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敘事

抗日戰爭是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之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軍隊的戰略戰術、戰場表現，不僅事關黨的生存發展，也關乎中國抗戰大局。作為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戰略戰術，游擊戰自然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成為了解我們黨的重要窗口。毛澤東指出，游擊戰“就是在落后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爭形式”。如何最大程度地全方位展現游擊戰這一“人類戰爭史上演出空前偉大的一幕”，成為我們黨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也是我們黨構建游擊戰敘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揆諸學界已有研究，對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敘事，尚未有整體闡釋。有鑒於此，本文擬從游擊戰戰績成果、戰略地位、軍隊建設、成功原因等方面入手，梳理我們黨構建的游擊戰敘事，探究其內在邏輯。

一、“獲得更大更多的勝利來回答全國軍民的期望”：從戰績成果入手，構建游擊戰的勝利話語

戰爭，最引人關注的焦點就是勝負。一支軍隊能否在戰場上取得勝利，也是社會公眾評價這支軍隊及其背后政治力量的主要標尺。大力宣介游擊戰取得的戰績，成為中國共產黨構建游擊戰敘事的重要內容。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1937年8 月，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上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此時新四軍尚未完成改編，主要是八路軍在華北“以游擊戰和游擊運動戰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友軍作戰”。這一時期，八路軍在華北戰場上取得的最具有影響力的戰果，就是同年9 月下旬的平型關大捷。這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場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成為中國共產黨游擊戰敘事的典型案例。平型關大捷的意義在於鼓舞了軍心、民心，讓廣大中國民眾看到勝利的希望，也為中國共產黨游擊戰勝利話語的構建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素材。《新中華報》介紹了戰斗取得的豐碩戰果，強調：“這是我八路軍在抗戰中的第一個勝利”，“這一戰斗的勝利，更加提高了我們的士氣，和友軍的士氣，大家知道了：日本軍隊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厲害，大大地增強了戰勝日寇的自信心”，這一勝利，“証明了紅軍的數量雖少，然而紅軍在抗日戰斗中，將成為決定戰事最后勝敗的一支主要力量”。1937年 12月出版的《晉北大戰與第八路軍》一書，重點介紹了這次勝利。書中寫道：“平型關這空前大捷，到底振起了一路退守下來的士氣，轉變了晉北抗戰的形勢。雖然在長期抗戰期間一時一地的勝負，不值得大書特書，但是這一回的大捷，給敵人一個當頭的重大的打擊，使敵人自鳴得意的精銳部隊板垣師團，損失過半，則最低限度，也可以使日本強盜明白要想得到蘊蓄豐富的山西，一寸一尺的土地都要付給重大的代價的，要想實現他們大陸政策的企圖是絕對不可能的”。平型關大捷使我們黨的游擊戰一戰成名，“興奮了全國各地對於游擊戰爭的認識”，成為戰時各類介紹游擊戰著作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向外界民眾尤其是國統區民眾展現中國共產黨組織游擊戰取得的成果，數據無疑是最直觀的方式。全民族抗戰時期，《新華日報》作為我們黨在國統區唯一公開發行的黨報，成為大后方構建游擊戰勝利話語的重要媒體。《新華日報》每期必有游擊戰的相關報道，既有黨的領導人和前線將領的文章，如任弼時的《山西抗戰的回憶》、劉伯承的《我們怎樣打退了正太路南進的敵人》、徐向前的《開展河北的游擊戰》，也有陳克寒、陸詒等記者撰寫的大量有關我們黨游擊戰取得勝利的通訊報道，其中大多有具體的戰果介紹。比如，在八路軍成立一周年之際，《新華日報》對其一年來的戰果進行了集中報道，強調八路軍“進行了大小六百余戰斗，消滅了三萬四千余敵軍，俘獲二千余人”，以有力的數據直觀展示戰績。幾個月后，又對八路軍 1938年 10月至 11月的戰果進行跟蹤報道，指出，八路軍組織“大小戰斗五百余次（冀東在外），擊斃日偽軍一四二八〇名”。這些戰績體現了八路軍“每天每時，隨時隨地都在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完成了和完成著消耗敵人，配合全國友軍作戰的任務”，也體現了“敵后的游擊戰，佔了極重要的地位”。新四軍整編后進入江北、江南作戰僅僅半年，江南的戰爭局勢“已有變動”。僅僅從 1938年 6月 18日至 12月31日，新四軍在江南、江北已經“進行了二百三十一次的戰斗”，“繳獲了一千五百三十九支步馬槍，三十二挺輕機關槍、四挺重機關槍、四十八支木殼槍、二十支手槍”。《新華日報》還刊登了國民黨方面對我們黨游擊戰勝利的嘉獎，便於社會公眾進一步了解游擊戰取得勝利的重要意義。

