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文明新敘事的國際話語體系——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例

近代中國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被動卷入由西方主導的現代化世界體系，由於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落后，中國人在精神和文化上隨之陷入被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往往只能運用源自西方的概念、理論與標准來審視和言說自我。這深刻遮蔽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造成了我們在國際交往中的長期“失語”。習近平深刻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黨成立以來，領導人民經過長期不懈奮斗，已在根本上解決了“挨打”與“挨餓”的問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西力量對比發生歷史性變化的今天，如何系統性解決“挨罵”的問題，已成為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重大課題。立足於新時代的偉大實踐與理論創新，本文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例，從理論根基、內容綱要與實踐路徑等維度展開系統性論述，旨在為破解國際輿論場中“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話語逆差”難題，構建文明新敘事的國際話語體系，提供一定參考。

構建文明新敘事國際話語體系的文化根基

國際話語體系不僅事關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言權，還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當前，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國際輿論場中仍面臨著軟實力與硬實力不相匹配的“話語逆差”，“失語就要挨罵”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一困境很大程度上源於現代化率先在西方國家完成的歷史。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憑借先發優勢，不僅在物質層面通過殖民擴張改變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還在思想層面壟斷了對現代化的定義權，構建了一套以“西方中心論”為內核的話語霸權體系。在這套體系中，現代化被等同於西方化，西方的發展模式被普遍化為圭臬，西方的價值標准被奉為普世尺度，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一種等級森嚴、“中心—邊緣”結構固定的話語秩序。

在西方經濟、軍事、科技力量以及話語體系的強大壓力下，近代中國被動開啟了步履維艱的現代化探索。中國知識界在救亡圖存的焦慮中，回應方式也不免被框定在西方設定的坐標系內，呈現出兩種極端卻又殊途同歸的傾向。其一是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思想承認了西方在“用”即器物層面的優越性，試圖通過學習“西用”來維護“中體”之綱常名教。這裡的“中體”，“主要指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具體說來就是皇權至上大一統的專制制度，講究等級秩序、崇尚忠孝仁義的文化價值觀”。然而，將中西文明機械割裂為“體”“用”對立的二元思維，其內在矛盾是根本性的，是一種反映了文化焦慮與不自信的簡單化、機械性折中主義。嚴復對此批評說：“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因此，所謂“中體西用”既無法激活“中體”的現代生命力，也難以系統吸收“西用”背后的物質文明，最終在甲午炮聲中破產，証明了在一個不對等的國際話語格局及物質文化體系下，任何嫁接式的變革都難以取得成功。

與文化保守主義相對的另一極端，則是“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甲午戰敗后，部分知識分子痛感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積弊，認為救亡的唯一出路在於徹底拋棄本土文化，全面移植西方文明。新文化運動對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進行猛烈批判，亦帶有此種激進色彩。這種激進傾向在當時部分知識分子的言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錢玄同就曾提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這種“文化替代論”的背后，同樣是一種文化主體性的深度迷失。它默認了包括話語體系在內的一切西方精神文化成果的優越性，將現代化簡單等同於西方化，忽視了任何文明的現代化都必須植根於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土壤。

從“中體西用”的被動防御到“全盤西化”的亦步亦趨，近代中國思想界在兩個極端之間徘徊，但都始終未能跳出西方設定的思想窠臼，導致話語表達只能在辯護與模仿中步履維艱。

歷史的難題需要歷史的發展來解答。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歷程中，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成功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但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必須在精神和文化上實現獨立自主，系統性解決“挨罵”的問題。“第二個結合”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點睛之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為我們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破解“失語”困境提供了理論根基。“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在於，它並非簡單的“拼盤”，而是二者之間深刻的“化學反應”，從而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激活了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形成的優秀基因。天下為公、厚德載物、講信修睦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在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的照耀下獲得了現代性的詮釋，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極大地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為其在中國扎根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沃土，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涵蓋各階層、深入民族精神層面的文化認同，從而展現出日益鮮明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習近平深刻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正是“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在結合中形成的嶄新文化，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魂脈”，又堅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從根本上解決了近代以來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問題，為我們確立了堅實的文化主體性。

