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與辯証法思想結合

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自1925年正式出版至今，已經100周年了。它雖然是恩格斯的未竟手稿，卻展現了恩格斯對自然界與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洞察，體現了他將科技成果與辯証法思想結合起來的宏願。《自然辯証法》的傳播與研究，不斷激發出新的活力，成為自然觀、科技觀和科學方法論的重要理論源泉。

《自然辯証法》的曲折問世

《自然辯証法》是恩格斯在1873年—1883年間系統梳理當時的自然科學成果並以辯証唯物主義方法加以闡釋的手稿。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首次提出“自然科學的辯証思想”的構想與總體框架，計劃寫一部全面闡明自然界固有辯証法的著作。此后十年，恩格斯針對當時流行的庸俗唯物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批駁，同時吸收細胞學說、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等成果，試圖為唯物辯証法奠定自然史的基礎。

但是，恩格斯面對更迫切工作的介入，此手稿曾兩度擱筆。1876年5月—1878年7月，德國社會民主黨請恩格斯立即回擊歐根·杜林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攻擊，他隻得中斷《自然辯証法》的寫作，集中精力撰寫《反杜林論》。1883年3月馬克思逝世，恩格斯於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資本論》第二、三、四卷的整理和出版中，從此再未回到《自然辯証法》的寫作。此后，恩格斯將手稿分為四束保存下來，並分別對它們進行了命名。

恩格斯逝世后，除私人信件外，他的全部書信、手稿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和全部藏書均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保管。第二國際對自然辯証法持有懷疑態度，僅在1896年—1898年拿出其中的兩篇予以發表，其余的則被鎖進了抽屜。直至1925年，由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梁贊諾夫所組織的俄、德雙語版《自然辯証法》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莫斯科版第2卷首次刊行全文，這一重要文本才為世人知曉。

未竟手稿如何安排出版，恩格斯並沒有留下確切意見。但是，恩格斯親自對手稿進行了整理，留下的四束手稿分別題為：《辯証法和自然科學》《自然研究和辯証法》《自然辯証法》《數學和自然科學。各種札記》。手稿一共181個部分，包括10篇論文、169段札記與片段，再加上兩個計劃草案。雖然未能全部成文，計劃草案卻為后人提供了完整的章節安排思路：歷史導言→辯証法概論→科學分類→具體自然科學→人類勞動與技術→數學與方法論。它們為手稿出版的編排提供了參考。

由於恩格斯本人也未擬定書名。初期各個版本所採用的書名略有差異。1925年俄文版題作《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自然的辯証法）﹔1927年德文單行本改稱《Dialektik und Natur》（辯証法與自然）﹔1932年德文版及此后才固定為《Dialektik der Natur》，中譯通稱《自然辯証法》。

作為思想文本，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在國際學界一直是爭論與贊譽並存。一方面，它被視為對自然科學與辯証唯物主義相結合的典范，被許多科學史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科學家譽為具有前瞻性的哲學文本﹔另一方面，它也因未竟的手稿狀態、整理方式以及“自然辯証法是否成立”等問題，引發了哲學界與科學界的反思。

《自然辯証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傳入中國后，其影響不再局限於理論層面。它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它對中國科學思想的形成與演進、科技政策的制定與優化，以及教育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課程建設，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自然辯証法》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由譯介、吸收向本土化理論創新的不斷推進過程，並與中國的科技實踐、哲學研究和制度建設形成了深度互動。

1.1932—1949：自然辯証法的傳播初期。

《自然辯証法》第一個中文譯本是出現於1932年的杜畏之譯本。作為最早問世的全譯成果，它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后多次重印，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的發展進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延安時期，自然辯証法的學習與探討是與干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培訓緊密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報告中強調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自1940年起，解放區先后成立了“自然辯証法討論會”和“自然科學研究會”，進行辯証唯物主義的學習，並把徐特立、於光遠編譯的《自然辯証法簡編》定為干部讀本。

