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生動載體
五年規劃作為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被數十年的發展實踐証明是確保國家長期穩定發展的有效路徑，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獨特優勢的集中彰顯。它絕非局限於經濟領域的管理工具，而是深深植根於中國政治體制與治理邏輯的戰略實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統籌發展、謀劃全局、應對變局的“金鑰匙”。
五年規劃的制度價值
理解五年規劃的制度價值，需要從其運行邏輯與實踐成效出發，解構其在四個核心維度上對制度優勢的轉化與落地。
（一）黨的領導與戰略連續性，錨定國家發展的“定盤星”。黨的領導是五年規劃發揮作用的根本政治保証，也是實現“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核心支撐。在五年規劃的編制與實施過程中，黨中央首先基於國家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長遠目標，制定規劃建議——從“十五五”規劃建議對高質量發展的深化部署，到對“兩步走”戰略安排的細化落實，這份建議既是對國家發展方向的頂層設計，也是凝聚全國共識的行動綱領。隨后，規劃建議通過法定程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轉化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家規劃，成為政府履職、市場發力、社會參與的共同遵循。這一“黨中央提出建議—法定程序轉化—全社會貫徹實施”的機制，從根本上規避了多黨制下因政黨輪替、政府更迭導致的政策“翻燒餅”現象，確保了國家戰略的穩定性與連續性。
（二）集中力量辦大事，激活攻堅克難的“動力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顯著的優勢之一，而五年規劃正是將這一制度優勢轉化為現實治理效能的關鍵載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與經營主體的分散決策往往存在自發性、盲目性，難以應對涉及國家全局的重大挑戰、攻克關乎長遠發展的核心難題。五年規劃通過國家層面的統籌協調，打破地域、部門、行業的壁壘，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高效整合，為關鍵領域的突破提供堅實支撐。
（三）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構建協同發力的“雙引擎”。五年規劃相關實踐的演進過程，本質上是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持續探索與優化，其核心目標是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指令性計劃，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戰略性、指導性規劃，五年規劃的功能定位發生了深刻轉變。一方面，規劃明確政府的職責邊界，摒棄了過去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轉而聚焦於宏觀調控、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生態環境保護等職能，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完善基礎設施、優化營商環境，為經營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五年規劃通過“目標—政策—項目”的聯動機制，為經營主體提供清晰的發展導向。這種“政府定方向、市場添活力”的模式，既避免了市場失靈導致發展失衡，又防止了政府過度干預抑制的市場活力，實現了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的平衡、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協調，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持續動力。
（四）廣泛的民主參與和科學性，筑牢規劃落地的“壓艙石”。五年規劃的生命力在於其科學性與民主性，而這一特性源於其開放包容的編制過程與動態調整的實施機制。作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頂層設計，五年規劃的編制絕非少數部門的“閉門造車”，而是匯聚黨內外智慧、凝聚全社會共識的過程。在編制階段，規劃編制部門會廣泛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的意見，邀請智庫力量參與論証，同時通過網絡問政、問卷調查等多種形式，吸納社會公眾的建議。在技術方法上，五年規劃引入大數據分析、經濟模型推演、情景模擬預測等現代工具，對規劃目標的可行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進行科學論証，提升了規劃的前瞻性與精准性。在實施階段，五年規劃建立了“年度監測—中期評估—總結評估”的閉環管理機制：年度監測跟蹤規劃目標的進展情況，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中期評估根據國內外發展環境的變化，對規劃內容進行動態調整，確保規劃適應發展需求﹔總結評估則對規劃實施成效進行全面復盤，為下一輪規劃編制提供經驗借鑒。這種“編制廣泛參與—實施動態調整—成效全面評估”的機制，讓五年規劃既扎根於中國的發展實際，又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確保了規劃的科學性與可操作性。
五年規劃是一種獨具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
五年規劃構建了一種將長期戰略穩定性與中期政策靈活性相結合的獨特治理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既以國家長遠戰略錨定發展方向，防止發展路徑的偏離﹔又以動態調整的政策工具應對內外環境的變化，確保發展的適應性與韌性。
從發展導向的演變中，更能清晰看到這種治理模式的人民性與時代性。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五年計劃，聚焦於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旨在解決“有沒有”的問題﹔改革開放后的五年計劃，逐步納入社會發展維度，關注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協調﹔進入新時代以來，五年規劃的民生導向愈發鮮明——“十四五”規劃中，民生福祉類指標佔比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涵蓋就業、教育、醫療、養老、收入等多個領域，規劃的每一項指標都直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年規劃的治理成效，不僅得到國內實踐的驗証，也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地緣政治沖突加劇、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背景下，中國依托五年規劃的戰略引領，保持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態勢，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穩步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種能夠統籌短期與長期、局部與全局、發展與安全的規劃模式，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路徑參考——它証明了一個國家可以通過科學的頂層設計與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為全球治理貢獻智慧與力量。
從“計劃”到“規劃”體現了新中國治理方式的深刻變革
中國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並非一成不變的靜態制度，而是隨著時代發展不斷演進的動態體系。從名稱上的“國民經濟計劃”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背后是中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發展理念與治理方式的深刻變革，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計劃體制時期（“一五”至“五五”）：奠定工業化基礎的指令性計劃。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面臨著建立獨立工業體系、擺脫貧困落后的迫切任務。這一時期的五年計劃以“國民經濟計劃”命名，國家通過統一的計劃指標，對生產資料、勞動力、資金等資源進行統一分配，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迅速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為后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
（二）改革探索時期（“六五”至“十五”）：兼顧經濟與社會的轉型性計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傳統的指令性計劃逐漸難以適應市場化改革的需求。這一時期的五年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首次將“社會發展”納入規劃范疇，標志著發展理念從單一的經濟增長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計劃的指令性色彩逐步淡化，指導性作用不斷增強，國家開始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激發市場活力。同時，計劃更加注重區域協調、民生改善與環境保護，推動教育、醫療、就業等社會事業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三）市場經濟完善時期（“十一五”至今）：突出戰略引領的指導性規劃。進入21世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從“十一五”開始，“計劃”正式更名為“規劃”，這一名稱的變化，折射出中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認識的質的飛躍。“規劃”不再強調對經濟指標的硬性約束，而是更加突出戰略性、指導性與宏觀性，其核心功能轉變為明確發展方向、制定戰略目標、完善政策框架、引導市場行為。規劃聚焦於關系國家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通過制定配套政策，實施重大項目，引導資源向重點領域集聚。同時，規劃的編制過程更加開放透明，實施機制更加動態靈活，形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規劃體系，標志著中國的國家治理方式邁向了更加科學、成熟的新階段。
總而言之，五年規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有機結合的產物。它既傳承了中國“全國一盤棋”的治理智慧，又融入了現代治理的科學理念﹔既保証了國家發展的戰略定力，又賦予了政策調整的靈活空間。它不僅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路線圖”，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國家長期戰略執行力、社會資源動員整合力和發展進程調控力方面的集中體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中，五年規劃必將繼續發揮其獨特優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駕護航。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26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