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歷來把革命文化看成是“革命總戰線中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始終高舉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旗幟，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抗戰文化則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和印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全民族抗戰的文化方針政策，在其指導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文化運動、文藝救亡運動。這一切都極大地調動了全民族的抗戰熱情，對促成、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舞和激勵全中國人民英勇獻身於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起到了巨大作用。值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進一步加強這一領域的研究，以史為鑒，以史育人，對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有著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根據文化運動、文化人、部隊的特點，制定正確的抗戰文化政策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文化政策是豐富而全面的，限於篇幅，這裡重點選取以下三個方面作一論述。

（一）團結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政策

基於對文化運動的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積極推進抗日文化運動的開展。

毛澤東曾這樣指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

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認為，一支能寫雄文的“纖筆”相當於三千“毛瑟精兵”。“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周恩來也強調指出：“筆戰是槍戰的前提，也是槍戰的后盾。”正是基於對文化運動的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先后發出一系列關於開展抗戰文化運動的指示。

1939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這一指示雖然是為了擴大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不是專門針對文化運動的，但其中也特別強調：“估計到中國文化運動（文藝運動在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級宣傳部必須經常注意對於文化運動的領導，積極參加各方面的文化運動，爭取對於各種文化團體機關的影響，特別對於各種文化工作團。在必要時，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區黨委、省委以上的宣傳部下組織文化工作委員會。”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專門就發展文化運動作出指示。針對國統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不同政治情況，區別對待，提出不同要求。對於國民黨區域的文化運動，中央強調：“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很可能廣泛發展與極應該廣泛發展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運動。……因此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黨（敵佔大城市亦然）應對發展文化運動問題特別提起注意，應把對文化運動的推動、發展及其策略與方式等問題經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對於各根據地的文化運動，中央明確指出，在這裡我們有全部權力來推行全部文化運動。並要求“我各地黨部與軍隊政治部應對全部宣傳事業、教育事業與出版事業作有組織的計劃與推行”。要把一個印刷廠的建設看得比建設一萬幾萬軍隊還重要。要注意組織報紙、刊物、書籍的發行工作，要有專門的運輸機關與運輸掩護部隊，要把運輸文化糧食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藥還重要。

為更好地開展抗日文化運動，中國共產黨從民族矛盾高於一切的原則出發，提出“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制定了文化工作中統一戰線的策略和原則，即建立抗日文化統一戰線。1940年1月，張聞天在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們贊成抗日，均應在抗日的目標下團結起來，不論他們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無直接的關系。我們歡迎任何文化人使用他的文化武器（如文學、藝術、科學等）為抗戰直接服務。”陳毅在《關於文化運動的意見》中專門論述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問題，他指出：“我們為了完成抗戰建國的革命任務，在抗日高於一切的大前提之下，極願意與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團體或派別建立抗日的文化統一戰線，……只要是能打擊日寇的力量，我們都主張聯合。”

與此同時，中央在發展各抗日根據地文化運動的指示中明確指出：“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識分子與半知識分子，使他們參加在我們領導下的廣大的革命文化戰線，應反對在文化領域中的無原則的門戶之見。”在發展國統區文化運動的指示中，同樣強調：“對於文化運動的進行，應該聯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與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同去做，而不應使共產黨員尖銳突出與陷於孤立。”

抗日文化統一戰線政策的制定，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和新的政治要求，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之間地位的消長在文化政策上的表現，是革命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在文化戰線上的具體應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政治策略的偉大轉變。

1937年11月，陝甘寧邊區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邊區形成了文化統一戰線。1938年3月在漢口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標志著文藝界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新華日報》曾發表社論稱“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也是抗戰進程中最值得歡欣鼓舞的盛舉！……這表示了全中國的文藝作家，已經凝固地團結在一起，將文藝的武器，英勇地放在中華民族解放的疆場上，發揮著比以往更強大的戰斗力量！”武漢失守后，協會總會遷往重慶，並在全國各地成立分會。幾乎同時，全國各種抗戰文化團體、救亡協會紛紛成立，組成了一支高舉抗戰旗幟的浩浩蕩蕩的文藝大軍。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發展，把更多的文化人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壯大了抗戰文化力量，為充分發揮文藝武器的威力，凝聚和激勵全民族抗戰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民主的文化人政策