文化主體性的確立，必然帶來文化自信的極大增強。習近平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來源於我們黨在革命性鍛造中對中華文明的再造之功，來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巨大成功。有了文化自信，黨和人民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在精神上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具體地說，就是不再需要用西方的標准來裁剪自己，不再為西方是否“承認”而焦慮，而是擁有了我們自己獨立的價值體系和評判標准﹔就是能夠以我為主、兼收並蓄，立足中國大地，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因此，文化主體性與文化自信，構成了構建文明新敘事的國際話語體系的邏輯起點和內在根基，是“立本”之策。隻有這樣內心篤定、精神自立，言說才能有底氣、有分量，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失語就要挨罵”的被動局面。

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為綱構建文明新敘事的話語體系

確立了文化主體性之“本”，便獲得了主動構建國際話語體系的精神前提。接下來的中心任務，就是系統性地回答“我們要向世界講什麼”這一關鍵問題。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幾個方面的本質要求，邏輯嚴密、內涵豐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為我們構建文明新敘事的國際話語體系提供了權威、核心的敘事框架。它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單一維度，從政治保証、制度根基、發展邏輯、民主形態、文化價值、社會目標、生態理念、全球願景等多個層面，系統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完整敘事。

一是講好“中國之治”的治理敘事。我們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首要的問題是必須清晰闡明是誰領導了中國式現代化偉大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根植於何種制度土壤？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定性的話，是管總、管根本的。“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二者不可分割，共同構成中國式現代化整個話語體系的邏輯起點和政治基石。長期以來，西方話語體系將現代化與多黨制和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深度捆綁，並將之描繪為唯一的、普適的模式。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從根本上打破了西方現代化的神話。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必須理直氣壯地闡明，作為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確保了國家發展的長遠戰略規劃、政策的連續穩定執行和高效的社會動員能力。正是黨的強大領導力，使我們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無論是推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打贏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還是有效應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與自然災害，都展現了無可比擬的制度效能。這與西方很多國家由於政黨惡斗、利益集團掣肘而導致的政治極化、社會撕裂與治理失靈形成了鮮明對照。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制度根基，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又符合中國國情的康庄大道。綜上，“中國之治”的治理敘事向世界提供了不同於西方模式的、關於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全新范本，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二是講好超越資本邏輯的發展敘事。西方現代化內生的資本邏輯，不可避免地導致西方國家內部乃至全球范圍內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中國式現代化從一開始就致力於規避這一陷阱，直面人類發展的共同難題，在經濟社會領域致力於“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世界各國探索實現更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敘事，核心在於解構“發展 =高速增長”的陳舊觀念，強調發展是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全面發展。這超越了西方早期現代化那種粗放式的、以犧牲環境和代際公平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我們向世界講述的，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主動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為重要目標的故事。“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這套敘事中彰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道義感召力的部分。它明確宣告，現代化不是少數人的現代化，而是全體人民的現代化。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要講清楚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首先要將“蛋糕”做大，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將“蛋糕”分好，堅決防止兩極分化，實現高質量發展。這與資本邏輯下默認甚至鼓勵“贏者通吃”的法則有著本質區別。通過鄉村振興、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一系列扎實舉措，我們正在將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一步步變為現實。“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敘事，植根於中華文明“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從根本上反思並超越了西方工業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遵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家發展總體布局，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進行能源結構調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防治污染，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這向世界表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這些敘事，有力地呼應了全球范圍內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對社會公正的普遍呼喚，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上的巨大優越性。

