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澤東與韶山”若干史實問題的調研

毛澤東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對這些重要論述，筆者通過近20年“毛澤東與韶山”這一課題的調研實踐，體會尤深，感慨殊多。現將調研成果分為毛澤東的家庭（含人員、經濟與成分）、毛澤東回韶山、韶山革命紀念地（以下簡稱紀念地）建設三個方面，予以梳理、總結並展示給讀者。

一、關於毛澤東的家庭

（一）毛澤東的母親是否有名字

紀念地對毛澤東母親名字的介紹，有一個前后變化的過程。20世紀 50年代到 60年代中期宣傳的是，由於舊社會男尊女卑，毛澤東的母親沒名字，僅稱“文氏”。1966年10月的一天，一些來韶的參觀者手持《毛澤東自傳》油印件，其中文字出自斯諾《西行漫記》中“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一節，提出毛澤東的母親有名字，叫“文其美”。翌日，韶山毛澤東同志舊居陳列館（簡稱陳列館，1982年改名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簡稱紀念館，舊居改稱故居）即向相關部門報告此事，此后陳列館暫停關於毛澤東母親有無名字的內容展示，並由筆者同有關同志到湘鄉唐家圫毛澤東外婆家調查。文家老人們都說，沒有“文其美”此名，不過毛澤東的母親在堂姊妹中排行第七，大家叫她“七妹”。陳列館將這一情況向相關部門匯報時，大家分析，“文其美”可能系翻譯“文七妹”的音誤，決定此后就稱“文七妹”。

2006年秋，相關部門同意筆者改寫舊版《青年毛澤東》。不久，一位同志來電話說，毛澤東侄外孫曹耘山在查檔中，發現毛澤民 1939年在莫斯科應共產國際要求，代兄填寫的《履歷表》母親姓名欄中，寫了“文素勤”。於是，為了查証此事，筆者再赴唐家圫，訪問文家各位老人並座談。大家一致認為，毛澤民寫的沒錯，因為在毛澤東母親的堂姊妹中，有的叫“秀勤”“麗勤”。筆者將這一情況向相關部門作了匯報，並建議為毛澤東母親正名。經上級批准，從 2009年 7月起，紀念地正式啟用“文素勤”這一姓名，並保留“文七妹”的俗稱。

（二）趙先桂入黨時是否屬毛家成員

毛澤東的弟媳趙先桂（趙先桂，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在山東濟南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毛澤覃之妻）1923年秋入黨時，是否屬毛澤東革命家庭成員，歷有爭議。為了查証此事，筆者於 2010年夏去紀念館文物部，查閱 1941年印制的《韶山毛氏四修族譜》，發現譜上沒有趙先桂的名字，再索閱 1911年的三修族譜，卻意外地發現譜上記載著“毛澤覃元配趙先桂”。

筆者重溫 1922年 7月毛澤東寫給舅父母的信。信中寫道：“甥今年住家讀書，沒有在外邊做事，幸喜身體還好，每天也還快活，澤民、澤覃、淑蘭、先桂、澤建、開慧都好，不勞挂念。”這說明毛澤東已將趙先桂算作了家庭成員。毛澤東一家，在黨的創建初期，即有毛澤東、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楊開慧、趙先桂6位共產黨員。這在中共和共產國際歷史上，都是少有的。

（三）毛岸青成年后首次回韶時間及活動

關於毛岸青這次回韶山的時間，省韶山管理局志曾記：1962年 5月，毛岸青回來看望鄉親，參觀故居。韶山市《韶山志》則無記載。2013年4月，筆者在開展“韶山毛澤東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專題調研（以下簡稱專題調研）時，老人們看到毛澤東革命家庭賬簿“清抵簿”（原件存紀念館文物部，以下簡稱賬簿），都贊嘆不已，提議大家回家翻箱倒櫃，尋找和捐獻革命文物。次日，毛澤東房侄孫毛大年獻出原始照片兩張：一為毛岸青上身照，一為毛岸青與陪同人毛遠翔（毛大年父親）的合影，照片背面標注“1950年冬”。筆者問毛大年知否毛岸青在韶的活動，他說不知道，父親將毛岸青介紹給鄉負責人后就回家了，沒參加后續活動。在老人之間傳覽此照片時，毛澤東房叔、地下黨員毛耀輝深情地說：“這是 1950年隆冬，遠翔陪岸青回韶前，岸青在舅父楊開智家所攝，岸青離長返京前贈予遠翔。遠翔當時在省委交際處接待科任職，我在他家看過多次”。他還說：“岸青離韶的第三天，湘潭縣土改工作大隊召開會議。我當時任棋梅鄉工作隊副隊長，摯友張孝堯是韶山鄉工作隊隊長。我們一見面，他就對我說：主席在收到我們關於土改順利開展、請示‘家有幾口參加分田’的信后，極為高興，派岸青回韶傳達三條口信‘家人不參加分田，家產由政府處理﹔家庭成分，實事求是，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人民政府執法不徇私情，按政策辦事，人民會擁護政府’。我們如獲至寶，成為我們行動的指南。”此照、此說填補了 1950年毛岸青回韶的歷史空白。

