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理論學術研究觀點要覽（上）

馬克思主義篇

從多層面對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進行研究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對今后5年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和戰略擘畫。學者們認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証，“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人民至上是我們黨制定政策、謀劃發展的基本遵循，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人民至上。面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十五五”時期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首要任務，並強調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具有深刻的全局性、戰略性意義。有學者指出，“十五五”時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激活中國式現代化全要素動能的“關鍵一招”，為民族復興偉業構建長期制度優勢。學者們認為，《建議》提出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為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提供了科學指引。《建議》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體現了鮮明的系統思維與底線思維，對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有著重大指導作用。

學界從不同層面對《建議》內容進行了研究。在經濟建設層面，學者們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五”時期必須做強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議》牢牢把握了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為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在多個方面作出明確部署。《建議》提出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實現“放得活”與“管得好”的有機統一。在政治建設層面，學者們認為，《建議》部署了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重大任務，對於鞏固和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調動全體人民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具有重要意義。在文化建設層面，學者們指出，《建議》提出“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重大任務，對文化發展作出重要部署，指明了“十五五”時期文化工作的前進方向。在社會治理層面，有學者指出，應當按照《建議》的要求，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在實踐中抓好各項重點任務的推進落實。在生態文明建設層面，有學者認為，《建議》進一步強調“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

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理化闡釋受關注

習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學界持續進行了深入研究。有學者指出，習近平文化思想科學系統解答了“新時代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大課題。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系統完整的開放性科學理論體系，蘊含著深刻的原理性、原創性貢獻。有學者指出，習近平文化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文化本質論、文化使命論、文化建設論與文化方法論四個方面實現了創新性發展。學者們認為，“兩個結合”是我們黨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推進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理化闡釋應當推進對文化、文明的認識，把握好“兩個結合”之間的關系以及魂脈與根脈之間的關系。“兩個結合”是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第二個結合”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體，為破解現代化困境提供了中國方案。基於“第二個結合”而形成的習近平文化思想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用貫通”，引領中華文明別開生面，指引我們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有學者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為實現新的文化使命搭建起基本實踐框架。學者們認為，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思想文化工作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具有深刻必要性。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逐步確立文化自信，習近平文化思想大大推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信建設。有學者指出，習近平文化思想以守正創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堅持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秉持開放包容進行文明交流互鑒，創新性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

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是學界熱點

持續深化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是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時代責任，也是2025年學界的熱點。有學者指出，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的“原理性創新”探索，拓展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性創新和學理性升華。學者們提出，體系化研究闡釋重在廣度拓展，學理化研究闡釋側重深度發掘，二者是辯証統一的關系。推進黨的創新理論學理化，必須處理好政治性與學術性、學術研究與問題導向、學理化與大眾化等若干重要關系。整體性視野、學術性表達、規律性認識是推進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的主要方法。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得到廣泛關注。面對西方的學術壟斷，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已迫在眉睫。有學者認為，應當加快構建學科、學術、話語“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以回應國際的質疑。有學者認為，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背離唯物史觀因而不能照搬，要在科學世界觀的堅持運用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順利推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中具有引領地位，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學者指出，構建馬克思主義學科自主知識體系，要把握重要性、增強自主性、完善體系性、突出創新性。有學者認為，“兩個結合”是中國自主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路徑。有學者提出，構建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自主知識體系應當基於黨的文獻與實踐經驗，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借鑒吸收相關學科理論方法以及人類文明優秀成果。

（作者李建國、陳星輝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經濟學篇

學者關注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福利效應、具體機制和實現路徑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的巨大優勢之一。在地緣政治沖突和國際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經濟學者們深入分析了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福利效應、具體機制和實現路徑。研究表明，在供給側，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將顯著提升上下游以及整體產業鏈韌性水平，其內在機制表現為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和生產成本削減。特別是統一大市場建設通過促進市場多元競爭及激活要素自由流動，推動競爭范式從價格博弈向多維創新躍遷，從而有助於遏制“內卷式”競爭。在需求側，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顯著提升了國內消費者福利水平，因為統一大市場建設促進了最終品跨區域貿易、中間品跨區域生產和跨區域復雜循環生產。在跨區域協作的國內經濟大循環中，統一大市場建設促進了東部地區福利收益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從而縮小了地區收入差距，促進了共同富裕。

