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理論的創新和突破

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關鍵，通過經濟改革不斷健全和完善經濟體制，是激發經濟發展活力、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和外部環境變化，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偉大實踐，著眼於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改革理論。經濟改革理論作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既是改革思想的經濟篇，也是經濟思想的改革篇，深刻回答了新時代以來我國以改革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經濟改革的一般規律，闡明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動力所在，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

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在於通過不斷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發展內生動力，促進上層建筑更好適應經濟基礎，最大限度地釋放經濟發展潛力，提升經濟運行整體效率。縱觀全球發展歷程，二戰后世界各國都把經濟改革當作破解經濟發展難題、走出經濟發展困境的重要途徑。但是，由於改革的性質、目標、方式方法不同，各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效果也不盡相同。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如何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我國面臨的全新課題。改革開放前，我國借鑒蘇聯經驗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集中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然而，隨著實踐發展，過於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日益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極大地制約了生產力發展。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打破傳統觀念束縛，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鑒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先進管理經驗和管理方法，大膽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經濟改革的理論創新與實踐突破。經濟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隨后轉向城市，並全面鋪開。隨著經濟改革實踐的日趨深入和認識上的不斷深化，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開啟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壯闊進程。圍繞這一目標，我們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兩大核心問題進行了艱辛探索，推動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以及有效的市場機制和有度的宏觀調控相結合的資源配置方式，創新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推動我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著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比如，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不完善、政府職能定位不清、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法律和制度不完善、財稅金融體制不健全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亟須通過深化改革進行制度創新，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堅強有力的制度保障。直面經濟發展中的現實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聚焦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著力推進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於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於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改革，充分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積極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推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改革有力推動下，我國發展難題逐步破解，發展活力持續增強，發展優勢不斷彰顯。這10多年來，盡管備受各種難預料因素沖擊，中國經濟始終穩健前行，一步步實現歷史性跨越，生產力發展的很多指標、科技領域的許多項目都趕上、達到甚至超過國際先進水平，書寫了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輝煌篇章。

與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顯著成就不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濟改革效果不彰甚至以失敗告終。早在20世紀50年代，隨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弊端日益顯現，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進行經濟改革，探索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引入市場機制，雖然曾取得一些局部進展，但並沒有形成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合理的經濟體制。同時，由於在改革中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最終導致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而后又實施“休克療法”的激進式改革，結果導致經濟陷入停滯、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對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他們在遭遇經濟危機時也總試圖通過改革化解危機緩和社會矛盾。20世紀70年代，面對“滯脹”危機，英美等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倡導經濟自由化、私有化與市場化，短期內經濟增長有所恢復，但卻造成經濟脫實向虛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等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就是各種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為應對危機，法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又提出結構性改革等措施，但是成效甚微。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深受通貨膨脹與公共債務居高不下、財政可持續性惡化、收入不平等加劇等問題困擾，某種程度上正是經濟改革不成功的証明。二戰后拉美等地區一些發展中國家，曾嘗試通過政府干預加速追趕，又在政府干預失敗后轉向新自由主義，而后又在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之間搖擺，一直未能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和發展道路，也沒有達到預期發展目標。

由此可見，經濟改革是一項極其復雜艱難的系統工程，涉及生產關系的調整、上層建筑的完善，需要有效統籌當前與長遠、局部與整體、國內與國際等多維利益關系。如果沒有正確的方向和目標，沒有堅強的領導和組織，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和人民群眾的支持，任何經濟改革都是難以成功的。中國的經濟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為我們在以上這些重大問題上作出了科學的、正確的回答。

二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經濟改革的偉大實踐蘊含著十分寶貴的改革經驗。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改革理論就是在改革開放實踐沃土中形成的嶄新理論成果。這一理論，吸取國外經濟改革經驗教訓，總結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成就和經驗，深刻回答了“改什麼”、“怎麼改”等關系經濟改革成敗的根本性問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規律性認識，不僅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具有指導意義，也具有回應時代之問、破解世界各國經濟改革難題的世界意義，是對經濟改革理論的創新和突破，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經濟制度與經濟改革的理論，具有重大原創性貢獻。