（四）毛澤東家庭的經濟與成分

自 20世紀 50年代，紀念地展陳的相關內容是：毛澤東家庭的財產於 1921年春，由毛澤民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部讓送於人。1929年初，國民黨湖南省政府宣布沒收毛澤東家的所有財產，責令湘潭縣地方政府執行。解放后，毛澤東家庭的財產由人民政府收回。土地改革時，沒有給毛澤東的家庭劃分成分。但是，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社會上不時傳出相反的聲音，說毛澤東家有財產，屬於富裕家庭，與我們的宣傳產生沖突與矛盾。

20世紀80年代，歷史虛無主義盛行，社會上掀起一股反毛妖風。在其影響下，一些出版物稱，韶山鄉土改工作隊根據毛家的不動產在解放前近 30年中“不增不減”，和所謂毛澤東回信中的“劃為富農”等內容，將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劃定為了富農。

2012年 12月下旬，某電視台在播放的節目中，有一段模擬“韶山土改劃成分”的場景。其中有人稱：“當時有人提出，要給毛澤東家劃地主，因考慮到他是黨的領袖、國家政府主席，才沒給劃。”中央有關部門幾位同志看到后打電話給筆者詢問道：“土改法規定，劃分家庭成分，唯一根據是土改前三年家庭經濟和家人生活實況，程序是自報、公議、三榜定案，主席家當時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為什麼我們說主席家沒有財產，沒劃成分，而總有人說劃了富農，還要劃地主？”筆者沒回答，因不知其究竟。

這些問題給筆者強烈的思想觸動。筆者1963年、1964年在韶山公社參加社教工作，1965年調來管理局，在韶工作、生活50年，卻對毛澤東的家庭基本情況都沒弄清，深感愧疚，決心調研。

首先去紀念館文物部，查閱1973年的老人座談會記錄。1973年春，筆者同陳列館資料研究室（簡稱資料室）副主任吳大為，邀請 38位老人，在韶山區委（省直）主持下，圍繞毛澤東的家庭與毛澤東的少年時代、1925年毛澤東回韶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毛澤東回韶考察農民運動等主題，舉行座談會。老人們的親歷、親見、親聞，讓我們獲得許多嶄新的珍貴口述資料。當時老人們談到的毛澤東家庭的經濟概況是：

屋宇：1917-1918年，由大小 9間半茅草房，改、擴建成13間半青瓦房，屋前屋后還有柴山、菜土。

水田：原 22畝，1915年賣給對面謝家屋場作菜土1畝 5分多，自家擴建佔去 4分多，隻剩下 20畝﹔解放前，15畝先后租給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孫小春、張文峰 5位（既佃田，又租屋，要交押金）佃戶，另 5畝長期租給土地沖李文貴等人﹔張文峰住房直到 1952年秋，人民政府給他退押，撥給相等的不動產，他才離開上屋場。

收支：收入僅押金與租谷，支出則有完糧納稅、軍警勒索、家人生活及革命費用等多項，收支極度失衡，連年欠賬，1926年已欠 1600余銀圓。

但這些都只是提到而已，沒有討論與深談，更無文物佐証。這時筆者突然想起 45年前的賬簿，想看它所錄內容是否與老人們的所談有某些內在聯系。

那是 1968年 10月，筆者陪同省裡某部門領導在故居樓上尋找文物時發現了它，其封面標注“清抵簿”“義順堂”（毛澤東父親毛順生堂名）。筆者誤認為它是毛順生的賬目，而領導要求將其封存、藏於資料室，因而未及仔細翻閱。2004 年紀念館進行文物、資料大清理，將其編入內部資料。

