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關系的思考與實踐

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作為黨的對外工作的負責人，周恩來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是反法西斯重要力量的國際形象，促進各國人民結成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爭取反法西斯國際合作。他對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關系的思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關系的認識，生動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對倡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推動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偉大貢獻。

一、努力“擴大國際宣傳”，塑造中國共產黨是反法西斯重要力量的國際形象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1935 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並提出，法西斯就是戰爭，號召建立最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而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但此時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策主張幾乎一無所知。尤其在國民黨的造謠、抹黑下，共產黨在國際上被“塑造”為“共匪”“殺人放火”等“妖魔化”的形象。對此，斯諾曾表示：“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1936 年7月，周恩來在接見斯諾時表示歡迎西方的記者訪問蘇區，允許他“見到什麼”都可以採訪報道，並向他提供“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正是在周恩來的積極推動下，借助於《西行漫記》的出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向國際社會全面地展示了自身形象和堅決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態度。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周恩來在武漢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期間提出，要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宣傳，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為此，長江局成立了國際宣傳組，周恩來要求大家多與世界各國的記者、作家、知名人士和外交官接觸，主動向他們提供《新華日報》、毛澤東的文章及八路軍戰報，並給共產國際的雜志提供稿件。他還協助世界著名導演伊文思拍攝了反映中共代表團在武漢活動的紀錄片，在國際上產生了一定影響。伊文思后來回憶說：“這次訪問認識了周恩來，並得到他許多的關照，也了解到中國的真情。”

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成為黨領導國統區的主要工作機構，周恩來任書記。圍繞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共在全國以至全世界”佔重要地位的論斷，周恩來要求南方局“擴大國際宣傳”，並特別指出“海外報紙影響特別大，特別需要接近”。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黨的統一戰線策略和方法應包括“擴大國際影響”，並指出“國際上也是極注意中國問題的”，他要求對外宣傳要“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為此，他身體力行，與美國作家海明威等建立友誼，同越南革命領導人胡志明、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和愛國華僑領袖胡文虎等保持聯絡，與援華醫生、外國記者、傳教士等密切往來，參與創辦“中蘇文協”及其他文化組織，支持宋慶齡創立的“保衛中國同盟”，爭取海外僑胞的支持，還支持日本反戰人士鹿地亙在重慶建立“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派胡愈之任新加坡《南洋商報》的主編，積極拓展各種發聲渠道，在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反法西斯的主張。

1939年冬至 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周恩來從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角度指出，“這種局面隻對日、德等法西斯國家有利，對英、美、加拿大等國十分不利”。他指示南方局外事組“應不受與外國來華人士意識形態迥異的束縛，抓住雙方反對法西斯的共同性”開展工作。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南方局積極向外國記者宣傳黨的主張，贈送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並發生一些外交影響”。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特別是與英美大使等的頻繁接觸，南方局反磨擦的斗爭取得了極大的進展。1940年 12月 24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匯報表示，近期的統戰工作，以外交方面收效最大。中共中央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並要求各根據地也加強對外宣傳。

1941年初，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事變發生后，為反擊國民黨的陰謀，周恩來安排南方局工作人員與各國官員、記者廣泛接觸，使他們“充分了解到事實真相”。他主動約見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居裡，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推動國際社會對國民黨的反共活動施加壓力。在政治輿論攻勢下，英國政府警告國民黨，內戰隻會加強日軍的攻擊。居裡向蔣介石正式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通過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周恩來一方面有力反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使其陷入了孤立和被動的境地，另一方面有力地塑造了中國共產黨是反法西斯重要力量的國際形象，幫助國際社會進一步了解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開展的抗日斗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共中央於 1941年 12月 13日迅即發出《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指出，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周恩來也於次日發表《太平洋戰爭與世界戰局》的長文，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並准確預測了太平洋戰爭的走勢。

