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論持久戰》關鍵在讀懂中國共產黨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兩次講到“進步”，指出：抗日戰爭是“進步與反動的生死較量”，今天，中國人民堅定站在“人類文明進步一邊”。我有幸作為觀禮嘉賓出席紀念活動，現場聆聽講話，對學習研究毛澤東《論持久戰》有了更深切的感悟。這就是抗日戰爭的勝利是進步因素的勝利，進步因素的核心是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讀懂《論持久戰》關鍵在讀懂中國共產黨領導。
《論持久戰》關於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結論，是通過中國與日本相互對比的四大特點的分析得出來的
第一個特點是敵強我弱，中國不可能通過戰略決戰，一下子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速勝論是主觀的片面的錯誤觀點，隻有經過艱苦卓絕的持久戰，一步一步地消耗敵人，不斷積累自己的力量，才能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第二個特點是敵退步我進步，第三個特點是敵小國我大國，第四個特點是敵寡助我多助，這三個特點決定了中國不會亡國，亡國論同樣是主觀的片面的錯誤觀點，中國能夠堅持持久戰並最終打敗日本。毛澤東指出：“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勝利。”
敵退步我進步這個因素在能夠堅持持久戰的幾個因素中處於主要的地位
毛澤東認為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國主義，它已處於退步時代﹔日本戰爭的退步性產生了其野蠻性﹔“日本戰爭的退步性和野蠻性是日本戰爭必然失敗的主要根據”。相反，毛澤東認為中國“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的根據。”今天中國的進步，不是普通一般的進步，而是有了新的生產方式、新的階級、新的人民、新的政黨、新的軍隊、新的經驗的進步，關鍵是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進步。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本，改變了此前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把人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使日寇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在這個旗幟下把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被民眾看成自己軍隊的八路軍、新四軍，進行艱苦卓絕的敵后抗戰，拖住了日本侵華一半以上的兵力。是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自成立以來以弱抗強的經驗，特別是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運用游擊戰抗擊強敵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抗日戰爭的勝利從國內條件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些進步因素發揮作用的勝利。
對於敵小國我大國這個因素，毛澤東指出，僅用敵小國我大國來駁斥亡國論還不足以折服他們，他們可以搬出古代和近代小而強的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國家的歷史証據，還須提出其他的根據。“這應該提出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時代的特點。這個特點的具體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國的進步和多助。”
對於敵寡助我多助這個因素，也是通過敵退步我進步的內因產生出來並通過內因而發生作用的。毛澤東指出：“由於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和因素，依敵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
總之，在中國不會亡國，能夠堅持持久戰並最終打敗日本的三個因素中，敵退步我進步是關鍵因素，是主要依據。毛澤東反對把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顛倒過來或平分秋色地看待，但也反對孤立地片面地隻講主要方面忽視次要方面，指出：“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系產生的結論。”
中國人民和軍隊的進步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指出：“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中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步的進步。中國已處於進步的時代，並已有了偉大的團結，但是目前的程度還非常之不夠。”“現在要戰勝這樣一個強敵，非有長期的廣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應該努力的事情很多，我這裡隻說最根本的兩方面：軍隊和人民的進步。”這最根本的兩方面的進步，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進步時代的人民的進步體現在哪裡？體現在人民不再是一盤散沙而是團結起來了，體現在人民主動支援抗戰和參與抗戰所帶來的兵源的“源源不絕”和財源的“不成問題”上，體現在進步政黨依靠人民、為了人民而把人民動員和組織起來進行全民族抗戰上。這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得到。《論持久戰》處處都體現了這一思想，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
毛澤東認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誰造成了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鴉片戰爭以來的封建制度的腐敗有責任，而當時的責任在國民黨政府。毛澤東批評國民黨：“抗日以前，沒有抗日的政治動員，這是中國的大缺陷，已經輸了敵人一著。抗日以后，政治動員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說深入”。即使有的地方有一些，也是“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與此相聯系，國民黨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阻礙著對民眾的動員和政治的改進，阻礙著人民的進步。“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著，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這從政治上影響和阻礙著國民黨對抗戰發揮領導作用。