這時筆者看了賬簿，驚奇地發現，原來它不屬毛順生時代，而是毛澤東革命家庭的經濟賬簿！它的封面上寫了“民國拾三年吉立”，簿內支付記錄中多次出現毛澤建、王淑蘭、周文楠、周外婆等人名字，記錄了 1927年至 1935年，佃戶毛月迪所交的押金和各年租谷。這就証實了 1973年老人們對毛澤東家庭財產回憶的准確性。這也為筆者的調研提供了意外的前提條件，大大增強了調研的決心和信心。

2013年3月初，筆者邀請韶山市、紀念館、管理局個別同志，一同開展了第一階段專題調研。我們緊緊圍繞為什麼毛澤民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部處理家中的不動產？為什麼國民黨湘潭縣政府沒有依從上級訓令，實施沒收？為什麼毛澤東老家會日益貧窮，到最后家產名存實亡、資不抵債？我們曾給毛澤東 1950年的老家算過賬，將新老賬目相加，債務達 4700余銀圓，即使把所有不動產按時價出售，也隻有3300余，尚差 1400余。

財產未能全部處理原因：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毛澤連，房叔毛耀輝，表弟文東仙等說，曾多次聽主席堂叔毛佑生、堂兄毛宇居、舅舅們講，“當毛澤民按照主席意見，處理完約 2000銀圓活動資產后，因急於去長沙上班，故將對不動產的處理，交托舅舅和毛震公祠族人代為處理”，“后經他們反復研究，認為不予處理為好，由毛震公祠派人代管，建賬立簿，找好佃戶，收取押金和租谷，負責家庭一切開支”。1921年春，首位佃戶“交了 500銀圓的押金，住進了上屋場”，“有關族人很緊張，擔心毛主席不會同意”，“但當毛主席知道時，生米煮成熟飯，加之他正忙於建黨、建團等革命活動，急需錢用，於是給毛佑生寫信，請他將所收押金，送往長沙，當面交接”。

未被國民黨沒收原因：毛澤東房叔、韶山特別支部早期黨員毛偉昂，老鄰居、革命烈屬毛愛桂等說：“蔣介石在井岡山吃了敗仗，密令國民黨湖南省省長魯滌平，於 1929年 1月 30日，在報紙上公布訓令，揚言沒收毛澤東家全部財產，命令湘潭縣政府執行。我們地下黨員，聯合毛氏族人、地方進步人士，利用國民黨唯利是圖、相互欺詐和上下級之間的矛盾，巧妙周旋，致使湘潭縣政府未能實施沒收。”

由富轉貧原因：南岸老鄰居鄒順福，毛澤東族叔、老鄰居毛潤民等說：“那時黨沒有經濟來源，革命者個人的生活費，靠家庭供給，所干的事業，靠家庭支援”，“一般都是現金，管賬人無奈，不是粜租谷換錢，就是向佃戶加收押金”，“當時稻谷不值錢，隻有 2銀圓 1擔”，“加收押金等於欠債，債有息，本息相加，息上加息，像滾雪球，越滾越大”，而且“押金增加的部分，佃戶可抵交租谷，收的租谷越來越少，最后完全沒有”，“主席家為何由富裕衰落到赤貧？主要是革命開銷驚人。賬簿 1924年的部分支付中，記錄有‘詠芝室（即楊開慧——引者注）洋（即銀圓，又稱大洋、光洋、花邊——引者注）捌元’‘文化書社（由毛澤東創辦——引者注）花邊三佰元’‘織機廠（即湖南支部地下聯絡站——引者注）花邊貳佰元’等內容。不到一年時間，即有如此巨額開支，還有什麼不貧窮？”

針對“劃富農”的論調，多位老人作了反駁。張文峰長孫張繼堯說：“我家 1941年啟佃時，交押金 600余銀圓，到 1949年加到 1800余，完全可以不交租，我家也窮得無谷可交。家有老少 10余人，三餐瓜菜代、吃不飽，周外婆隻好跟我們一起受苦。我上世紀 90年代初期，就看過導游書，其上還引用一段台詞：1950年冬，澤連九阿公等一批鄉親去到北京，主席在中南海接見，笑著問大家：家鄉土改給我家劃了什麼成分？大家回答說貧農。主席說，不對，應是富農。這書怎麼這樣寫？我當時就懷疑。”毛澤東堂侄毛岸平說：“老張（指張繼堯——引者注）懷疑得對，我爸（指毛澤連——引者注）頭次上北京，是在 1949年 11月，同去的隻有主席表侄李柯。不是 1950年冬，也不是一批人。”毛澤東故居對面鄰居、土改時鄉貧雇農團成員湯瑞仁氣憤地說：“我 14歲（1944年）嫁來上屋場，第二年一起送楚雄參加八路軍，一年后他為國壯烈犧牲，我幾乎每天陪著傷心流淚的周外婆。她在解放前后，經常在張文峰家小孩陪伴下，到屋前池塘撈小魚蝦，熏干換大米度日。她向女兒寫信訴苦，女兒將信轉給主席，主席回信同意她於 1950年 7月帶娘去東北，路費還是由主席籌措的。那些寫書和劇本、座談的人，說主席家是富農、地主，真是白天說黑話，胡說八道！”唐玉琨、毛素娥、毛遠德等老人爭相發言：“有人說，在土改中，群眾對主席家劃成分意見紛紜，這是對韶山人民的誣蔑與侮辱！”“誰都知道，主席為革命獻出了一切，包括一個富裕家庭的全部財產。”“我們都參加過土改，熟悉土改法，主席家劃什麼成分都不合適，也無任何人提出劃任何成分。”