1943年，國民黨頑固派試圖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與此同時，蘇聯紅軍結束斯大林格勒戰役，盟軍在太平洋戰場對日軍展開反攻。針對國內外復雜的形勢，中共中央把運用國際統一戰線作為制止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的一項重要措施。周恩來在指導南方局工作時分析認為，“估計國內輿論和英美的態度可能對蔣有所影響”。他要求南方局在“今后幾個月應繼續努力，向國內外人民說明我們的立場，提供國民黨檢查機關不讓發表的有關我們政治、軍事、經濟成果的情況”。為此，南方局利用各種機會向英美等國公布《中國共產黨抗擊全部偽軍概況》《國共兩黨抗戰成績的比較》等宣傳資料。在南方局的推動下，美、英、蘇大使緊急開會，警告國民黨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停止援助。在國內、國際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試圖發動的反共高潮以失敗告終，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和國內抗戰大局得到維護。

1944年，在周恩來及南方局的努力下，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這是美國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進行官方交流，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同年，中外記者西北採訪團訪問延安，這是“對紅色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報道”。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曾擔任國民黨中宣部顧問，對中國共產黨存有片面認識，但在實地考察后，他在《新華日報》發文表示，中國共產黨“政治民主，抗戰意志堅強”。對於這兩次成功的外事活動，周恩來表示，“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周恩來通過宣傳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解除了國際社會的誤解，樹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

二、指出中國是“東方反法西斯的先鋒”，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倚靠於中國抗戰的堅持”

周恩來注重從理論上說明中國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並在不斷分析國際各種政治力量的基礎上，提出一系列重要觀點，在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關系的理論建構上作出重要貢獻。

正確分析各種國際政治力量，分清敵、我、友，是弄清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能否建立、如何建立的前提。周恩來高度重視這一點。全民族抗戰之初，周恩來在談到國內抗戰時，常常聯系到國際形勢，對各國的立場、觀點、態度進行分析。1937年 12月，周恩來在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在談到戰爭形勢時，他判斷，德國“証明其將有事於西方”，英國的動搖“影響於和平陣線，但還不是走向侵略集團”，“法難助，美尚緩，蘇聯關系較密”，他的結論是，“目前國際條件是有一時期困難，動亂在發展中”。在全民族抗戰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后，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的國際政策是“以國際形勢孤立我們，東方事情都經過他”。

為此，他十分注意以中國的抗戰影響世界主要大國的反法西斯態度。1938年，他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指出，“只要我們堅持抗戰，歐美民主國家尚不會完全改變態度”。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對太平洋局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並建議在海外加強國際統一戰線工作，“以開展英美人士”等的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周恩來站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立場上，提出“英、美應該與蘇聯建立共同的陣線”，中國應“聯合起英、美人民結成太平洋上反法西斯陣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形成后，如何認識這一陣營的各種力量？ 1944年底，周恩來深入分析了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政策：“英國對東方還是帝國主義。它在維持大英帝國，仍在想劃分勢力范圍。美國不是性質上與英國不同，而是方法上不同。”“美國的政策是扶蔣拉共抗日，防蘇壓英。”正是通過分析各種力量的對比，周恩來對國際關系的變化始終有著清晰的判斷，這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和利用好各種對外關系、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好自身作用提供了認識基礎。

在分析中國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相互關系問題上，周恩來辯証提出將抗日戰爭置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陣營中的觀點，同時強調中國的抗日戰爭作為“東方反法西斯的先鋒”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有著重大貢獻。一方面，周恩來指出，中國抗戰不可能“離開世界而孤立，而獨干”。抗日戰爭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后，毛澤東提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離開世界而孤立起來”。根據毛澤東“喚起全世界注意”的要求，周恩來提出，中國的抗戰愈堅持，愈能夠影響全世界。他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目標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將始終堅持“消滅法西斯力量”的抗戰目標。中國抗日戰爭是“要驅逐日寇出中國，現在更加上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接一起”。另一方面，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維護上發揮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因為堅持抗戰，中國“久已成了東方反法西斯的先鋒”，中國自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就開始了局部抗戰，1937年七七事變后更是進行了全民族抗戰，在世界東方開辟出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

周恩來較早認識到，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是針對法西斯國家的結盟。這一統一戰線不分意識形態，不分地域，也不分國家發展形態，其目標就是反對法西斯。1939年，周恩來提出“世界大戰”的觀點，認為日本是“准備世界大戰”。1940年，周恩來進一步認識到，世界可能出現大變動，“我們應該來應付世界大變動的局面”。如何應付這樣的大變動？周恩來指出，“目前帝國主義戰爭正向著擴大和持久的道路”邁進。

