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決議》：偉大歷史轉折的綱領性文獻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展廳內，陳列著一份珍貴的油印文件——《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這是遵義會議作出的決議，也稱《遵義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決議》由張聞天遵照遵義會議決定，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而成，全文共14節，長達1.2萬余字，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文獻。

開啟偉大歷史轉折。1934年10月，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開始后，面對迭次失利和重大損失，廣大干部、戰士逐漸認識到，這是排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在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當紅軍到達遵義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系統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經驗教訓，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決議》產生於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它不僅從軍事上糾正了錯誤路線，更在政治上確立了實事求是原則，在組織上恢復了民主集中制傳統，成為統一全黨全軍思想、明確軍事政治方向的綱領性文獻。

實現軍事戰略轉變。遵義會議是在極端危急的戰爭形勢下召開的，囿於主客觀條件限制，未能全面地討論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因此《決議》對中央的政治路線只是作出了一般性的肯定，明確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而將客觀原因置於次要位置，有力駁斥了博古所持的第五次“圍剿”不論主客觀皆無法粉碎的觀點。在系統批判“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同志在歷次反“圍剿”戰爭中形成的、經過實踐檢驗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的正確戰略戰術原則。強調隻有確立正確的戰略方針，才能有效指導戰役與戰術行動，最終戰勝敵人的堡壘主義，標志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對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重大勝利。

在戰略轉變與實行突圍的問題上，《決議》指出博古、李德“同樣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當廣昌戰役失利、內線作戰已無可能取勝時，沒有及時實施戰略退卻，保存主力，尋求轉機。在決定退出蘇區后，依然無目的地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抵抗，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這種在轉變關頭的矛盾態度，導致戰略轉移演變為“驚慌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行動”，使紅軍處處被動，消極避戰，造成嚴重損失。《決議》深刻揭示了戰略原則性與戰術靈活性相統一的重要性，指出單純防御路線必然導向“拼命主義，或者是逃跑主義”，而正確的戰略轉變必須建立在對形勢清醒判斷與周密准備的基礎之上。這一認識對紅軍其后在雲貴川地區的機動作戰及最終確立北上抗日方針，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提出統一戰線策略。1933年11月，由於不滿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內戰、排除異己的政策，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公開宣布與國民黨南京政權決裂，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協定。福建事變打開了國民黨內部營壘的一個缺口，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臨時中央受“左”傾教條主義影響，未能正確把握這一有利時機，甚至將福建事變領導人視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拒絕積極聯合，導致坐失良機。蔣介石在鎮壓福建事變后，隨即集中全力繼續“圍剿”中央蘇區。《決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戰略判斷和統戰策略上的失誤，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軍事上同時採取與十九路軍合作的方針是粉碎第五次“圍剿”的關鍵，未能將這一有利條件轉化為實際的戰略勝利。並提出了“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沖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使我們利於轉入反攻與進攻”的策略。這一策略雖聚焦於軍事層面，卻蘊含了統一戰線政策的早期萌芽，並在遵義會議后的長征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運用。這標志著黨此時已認識到，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摒棄“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採取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

統一全黨全軍思想。《決議》對博古、李德的領導方式也提出嚴肅批評，指出其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實行懲辦主義、缺乏自我批評等問題。遵義會議本身即是恢復黨內民主、實行正確集中的典范，在對主要錯誤負責人進行嚴肅批評的同時，注意維護團結，指出錯誤屬於“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而非“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最終實現了在正確思想基礎上的團結統一。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正確分析形勢，提出了戰勝追敵、壯大紅軍、發動群眾、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心任務，並堅信這些目標能夠實現，展現出堅定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決議》最后強調：“黨勇敢的揭發了這種錯誤，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的領導革命戰斗到徹底的勝利。黨在揭發了這種錯誤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更號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宣告“勝利必然是我們的”。

1935年2月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決議》。為了統一傳達遵義會議精神，中央書記處隨即發布《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簡明扼要概括決議要點。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陳雲等分赴軍委縱隊和各軍團干部會議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和《決議》。2月19日，《紅星》報以《軍委縱隊黨的干部會決議案》為標題，表示“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完成黨給我們的當前任務。2月28日，中央書記處根據《決議》作出《關於沖破五次“圍剿”的總結》，並電告紅二、紅六軍團，紅四方面軍及中央軍區。遵義會議精神在全黨全軍傳達后，迅速統一了思想，增強了團結，提振了信心，明確了方向，為長征的勝利乃至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來源：《學習時報》（2026年0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