2013年8月，中央有關部門審定了我們的調研報告《關於土地改革時毛澤東家庭劃分成分問題的歷史考証》，並發表於《黨的文獻》2013年第 6期。一些領導同志看到我們的文章和毛澤東家庭的賬簿、毛岸青 1950年的照片、老人名單和訪談記錄后，感慨地說：“這個科研成果，徹底解決了早應解決而無人解決，誰也解決不了的難題”，“應該從上到下來個鋪天蓋地的大宣傳”，以“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2013年9月至 2016年8月，因工作變化等原因，第二階段的調研由筆者獨立完成。2014年后，筆者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從富裕到貧窮——毛澤東家庭經濟演變和成分問題的歷史真相》《讓文物與老人對話——韶山毛澤東家庭經濟演變和成分問題的歷史真相》等 8篇專題研究和宣傳文章，對毛澤東家庭經濟情況作了詳細考証和說明。

二、關於毛澤東回韶山

2006年 12月，筆者被聘為韶山市委黨史聯絡組顧問，有機會參與《韶山市志（1991-2011）》《讓歷史告訴未來》《中國共產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歷史》等書的編審，參與或主持調研，解決了下列歷史問題。

（一）韶山首個黨組織名稱問題

1925年 2月至 8月，毛澤東回韶山開展農民運動，6月中旬建立黨組織。1959年 6月 26日，他參觀舊居，進入當年臥室時，工作人員指著閣樓說：“這是您 1925年建立韶山黨小組的地方”。毛澤東當即糾正：“不是小組，是黨支部。”此后，韶山長期宣傳的是“韶山黨支部”。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湖南、湘潭編撰組織史與黨史時，將 20年代凡未建縣委的地區、由中共湘區委直接領導或派人建立的黨支部，加上了“特別”二字。2005年 6月湖南省委舉行了紀念中共韶山特別支部成立 80周年大會。筆者在編審黨史書稿過程中，亦建議將“韶山黨支部”改為“中共韶山特別支部”。2018年 6月，經中央有關部門批准、同意，《中國共產黨湖南省湘潭市韶山歷史》第 1冊正式出版，其中採用了“中共韶山特別支部”的表述。

（二）幾次回韶山活動的時間問題

關於 1927年農民運動考察的天數。1927年初，毛澤東回韶考察農民運動。長期以來，紀念地陳列、宣傳稱此次考察的時間為“1927年1月 5日至 9日，共 5天”。但韶山市有同志向筆者提出，這與紀念館 1973年老人座談專題材料的“1月5日至1月10日6天”有矛盾。經過認真查閱座談記錄，筆者認定我們原先確實漏掉了毛澤東到韶山毗連湘鄉的坪裡沖（已由韶山市開辟為“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舊址群”之一對外開放）考察的那一天。

關於 1959年參觀毛震公祠的時間順序。1959年 6月 26日下午，毛澤東參觀毛震公祠，是在他到韶山水庫游泳之前，但同志們發現2013年版的《毛澤東年譜》寫的是之后。筆者打電話給中央有關部門領導同志，匯報為什麼是在之前。2023年版的《毛澤東年譜》中，對這一天的記載已修改為：“下午，到韶山水庫游泳。乘車前往水庫途中到毛震公祠祠堂”。