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分析了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實現路徑。一是加強法治保障。二是統一市場基礎規則。三是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此外，學者們還發現，公開透明的政府採購以及地方政府引導基金的跨區域投資，也都顯著地促進了城市間的市場整合。

深入探索內卷式競爭的形成原因

市場的主體是企業，市場的靈魂是競爭。因此，規范企業之間的良性競爭是構建統一大市場的動力保障。內卷式競爭表現為行業中的企業數量過多，產量增長速度過快，造成企業利潤水平快速下降。為了生存，企業之間進行低水平的惡性競爭，並且陷入了一種“囚徒困境”，最終傷害了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有學者分析了內卷式競爭的后果：在微觀層面，它削弱企業盈利能力、抑制創新投入，惡化資產負債表﹔在中觀層面，它阻礙產業結構升級、削弱產業協同效應，並導致生態劣化與技術迭代停滯﹔在宏觀層面，它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加劇經濟波動、降低經濟韌性並導致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因此，內卷式競爭已經成為制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堵點之一，阻礙了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學者們從多個角度概括內卷式競爭的形成原因。從市場的角度講，是供大於求引發價格戰，准入門檻相對不高和創新不足導致同質化競爭。還有產業鏈的壓力傳導，即行業巨頭在應對激烈市場競爭時，常將壓力以不同形式轉嫁給上游供應商。從商業形態的角度講，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是“數字化內卷”。大型電商平台憑借技術與資本優勢掌握了數據、流量和算法，形成了對傳統企業的相對優勢地位，而生產端企業因組織鬆散和規模較小，很容易被電商平台卷入低價競爭的困境。從地方政府的角度講，在經濟轉型期，地方政府基於晉升激勵，會通過補貼和稅收優惠對本地產業進行干預，塑造了一種非中性的競爭環境，迫使企業陷入“政策套利—低效擴張—產能過剩”的惡性循環。因此，要治理內卷式競爭，就必須對症下藥。一是加快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突破“低端鎖定”困局﹔二是優化產業組織結構，促進企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三是優化數字平台規則體系、踐行數字技術負責任創新機制、加強數字平台行業自律﹔四是優化營商環境，規范地方政府競爭行為。

提出培育壯大耐心資本的政策思路

構建統一大市場需要立足長遠，摒棄短視主義，這就要求培育壯大耐心資本。耐心資本有助於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新質生產力。已有研究表明，一方面，耐心資本能夠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耐心資本通過投資機構注入戰略性資源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助於企業韌性提升。也有學者指出，當前耐心資本的發展存在一些障礙，突出地表現為短期激勵和長期激勵不相容、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不相容、產業發展目標與市場自發配置不相容等問題。

學者們從以下四個方面提出了培育壯大耐心資本的政策思路。首先是完善資本市場的制度設計，這包括耐心資本在“募、投、管、退”全鏈條上的運行機制。在募資端，要建立多元化的長期資金供給體系。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養老基金、保險資金、主權財富基金、捐贈基金、共同基金等是重要的耐心資本來源。在投資和管理方面，要發展多元化的適配運營模式。例如，對於初創期企業，應充分發揮天使投資、創業投資的作用﹔對於成長期企業，應充分發揮私募股權、政府引導基金等投資機構的作用。要健全監管體系，規范耐心資本發展秩序。產業與金融創新的深度耦合，在提升金融服務效能的同時，也潛藏著不容忽視的技術風險，暴露出一定的“監管空白地帶”。因此，必須不斷完善資本市場法律法規。最后，在退出端，要構建靈活多樣的退出機制，打通耐心資本的循環路徑。具體的退出方式包括發行上市、並購、企業回購、協議轉讓等。其次是大力發展風險資本。面對高度不確定的創業環境，風險投資能夠更好地權衡高風險和高收益，從而有助於新創企業增強韌性。再次是積極發揮國有資本和政府引導基金等國有耐心資本的“壓艙石”作用。目前的問題是，要將市場導向和容錯率納入國資機構的考核體系。