2.1949—1978：自然辯証法的發展進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自然辯証法的理論探索與同期進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保持著直接的關聯，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了哲學思想的普及與理論體系的建設。1950年鄭易裡譯本，1955年曹葆華、於光遠、謝寧合譯本《自然辯証法》相繼問世。1956年，黨中央立足國家建設的戰略全局，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同年，中國自然辯証法學科規劃會議召開，會議制訂和通過了《自然辯証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十二年（1956—1967）研究規劃草案》，並在這次會議上把“自然辯証法”確立為一門學科，強調這一學科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將能起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也在這一年正式設立了自然辯証法研究組，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首個專門從事自然辯証法學術研究的機構。

3.改革開放至今：自然辯証法事業的發展與學科建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自然辯証法研究在繼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上，結合現實發展，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學術特色和學科定位。

20世紀80年代，自然辯証法憑借其跨學科特性，以及與科學技術和哲學之間的緊密聯系，在中國的學術界和思想界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思想解放與理論創新的先鋒力量。1981年，中國自然辯証法研究會正式成立，為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搭建了重要平台。在此前后，一系列與學科發展息息相關的重要專業學術期刊相繼問世，包括《自然辯証法通訊》（1979年）、《自然辯証法研究》（1985年）、《科學技術與辯証法》（1984年）（后更名為《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等。這些期刊為自然辯証法及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與學術交流提供了穩定的學術載體。1987年，國家教委將“自然辯証法”正式列為高等院校理工農醫科各專業碩士研究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同時規定高校必須給理工農醫科各專業博士研究生開設“現代科學技術革命與馬克思主義”課程。同年，為了更好地推進學科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教育部將研究生哲學專業下屬的二級學科目錄“自然辯証法”調整為“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証法）”。隨著學科建制的不斷完善，自然辯証法在教學體系、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矚目的進展。

20世紀90年代，科學技術哲學（自然辯証法）在全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實現了建制化，被確立為哲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這一進程不僅鞏固了其在學術體系中的地位，也為自然辯証法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更加貼近時代需求，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自然與人、科技與社會、科學與人文的關系成為理論界的中心論題。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注重在全社會強化科學意識、生態意識﹔深度透析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積極培育原始創新的理念和機制，努力促進中國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的轉變。

當下，中國自然辯証法事業和科技哲學學科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正在積極主動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努力回應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命技術的突破性進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自然辯証法》的百年紀念與展望

進入21世紀，《自然辯証法》這部百年前出版的著作再次沖擊人們的思想視野。在時代的召喚中，紀念《自然辯証法》出版百年不僅是向經典致敬，更是要繼續拓展其思想邊界與學術潛能。

1.“激活”《自然辯証法》的21世紀生命力。

《自然辯証法》作為一部未竟之作，既反映了恩格斯試圖勾勒自然科學整體邏輯的雄心，也留下了廣闊的創新空間。《自然辯証法》不僅是一份思想史文獻，更是一部能夠與當代科學技術變革進行對話的理論寶庫，它常常以下述方式保持活力：作為生態批判的“思想資源庫”﹔作為系統科學、AI倫理的“非線性哲學原型”﹔作為“科學技術與社會”交叉學科的制度基石﹔等等。筆者擇其顯要者列舉如下。

第一，推動了“代謝循環”論的發展。美國學者福斯特認為，恩格斯是現代生態學的奠基思想家之一。他進一步指出，正是這種深刻的批判唯物主義視角，促使恩格斯強調了當時主流的“征服自然”觀念的荒謬性——仿佛自然是一片可隨意征服的異己領地，又仿佛人類並非置身於地球的物質代謝過程之中。而這種試圖征服地球的做法，一旦突破了各類關鍵閾值（或轉折點），最終隻會招致他所喻指的自然的“報復”。

