。

第三，中國共產黨是提出、促成、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力量。抗戰時期，提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極為困難的事。當權的國民黨政府堅持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內”，對日本侵略必然是妥協退讓。如何動員中國社會各政黨、社團、階級、軍隊以及社會賢達掀起抗日熱潮，支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是十分繁難艱苦的工作。中國共產黨以全部精力做這樣的工作，終於達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隻有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把政府、民間、各階級、各政黨的力量團結起來，才能戰勝日本侵略者。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站到近代中國歷史的正確一邊、正義一邊，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形成推動中華民族復興不竭的動力。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中國人民軍隊的力量，從弱到強，成為引導中國歷史前進的力量。中華民族的覺醒達到空前的程度，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中華民族的覺醒、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中華民族共同體認識的形成，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四，抗日戰爭的勝利，鑄就了偉大的抗戰精神，成為中國人民繼續前進和奮斗的精神力量，成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推動力量。抗日戰爭的勝利轉變了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人民擁護中國共產黨、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這是抗戰精神鑄就的，是中華民族復興樞紐最重要的保証。

第五，抗戰勝利，鑄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昭示了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歷史上形成的諸民族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日本侵華，民族存亡，是中華各民族面臨的共同問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各民族共同抗日，就是中華各民族的共同任務。中國共產黨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推動各民族共同抗日，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抗戰期間學術界有關“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對於加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有幫助的。

第六，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洗雪了甲午戰爭的恥辱，是中華民族復興事業的標志，是中國歷史轉折的標志。《馬關條約》簽訂后，台灣被日本佔領超過50年。雖然台灣人民進行了長期的抵抗，但是，沒有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台灣光復是不可能的。台灣回歸祖國，証明了日本佔領的非正義性，証明了《馬關條約》的非正義性。台灣光復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的，符合國際法基本原則﹔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個中國”既是國際法的法理基礎，也是國內法的法理基礎。無論民進黨“台獨”勢力如何造作，“一個中國”是不可動搖的，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的法理原則是不可動搖的。現在的台灣問題，是國內問題，是國家統一問題。兩岸一家親，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統一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中國人民手中。

第七，抗戰勝利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開辟了舊中國被推翻、新中國建立並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景。抗戰勝利后不到4年，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摧毀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軍事力量，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新中國。在人類歷史上，這4年不過一瞬間，卻成了中國歷史轉折的最重要節點。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在全國大后方的工作，深深贏得了民心、贏得了人民的真誠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戰爭期間的三大戰役，解放大軍的渡江作戰，離開了人民群眾的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歷史証明這句話是真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這個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世界人民的勝利”。

他還說：“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全體中華兒女為國家生存而戰、為民族復興而戰、為人類正義而戰，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斗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殉國將領，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庄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群體，就是千千萬萬抗日將士的杰出代表。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筑長城、以前仆后繼赴國難，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

第八，從中華民族復興的本質說，抗戰勝利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完全成熟。中國共產黨從抗戰的艱苦錘煉中，鍛造出了黨的領袖，鍛造出了指導全黨工作、指導新中國建立和中華民族復興的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黨，是真正走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真正明確了中國歷史前進方向的政黨。

抗戰歷史証明，中國共產黨指引的方向是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是始終抓住中華民族復興大方向的。中國共產黨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用奮斗和犧牲，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人民群眾覺醒了，人民群眾動員起來了，人民高唱東方紅，願意跟著共產黨走，這就形成了歷史前進的巨大推動力。歷史証明，中國共產黨始終是站在歷史正確方向一邊、站在歷史正義一邊、站在絕大多數人民利益一邊的。

這就是結論：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導作用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基本原因。

作者：張海鵬，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刊載於《抗日戰爭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