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戰爭指導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從中日雙方的基本國情和中國抗戰的客觀實際出發，始終站在全局高度，深入地研究戰爭、統籌戰爭、指導戰爭，積極倡導建立並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大力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開辟和發展敵后戰場，創建和鞏固抗日根據地，以科學的思想理論、靈活的戰略戰術和堅定的意志品格，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堅持持久抗戰、奪取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

一、倡導建立並堅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動員全國軍民共同抗戰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華兒女前仆后繼抗擊外敵入侵，但始終不能集全民族之力共同御侮，擺脫不了一盤散沙、屢戰屢敗的命運。毛澤東指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中國要奪取抗戰勝利，必須真正實現全民族的團結，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

面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中國共產黨不僅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而且適時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即展現出以民族大義為重、抗戰大業為先的胸懷，號召全國廣大被壓迫民眾同中國工農紅軍一道，以民族革命戰爭將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地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指出：“特別在滿洲更應該加緊的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加緊在北滿的軍事工作，組織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提出“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紅軍願在“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立即保証民眾的民主權利”“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三個條件下，“准備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新進攻告民眾書》，號召“一切真正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的，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起來，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一致與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作戰”。9月21日，中國共產黨又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的名義，經宋慶齡、何香凝等1779人簽字，發表《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旨在“給全國民眾一個明顯的具體的容易懂的對日作戰的行動綱領”，以“盡最大可能團結一切反日的力量來建立真正廣大的民眾的反日統一戰線”。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並於10月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明確提出“抗日救國”口號，呼吁停止內戰，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並提出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等主張。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后，為制定適合新形勢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方針，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論証了在抗日的條件下和民族資產階級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並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既團結又斗爭的原則，強調要反對狹隘的關門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下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這些都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和理論上的准備。

中國共產黨在倡導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逐步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聯蔣抗日”方針的轉變。由於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長期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實行“剿共”內戰和對日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曾採取“抗日反蔣”的政策，即把抵抗日本侵略與反對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的統治並列。但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掌握著全國政權和龐大軍隊，與他們合作，才有全民族的抗戰。同時，由於日本不斷侵略尤其是策動的華北事變直接威脅到英美等國和蔣介石集團的利益，超出他們所能容忍的限度，因而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的對日態度漸趨強硬。基於這種情況，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公開把國民黨列為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對象。5月5日，毛澤東、朱德發表的《關於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指示，明確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一方針的改變，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全力促成事變和平解決，迫使蔣介石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七七事變后，中共中央通電全國，呼吁“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1937年9月下旬，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正確地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堅定地維護、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國抗戰爆發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各階級、階層、黨派和團體，廣大民眾及港澳台同胞、海外華僑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戰高潮。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后，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的新階段。相持階段的到來，是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階段性勝利，標志著日本速戰速決戰略的破產，也表明中日較量將進入一個更加長期和復雜的階段。但此后，國民黨抗日的一面趨於消極、保守，防共、限共和反共的一面明顯加強。國民黨頑固派連續挑起反共磨擦，甚至於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陝甘寧、山西和河北等幾個地區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發起大規模軍事進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圖削弱並逐步消滅在這些地區的中共組織和人民軍隊。中國共產黨堅持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根本原則，領導八路軍和山西新軍堅決反擊，粉碎了各地國民黨頑軍的進攻，然后主動與國民黨當局談判，達成了停止武裝沖突、劃定駐軍區域、繼續合作抗戰的協議。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認真分析國內政治形勢后認為，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仍處於從屬地位，共產黨的任務應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在總結反磨擦斗爭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其中，進步勢力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是統一戰線的基礎、抗戰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間勢力主要是指各民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頑固勢力是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即以蔣介石集團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國民黨頑固派並沒有收斂反共活動。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又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將屠刀砍向遵命北移的皖南新四軍，使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頂峰。面對嚴重局勢，中國共產黨仍然以抗日大局為重，在軍事上嚴守自衛，在政治上堅決反擊，得到全國人民、中間勢力、國民黨內正義人士及國際輿論的普遍同情，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公開表示“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由此，國共兩黨關系幾近破裂的危機得以避免。但國民黨頑固派並未真正吸取教訓，仍然堅持避戰觀戰為主和限共反共的政策。1943年春夏，蔣介石署名出版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暗示要消滅共產黨，國民黨頑固派又借共產國際解散的機會鼓噪“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並秘密部署向陝甘寧邊區的軍事進攻。中共中央通過政治上的一系列有力反擊，及時制止了國民黨頑固派陰謀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與中國社會各種抗日力量風雨同舟，不斷夯實統一戰線的基礎，維持了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的局面 ,成為抗戰進步力量團結的核心。正如毛澤東所說：“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