關於 1966年在韶山水庫游泳的時間。1966年 6月 17日至 28日，毛澤東住在滴水洞。其間，他在韶山水庫游泳的時間，社會上長期流傳 21日、22日、24日上午三種說法，2013年版的《毛澤東年譜》採用的是 24日上午一說。同志們邊爭議，邊調查。筆者找到了當年陪護毛澤東游泳的親歷者譚伯雲，他拿出當年的日記，上面清楚地寫著“21日”，“下午 3時許”，“有幸跟在主席身邊游泳”。我們認為這個文字記錄真實可靠，於是向中央有關部門報告，他們亦表贊同。2023年版的《毛澤東年譜》中，對6月 21日的記載已修改為：“下午，在韶山水庫游泳”。

三、關於紀念地建設

（一）韶山招待所建成時間問題

1949年 8月后，前往毛澤東舊居參觀的軍民和外賓日益增多，食宿問題突出。1950年底，長沙地委決定由湘潭縣委、縣政府在離舊居不到 300米處，建立韶山招待所（1963年，由湘潭縣移交給管理局，1967年改為韶山賓館）。它究竟建於何時，《韶山志》無記載，管理局志記為“1951年 12月建成”。韶山市有同志持異議，因 1951年 8月 12日該所已接待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回國代表團。為此，筆者走訪了毛澤洲、劉秀華、何文華等 7位老人。何文華回憶說：“1951年正月十六（2月 21日）舉行開工儀式，湘潭縣委、縣政府派2 人駐工地指揮。我和老倌子都參加了施工。他們對我們要求很嚴，中午一律在工地就餐。但第二天，正是老倌子進 20歲，我倆隻好請假。工程進度很快，4月基建完工，5月到 6月裝修，7月初開始營業。”這一回憶為大家認可，韶山招待所應為 1951年7月建成。

（二）陳列館建館來由問題

2003年 9月，有位老同志給筆者寄來一封信和一本省級刊物，信裡指出刊中某文“錯得沒譜”，說什麼 20世紀 60年代湖南省委研究決定建設陳列館，並“報中南局和黨中央批准”，湖南省委某位領導首次提出建館建議，並親自主持“開工儀式”“開館典禮”，因而陳列館是由他“一手扶著站立起來”。這位老同志說：“我是省建館領導小組成員，了解實情，他寫的完全違背歷史”，“你要寫文章予以糾正”。2004年春，筆者拜訪了這位老同志，聽他介紹建館經過，隨即約見上述文章作者，獲悉了他的寫作根據。於是筆者決心通過調研弄清此事，便與紀念館相關同志一起，訪問了原省文化局有關負責人、原故居輔助陳列室負責人等老人，電話和函調陳列館首任館長等﹔尤其是查閱了從省檔案館復印來的 7份有關歷史文件，無不說明陳列館的建設是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由下而上，層層上報，最后由省委研究決定﹔隻上報了中南局，時任中南局、湖南省委領導同志都認為不報中央為好，以免毛澤東下令制止，所以也沒舉行開工儀式和開館典禮，沒作任何宣傳報道。

（三）詩詞碑林定位問題

2015年，筆者在審讀韶山市起草的黨史書稿時，發現其中對韶山毛澤東詩詞碑林的表述、認識上有問題，它和碑林的“前言”“后記”及《韶山市志》一樣，沒有載明是和毛澤東銅像、毛澤東圖書館同屬一級，都是由省委上報中央，經中央批准的國家級紀念工程，而是僅為省市級項目。筆者是碑林建設的親歷者。1991年 6月，筆者和韶山市委領導同志等人，為碑林內容方案事，帶著省委介紹信到北京，向中央有關部門匯報，到中央檔案館挑選毛澤東詩詞真跡精品。在中央有關部門舉辦的專題座談會上，主持會議的領導同志強調碑林的重大意義說：“韶山毛澤東詩詞碑林全中國、全世界唯一”，其內容方案“最后必須以省委名義，上報中央審批”。筆者還拿出省委和中央幾份文件給他們看。后來，“省委上報”“中央批准”等內容改入相關送審書稿。

以上“毛澤東與韶山”若干史實問題的調研，始終在中央有關部門的關懷、指導下推進，通過充分發揮文物和親歷者的作用，加上我們嚴肅、認真、周到、縝密的調研與考証，圓滿解決了長期存疑的 10余項關鍵歷史問題。這些科研成果不僅全部載入韶山黨史，而且有的研究成果還被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吸收採納，並深度融入紀念地的陳列、宣傳內容之中。調研成果既讓歷史真相得以彰顯，更促進了毛澤東的革命初心與偉人精神永續傳承，為我們在新時代進一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傳承紅色基因，凝聚民族奮進力量，提供堅實的歷史支撐。

作者：高菊村，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長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