全民族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軍逐漸加大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掃蕩”，這就更需要我們黨以不斷取得的游擊戰成果鼓舞民眾抗戰到底。1940年 3月，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上，葉劍英針對國民黨方面對我們黨“游而不擊”“制造磨擦”等錯誤指責，用翔實的數據介紹了八路軍兩年多來取得的成績，如“小的戰斗不計外，比較大的戰斗共有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敵偽死傷方面，“日軍六萬五千余人”，“偽軍死傷約一萬五千四百余人”。《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八路軍軍政雜志》等報刊也紛紛刊發文章公布我軍取得勝利的相關數據。《華北民兵的威力——群眾性的游擊戰》一文指出，晉察冀邊區自1940年 7月至 1941年 7月，“戰斗八七次，參加隊員四一九八名，消耗敵炮彈四六〇發，槍彈三〇〇四五發”，“華北軍民正發揮著空前的團結精神，在各個角落內協力打擊敵寇”。《冀中平原的游擊戰》一文強調，“統計抗戰二年又四個月中，冀中游擊區經歷了八百十六次的戰斗，殺傷敵偽軍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五人，俘獲敵偽軍一千七百五十七人”。還有不少文章介紹了百團大戰“沖破戰局的沉悶而大快人心”的輝煌戰績。《新華日報》刊發文章指出，盡管開戰僅 20天，百團大戰就共“計大小戰斗二六五次，斃傷敵偽軍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九人”，此戰“將永遠留在人心，傳於史冊”。1940年底，八路軍還公布了百團大戰的詳細戰果，在消滅敵偽有生力量、繳獲武器彈藥、破壞敵方交通器材等方面列舉了具體數目，認為“百團大戰實為我國抗戰以來空前未有之大創舉！敵后方游擊戰爭空前未有之大創舉”。這些勝利証明了游擊戰是“堅不可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將“獲得更大更多的勝利來回答全國軍民的期望”，以此堅定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打破日寇以華制華的“迷夢”，激勵民眾“奮起抗日，與侵略強盜作決死的斗爭”。正如葉劍英在 1944年會見中外記者團時指出的那樣，正是有了以游擊戰為主的敵后戰場，“才挽救了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

同時，我們黨從戰果入手構建游擊戰敘事話語，還考慮到了游擊戰自身的特點。游擊戰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與大規模的正規戰相對應的規模較小的戰斗。游擊戰爭“是一種或多種零星的或單個的武裝隊伍。依據當前的敵情地形交通群眾等等條件，在不固定的戰線上，進行襲擊，擾擊，截擊和破壞敵人的戰斗，以達到迷惑敵人，分散敵人，吸引敵人，遲滯敵人，擾亂敵人，疲憊敵人，削弱敵人和打擊敵人的目的”。因此，我們黨在構建游擊戰敘事中特別注意突出游擊戰的機動靈活性和高頻次特征。周恩來指出：“假使我們在敵后創造出一二十個游擊根據地，每一個根據地像五台山、中條山一樣牽制敵人四五萬，則二十個根據地，我們可以牽制敵人侵華的全部兵力。假使我們每一游擊部隊平均每天能消滅敵人十個，則全國有一百個這樣游擊隊，便可消滅敵人一千，一年便可消滅敵人三四十萬。”這便從兩個層面揭示了衡量游擊戰成果的標准：一是對敵人的牽制﹔二是直接消滅敵人。我們黨在各種報道宣傳中，常常有大量關於作戰次數的統計。這樣的敘事既符合游擊戰本身特點，也符合民眾的認知邏輯，是我們黨有效構建游擊戰勝利話語的體現。