第二，奠定了人類學—技術哲學領域的邏輯基礎。美國學者古爾德將“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視為“基因—文化共進化”理論的19世紀先驅。作為批判“極端基因決定論”的學者，古爾德確認恩格斯理論與基因—文化共進化的深層邏輯相通。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恩格斯的“手—工具—大腦”協同演化模型為人工智能“具身認知”研究提供了歷史原型。

第三，促進了“數字自然辯証法”的新動向。面對算法治理、大數據監控，歐美一些青年學者舉辦“Digital Dialectics of Nature”工作坊，提出把恩格斯“質變量變”用於解釋深度學習“涌現”與“黑箱”倫理困境，嘗試建立“算法可解釋性的辯証范疇”﹔他們把“否定之否定”改寫為“算法迭代—人工監督—再迭代”，用於討論深度學習的可解釋性倫理，使《自然辯証法》這部19世紀手稿成為當下AI治理論辯的重要參考文獻。

第四，作為系統科學的“非線性哲學原型”。普裡戈金、斯唐熱在《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中洞察到了辯証法與復雜科學之間的關聯性，“量變—質變”模型為耗散結構理論提供哲學原型。《自然辯証法》中蘊含的辯証思維承認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非線性哲學提供了發展模板。據中國知網（CNKI）數據統計，近十年來科學技術哲學領域的高被引論文中，約70%的研究成果聚焦於生態哲學、創新治理與復雜系統三大方向，這些議題恰與《自然辯証法》的核心關切高度契合。

第五，作為“科學技術與社會”交叉學科的制度基石。隨著學科體系的不斷完善以及研究人員數量的增加，科技哲學逐漸演化成為眾多新興學科的“孵化平台”。這一過程不僅豐富了學科內涵，也推動了交叉研究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與社會”在理論建構與實踐應用上展現出廣闊的前景。自然辯証法已從最初側重自然哲學和自然觀的方向，逐步擴展為涵蓋科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科學哲學、技術哲學以及科技思想史領域。並且進一步延伸至與實踐緊密相關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包括科技政策、科技管理以及科技倫理等方向。同時，它還吸納科學學、潛科學、未來學、系統科學等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一個多層次、寬領域、綜合交叉的學術體系，深化理論探討，強化實踐指導功能。當下，正是科技哲學發展的“理論拓展期”。在寬鬆而靈活的“大口袋”發展策略指導下，一個跨越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邊緣與交叉領域的綜合性科技哲學學派，正在冉冉升起。“科學技術與社會”交叉學科不僅吸納和整合了來自不同研究方向的學者，還在理論探討與方法論創新上不斷推進，持續增強學科的交叉性和包容性。

2.《自然辯証法》的當代價值還常常體現在一些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活動中。

第一，理論創新與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完善。《自然辯証法》突破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抽象框架，它的哲學創新被視為“辯証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第一次系統闡述”。要抓住它在當代對提升新自然觀所具有的借鑒作用，為綠色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指導，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政策的重要哲學依據。

第二，科學發展觀與技術創新的哲學支撐。《自然辯証法》對自然科學各門類的辯証分析，為當代科學技術創新提供了方法論參考。現代系統科學、量子力學等新興領域的研究者可借助自然辯証法的整體性思維，提升跨學科整合能力，推動科技創新。

第三，教育與人才培養。《自然辯証法》的學習實踐有助於培養能夠把哲學思維轉化為科研實踐的復合型人才。它將繼續成為研究生階段哲學與自然科學結合的重要教材，幫助學生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科學發展觀。

第四，實踐批判與社會轉型。恩格斯把辯証法定位為“實踐批判”工具，強調人的實踐活動對自然的改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這一觀點在當代的科技倫理、人工智能治理以及資源利用政策制定中，將有力提醒決策者在技術進步的同時保持對自然的敬畏與尊重。

這部誕生於19世紀歐洲、跨越三個世紀、仍在生成中的手稿，一如所願，正在不懈地完成其“未竟”的使命。

（作者：劉大椿，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榮譽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