毛澤東強調：“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抗日戰爭時期，知識分子、文化人受到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從分析文化人的特點入手，採取了對待文化人的正確態度，制定出對待文化界人士的正確政策。

中國共產黨首先分析了文化人的特點。1940年1月，張聞天在《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中對文化人的特點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認為，文化人是“精神勞動者”，是“靈魂匠人”，是“精神生產品的生產者”。他們有如下一些特點：各有文化的一方面的特長，即從事某一方面的精神勞動，對某種理想與精神生活有強烈的要求，能為之犧牲奮斗﹔習慣於單獨的生活與單獨工作的環境，要求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反對各種各樣的壓迫與干涉﹔很強的個人自尊心與自傲心，愛好與尊重自己的事業﹔發表自己作品的強烈要求，等等。上述這些特點，集中反映了文化人在思想上、生活上和工作上要求民主與自由的願望。這些精辟的分析，取得了黨的領導人的共識。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有針對性地制定出一系列能夠反映文化人願望和要求的正確政策，集中體現在1940年10月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聯合發出的《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

針對文化人愛好與尊重自己的事業，有發表自己作品的強烈要求的特點，《指示》規定，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夠充分地使用，使他們寫作的積極性能夠最大地發揮﹔應採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劇曲公演、公開講演、舉辦展覽會等，來發表他們的作品。針對文化人要求思想自由、創作自由，反對各種各樣的壓迫和干涉的特點，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委要求黨的領導機關，除一般給予他們寫作上的任務與方向外，應力求避免對於他們寫作上人為的限制與干涉，應在實際上保証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對於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特點與不足，《指示》要求要以寬容的態度去對待，應更多地採取同情、誘導、幫助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進步。並指出，對於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過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適當的。

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就如何看待文化人的問題，致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強調指出：“我們也不能拿一般黨員的尺度去測量他們，去要求他們，因為他們終究是做上層統戰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保留一些文化人的習氣和作風，這雖然如高爾基、魯迅也不能免的，何況他們乎。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列寧、斯大林對待高爾基的眼光、態度和尺度，才能幫助和提拔這班文化人前進。”

中國共產黨針對文化人的特點而制定的上述政策，真正反映了文化人的願望和要求，體現了對文化人的理解、尊重和愛護，體現出一種民主的精神，從而使我黨能夠把廣大文化人廣泛團結起來，積極調動起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和才能，為抗戰現實服務。

（三）適合軍隊特點的部隊文藝政策

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戰文化政策是細致而全面的。不但對解放區及大后方國統區文化運動的廣泛開展給予指導，而且對部隊文藝工作也給予重視，發布了指示，制定了政策，從而有力地推動了部隊抗戰文藝運動的蓬勃開展。

中國共產黨首先充分肯定了部隊文藝工作的重大意義。1941年1月，總政治部、中央文委發出《關於部隊文藝工作的指示》，強調指出：“部隊文藝工作，是部隊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部門，因其不僅在於能夠幫助部隊的政治教育與宣傳鼓動，調節部隊生活，提高部隊戰斗情緒，而且是密切部隊與群眾聯系及擴大我軍影響的有力工具。”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中國共產黨強調指出，軍隊的政治機關應很好地掌握這一武器，並很好地利用這一武器，這對於軍隊戰斗力的提高有重要意義。

為更好地開展部隊文藝工作，除上述指示外，八路軍、新四軍負責人鄧小平、彭德懷、陳毅、聶榮臻等也有許多重要的思想和論述，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和主張，並針對部隊文藝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提出應注意與改進的若干問題。

針對把部隊文藝工作單純理解為文化娛樂工作，對文藝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因而未能有計劃地來組織和推動部隊文藝工作的現象，總政治部、中央文委對部隊文藝工作的方針任務做出強調：首先在於團結和培養專門文藝工作者，使他們能夠用戲劇、音樂、美術、文學等形式，把民族戰爭中的一切現實生活反映出來，以激發起戰士的戰斗情緒，提高部隊的文藝修養。時任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的鄧小平，在《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的報告中，也批評“各級政治機關對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點認識得不夠，對文化工作的指導做得不充分”，強調“要同一切輕視文化工作的傾向作斗爭，並應克服文化工作不大眾化的現象”。