二、“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從重要地位入手，構建游擊戰的戰略話語

在抗戰不同階段，游擊戰的地位是有所變化的。戰略防御階段，正面戰場的正規戰是主要的，敵后戰場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戰略相持階段，敵后游擊戰成為主要的作戰方式。因此，游擊戰並不只是戰術問題，而是具有戰略地位。在我們黨的游擊戰敘事中，游擊戰不僅關乎勝利，更關乎我們黨在全民族抗戰中的地位及中國抗戰的前途。

全民族抗戰初期，相較於我們黨軍隊人數少、裝備差的狀況，國民黨軍隊人數眾多、裝備較好。由此黨內黨外皆有輕視游擊戰作用的傾向，甚至認為游擊戰不具有戰略地位，把戰勝日本的希望寄托於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尤其是國民黨方面，更是輕視游擊戰。針對此種狀況，毛澤東強調，“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於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構建游擊戰的戰略話語，必須從理論上說清楚為什麼游擊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就涉及三方面的基本問題，即中國的特殊國情、抗日戰爭的基本規律和發展方向，以及游擊戰的自身特點。

第一，游擊戰是否具有戰略地位，不能拘泥於概念本身，而要結合具體國情。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就這一問題進行論述，夯實了構建游擊戰戰略話語的理論根基。他指出，面對日本入侵，中國軍隊應該是多種戰略戰術的結合，游擊戰是重要戰略之一。“在軍事上我們若能運用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種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敵軍處於極困難地位”。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游擊戰“對於戰斗方式說來，則始終是輔助的，但游擊戰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戰爭中，特別在地域廣大的國家，無疑在戰略上佔著重大的地位”。1938年 5月，毛澤東又指出，如果國家太小或者如蘇聯那樣強大，游擊戰就隻有“戰術問題，沒有什麼戰略問題”，但中國的國情有其特殊性，“是一個大而弱的國家”，“全部問題就從這裡發生了”。這一具體國情決定了游擊戰“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游擊戰“不是小規模，而是大規模的”﹔戰爭的長期性、殘酷性又導致“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出現，使得游擊戰“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換言之，也就是要求我們“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對游擊戰地位的分析沒有拘泥於傳統，而是將其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結合起來考慮，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鮮明體現。

第二，就戰爭發展規律而言，持久戰是中國戰勝日本的戰略方針和必經途徑，而游擊戰是持久戰得以持久的重要因素。中國的大而弱，日本的小而強，中日兩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抗日戰爭不是速決戰，只能是持久戰。持久抗戰要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但這三個階段之間不是自然而然的更替演進，而是有賴於游擊戰的發展。戰略相持階段是抗日戰爭的“過渡階段”，也是“轉變的樞紐”。中國要淪為殖民地還是轉變為獨立國，關鍵就在於這一階段敵我力量的變化。游擊戰的發展改變了敵我態勢。單獨來看，每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處在敵人包圍之中，“但若將各個游擊根據地聯系起來看，並將各個游擊根據地和正規軍的陣地也聯系起來看，我又把許多敵人都包圍起來”。抗日根據地要生存、發展，就必須對敵人的有生力量進行不斷地消耗，牽制住敵人，推動戰略相持階段向戰略反攻階段轉變，這種對敵人的持續牽制和不斷消耗本身就具有戰略作用。因此，毛澤東指出，沒有游擊戰、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忽視游擊軍的建設，都將無法戰勝日本，“原因是大半個中國將變為敵人的后方，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佔，毫無后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游擊戰“變敵人的后方為前線”，是使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關鍵因素，其戰略地位由此得以凸顯。

