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報黨刊對勞動光榮觀念的塑造

延安時期，我們黨在陝甘寧邊區建立了民主政權，創造性地發起了大生產運動，以期打破敵寇封鎖、解決物質困難。在這種背景下，為充分激發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著力引領和塑造勞動光榮觀念。黨報黨刊通過在群眾中構建對勞動的價值認同、樹立以勞動為榮的道德導向、倡導培育積極的勞動態度，成為黨塑造勞動光榮觀念的重要輿論陣地。

闡述勞動的多重價值，形成對勞動的價值認同

延安時期，由於陝甘寧邊區地處偏遠，經濟文化相對落后，舊社會遺留觀念仍影響較廣。因此，黨報黨刊通過闡述勞動的多重價值，幫助群眾形成對勞動的價值認同。

勞動能發家致富。當時，邊區殘存著“窮是命裡注定”的宿命論意識，影響著群眾的勞動積極性。黨報黨刊將“自己動手，解決困難”解釋為以積極參加勞動與發展生產來改善物質生活，通過宣傳勞動英雄依靠勞動翻身、改善個體生活的模范事跡，引導群眾樹立勞動可以改變窮苦命運、致富發家的價值認知。其中，對吳滿有的報道頗具代表性。吳滿有是陝西橫山人，於1928年逃荒到延安，土地改革后分到一塊荒地，積極響應黨的生產運動號召，“自己得到豐衣足食，還組織大家生產，保証了公家的供給”（《培養公私兼顧的群眾骨干 加緊開展春耕運動》，《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年4月19日），成為延安家喻戶曉的農業勞動英雄。黨報黨刊通過社論、短訊、詩歌、木刻插圖等形式，宣傳吳滿有的模范事跡，號召全區農民向吳滿有學習（《關於吳滿有的方向》，《解放日報》1943年3月15日）。

勞動能為革命作貢獻。1940年，李富春在延安生產總結大會上指出：“我們的生產運動是為抗戰而服務的，是為著完成黨的政治任務而進行的。”（《生產運動總結與新的任務》，《解放》1940年5月15日）一方面，黨報黨刊注重呈現勞動英雄多繳救國公糧、生產軍需物資的模范公民形象，激勵群眾為保障抗戰物資作貢獻。另一方面，宣傳部隊“一面戰斗、一面生產、一面學習”的典型事跡，指出部隊通過開展生產勞動，不僅改善了生活條件，而且幫助士兵提高了政治覺悟、振奮了精神狀態，有助於增強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早在1939年1月，《八路軍軍政雜志》就曾報道留守兵團將“一般的緊張學習”和“熱烈的勞動”相結合，“提高了全體指戰員的工作熱情與積極性”。部隊依靠集體勞動實現半自給或自給，減輕了人民的賦稅負擔，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系。

勞動能改造人的思想。“二流子”的產生與舊制度下剝削階級寄生生活及群眾生存條件被剝奪密切相關，導致形成以游蕩、賭博、偷竊等為特征的寄生群體。改造“二流子”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政策的關鍵環節，旨在通過勞動生產消除舊社會殘余，促進經濟恢復和意識形態革新。因此，對其進行的改造是依靠勞動對“人的意識的改造”（《邊區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報》1944年5月1日）。針對“二流子”改造過程中出現的動搖、反復現象，黨報黨刊指出思想的改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注重說服、感化，激發“二流子”改造的主動性。一方面，動員“二流子”積極參加坦白會，進行自我批評：“當二流子很不名望……我勞動。”（《生產運動又一勝利 本市二流子紛紛轉變 五十余人決心改悔參加生產》，《解放日報》1943年12月22日）另一方面，多篇報道邀請從“二流子”轉變的勞動英雄現身說法，以喚起大眾情感共鳴並指明方向。

批判錯誤觀念，樹立以勞動為榮的道德導向

延安時期，黨報黨刊注重引導群眾樹立以勞動為榮的道德導向，倡導不因勞動具體形態、勞動者性別等差異而區別看待勞動問題，使得勞動光榮的觀念廣泛傳播。

伴隨大生產運動的推進，“勞心與勞力間的鴻溝開始被邊區的人民慢慢的改變著”（《本市舉行生產總結給獎動員大會》，《新中華報》1940年3月26日），但一些群體中還存在輕視體力勞動的觀念。黨報黨刊通過報道黨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參加體力勞動、工農群眾積極參加大生產運動等事例，使大眾感受到生產勞動的偉大力量。此外，邊區也存在著“婦女參加生產有失體面”的錯誤觀念。黨報黨刊將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政策概括為婦女工作的新方向，強調婦女參加生產是維護自身利益的根本手段，並通過樹立婦女勞動英雄激勵女性參加生產。例如，《邊區群眾報》曾刊登《誰生產能干誰當家》一文，以實例印証婦女勞動同樣光榮。文藝宣傳方面，通過秧歌劇、快板、版畫等形式傳遞勞動光榮不分男女的道德導向，同時注重幫助婦女結合專業特長、困難情況等選擇適合的生產勞動。此外，黨報黨刊注意到在廣大群眾中間還保持著把勞動稱作“受苦”“命苦”的話語習慣，因而指出這種話語習慣應當予以糾正。實際上，“有我們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有了民主的邊區政府，而這政府又是我們自己的，所以這裡是我們工人的家，我們工人在這裡就是主人”，勞動不是“受苦”，而是“光榮”（《一個鞋工的自白》，《中國工人》1940年4月4日）。

發揮勞動英雄示范作用，倡導培育積極的勞動態度

延安時期，勞動英雄發揮著“帶頭作用”“骨干作用”“橋梁作用”（《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頁）。黨報黨刊大力報道英雄事跡，培育並弘揚積極勞動態度。

黨報黨刊將勞動英雄所展現的勞動態度概括為主動奉獻、互助合作、埋頭苦干、鑽研創新等，通過大力宣傳英雄事跡推動這種勞動態度深入人心。其中，趙佔魁是一個模范代表。他於1938年來到延安，始終堅守本職工作，自1943年到1945年連續三年被評為邊區特等勞動英雄。《解放日報》專門報道趙佔魁事跡，評價其體現了“始終如一、積極負責、老老實實、埋頭苦干、大公無私、自我犧牲”的勞動態度。1942年10月，陝甘寧邊區總工會發布《關於開展趙佔魁運動的通知》指出，要激勵全邊區工人學習趙佔魁事跡，“以達到提高工人政治覺悟，穩定生產情緒，激發勞動熱忱”的目的。

號召勞動英雄以身作則，弘揚積極勞動態度。在提供生產指導、談話談心、共同勞動等過程中，勞動英雄充分發揮示范引領作用。《勞動英雄公約》明確規定，勞動英雄“自己首先完成”，還要“幫助別人生產”。倡導“為革命而勞動”，“為了自己的解放”而勞動（穆挺：《“辛苦”與“命苦”》，《解放日報》1943年5月18日）。同時，黨報黨刊注重報道邊區對勞動英雄的表彰和獎勵，時常在頭版以較大篇幅報道勞動英雄大會的盛況，並展現勞動英雄回鄉受到的歡迎和尊重。毛澤東曾指出，“希望你們（編者注：勞動英雄）也不要自滿”（《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5頁）。黨報黨刊響應號召，警示勞動英雄加強自我批評，避免因榮譽表彰或已取得的成績而驕傲自滿（《邊區群英大會開幕 林主席致開幕詞 號召抑制自滿力求進步》，《解放日報》1944年12月23日），鼓勵他們在同群眾的密切交往中加強對社會勞動態度的引領與塑造。

（作者：張玉杰，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1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