高度關注人工智能技術對不同類型的勞動者帶來的沖擊

以ChatGPT、DeepSeek為 主要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術的問世，標志著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發展。與以往的人工智能相比，新一代人工智能既強化了就業替代效應，也帶來了就業協同效應和就業創造效應。因此，經濟學者們高度關注人工智能技術對不同類型的勞動者帶來的沖擊。為了度量人工智能對不同職業或崗位的替代程度，學者們開始採用大樣本的企業在線招聘數據來構建不同職業的“AI技術暴露度”。

從崗位類型上看，研究發現，AI技術暴露度較高或者更容易被AI替代的職業，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要求較高和薪資較高的白領職業，包括會計、編輯、銷售及程序員等。這與外國學者揭示的勞動力市場“極化效應”是一致的。而且，AI技術暴露度越高，企業對這類勞動力的需求就越低。從就業新形態上看，企業對AI的應用增加了對靈活用工的需求。一方面，人工智能降低了企業要求靈活用工人員所具備的技能數量，實現了對工作任務的簡化和標准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減少了企業招聘較低學歷、較低工資、較少經驗的全職員工的數量。這兩個驅動因素，都會導致人工智能增加企業靈活用工的需求。從年齡結構來看，人們擔心的是高齡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不過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情況並不悲觀。因為企業引入AI、機器人之后，會推動勞動者的常規任務向非常規任務轉化。事實上，經驗研究表明，機器人應用為高齡勞動力帶來顯著的工資溢價，並且高齡勞動力在就業前景和工作滿意度方面也顯示出更積極的回報。這說明，在老齡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高齡勞動力與AI技術能夠形成互補協同效應。

從多個維度總結中國企業出海的模式轉變

隨著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持續深化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不斷凸顯，中國企業從“走出去”邁向了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國際化布局。學者們從多個維度總結了中國企業出海的模式轉變。一是從產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規則出海。這既源於數字技術革命帶來的規則重構窗口期，又是企業突破發達國家技術壁壘、構建全球競爭優勢的重要戰略。有學者發現，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中國民營科技企業正從標准參與者逐漸變成了規則主導者，最終將形成技術標准與市場規則的雙重競爭優勢。二是從側重產品出口的輕資產模式，轉向側重海外投資建廠的重資產模式。三是出海目的地由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向發展中國家的新興市場轉移。四是從零散出海到抱團出海，特別是鏈主企業主動進行戰略性布局，然后供應鏈企業跟隨式響應。

面對“不出海，就出局”的嚴峻挑戰，中國企業的出海戰略和格局有待優化提升。學者們從多個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議。一是加強創新，以專利保護構建競爭優勢。經驗研究表明，出海專利顯著地提升了中國專利密集型行業的出口國內增加值，且對中國出口的國外增加值也具有提升效應。二是加快數字內容平台建設，發揮數字經濟的后發優勢。數字內容平台通過提升海外流量獲取能力，增加了貿易伙伴對“中國制造”的注意力配置，可以顯著促進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增長。三是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數字技術。研究發現，人工智能有利於穩定進口供應鏈、固定企業生產鏈和拓寬出口銷售鏈，從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