第三，從游擊戰的自身特點而言，游擊戰因其戰法的特殊性而在戰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對游擊戰的特點、目標、優勢等進行了具體分析：“消耗敵人有生力量是游擊戰爭的直接任務，游擊戰不拒絕在必要時機襲佔敵人佔領的大城市，不反對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力量消滅敵人主力，但經常的任務是在不斷地殺傷敵人、破壞敵后，只要我們深入敵后的作戰部隊不斷地消耗敵人，則積小勝成大勝便是今天的戰略任務。”“我們如能牽制敵人向后，而又消耗極大，則變敵后為前方，積小勝成大勝的戰略方針，可完全達到成功，爭奪敵后的任務，也可完成大半”。周恩來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游擊戰因其戰法的特殊優勢而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能夠發揮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對此作了精辟總結：游擊戰的戰略作用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於就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因此，在中國，游擊戰的本身，不隻有戰術問題，還有它的特殊的戰略問題”這些論述，都從理論上回答了關於游擊戰的基本問題，澄清了人民的誤解，使游擊戰的戰略敘事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游擊戰取得的重大戰績及此后中國抗戰形勢走向，為我們黨加強對游擊戰的戰略敘事提供了實証。尤其在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本意識到要迅速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已無可能，便改為軍事打擊為輔、政治誘降為主，進而將進攻重點轉向我們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敵后的戰斗工作，比任何時候都更緊急和重要了”。我們黨在宣傳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時，不僅從微觀的具體戰斗體現游擊戰的重要作用，還從堅持游擊戰法的敵后戰場的重要地位來論証這一問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1943年 ,“侵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為解放區軍民所抗擊”，1944年，“在侵華日軍（滿洲的未計在內）四十個師團，五十八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的是二十二個半師團，三十二萬人，佔百分之五十六”。這些數字，既直觀又客觀地把游擊戰的戰略地位體現出來，充分說明，若無游擊戰支撐的敵后戰場的堅持和牽制，正面戰場也難獲進展，中國抗戰大局將受到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戰略敘事產生了積極效果。美國《前鋒論壇報》指出，游擊戰“於擊敗日本時，其作用之大，超過了一般的預期”。

三、“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從軍隊建設入手，構建游擊戰的模范話語

游擊戰是體系戰，包含作戰主體、戰略戰術、后勤保障等各個要素。八路軍、新四軍是我們黨開展游擊戰的核心力量和依托載體，軍隊建設也是決定游擊戰效果的重要一環。尤其抗日戰爭是敵強我弱之戰，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充分調動廣大官兵作戰的主觀能動性，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我們黨構建的游擊戰敘事，從軍隊建設中具有顯著特色和優勢的政治工作入手，將政治工作方面的模范引領作用成功轉化為游擊戰的模范話語，實現作戰主體與作戰戰略的有機統一。

一是說明作為游擊戰主體的八路軍、新四軍，具有重視軍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我們黨開始組織軍隊的政治工作並卓有成效，國民革命軍臨戰時，“三軍之士無不視死如歸，舍生取義”。國民革命軍之所以能在極短時間取得勝利，中共在“軍隊中有著政治工作的活動，便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我們黨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道路，並將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作為軍隊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全民族抗戰期間，我們黨強調要“保持紅軍的光榮傳統”，在組織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游擊戰的過程中高度重視政治工作，並在構建游擊戰的模范話語中有所體現。擔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的傅鐘認為，“八路軍能在困難中獲得許多成績的原因，又全靠得力於它真實繼承和發揚了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傳統”。曾任八路軍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專門著文介紹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傳統與作風。他指出，八路軍“繼承了紅軍時代的光榮傳統”，包括“從上至下有著垂直的工作系統”，政治工作人員隨時“謹守著自己的崗位”等，在此基礎上開展好政治工作對組織游擊戰斗爭是十分重要的。曾任八路軍 115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蕭向榮強調，八路軍、新四軍雖然武器裝備落后，但戰斗力非常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繼承了和發揚了中國工農紅軍的優良傳統”。我們黨在軍隊建設中不斷強調要繼承和發揚加強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不僅體現了黨對歷史經驗的高度重視，也向外界傳達了八路軍、新四軍與此前中國工農紅軍的一脈相承，是我們軍隊“完成其抗日模范軍和團結中心的任務的決定條件”。