二、提出並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實施以弱勝強的戰爭指導方略

毛澤東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七七事變爆發時，日本已經是高度工業化國家，工業年產值60億美元﹔中國仍然是落后的農業國家，工業年產值13.6億美元。日本軍隊裝備先進，士兵訓練有素，進行的是現代諸軍兵種協同作戰﹔中國軍隊雖有200多萬，但基本是陸軍，裝備、訓練較為落后。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要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強國，必須正視現實，立足實際，揚長避短。為此，中國共產黨及時制定和實施了以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為根本遵循的以弱制強、以弱勝強的戰爭指導方略。

全面抗戰路線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根本指導路線。鑒於中日雙方軍力和國力的懸殊，全國抗戰開始后，在如何抗戰的問題上，中國亟須解決的是：到底依靠什麼力量，才能有效抵抗並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出發，堅持一黨專政，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進行抗戰，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際支持和援助上，不願也不敢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但這種片面抗戰路線，被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接連喪師失地的事實証明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始終認為，抗日戰爭作為民族解放戰爭，本質上是一場空前的人民革命戰爭，離開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因此，必須實行一條全面抗戰路線，動員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參加，以人多地廣的優勢來彌補軍力和國力的差距，才能抵抗強敵並最終取得勝利。

其實，早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國共產黨就呼吁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和武力進行抗日。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到達陝北后，於1935年11月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十大綱領，號召實行“全國海陸空軍與全國人民總動員，開展神聖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

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認為：“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要爭取抗戰的勝利，關鍵在於實行一個正確的抗戰路線，這就要把單純的政府抗戰變為全民族的抗戰，把單純的軍事抗戰變為全面抗戰，因為“單純的政府抗戰只能取得某些個別的勝利，要徹底地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開始提出“全民族實行抗戰”的方針，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開放全國民眾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准備應戰”。為了爭取全國抗戰的實現，中共中央書記處於7月21日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目前形勢的指示》，提出五項主張，即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進行全面的抵抗﹔進行統一的、積極的抵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8月25日，洛川會議通過的《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正式提出“隻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的勝利”，“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同時，還通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確定全面抗戰路線作為達成持久戰的基本路徑。這就為動員全國各族各階層人民奮起持久抗戰、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行動方略。

要取得全國抗戰的勝利，還必須實行正確的戰略方針。早在全國抗戰開始前，一些有識之士就預見到即將全面爆發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對如何堅持持久戰、在持久戰中通過何種方式打贏戰爭等重大問題缺乏深入思考和分析。全國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府於1937年8月20日以大本營訓令頒發《戰爭指導方案》，正式確定“以達成‘持久戰’為基本主旨”的持久消耗戰略，明確“利用我優勢之人力與廣大國土，採取持久消耗戰，一面消耗敵人，一面培養國力，俟機轉移攻勢，擊破敵人，爭取最后勝利”。但是，由於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不能充分發動和武裝群眾，決定了其持久消耗戰略雖有比較符合敵強我弱實際的一面，但卻過分強調“以空間換時間”，作戰中往往採用與敵人硬拼消耗的陣地戰﹔過分強調依賴列強干涉和國際外援，沒有看到戰略相持階段中促使敵我雙方力量轉變的關鍵在於動員和發動廣大人民。因而，這是一種消極的軍事戰略方針。而中國共產黨針對中日雙方基本特點，著眼發揮中國地廣人多的優勢，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實行立足於充分發動、武裝群眾的持久戰戰略方針，這是符合國情實際、能夠克敵制勝的抗戰戰略總方針。