（作者聶輝華、胡澤林、方明月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農業大學經管學院教授）

政治學篇

對“中國之治”的經驗提煉與制度比較繼續推進

政治學界對“中國之治”的經驗提煉與制度比較繼續推進：一方面聚焦頂層設計，強調政治統領、長期規劃與部門協同以應對超大規模國家的組織、協調與風險治理﹔另一方面轉向信息機制，如討論“內參”如何緩解信息不對稱與“上行過濾”，以及政務平台、12345熱線與“接訴即辦”等如何搭建國家—社會雙向通道，從過程層面刻畫治理運行邏輯。全過程人民民主仍是高頻議題，研究大致沿理念闡釋、機制分析與中西比較展開：宏觀層面強調其超越單一選舉尺度，貫通選舉與協商、過程與結果﹔中觀層面聚焦各層級協商、回應性制度等，凸顯政協作為“基座型平台”的網絡功能以及“開會”“調研”“督辦”“考評”等實踐操作的價值﹔微觀層面則揭示中國公眾民主觀“協和有道”、重秩序與重實效的特征，並指出數智技術既強化國民認同，也在信息過載與算法繭房中催生更趨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訴求。

與之相對，西式民主困局仍是重要參照。相關研究多從結構性不平等、政黨空心化、媒體極化與身份政治撕裂等解釋代議制合法性滑坡﹔制度層面強調否決政治膨脹、分權制衡低效及代表機制在資本與選民雙重壓力下的失靈﹔文化層面指出“文化戰爭”持續削弱社會整合。進一步分析認為，大眾民主與憲政民主、人民主權與政治代表之間的張力，為民粹主義循環提供土壤﹔冷戰后部分左翼轉向自由主義敘事，弱化了對社會經濟議題的關注，間接為當下西方的右轉創造了空間﹔國內討論也在批判選舉式民主易陷入寡頭統治的同時，反思“全球南方”照搬西式選舉民主而陷入分利博弈的現實，強調警惕西方話語霸權，立足中國經驗推進民主理論的再認識與再分類。

“全球南方”議程升溫帶動后發國家現代化研究回潮

圍繞“全球南方”話語，國內研究既追溯其從“第三世界”與不結盟運動到當代的演進，強調其兼具地理經濟概念與政治身份/集體行動框架，也結合中國外交實踐討論中國作為典型南方國家、橋梁國家與制度供給者的多重角色，並指出近年G20、新開發銀行、“一帶一路”及相關峰會圍繞融資、債務、安全、氣候等議題搭建新平台，推動南方協作並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抓手。“全球南方”議程升溫也帶動后發國家現代化研究回潮，討論更突出政治因素對發展與國家建構的影響。經濟議題研究強調國家能力與政治庇護支撐的發展意願對印尼工業化與改革走向的影響，提醒埃塞俄比亞族群聯邦制與發展型國家動員之間可能存在的張力，亦指出技術官僚與金融寡頭結盟且缺乏制衡使拉美的私有化等改革易偏離包容性發展﹔國家建設研究則強調非洲資源型國家能否將資源轉化為國家建構資本，取決於包容型精英聯盟與資源配置能力的結合，歷史創傷對合法性與信任的長期侵蝕同樣關鍵，並討論戰爭動員、戰后重建、軍人政府合法化等對東南亞國家再整合以及政治吸納與權力分享等制度差異對族群沖突后果的影響。

與此同時，后發國家研究的上升也推動對經典理論邊界的再檢驗：財政國家理論被指出依賴西歐歷史路徑、跨區域推廣需情境化修正﹔民主和平論的重估提示在更嚴格的控制條件下結論並不成立﹔進一步的反思轉向政治學知識生產本身，把國家理論、民主理論、發展理論等與其誕生的世界體系與政治/文化語境聯系起來，或比較不同國家學術共同體在意識形態、學術市場與政策需求等多重壓力下的范式選擇與議題設置，從而凸顯植根中國實踐、面向“全球南方”經驗的比較政治學在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中的增長潛力。