二是宣傳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工作方面取得的顯著成績。“模范作用不在於口頭上說，而在於事實上做”。構建游擊戰的模范話語，需要不斷總結宣傳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績。政治工作的重要功能是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在八路軍、新四軍武器裝備落后的情況下，尤其需要做好軍隊政治工作。《新華日報》指出，“部隊的戰斗能力及其任務的完成，是依靠政治工作來保証的，因為隻有軍事技術而無政治覺悟，則軍事技術的效能便不能盡量發揮起來”。擔任過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在總結晉察冀軍區取得的成就時，將其歸結於“政治工作的力量”。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指出，八路軍之所以能夠在艱苦條件下開展斗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軍隊中有著政治工作的活動”。開展政治工作必須從基層做起，我們黨在總結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成績時，特別強調連隊政治工作：“政治機關須百倍加強對最接近於戰士的連隊的政治工作，增長連隊政治工作的效能。連隊政治工作，在戰時政治工作中應該佔重要的地位，應該成為執行政治工作的基本組織”。《解放日報》刊登專文介紹警三旅八團二連等基層連隊通過開展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績，使“官兵關系真正做到了親密團結”，“政治教育充分做到了思想改造”。八路軍、新四軍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也引起外媒關注，在美國《先鋒論壇報》等媒體看來，中國共產黨開展的政治工作使八路軍、新四軍“有了政治教育，有了民主的政治生活，有了堅強的政治和軍事的領導，他們知道為什麼而戰，他們已經和軍事勝利、政治民主的目標血肉相連了”。還有外國觀察家指出，“政治工作是八路軍軍事行動獲勝的最重要因素”。可見，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績，不僅為游擊戰模范話語的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

三是有意識地介紹戰時中共軍隊在政治方面的模范作用。全民族抗戰期間，為“爭取二百萬友軍的繼續抗戰”，我們黨注意通過公開演講、與外國記者談話、發表文章等多種形式，大力宣介我們黨軍隊政治工作的模范引領作用。全民族抗戰爆發之初，毛澤東就指出，盡管我們黨的軍隊規模還不大，“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優點是足供全國友軍採擇的”。特別是“它的政治工作”，而且對於其他軍隊“完全能夠適用”。1937年 11月，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的講演中又特別指出，“全國一定要學習八路軍的樣子，真正的做到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用改造軍隊精神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去達到目的”。軍隊政治工作的模范話語，最終要落實到戰斗力的實際成效上。全民族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的不斷退卻，與我們黨領導八路軍以游擊戰法積極抗擊日本侵略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就為我們構建模范話語提供了有力支撐。平型關大捷后，《解放》雜志發表評論文章表示，我們“可以幫助友軍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與勝利的信心”。上海、太原淪陷后，廣大民眾更加期待抗戰軍隊的戰斗力能夠迅速提高，抵御日軍的全面進攻。毛澤東指出，“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內建立二十五萬到三十萬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軍隊，則抗日戰場上必能開始看到轉機”，而“八路軍應在這一改造過程中起到模范作用”。良好的軍隊政治工作成為扭轉抗戰形勢的重要因素。《新華日報》《解放日報》《解放》《八路軍軍政雜志》等報刊組織發表了《抗戰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鞏固部隊的幾點意見》《戰時政治工作概要》《抗戰軍隊中的連隊政治工作》《鞏固部隊的政治工作》《八路軍抗戰中政治工作的經驗》等文章，系統總結並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工作成果，通過軍隊政治工作的模范引領作用構建游擊戰模范話語，並產生積極影響。此后，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以及協助國民黨開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也充分體現了游擊戰的模范引領作用。