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和共產國際重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立場。中共中央也發表宣言，明確提出“擁護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口號。對此，周恩來表示，中國的抗戰“久已站在反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前線”，中國將與世界各國一起“共同努力於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事業的成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明確指出，“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終會形成”，是“以中、蘇、英、美為中心結成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陣線”。他提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是世界人類絕續存亡的戰爭”。

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之時，周恩來進一步強調了中國的作用。1942年 1月 1日，美、英、蘇、中等 26國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國家共同宣言》，決心共同戰勝法西斯侵略，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對此，周恩來在回到延安時的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提出應“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統治的斗爭的興起和擴大”。而反法西斯戰爭由危轉安，由敗轉勝，由被動轉主動，“倚靠於中國抗戰的堅持”。后來，周恩來又明確地提出，中國是“國際反法西斯侵略陣線的主員之一”，中國“堅決站在反對東方法西斯的戰爭最前線”。

通過分析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關系，周恩來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具有長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階段性和主從性等六大特點，但“正義的洪流”一方面將促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向世界昭示“勝利是一定屬於正義方面的”。周恩來關於反法西斯戰爭觀的論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視野，定義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為世界反法西斯斗爭樹立了正確的價值認知，也為中國和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關系指明了方向。

三、認為應“盡量利用友邦的援助”，並開展國際合作

在爭取援助的問題上，國民黨認為國際援助是推動中國堅持抗戰的主要力量，因此把中國抗戰的勝利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際援助的增加。周恩來在接觸了各國各界人士后，對國際援助提出了更為全面的認識。他指出，不能簡單地希望國際社會單向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而是應該辯証地看到，中國的抗戰當然需要世界的援助，同時中國的抗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國際合作的重要方向。

全民族抗戰之初，周恩來就敏銳地認識到，過去我們還沒有盡量運用“國際環境中存在著和發展著的有利條件”。對此，他提出，我們應“盡量利用友邦的援助”。1938年 1月，周恩來在談到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條件時，把國際援助作為條件之一，並指出：前段時間國際上弄不清楚中日作戰的情形如何，中國需要些什麼援助，這對於中國的抗戰無疑是一種損失。為此，他要求擴大國際宣傳，取得“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精神上物質上乃至技術上援助”，即“要妥為利用國際的有利條件”。他建議全黨“加強國際活動”，“擴大陣線”，只要“原則相同、利害相同”，就要加強國際的結合。

在實踐上，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周恩來利用與英國保持的密切聯系，爭取到港英當局默許中共在香港開展抗日工作，並於 1938年 1月成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他還通過宋慶齡等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為中國共產黨爭取到大量的國際物資。同時，周恩來還爭取到美國聯合援華會、公誼救護隊、英國紅十字會等國際團體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一些醫療物品和資金援助。

蘇德戰爭爆發前夜，中國的抗日戰爭已將進入第 4個年頭。此時的抗日戰場，一方面是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節節后退，要取得抗戰的勝利，中國人民還需要經過長期的艱苦斗爭﹔另一方面，日、美在太平洋地區的矛盾正在上升。針對復雜的戰爭局勢，周恩來發表《論目前戰局》，分析指出，盡管日、美矛盾在激化，但為了先對付德國后對付日本，英、美會不惜代價與日本妥協。日、美之間近日內不可能發生戰爭。我們的政策是，“適當運用外援，使日寇動搖於滅華與南進之間”。他號召道，“我們必須努力於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陣線的聯合”，以孤立日本帝國主義，打擊世界的法西斯力量。在此基礎上，“我們在獨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場上，並不拒絕外援，而且爭取外援”，“同時我們也並不拒絕運用帝國主義中間的矛盾，尤其是英美與日寇的對立和可能沖突”。這期間，周恩來積極推動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為加強中國與世界反法西斯國家的合作與交流作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在《新華日報》發表十多篇評論文章，分析國際形勢，並注意與美、英、蘇等國外交官交流對時局的認識。

