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軍民同心的歷史見証

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收到江西民眾慰勞前敵革命將士委員會捐款的收條與回信（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藏）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展櫃中陳列的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收到江西民眾慰勞前敵革命將士委員會“捐款收條”與“回信”，作為國家一級文物，以具象實物形態記錄了1927年中國革命轉折期的歷史瞬間。文書紙面色澤已褪，毛筆小楷字跡清晰，所蓋“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之印”完好可辨，是南昌起義這一中國革命重大事件中軍民同心的歷史見証。

革命低潮中的奮起反抗

1927年，中國革命處於重要轉折期。年初，北伐戰爭推進，革命勢力范圍擴大，但國民黨右派反共傾向加劇。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動用軍隊、流氓武裝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與共產黨決裂，鎮壓革命志士。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革命形勢轉入低潮。

為了使革命走向復興，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作出以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決策，啟動南昌起義秘密籌備工作。之所以選定南昌作為起義地點，主要基於三方面因素：其一，兵力對比佔優勢。當時駐守南昌的國民黨軍隊約6000人，分屬不同派系，指揮不統一﹔共產黨可直接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部隊（含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賀龍率領的第二十軍、朱德率領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等）2萬余人，優勢明顯。其二，地理條件適宜。南昌地處贛北，僅通過南潯鐵路與外界連通，交通相對不便，起義爆發后國民黨軍隊增援速度會減緩，可為起義部隊爭取部署時間。其三，群眾基礎扎實。大革命時期，南昌工農運動活躍，工會、農會組織覆蓋城鄉，工農群眾對革命認同度高，可為起義提供支援。

7月27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從武漢秘密抵達南昌，當晚在江西大旅社（今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舊址）主持會議，成立中共前敵委員會，負責領導南昌起義具體事宜。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構成起義核心指揮層。最初計劃7月30日舉行起義，各項准備工作有序推進。

7月30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從武漢抵達南昌，對起義計劃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等待共產國際指示，並爭取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支持，不宜貿然行動。該主張遭到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反對，此時起義部署已基本就緒，推遲或取消可能導致革命力量暴露、前功盡棄。經兩天討論，前敵委員會統一意見：放棄等待共產國際指示及爭取張發奎的計劃，於8月1日凌晨舉行起義。

1927年8月1日凌晨2時，起義部隊分多路進攻：賀龍率第二十軍主攻敵軍總指揮部，葉挺率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進攻貢院、天主堂等地，朱德控制附近敵軍兵力，劉伯承協助制定作戰計劃。至凌晨6時，起義部隊完全控制南昌城，殲滅守軍3000余人，繳獲大量武器，起義取得初步勝利。隨后，起義部隊整編為第十一軍、第二十軍、第九軍，成為中共獨立領導的第一支正規武裝，並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發布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的綱領。

南昌百姓積極支援起義

起義勝利后，南昌民眾以多種形式熱烈響應革命，街頭傳唱《八一起義》歌謠，“八一大天亮，百姓早起床，昨夜晚機關槍……原來是共產黨武裝起義”。8月2日，南昌各界群眾在公眾體育場舉行集會，慶祝起義勝利及革命委員會成立，當時南昌全城人口約17萬人，參與集會的群眾達5萬人。部分民眾加入起義部隊補充兵力，城郊農民組建擔架隊提供醫療轉運服務，與此同時，民眾自發組建的“江西民眾慰勞前敵革命將士委員會”還發起了募捐行動，從不同方面支援起義部隊。

該委員會由南昌及周邊地區的工農群眾、愛國紳士、進步學生自發組建，負責人為朱大楨。經過委員會成員的努力，最終匯聚成1萬元捐款——按1927年物價，這筆錢可購買大米約2.5萬斤，足以支撐一個團近一個月的日常開支，對需長途南下、補給緊張的起義軍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的實際支持。

1927年8月3日，朱大楨攜帶1萬元捐款前往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該黨部當時的實際領導權由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掌握，是南昌起義籌備階段的“隱蔽陣地”。時任該黨部執行委員的共產黨員羅石冰接待了朱大楨，雙方當場核對捐款數額后，羅石冰以省黨部名義開具收條。8月4日，羅石冰以同一名義撰寫回信，明確該筆捐款已分別送交第十一軍、第二十軍政治部，用於部隊南下物資開支。這兩張文書記錄了民眾支援與起義軍需求的對接過程，是人民軍隊誕生初期獲得群眾支持的實物依據。

兩張文書背后的歷史細節與意義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珍藏的“捐款收條”與“回信”，雖為紙質文書，卻承載著厚重的歷史信息，是解讀1927年革命生態與軍民關系的關鍵檔案。

從文書形制看，收條採用“明八行”公文信箋書寫，內容為“今收到貴會慰勞革命將士捐款壹萬元整”，末尾加蓋“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之印”﹔回信則使用“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公用箋”，寫明捐款處置情況並同樣加蓋公章。這一細節背后，是當時特殊的政治語境：國民黨右派已公開叛變，但共產黨員方志敏、羅石冰、黃道等仍以省黨部執行委員身份，依托該平台開展隱蔽工作——用“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公用箋”處理捐款事宜，既符合當時的組織名義，也為革命活動提供了安全掩護，體現了早期中共革命斗爭的靈活性與策略性。

從歷史價值看，這兩張文書並非簡單的“財務記錄”：其一，它們實証了南昌起義的群眾基礎——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因契合民眾利益，才能在白色恐怖下獲得工農、紳士、學生的共同支援，這種軍民聯系成為后來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根基。其二，它們補充了起義籌備與后續行動的細節——捐款用於部隊南下開支，反映了起義軍的物資需求，也印証了省黨部作為“隱蔽陣地”，不僅籌備起義，更在起義后持續為部隊提供后勤支持。其三，它們是人民軍隊為人民、人民擁護人民軍隊的最早見証之一，文書中“國幣壹萬元”的明確記載，與民眾自發募捐的過程相呼應，讓抽象的軍民同心變得具體可感。

如今，這兩張泛黃卻字跡清晰的文書，靜靜陳列在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中，它們不僅是國家一級文物，更是1927年中國革命轉折期，中共在危難中奮起、民眾與革命同向同行的鮮活注腳。

 （來源:《 學習時報 》2025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