人工智能與政治的討論持續升溫

人工智能與政治的討論在國內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界繼續升溫。一條重要線索是“技術權力”框架：研究指出，在算法、算力與數據高度集中於少數科技巨頭的條件下，平台企業不僅重塑輿論結構與信息流向，也在內容治理、算法推薦與規則制定上扮演某種“准立法者”的角色，從而改寫國家—市場—社會的權力邊界。以美國為例，政府對雲服務與數據安全的依賴，使科技巨頭在AI監管議程中擁有實質影響﹔在“全球南方”，跨國平台通過數字基礎設施、支付系統與城市智能化項目嵌入地方治理，引發“技術殖民”“數字依附”等討論。有學者指出若任由科技巨頭主導AI發展，自動化替代將加劇失業與貧富差距，亟須以制度改革與社會行動加以制衡。同時，AI作為治理工具也成為制度分析焦點：學界關注算法偏見與“黑箱決策”對程序正當性與可問責性的侵蝕﹔在歐美選舉中，生成式AI與定向投放降低動員成本卻放大虛假信息與操縱風險﹔國內研究也注意到生成式AI對敏感議題的過濾可能壓抑情緒表達與參與需求。相對地，越來越多實証研究評估AI在政務服務、社會救助與基層治理中的賦能效應，強調在制度配套與監管約束下，AI可通過風險分層、輿情監測與資源調度提升政府響應與決策質量。

國際層面，AI競逐正在重塑權力結構與安全格局：一類觀點強調開源大模型有助於降低門檻、推動擴散，另一類觀點則認為通用人工智能門檻仍高、可能強化少數國家與企業的壟斷。圍繞跨國AI治理，有研究以風險水平與風險可識別度為軸，概括國家間關系的不同類型及其轉換條件。在安全議題上，“算法戰”“認知戰”討論升溫：智能算法提升武器系統自主性並抬高誤判風險，生成式AI則通過規模化生成與深度偽造重塑公眾感知，使傳統沖突治理更不確定。學界強調應避免以冷戰邏輯或絕對安全迷思解讀技術競爭，並推動兼顧發展與安全的包容性全球AI治理。

對大國外交與國際秩序走向的討論升溫

特朗普回歸使學界對大國外交與國際秩序走向的討論升溫。相關研究多將其“美國優先”的務實收縮視為孤立主義回潮，並把反多邊主義、反全球主義與弱化價值觀外交概括為“民粹主義外交”，指出其擁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但仍受國內外制度約束。由此，貿易管制、經濟制裁、相互依賴武器化乃至核威懾等國際競爭工具箱得到系統關注：競爭態勢變化會重塑國內聯盟結構與政策影響力，進而影響出口管制與產業政策﹔制裁研究強調威脅可信度、要求強度與承諾可置信性對效果的制約﹔大國競爭促使部分霸權國在非對稱依賴網絡中更頻繁地動用相互依賴武器化策略﹔核威懾討論則指出在“霸權焦慮”驅動下，核力量與常規力量的邊界模糊與門檻降低可能抬升誤判與升級風險。同時，國際秩序變革研究將秩序合法性與崛起國能動性結合，討論重塑、調適、繼承與失序等轉型路徑，注意到中國多通過話語宣介與公共產品供給提升秩序合法性﹔“全球南方”國家如印度亦在不同角色中參與秩序變遷，但內部競爭與碎片化被視為現實掣肘。

沖突議題持續深化。俄烏戰爭、巴以沖突、南蘇丹內戰及東南亞爭端等推動學界從政治溝通、經濟根源與信息治理等角度重審暴力機制。相關研究強調在政治過渡與國家能力薄弱情境下，暴力可能成為精英討價還價與權力再分配的工具，也指出不同類型的相對剝奪會對恐怖主義與極端動員產生差異影響﹔而在政府能力不足時，內容治理與網絡關停等信息治理手段可能反而激化不信任與沖突。也有觀點將沖突集中與美國戰略收縮聯系起來，認為霸權撤退留下的權力真空易誘發多方競逐。武裝沖突、氣候變遷等跨國風險凸顯全球治理主導權問題。如特朗普再次退出《巴黎協定》疊加“全球南方”更強烈的訴求，推動對中國—全球南方合作與領導力的討論。全球治理與國際組織研究則強調國際信任與國內正當性對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的重要性，並關注國際組織如何通過合法性敘事、議題聯盟與規范創新自我合法化、應對大國“退群”，以及主導國國內政治支持如何影響其應對策略。

（作者周禮為、劉顏俊分別為中央民族大學國家安全研究院講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25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