抗戰后期，周恩來把國際合作作為對外工作的重點之一。作為中共中央派駐國統區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通過與各國外交人員和記者的頻繁接觸，在蘇德戰爭爆發前，獲得可靠情報，並及時通過中共中央向蘇聯作了通報。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周恩來以戰略眼光明確指出，日本將有大冒險行動，他在《新華日報》上發文指出，日美之間有爆發戰爭的可能。為此，他提出，“太平洋危機將促使東方與西方的反法西斯陣線的正義戰聯成一片，各國應更加團結。勝則同勝，敗則同敗。”他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第一時間告知英美駐華大使，中國共產黨將與他們並肩作戰。他還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第 5天發表文章《太平洋戰爭與世界戰局》，預見太平洋戰場可能會出現初期的挫敗，但“勝利是一定屬於正義方面的”。

從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爭取道義上的支持和物資上的援助，到深入闡釋隻有實現反法西斯斗爭的國際合作，才能實現正義戰勝強權，反侵略戰勝侵略，光明戰勝邪惡，周恩來再一次以世界眼光審視了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意義，並將國民黨單純地依靠國際援助的單向認知擴大到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的雙向認知，為提升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指明了正確方向，也為推動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國際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實踐經驗。

四、強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后，中國應“強盛地立於世界”，“要對文明的世界負責”

抗戰勝利后，中國能否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周恩來早在蘇德戰爭爆發后就在思考這個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作為戰勝國，不但沒有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反而被日本以“既成事態”強迫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同意日本奪取山東的特權。由此，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周恩來親身經歷了五四運動，並在此過程中成長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也正是因為如此，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周恩來較早地思考了中國能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與其他戰勝國一起分享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問題。

周恩來早在 1941年就提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后，中國應“強盛地立於世界”，中國“要對文明的世界負責”。1944年，他進一步認識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將是中國“勝敗興衰的關鍵”，是“中國命運的轉變關頭”。1945年 4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已指日可待，周恩來再次提出，這一勝利必須是徹底的勝利，“隻有徹底勝利，才能夠使中國真正獨立，民族完全解放”。什麼是徹底的勝利呢？就是主權的完全獨立、勝利成果的共享。周恩來的這些遠見卓識，將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與中華民族復興的關系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勝利的時候，各國開始緊鑼密鼓地醞釀籌備成立新的國際組織——聯合國。1945年初召開的雅爾塔會議決定，中國作為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將派代表團參加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然而，為了獨享勝利成果，國民黨企圖將中國共產黨排除在聯合國會議之外。為了爭取解放區的聯合國代表資格，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決定派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為此，周恩來與國民黨、美國駐華大使館等不斷磋商，他態度鮮明地表示，參加聯合國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絕不應單獨由國民黨政府人員代表出席”，國民黨不能“一手包辦”。經過多次交涉，美國總統羅斯福明確告知蔣介石，中國代表團應有其他黨派的代表。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努力下，國民黨當局允許中共派出一人參加中國代表團。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赴美國舊金山參加會議。為此，籌備黨的七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指出，董必武赴美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外國朋友，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地位。

1945年 4月 25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代表中國解放區在《聯合國憲章》上鄭重簽字。董必武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維護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合法權益，維護了中國人民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果實，打破了國民黨的外交壟斷，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參與國際多邊事務，對中國共產黨國際形象進行了積極正面的宣傳，對中國共產黨參與戰后國際秩序重建具有深遠影響，也為中國共產黨繼續參與國際事務開創了先河。

聯合國制憲會議召開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到勝利的最后關頭。1945年 8月，在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最后一戰時，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宣言》時進一步提出，“容許中國解放區選出代表參加將來關於處理日本的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維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既是周恩來對戰后國際關系的深度思考，也是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戰后國際關系重構的不懈努力，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維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重大擔當。

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從理論上探討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相互關系，較早提出將抗日戰爭置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陣營中的觀點，有力推動了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周恩來關於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形象塑造、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國際合作、維護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等論述和做法，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共產黨國際傳播的理論與實踐，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胸懷天下的立場觀點﹔也極大豐富了人們對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理論認知，推動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維護，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潘敬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