經濟改革是一場深刻革命，往往既涉及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又涉及各種復雜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沒有堅強的領導力量則難以打破利益固化藩籬、凝聚改革共識、推動改革舉措落地。古今中外不少改革的失敗，往往是因為缺乏堅強的領導力量才導致當改革遭遇巨大阻力時無法繼續推行下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是我們的最大政治優勢，是我國改革開放成功推進的根本保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進行，保証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處於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位置，在國家各項事業中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隻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改革才能確保正確方向，保持堅強定力，形成強大合力，最終取得成功。這是被我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充分証明的硬道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把各項改革任務落到實處，務求改革實效。

經濟改革是關乎全體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忽視廣大人民的利益訴求，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即使短期能夠緩解社會矛盾，最終也會失敗。二戰后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曾通過建立混合經濟體制和福利國家模式緩和社會矛盾，但當20世紀70年代經濟發展遭遇“滯脹”危機時，又紛紛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放鬆資本監管，導致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以致政治極化、社會撕裂，重大改革方案和措施自然也就難以推行下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動力﹔我們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中國經濟改革能夠成功，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潛能，同時高度重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貧富差距問題，持續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真正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

經濟改革為的是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問題。然而，不同國家歷史文化相異，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有別，發展階段也不相同，不可能面臨完全一樣的矛盾問題，自然也就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方案。經濟改革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堅持以國情世情為現實依據，不能照搬照抄他國模式和經驗，更不能被國外意識形態所主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從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有領導有步驟推進改革，不求轟動效應，不做表面文章，始終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回顧我國經濟改革歷程，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根據實踐發展和現實需要循序漸進改革，注重把市場經濟的長處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相結合，成功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前要深刻把握國情世情，緊盯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既要敢於突破，又要穩扎穩打，確保經濟體制改革有效推進，實現既定目標任務。

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優化資源配置方式。政府和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兩種基本方式，隻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才可能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也是經濟改革的核心內容。一些國家經濟發展出現問題的重要原因就是始終沒有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甚至將二者簡單對立起來。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成功之處，則在於始終注重尋找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最優結合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我國的國家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以及政府主導的科創金融模式都體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為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進一步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要更好統籌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推動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經濟秩序，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充分彰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經濟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發展中的問題和發展后的問題、一般矛盾和深層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務和新提出的任務交織疊加，涉及方方面面，關系錯綜復雜，必須講求科學方法，堅持正確方法論，才可能順利進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堅持黨的領導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相結合，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堅持試點先行和全面推進相結合，堅持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結合，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統籌各領域改革進展，形成整體效應﹔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改革要重謀劃，更要重落實。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經濟改革應該堅持的重要方法論。新的起點上，要緊密圍繞黨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作出的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努力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走到今天，發展和改革高度融合，發展前進一步就需要改革前進一步，改革不斷前進也能為發展提供強勁動力。當前，我國正處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面臨著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艱巨任務。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經濟改革理論，聚焦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推進深層次改革，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社會活力。

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改革，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當前，市場制度規則不完善、要素流動不順暢、經營主體活力不夠強、政府錯位越位缺位等問題比較明顯，迫切需要在改革中加以解決。要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從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有效保護合法權益，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功能完善的資本市場、流動順暢的勞動力市場、轉化高效的技術市場，促進各類要素資源高效配置。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同，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聚焦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深化改革，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做強國內大循環，加快形成強大國內經濟循環體系，是復雜形勢中應對變局、贏得主動的戰略依托。當前，我國經濟供強需弱矛盾突出，其中就有體制機制的原因。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突出抓好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完善擴大消費長效機制，建立健全適應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的管理辦法，減少限制性措施，大力提振消費。健全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體制機制，完善激發社會資本投資活力和促進投資落地機制，形成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內生增長機制。緊緊圍繞“五統一、一開放”的要求，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完善有利於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統計、財稅、考核制度。

聚焦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近年來，隨著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我國一些重要技術和產業躋身世界先進行列，但仍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基礎研究投入相對不足，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科技和產業“兩張皮”，市場化的科技金融支持體系不完善，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適配性不夠，等等。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加快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開展關鍵核心技術協同攻關，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促進各地發展優勢互補、各具特色、結構合理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與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引導作用，帶動更多社會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注入強大動能。

聚焦構建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改革，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當前我國在收入分配領域還面臨一些突出問題，比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制、行業和群體之間還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等，收入分配格局有待進一步優化。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分配制度體系，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初次分配環節，健全各類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分配機制，提高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的比重，努力實現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再分配環節，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與精准性，扎實推進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民生領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第三次分配環節，積極完善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等多種形式的公益機制。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

來源：《求是》2026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