由於國民黨的軍隊政治工作“是在於麻痺士兵的政治自覺性，養成士兵的盲目性，是在於監視、絞殺有民主思想的官兵，是在於使軍隊和人民隔絕，並壓迫人民”，與我們黨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具有“天淵之別”，其政治工作成效遠不及八路軍、新四軍。因此，盡管我們黨的軍隊數量遠遠少於國民黨軍隊，“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斗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這既說明了作為游擊戰主體的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隊建設發揮的模范作用，又論証了游擊戰的重要戰略地位，使我們黨關於游擊戰的模范話語構建融通了作戰主體與作戰戰略，拓寬了游擊戰的敘事路徑。

四、“隻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從成功原因入手，構建游擊戰的人民話語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深知：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對我們黨建黨建軍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揭示了黨領導游擊戰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由此，中國共產黨構建了游擊戰敘事的人民話語，強調：“敵我斗爭的勝負，決定於人民”，“兵民是勝利之本”。這就抓住了“人民”這個戰爭勝利的“根本”，從更廣闊的視角對軍隊性質、軍民關系等根本問題進行了回答。

一是說明游擊戰的本質就是為人民而戰。游擊戰的成功，就在於開展游擊戰的軍隊為民族而戰、為人民而戰。平型關大捷后，《解放》雜志總結其成功經驗的第一條即為“紅軍十年來艱苦英勇的奮斗，創造了真正人民的軍隊”。徐向前在 1938年指導平原游擊戰時特意強調，游擊隊“在一切行動中，真正表現自己是為民族利益而斗爭，真正站在保護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隻有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為根本的軍隊，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擁護。正如朱德在總結八路軍經驗時所指出的，“凡是在黨政軍民團結一致的地方，我們就能勝利”﹔“凡是在民眾運動有成績的地方，游擊戰爭就能展開”﹔“凡是採用靈活的戰略戰術的戰役和戰斗，我們大致就能勝利”。因為“我們的力量，就是廣大抗日人民的力量”。這樣的敘事把游擊戰與人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總結，揭示了游擊戰的人民戰爭本質。

二是說明群眾的支持是我們黨能夠克服游擊戰中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而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在敵后開展游擊戰，我們黨面臨諸多困難。在戰略態勢上，敵后根據地往往被日、偽、頑所包圍或分割，經常面臨敵人的反復“掃蕩”，造成根據地軍民人員財產的巨大損失﹔在武器裝備上，我們缺少重武器，武器彈藥也不充足，敵人在武器裝備方面往往佔據絕對優勢﹔在后勤補給、通訊等方面，我們同樣面臨巨大的困難。可以說，“游擊戰爭是比正規戰爭一種更困難的武裝斗爭方式”，其困難“比其他地區，比大后方，是要大得多”。要克服這些困難，只能依靠群眾的支持。《新華日報》社論指出：“試想我軍在敵后的困難吧，要不是敵后的人民，積極組織起人民武裝（民兵、游擊小組），參加地方游擊隊，擔任防衛，破壞，偵查和除奸的工作，我們就很困難做到兵源不絕，防范周密，情報敏捷，出奇制勝的地步﹔要不是敵后的人民，努力生產，熱烈納糧，我們就很困難保障軍食民食﹔要不是敵后的人民，英勇果敢，組織武裝宣傳隊，突入敵佔區活動，對敵偽進行宣傳，並提高敵佔區人民對於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我們就不可能瓦解敵偽軍及爭取得敵佔區的人民。依靠人民，我們解決著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困難，依靠人民，我們提高了信心，加強了力量。人民，是敵后抗戰的力量的源泉。”這一評論充分凸顯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對游擊戰勝利的關鍵作用。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我們黨解決了兵源、情報、糧食、宣傳等各種困難，使得游擊戰突破了山地的限制，在平原、湖汊等各種地形都能開展，即“不論山地也好，不論平原也好，都是我們開展游擊戰爭的場所”。這些話語構建和宣傳取得了良好效果，不僅在國內廣為人知，連國外報紙都予以認可，“美報贊揚我游擊戰，當知我國敵后游擊部隊所以能存在，能發展，能打勝仗，都是因為他們能和人民打成一片，本身就是人民的軍隊。不是人民的軍隊，沒有人民的擁護和愛戴，是不可能在敵后堅持抗戰的”。