相反，在人民中生長、同人民血肉相連的中國共產黨是促進人民進步、改變民眾一盤散沙的狀況，把人民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全面抗戰的優秀領導者。毛澤東指出：“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代的中國紅軍，以弱小的軍力而常打勝仗，得力於組織起來和武裝起來了的民眾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戰爭照規矩應比土地革命戰爭更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援助﹔可是因為歷史的錯誤，民眾是散的，不但倉卒難為我用，且時為敵人所利用。隻有堅決地廣泛地發動全體的民眾，方能在戰爭的一切需要上給以無窮無盡的供給。”這正是從動員和組織民眾上、從人民的進步上表明共產黨在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進步時代的軍隊進步體現在哪裡？體現在軍隊技術現代化上，體現在軍隊靈活的戰略戰術上，體現在能夠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三大原則上。
毛澤東重視軍隊技術進步，指出：“革新軍制離不了現代化，把技術條件增強起來，沒有這一點，是不能把敵人趕過鴨綠江的。”他在強調持久戰的九條具體努力時，其中一條是“努力於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毛澤東認為日本敢於欺負中國，除了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工業化沒有搞起來，“它欺侮我們的落后”。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在發展方面就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奮斗目標。
針對軍隊靈活的戰略戰術，毛澤東指出：“軍隊的使用需要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沒有這一點，也是不能勝利的。”進步的靈活的戰略戰術突出地體現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身上。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階段，應以運動戰為主，而國民黨軍隊則以陣地戰為主，招致了重大損失﹔共產黨軍隊則靈活地在敵軍側翼和后方作戰，起到了搗亂敵人的運輸線和佔領區的作用。敵我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游擊戰爭是轉變的關鍵，這個敵后游擊戰爭“是新時代中領土廣大、人民進步、有先進政黨和先進軍隊的情況之下的革命戰爭的特點。”這裡的“先進政黨”就是中國共產黨。這裡的“先進軍隊”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反觀國民黨軍隊脫離人民養尊處優，吃不了敵后游擊戰的苦，打不了敵后游擊戰，正面戰場雖打了個別勝仗但總體上是節節敗退。
針對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三大原則，毛澤東指出：“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毛澤東將軍隊進步、官兵一致和尊重士兵看成民主抗日的重要組成部分，看成提高軍隊戰斗力的重要途徑。毛澤東指出：“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忱，一切技術和戰術就不能得著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國民黨軍隊存在著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的巨大差異，存在著“胡干的‘捉兵法’、‘買兵法’”，“很多人對於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這樣的軍隊怎麼能稱得上進步的軍隊呢？相反，共產黨軍隊是有著牢固的士兵基礎的軍隊，是存在於民眾之中、和民眾打成一片，在民眾眼睛中看成自己的軍隊，是有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的軍隊，是真正的人民軍隊、進步的軍隊。
王明路線的根本錯誤，是隻看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力量的弱小，看不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看不到中國處於進步時代的根本因素是有了中國共產黨，看不到抗日戰爭的持久戰和最后勝利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這種進步力量領導的基礎上。王明說：“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沒有敵后游擊戰，就不可能有持久戰。所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批評道：“有些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如果放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放棄獨立自主，放棄十幾年以弱抗強積累起來的人民戰爭和游擊戰爭的本領，就不可能有持久戰，就不可能有抗日戰爭的勝利。
讀懂《論持久戰》關鍵在讀懂中國共產黨領導。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關鍵的進步因素，中華民族能取得抗日戰爭這一近代以來抵御外寇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關鍵的進步因素，抗戰勝利后中華民族的80年能接續走上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光輝道路，並從新時代進入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新湘評論》（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