部隊文藝工作的開展需要大批文藝工作者。為加強部隊文藝隊伍的建設，總政治部、中央文委在《指示》中要求部隊“首先要把部隊中對文藝工作有專長和特殊興趣的人，盡可能地選拔出來，專門做文藝工作。……應該經常抽調一些干部到魯藝或師一級的藝術訓練班去受訓。”《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關於開展部隊文藝工作的決定》中也要求各級領導者，對文藝工作部門要適當配備得力干部，提拔與培養專門人才，……各劇社宣傳隊的人員及文藝干事，應注意其能力是否勝任，而重新配備之，並選拔優秀分子參加劇社及宣傳隊。

為了充分發揮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調動他們的工作熱忱，總政治部、中央文委提出如下政策：要以熱忱、虛心的態度對待文化工作者，給以耐心的幫助和指示，使之接近群眾﹔在分配他們工作時，要顧慮到他們創作上的便利，使其有比較自由的時間和必要的物質條件﹔對其每一微小成就和發明，應給以精神或物質的鼓勵，激發他們最高的創造性，等等。

部隊文藝工作與地方文藝工作相比，有著自己的特點。中國共產黨針對部隊的具體情況，從部隊文藝工作的重要地位、部隊文藝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注意改進之處、部隊文藝工作者的特點及對待他們的正確態度等方面作出指示，制定出適合軍隊特點的部隊文藝政策，從而更好地指導了部隊文藝運動，使之蓬勃開展起來。

（四）中國共產黨抗戰文化政策的主要特點

1、時代性。大敵入侵，危機深重，民族危亡成為壓倒一切的時代主題。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文化政策便緊緊圍繞團結起來共同抗日這一目的。制定民主的文化人政策，是為了調動起廣大文化人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在全民族抗戰中的巨大作用﹔團結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政策，則在抗日的前提下把更多的文化人廣泛團結起來，從而壯大抗日文化力量，更好地開展抗戰文化運動﹔制定適合軍隊特點的部隊文藝政策，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部隊文藝運動，提高部隊戰斗情緒，活躍部隊生活，鼓舞官兵斗志。所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整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全部政策中的抗日、團結等主題，充分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性。

2、民主性。中國共產黨文化政策的民主性集中體現在民主的文化人政策中。這一政策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文化人的理解與尊重，是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運用。它糾正了土地革命時期對待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制定知識分子政策、文藝工作者政策提供了啟示和借鑒。

3、系統性、創造性。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是細致而又全面的，富有系統性、創造性，是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體系的成熟時期。黨的文化政策的理論性、創造性，突出表現在一系列鮮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中（限於篇幅，加之以往文章論述較多，這裡不再贅述）。這些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文化藝術認識的深化，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把五四運動以來的革命文藝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抗戰文化運動的蓬勃開展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從全民族神聖抗戰的實際需要出發，審時度勢，制定出一系列周密而符合當時抗戰形勢的文化政策，才使得抗日文化運動蓬勃興起，轟轟烈烈地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開展起來。

從黨中央所在地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從大后方國統區到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的“淪陷區”，廣大愛國的文化人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道義在肩，妙手著文”，積極投入到神聖的民族抗戰中。《鬆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到敵人后方去》響徹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許多文藝家肩著他的巨筆，跟隨著前線的將士，英勇地參加了浴血的苦斗。無數的通訊、無數的報告文學，把戰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地區的慘象，把無數千萬受難同胞，無數千萬救亡隊伍的面影，深深地印入了全民大眾的胸臆，鼓起了大眾舍身殺敵的勇氣，加強了大眾最后勝利的信心，……他們的墨水像凝固力最強大的膠液，把一切不能團結的緊緊團結起來，幫助著這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這一切都極大地調動了全民族的抗戰熱情，提振了抗日軍民的士氣，鼓舞了民族斗志，凝聚了民族精神，對促成、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激勵民族抗戰起到了巨大作用。“抗戰的新文化運動，無疑的是盡了文化支持抗戰的偉大任務。”如果說抗日戰爭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那麼也可以說，曾為這場戰爭竭盡全力和作出貢獻的抗日文化運動，是中國文藝史上的“奇觀”“壯舉”和“偉業”，為洋洋大觀的中國現代文藝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從蓬勃興起的延安文藝運動到欣欣向榮的抗日根據地文藝運動，從不屈不撓的國統區文化運動到險惡環境下發展的“孤島”文化救亡運動，這一切都記錄了中國共產黨擔當文化抗戰的領導責任，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歷史足跡，也充分証明了中國共產黨是文化抗戰的中流砥柱。