三是講好人民至上的價值敘事。在政治文明與精神文化領域，中國式現代化的代表性敘事是“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與“豐富人民精神世界”。這套敘事旨在超越西方民主形式化、程序化的弊病與物質主義膨脹帶來的精神空虛，彰顯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與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敘事，旨在打破西方對“民主”概念的定義壟斷。長期以來，西式民主被包裝為“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但“人民隻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的異化現象，以及金錢政治、政治承諾無法兌現等頑疾，已使其信譽嚴重受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還有完整的參與鏈條。它將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將過程民主與成果民主、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人民民主與國家意志相統一，貫穿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各個環節。這一人類民主的新形態，確保了人民的意願和呼聲能夠真實、有效地轉化為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實現了實質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敘事，回應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失落與價值迷茫問題。我們旗幟鮮明地主張，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它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個古老文明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通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動圖景。中國式現代化傳承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優秀傳統，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套敘事宣告了現代化不應導致精神的荒漠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復興，必須以強大的精神力量和豐潤的文化生命為支撐。

四是講好合作共贏的天下敘事。當今世界，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生態危機與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等治理赤字，正嚴重威脅著人類的共同未來。面對這些全球性問題，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以獨特的價值理念和宏大的全球願景，給出了響亮的中國回答，其核心敘事便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在世界觀層面的集中體現，深刻回答了“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一時代之問。人類命運共同體以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全球觀”，“表達了中國追求和平發展的願望，體現了中國與各國合作共贏的理念”。西方大國的崛起史，幾乎都伴隨著殖民、掠奪與戰爭，由此形成了“國強必霸”的所謂“歷史鐵律”。中國則與之截然不同。對此，習近平庄嚴宣告，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絕不走殖民掠奪的老路，也絕不走國強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發展的人間正道”。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推動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等重大倡議，都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願景走向現實的有力例証。這些敘事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博大胸懷，為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內涵豐富、多向並進、相互貫通，最終指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宏偉目標。這套話語體系極大超越了過往對西方話語的被動回應，發展成為一套具有鮮明主體性、原創性與前瞻性的中國理論，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提升國際傳播效能與塑造大國形象的實踐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為什麼要開展國際傳播、如何更好開展國際傳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他深刻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並強調“要採用貼近不同區域、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的精准傳播方式，推進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的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在新時代破解“話語逆差”，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時代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國際傳播工作依托中國式現代化偉大成就，取得顯著成效，國家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得到明顯提升。在思想理論的源頭供給上，我們奠定了堅實的話語根基，《習近平著作選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論著和黨的二十大報告等重要文獻的多語種翻譯和出版工作，確保了中國核心政治話語在對外傳播中的精准性和權威性。國際傳播的實踐矩陣全面鋪開，形成了多主體、多層次、立體化的強大合力。作為先鋒力量的國家媒體完成了現代化轉型和全球化布局，形成了具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主流媒體信號覆蓋全球超過160個國家和地區，並在全球多地建立制作中心。以黨的二十大報道為例，會議開幕兩周內，相關報道持續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觸達全球，覆蓋233個國家和地區，使用68種語言傳播，跨媒體總觸達人次高達252.01億，其新聞素材被全球1818家主流媒體轉播報道超過4.2萬次，充分彰顯了中國聲音的全球影響力。與此同時，外交戰線也完成了數字化、網絡化轉向，外交部發言人等在海外社交平台高強度、高頻次發聲，主動設置議題，有效塑造輿論。由市場驅動的文化產品出口取得了現象級成功，成為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強勁引擎。中國電視劇的出口額在2012年至2023年間增長了約3倍，網絡文學海外市場營收至2023年已達43.5億元人民幣。很多個人視頻博主在全球吸引大批粉絲，通過文化傳播成功傳遞了和平、寧靜的中國形象。這些由黨政機構、國家媒體、市場力量和個人敘事者共同構成的立體式傳播矩陣，全方位、多維度地講述中國故事，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力獲得了歷史性提升。

立足新時代以來國際傳播工作已取得的顯著成效，我們需要在既有基礎上，緊隨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步伐，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一套具體、務實、高效的實踐路徑，更好構建起文明新敘事的國際話語體系。