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並取得最后勝利？早在 1935年12月23日瓦窯堡會議通過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中共中央針對當時日本侵華的形勢，就提出黨的戰略方針是“戰略的持久戰，戰役的速決戰，反對戰役持久戰，反對‘拼消耗’”。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進一步指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要打倒敵人必須准備作持久戰”。1936年7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對抗日戰爭的進程作了估計，指出中日這一戰，是持久的，最后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他預言：“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最后勝利必定屬於中國人民。”1937年8月11日，朱德、周恩來在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談話會上發言指出：“抗日戰爭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在戰術上則應採取攻勢”﹔“當前戰爭中，必須培養出可以獨立持久的能力”。

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對關於持久戰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作了深刻闡述。他指出，雖然中日之間敵強我弱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但敵尚有其他缺點，我尚有其他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所以，“敵是相對的強，我是相對的弱﹔敵是相對的優勢，我是相對的劣勢”。加上“戰爭過程中我之堅持抗戰和堅持統一戰線的努力，更加變化了敵我原來強弱優劣的形勢，因而敵我隻限於一定階段內的一定程度上的勝或敗，造成了持久戰的局面”。不過，隨著戰爭情況不斷發展，“只要我能運用正確的軍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則的錯誤，竭盡最善的努力，敵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將隨戰爭之延長而發展，必能繼續改變著敵我強弱的原來程度，繼續變化著敵我的優劣形勢”。同時，毛澤東科學預見持久戰將具體表現為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階段。此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中國的劣勢雖有更大幅度的增加，包括土地、人口、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縮減，但也要看到“向上的變化”，即“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這種進步就成為第二階段繼續抗戰的主要基礎”，“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后勝利的根據”。第二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准備反攻的戰略相持階段。此階段“大體上將是日本繼續向下，中國繼續向上”，“中國將脫出劣勢，日本則脫出優勢，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優劣相反的地位”。“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准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漫長而困難的相持階段，是轉變敵強我弱力量對比的樞紐。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從而迎來最后的勝利。第三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跨過戰爭的艱難路程后，勝利的坦途就要到來，這是戰爭的自然邏輯。毛澤東強調：“中國由劣勢到平衡到優勢，日本由優勢到平衡到劣勢，中國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進攻到保守到退卻——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中日戰爭的必然趨勢。”三階段理論的提出，為中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描繪了一幅清晰的路線圖。

三、開展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開辟和發展敵后戰場，創造有利於全國抗戰的戰略格局

戰場是敵對雙方軍隊在一定的時間空間集中表現和較量的場所。在戰略戰役行動中，准備戰場、選擇戰場、創造戰場是爭取戰爭主動權的重要內容之一。特別是弱軍對於強軍作戰，不能不講求戰場這個條件。抗日戰爭是小而強的日本攻擊大而弱的中國，這就從客觀上要求中國不能僅按照常規的作戰樣式，與日軍進行正面對抗，還必須另辟蹊徑。從敵強我弱的特點來講，中國軍隊若只是實行正面的正規防御作戰是難以取勝的，還必須到敵人后方即日軍佔領區去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廣大的、長期的游擊戰爭，積小勝為大勝，造成陷敵於兩線作戰的不利地位和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有效打擊和削弱敵人，保存和發展自己。從敵小我大的特點來講，隨著日軍在中國戰線拉長，佔領區不斷擴大，其兵力分散又不足的弱點逐漸明顯，敵佔區留下了許多無法控制或控制薄弱的地方，給中國提供了發展敵后游擊戰爭的廣大活動空間。

由於國共兩黨軍隊實力懸殊，全民族抗戰時期兩黨之間軍事上的合作，突出表現為國民黨軍隊主要擔負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主要擔負敵后戰場的游擊戰。七七事變發生后，為了推動全國抗戰的早日實現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中共中央書記處在 1937年7月21日提出，我們主張“立刻集中抗戰的軍事領導，建立各個戰線上的統一指揮，決定採用攻勢防御的戰略方針，大規模的在日寇周圍及后方發動抗日的游擊戰爭，以配合主力軍作戰”。隨后，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再次把“確定游擊戰爭擔負戰略任務的一個方面，使游擊戰爭和正規戰爭配合起來”，作為“全國軍隊的總動員”的一個重要內容，明確提出了游擊戰爭和正規戰爭擔負不同的戰略任務。此后的忻口、太原作戰，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持續時間最久、戰績最顯著的會戰，也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配合較好的一次會戰。在這期間，八路軍第115師主力在平型關伏擊日軍，殲敵1000余人，取得平型關大捷。這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打破了侵華日軍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