當然，全國各地廣泛展開的抗戰文化運動，由於政治上的地域不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由於中國共產黨為文化運動的開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同時能夠直接而迅速地得到中國共產黨有關文化工作的指示和部署，因而文化運動能夠自由地生長，戲曲、歌劇、話劇、文學、音樂、美術等蓬勃發展，一大批優秀作品構成了先進文化的明亮基調，延安成了先進文化的聖地。而在國統區和“孤島”淪陷區，由於環境的險惡，因而文化運動的開展極其艱難、不易，是在壓迫下奮斗成長起來的。相應來說，未能形成解放區那種群眾文藝運動蓬勃壯觀的景象。盡管如此，在中國共產黨代表機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堅強領導下，在廣大愛國文藝界人士的艱辛努力下，文化運動仍最大程度地發揮了其應有的威力和作用，其中郭沫若的歷史劇《屈原》《棠棣之華》在霧都重慶產生廣泛的影響。

三、當代啟示與價值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站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時間節點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戰文化的寶貴經驗，將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有益的啟示和借鑒。

第一，充分認識文化強國建設的戰略意義，借鑒文化統一戰線的成功經驗，造就一支新時代的文藝大軍。“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奮進的號角。”抗日戰爭勝利的經驗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工作高度重視，積極建立文化統一戰線，造就革命文藝大軍。廣大愛國的文化人以其鮮明、輝煌的藝術作品，創造出那一時代具有強大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先進文化，奏響全民族抗戰的最強音，有力地推動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前進。

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強國建設作出部署。如今，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進程中，可以借鑒抗戰文化統一戰線的成功經驗，團結和動員廣大文藝工作者，組成浩浩蕩蕩的社會主義文藝大軍，牢記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時代重托，為繁榮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建設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揮作用、貢獻力量。

第二，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堅持對待文化界人士的正確政策。江澤民曾指出：“能不能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我們事業成敗的關鍵之一，也是衡量黨的領導水平和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標志。”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比較成功的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隊伍比較成熟的時期。廣大文化人團結、凝聚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和創造精神，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重大貢獻。

如今，在建設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我們應當總結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文化人政策的成功經驗，堅持對待文化界人士的正確政策，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隊伍的領導，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尊重文藝隊伍的特點，為文藝人才的成長和杰出文藝人才的涌現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對此，習近平做了細致、深入的闡述：“要尊重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個性和創造性勞動，政治上充分信任，創作上熱情支持，營造有利於文藝創作的良好環境。要誠心誠意同文藝工作者交朋友，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傾聽他們心聲和心願。”“要尊重人才成長規律，建立健全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文藝和學術評價體系，完善符合文化領域特點的人才選拔、培養、使用、激勵機制，營造識才、重才、愛才的良好政策環境。”

第三，繼承和發揚革命文藝傳統，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質、最集中的體現，是民族文化的靈魂。魯迅曾說過：“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它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抗日戰爭的勝利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外敵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刻，中國共產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戰文化運動、文藝救亡運動，調動起全民族的抗戰熱情，振奮了民族精神，鑄就了民族靈魂，譜寫出一曲團結御侮、保家衛國的民族正氣歌。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要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強國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使廣大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始終保持奮發有為、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革命文藝傳統，大力弘揚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形成的延安精神、抗戰精神、紅岩精神、東北抗聯精神等，並不斷結合時代發展要求，將現代內涵融入民族精神之中，重塑當代中國精神，形成全民族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團結奮斗的精神紐帶，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像當年投身於民族救亡那樣，投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事業中。

（郭偉偉，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中共黨史專業博士）

 來源：《山東黨史》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