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延安 汲取自我革命的力量

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戰士們在學習。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南泥灣大生產紀念館內的雕塑作品。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南泥灣變成“陝北的好江南”。新華社記者 樊雨晴 攝

陝西延安，鳳凰山下，一排排窯洞，見証著歷史。

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史周期率？1945年夏天，延安的窯洞裡，在與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對話中，毛澤東同志給出第一個答案——“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時光倏忽，80多年過去。中國共產黨人對“窯洞之問”的思考，從未停止。在新時代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偉大實踐中，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那就是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2026年新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新年賀詞，深刻指出“要砥礪初心使命，持之以恆、久久為功，繼續回答好延安‘窯洞之問’，書寫無愧於人民的時代答卷”。

歷史與現實激蕩，如穿溝過峁的山風，在人們耳邊回響。行走延安，回望歷史，在黃土高原的溝壑梁峁間，在流淌過歲月的文物舊址間，人們能看到中國共產黨人用行動對“窯洞之問”的作答。

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可以迎接光明，創造新世界”

走進延安楊家嶺革命舊址，毛澤東舊居內，展出了一張攝於1942年的照片：毛澤東穿著打有大塊補丁的褲子，給八路軍120師團以上干部作報告。

這張照片展示的，正是一場全黨范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運動。

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必須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我們黨的領導人深知，在“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中，思想的潰散比隊伍的潰散更危險，武裝頭腦的任務比改善生活更緊迫。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提出“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的命題。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1942年至1945年，以延安為中心，一場深刻的思想洗禮在全黨開展。

全黨普遍整風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以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作風。方法步驟是：認真閱讀文件，聯系個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逐步取得思想認識的一致，增強黨性，改進工作。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立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將其作為干部整風的必讀文獻，要求“我們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干部，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和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整風期間，大家將思想和實際工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志之間敞開胸懷討論，“面對面地指名道姓，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認真總結建黨以來的經驗教訓”。有的同志經過自我革命的思想改造，深有感悟地說：“我像越過了一道陰陽分界線，懂得了一個偉大的真理：過去自以為是在砸爛一個舊世界，實際上這個舊世界首先得從自己身上開始清除。”

“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學習好了，現在可以對付黑暗，將來可以迎接光明，創造新世界。”通過整風運動，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如果黨是一支戰斗的黨，依靠的唯一的武器就是紀律”

1935年10月，陝北的吳起鎮迎來了一支7000多人的隊伍。

這裡的老百姓曾深受官兵土匪的欺壓，見到軍隊便唯恐避之不及。然而，他們很快發現，這支紅軍隊伍雖然疲憊，但卻不擾民、不搶掠，甚至還熱心助民，如幫助擔水、打掃院子，言語間盡是謙和。

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買賣公平、借物必還、損壞必賠……紅軍抵達陝北后，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贏得了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很快在延安扎下根來。

延安革命紀念館“延安時期廉潔建設”專題展中，一張張圖片、一份份文件、一個個案例，深刻展示了延安時期我們黨對紀律建設的高度重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制定了一系列黨內政治紀律，是一次在全黨“立規矩”的重要會議。

會議首次明確要求，全體黨員要做到“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強調：“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

1940年3月19日，陳雲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學生畢業大會上講道：“沒有一個具有鐵的紀律的黨，無產階級就不能團結和領導小資產階級。”“如果黨是一支戰斗的黨，依靠的唯一的武器就是紀律。”

紀律面前一律平等，違反紀律就必然要受到組織處分。展廳內，展示了延安時期查處的各類違紀違法案件。肖玉璧貪污受賄、倒賣邊區物資，被判處死刑﹔郭垣才工作不負責，營私舞弊，被嚴重警告，撤職查辦﹔劉春景因貪污瀆職、生活腐化被警告……

對一起起違紀違法案件的嚴肅懲處，釋放了紀律的強大威懾力，保障著黨領導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

延安時期，還特別注重抓住具體案例進行警示教育，強化黨員干部的紀律觀念。展廳內，《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劉力功黨籍的決定》吸引了觀眾的目光。

劉力功，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大畢業后又進了黨的訓練班。訓練班畢業后，黨組織決定讓他下基層鍛煉。劉力功稱病不接受，黨組織曾7次找他談話，他仍不服從黨的決定。最終，中央黨務委員會決定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並責成黨的各級組織討論這一決定，吸取教訓。

1939年，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專門撰寫了《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發表。圍繞這個問題，延安各機關、學校開展了一場廣泛的大討論，極大提高了黨員、干部、學生遵守紀律的自覺性。

從熟知紀律、遵守紀律，再到服膺紀律、敬畏紀律，中國共產黨把培養“自覺的紀律”植根於理想信念、熔鑄於黨性修養、體現於實際行動。在嚴明紀律的保障下，當時的延安出現了“三多三少”現象，即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

“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

楊家嶺革命舊址，毛澤東舊居旁，一片菜地引得眾多游客駐足。當年，毛澤東就是在這裡，親自開荒、種地，澆水、施肥、收菜。

延安時期，在涵養良好作風方面，黨的領導人始終以身作則，走在前列。

在大生產運動中，朱德雖年過五旬，仍扛著鋤頭與戰士一起勞動，稱“自己動手才能豐衣足食”。他紡的線又細又勻，被戰士們稱為“朱老總牌紡線”。

劉少奇以“一針一線見本色”的簡朴作風聞名。他帶頭開荒種地，鐵鍬磨破掌心仍堅持勞作，與戰士同吃黑豆飯、野菜湯，稱“汗水澆出的糧食能長出骨氣”，“革命者的牙，要嚼得動苦澀。”

周恩來以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踐行艱苦朴素，常年穿補丁中山裝，一件襯衣領口袖口反復縫補十余次仍不舍更換。理發時，拒絕警衛員請來的老師傅，說：“剪刀雖鈍，剪掉虛榮心才是真利索。”

任弼時帶病堅持工作，每天伏案16小時，用磨禿的鋼筆尖寫文件，蘸墨水的筆杆裂了用膠布纏緊，辦公桌抽屜裡常年備著舊報紙裁成的便簽紙。

……

延安作風何以打敗西安作風？歷史的答案，就寫在墾一畝荒、紡一根線這樣的同甘共苦中。延安革命紀念館的展覽牆上，懸挂著當年被人普遍稱頌的陝甘寧邊區“十個沒有”，堪稱延安時期新風正氣的高度縮影：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隻見公仆不見官”“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涓涓細流，匯成了延安作風這條大河。

也正因此，人民群眾唱出了“豬呀，羊呀，送到哪裡去？送給那英勇的八路軍”的魚水情誼，願意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一個親骨肉送去當紅軍。

也正因此，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朴感慨：“‘廉潔政府’這並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譽詞，而是一個沒有絲毫折扣的事實”﹔駐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看到：“在延安，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統治區是難以見到的”﹔愛國華僑陳嘉庚斷言，“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人民選擇了誰，歷史就站在誰一邊。13年，只是歲月長河中的一瞬，卻書寫出光照千秋的詩篇。我們黨從這裡出發，走上抗日前線，走向解放戰場，東渡黃河、進駐西柏坡、挺進北京城，完成了走出延安窯洞、走上天安門城樓的偉大壯舉。

斗轉星移，新的歷史進程開始了。“十五五”開局起步，新的起點，新的出發。在科技創新一線，在改革開放前沿，在鄉村振興田野，在欣欣向榮、錦繡繁華的中國大地上，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勃勃生機裡，在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笑容中，千千萬萬中國共產黨人，將繼續用行動答好“窯洞之問”。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0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