然而，由於戰爭形勢快速變化，1937年11月8日華北日軍攻陷太原后，繼續沿平漢、津浦、同蒲、平綏等鐵路線展開進攻。至11月中旬，晉、察、冀、綏、魯等省大片國土淪入日軍之手。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11月13日，毛澤東又電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指出，八路軍當前的任務是“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發動民眾，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別人，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據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決定，第115、120、129師分赴晉察冀、晉西南、晉西北、晉冀豫地區創建抗日根據地。八路軍迅即展開於山西四角，很快在山區站穩了腳跟。1938年4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八路軍又以主力一部向河北、山東平原地區進軍，將以山西為主的山地游擊戰發展為整個華北地區的敵后游擊戰爭。隨后，新四軍也向華中敵后挺進，展開於大江南北，初創了蘇南、皖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至 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開辟了廣闊的華北、華中敵后戰場，把敵人的后方變成抗日的前線，構成了中國抗日戰爭正面和敵后兩個戰場並存的戰略新格局。當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侵華日軍開始把越來越多的兵力投入鞏固佔領區，並主要用於進攻八路軍、新四軍，敵后戰場在中國抗戰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成為影響和決定抗戰進程的主要戰場。

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也是把抗日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地位的偉大創造。國民黨曾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提出：“充實民眾武力”，“在敵人后方發動普遍的游擊戰”。但是國民黨政府言行不一，並沒有完全將這一綱領付諸行動。中國共產黨實行戰略創新，把敵佔據點與我游擊根據地比作圍棋中的“做眼”，敵我之間的戰役戰斗看作“吃子”，確定“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領導人民軍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大規模的敵后游擊戰爭，在持久抗戰中發揮了重大的戰略作用。毛澤東指出：“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且，由於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人民軍隊的存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堅決支持，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等一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這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於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這樣，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正是按照這一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大力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開辟和擴大敵后戰場，創建和發展敵后抗日根據地，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和人民軍隊特點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就抗日游擊戰爭的作戰指導來看，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創造，就是把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戰斗的速決戰辯証地統一起來，不是單純地拖延消耗，而是積極行動，主動打擊敵人。其基本特點是強調在戰略上是內線的持久的防御戰，在戰役戰斗上是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分散和集中、分進和合擊、攻擊和防御、突擊和鉗制、包圍和迂回、前進和后退”等戰術或方法，變戰略上的劣勢為戰役戰斗的優勢﹔而實行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必須發揮組織指揮上的主動性、靈活性與計劃性。在作戰形式上，應根據戰爭發展的不同階段，正確地運用運動戰、游擊戰和陣地戰三種不同形式：戰略防御和戰略反攻兩個階段是以運動戰為主，以游擊戰和陣地戰為輔﹔而戰略相持階段則以游擊戰為主，以運動戰和陣地戰為輔。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但這不是說：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不重要。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游擊戰的戰略作用，一是輔助正規戰，二是把自己也變成正規戰，即向運動戰發展。此外，應盡可能地實行殲滅戰，即“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迂回戰術”，用戰役的殲滅戰達到戰略的消耗戰的目的﹔同時，應執行有利條件下戰役戰斗的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這些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使人民軍隊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能始終有效地消滅敵人、保存和發展自己，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創新智慧。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作戰12.5萬余次，以傷亡61萬余人的重大代價，殲滅日、偽軍171.4萬余人（其中日軍52.7萬余人），繳獲長短槍68萬余支、輕重機槍1.1萬余挺、各種炮1800多門，收復國土104.8萬余平方公裡，解放人口1.255億，東北抗日聯軍等部也牽制和消滅了大量日偽軍，為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可以說，“這樣又廣大又持久的游擊戰爭，在整個人類的戰爭史中，都是頗為新鮮的事情”。