第一，在既有改革成效基礎上，進一步建強官方傳播的“硬通道”，深化從“被動辯解”到“主動塑造”的戰略轉型。《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完善國際傳播體制機制，創新傳播載體和方式，加強重點基地建設，增強主流媒體國際傳播能力，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進入新時代，媒體融合改革已取得長足進步，主流媒體通過遵循國際傳播規律，在話語風格、節目形態、視覺呈現上全面貼近海外受眾，在國際輿論場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初步扭轉了部分領域的被動局面。在此基礎上，我們要持續深化改革，著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一流新型主流媒體。一方面，要進一步推動“我們想講的”與“世界想聽的”有機結合，兼顧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敘事與海外受眾易於理解和接受的微觀視角及鮮活故事。另一方面，要進一步下大力氣解決中國式現代化國際話語的對外翻譯與闡釋難題。針對“全過程人民民主”“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發展理念”等原創性概念，要在已有工作基礎上，繼續組建國家級高水平團隊進行系統闡發，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中的代表性概念在跨文化傳播中不被曲解、不打折扣，為世界提供觀察和認識當代中國的准確視角。

第二，在多元主體參與的良好格局下，進一步拓寬民間敘事的“軟通道”，推動從“官方獨白”到“多元合唱”的全面升級。近年來，我國在推動非官方主體參與國際傳播方面已形成良好局面，學術界在國際頂級期刊的發聲日益增多，中國企業和文化產品“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廣大留學生、海外華僑以及來華外國友人也已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生力軍。為了讓這種“多元合唱”的格局更響亮、更和諧，我們要進一步賦能各類非官方主體。一是在鼓勵國內專家學者與國外同行展開平等對話的基礎上，支持建立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提升中國理論的學理性和說服力。二是在推動更多文化產品“走出去”的同時，支持影視劇、網絡文學、短視頻、游戲等流行文化產業的內容創新與海外本土化運營，讓它們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成為講述中國式現代化故事的流動名片。三是在肯定個體“微敘事”價值的基礎上，鼓勵和支持中外民間組織、青年團體、志願者等開展形式多樣的文化交流活動。這類源自基層一線的真實聲音，能有效地在不同國家、民族間消解偏見、增進理解，是官方敘事的重要補充和有力支撐。

第三，在擁抱新媒體的既有優勢上，進一步創新數字時代的“巧通道”，實現從“廣泛覆蓋”到“精准滴灌”的效能革命。習近平強調，要“用好國際化傳播平台，客觀、真實、生動報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傳播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促進外國觀眾更多更好了解中國”。當前，我國主流媒體和各類機構已逐步入駐海外主流社交媒體平台，在短視頻、移動客戶端、可視化新聞等新興領域的傳播實踐也卓有成效，積累了龐大的海外粉絲群體，實現了傳播渠道的廣泛覆蓋。下一步的關鍵，在於推動傳播效能從“有沒有”向“好不好”深刻轉變。一方面，要進一步深化精准傳播策略，深入研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背景、思維習慣和信息接收偏好，從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擇取能夠引發共鳴的素材，針對不同受眾量身定制差異化的傳播內容、話語風格和傳播渠道，生產更多貼近傳播受眾本土的文化產品，將政治話語轉化為通俗易懂的大眾語言，顯著提升傳播的抵達率、精准度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要把握人工智能等技術變革帶來的傳播新機遇，探索運用 AI生成內容、虛擬主播、沉浸式體驗等前沿技術，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創新國際話語的呈現方式，以更年輕、更現代、更具互動性的方式觸達全球受眾，牢牢把握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主動權。

歸根結底，一切話語的根基在於事實，最有力的傳播是行動本身。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效能的提升，根本上源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巨大成功。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帶來的繁榮發展、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大國擔當、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全球公共衛生安全作出的巨大貢獻……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正是我們贏得國際話語權、塑造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的最具說服力的實踐支撐。這啟示我們，未來進一步做好構建文明新敘事的國際話語體系的工作，必須更加緊密地與國家實踐深度融合，將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主張蘊含於一個個具體的合作項目、一項項實在的援助行動、一次次負責任的國際治理之中。當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眾從與中國的交往合作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親身感受到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時，對中國道路的理解和中國方案的認同便會不斷提升。這正是中華文化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深刻道理，也是我們在新征程上贏得國際話語權、從根本上解決“挨罵”問題的堅實路徑。

作者：程美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王俊，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