三是把游擊戰中的人民敘事話語歸結為黨的軍隊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敵后廣大人民群眾願意支持游擊戰，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關鍵在於我們的軍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堅持為人民服務。敵后軍民關系能夠做到魚水一家親，在於我們的軍隊堅持抗戰與民主，特別是有高度的群眾紀律，在於能“處處關心著群眾的利益，時時關心著群眾的利益”。我們黨的軍隊時時刻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人民自然相信和支持我們的軍隊。在全民族抗戰期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刊發了大量關於人民與軍隊親密關系的宣傳報道，如《人民在戰斗著》《人民親軍隊》《人民戰爭頌》《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戰爭》《我們始終要同老百姓在一起》《屬於人民的軍隊》《擁護人民的軍隊》。這些報道雖然體裁不同、內容有別，但從標題上就能讓社會公眾直接感受到我們黨的軍隊與人民水乳交融的關系，生動體現了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正是基於游擊戰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將八路軍、新四軍開展的游擊戰爭稱為“人民戰爭”，認為“隻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將“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總結為軍隊的唯一宗旨，高度凝練了人民與軍隊的關系。

游擊戰的人民話語，不僅指出了人民戰爭的本質，更揭示了戰爭勝利的關鍵。1945年 7月 7日，《新華日報》刊文《人民的勝利》指出，“抗戰一定能勝利，勝利一定屬於人民所有”。同年 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新華日報》以《勝利是屬於人民的》為題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勝利是應該屬於中國人民的，勝利到底是屬於中國人民的”。這些報道評論中的人民話語，既立足戰爭，又跳出戰爭，站在更為宏闊的視野去審視人民的偉力，本質上是黨堅持人民至上的體現。構建游擊戰敘事的人民話語，既是我們黨對戰爭勝利關鍵原因作出的正確回答，更深層次地映照了黨的初心與使命。

五、結語

全民族抗戰時期，我們黨構建的游擊戰敘事，跳出了單一的戰爭敘事，是整體構建、體系構建。第一，從戰績成果入手構建。我們黨的游擊戰在敵后戰場不斷取得勝利，以小勝積大勝，用實戰成績証明了游擊戰的強大生命力，為游擊戰的勝利話語提供了鮮活的証明，駁斥了國民黨方面所謂“游而不擊”的不實指責，成為游擊戰敘事的重要內容。第二，從重要地位入手構建。我們黨立足於中國的具體國情、抗日戰爭的基本規律、游擊戰的自身特點，構建了游擊戰的戰略話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軍事領域的突出表現。第三，從軍隊建設入手構建。我們黨著眼於開展游擊戰的核心力量八路軍、新四軍，以軍隊建設中具有顯著優勢的政治工作為重點，將政治工作方面的模范引領作用成功轉化為游擊戰的模范話語，實現作戰主體與作戰戰略的有機統一。第四，從成功原因入手構建。游擊戰的本質是人民戰爭，“人民是最好的鑒定人”，人民的支持不僅是游擊戰得以成功的根本，也是我們黨不斷取得勝利的關鍵。構建游擊戰敘事中的人民話語，體現了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在游擊戰敘事中的具體體現，也是我們黨游擊戰敘事的價值歸依。

我們黨構建的游擊戰敘事，不僅僅是單純的戰果宣傳，更是關於中國具體國情之下抗戰經驗的提煉和總結，是宏觀與微觀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政治與軍事的統一、整體與局部的統一，具有體系化特征。這一成功的話語構建實踐，不僅擴大了游擊戰的社會影響，提升了黨及其軍隊在國內外的政治形象，也為今天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提供了歷史借鑒。

作者：洪富忠，重慶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