四、實行人民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打造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戰略基地

“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中國共產黨主張實行的全面抗戰路線，就是人民戰爭的路線。這與國民黨不敢廣泛發動群眾而信奉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並依賴外援的片面抗戰路線，有著根本不同。能否最大程度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是國共兩黨兩條抗戰路線的根本區別。國民黨雖然有許多關於實行“全面抗戰”、發動“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戰爭”的宣傳，甚至其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還提出一些動員人民群眾的政策，但意在要全國各階層民眾無條件地服從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國民黨既想利用人民抗戰，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戰中壯大起來﹔既不能不對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讓步，又想堅持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因而總是言行不一，在實際上經常採取違反廣大人民利益的措施和行動，結果必然妨礙中國抗戰潛力最大限度的發揮。

中國共產黨把動員和組織民眾視為抗戰的頭等大事，認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發揚自己的軍事、政治優勢，在敵后戰場建立了主力軍、地方軍、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抗日武裝力量體制，構建起進行人民戰爭的組織形式。面對嚴重困難局面，中國共產黨及人民軍隊緊緊依靠廣大群眾，採取“打磨盤”“翻邊”“到敵后之敵后”“敵進我進”等戰術，展開反“掃蕩”、反“清鄉”斗爭，並在實踐中創造了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鐵道游擊戰等戰法，使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得到充分釋放。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就認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動員了最廣泛的民眾參戰，而“這種全體動員的依據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種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運動之上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將人民群眾抗戰的自覺能動性有效轉化為堅持抗戰、奪取勝利的戰爭偉力，是人民戰爭真正的領導者。

為了發動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將開展敵后游擊戰爭與創建抗日根據地結合起來。由於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殘酷的，而抗日根據地作為“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它的建立和鞏固是關系到游擊戰爭能否生存發展的關鍵，因為沒有根據地就得不到廣大群眾在人財物方面的支援，在敵人反復殘酷的進攻下，很難長期堅持和發展。把游擊戰和根據地結合起來，就使游擊戰爭不只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更是發動、組織和武裝群眾的根本途徑，也就必須相應地滿足廣大群眾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要求。因而，“根據地雖小卻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

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就把“創造根據地”列為人民軍隊四項基本任務之首，並始終把建立與鞏固抗日根據地作為敵后抗戰的中心任務。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和華南的戰略方針。據此，八路軍三大主力深入冀魯豫平原，先后開辟晉察冀、晉西北、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新四軍東進北上創建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皖、蘇南、皖江、浙東等抗日根據地，華南抗日游擊隊創建了東江、珠江、瓊崖等抗日游擊根據地。為了發展和鞏固敵后抗日根據地，1940年3月，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明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敵后軍民，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實行精兵簡政、整頓三風等“十大政策”，進行減租減息運動，開展大生產運動、擁政愛民和擁軍優屬運動，提高了廣大群眾抗戰和生產的積極性，奠定了持久抗戰進而奪取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政治、物質和文化基礎。正如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中所總結的：“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對人民經濟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戰爭。”至抗戰結束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已有19塊，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裡，人口近1億。抗日根據地不但成為堅持長期敵后抗戰、對日發起戰略反攻的堅固支撐，而且因其“象征著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象征著新中國光明燦爛的前景”而成為“新中國的雛型”。

毛澤東指出：“指導戰爭的規律，就是戰爭的游泳術。”研究和指導戰爭的根本方法，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而“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著眼於中日戰爭的特點和發展變化，緊扣民族解放戰爭的鮮明特征，不斷探索戰爭的內在規律和制勝機理，合理預判戰爭的發展演變進程，及時“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為全國軍民特別是敵后抗日軍民堅持持久抗戰進而奪取最后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同時，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始終將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准確把握抗日戰爭中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關系，深刻洞察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積極創造有利的戰爭格局，“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既有“壓倒敵人的勇氣”，又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並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勝利的卓越領導能力。

作者：魏希楠，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員﹔劉明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