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規劃 善於規劃

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在歐洲各國迅速發展。與此同時，一次次爆發的經濟危機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極大關注。他們努力探尋產生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症結正是在於，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

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時，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生產過程中，即使最健全的市場機制也存在“市場失靈”的難題，需要整體規劃的引領和調控，否則必然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社會供給過剩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無計劃性”，“隻有按照統一的總計劃協調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力的那種社會，才能允許工業按照最適合於它自己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的原則分布於全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隻有在生產受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的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對未來社會生產組織方式的構想。《共產黨宣言》宣告：“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資本論》預言，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生產資料為社會所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進一步闡明：“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中，制定經濟發展規劃必須遵循客觀規律，通過科學的預先計算實現綜合平衡的效果。馬克思強調：“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他指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恩格斯則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

馬克思恩格斯展望未來社會的勞動者，“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進行社會勞動”。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通過社會化生產，不僅可能保証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証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形成了重視規劃、善於規劃的顯著制度優勢。制定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在長期治國理政實踐中形成並不斷完善的一條重要經驗。這一經驗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反復探索、持續實踐而逐步確立起來的制度成果。毛澤東指出：“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從1953年開始，我國已經編制實施了14個五年規劃（計劃），有力推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綜合國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謀劃和推動中長期發展，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國家五年規劃和重大戰略編制實施，提出關於發展戰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比如，提出黨管規劃的基本思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規劃要注重科學、實事求是，用法治保障規劃的落實，編制規劃要結合實際、實事求是、留有余地，規劃制定和執行不能搞層層加碼，等等。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論述深刻闡述了發展戰略和規劃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為擘畫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把脈定向、掌舵領航。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戰略部署，強調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在戰略任務、重大舉措等方面調整升級，充分體現了對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持續深化。新征程上，我們要堅定制度自信，不斷結合新的實際把重視規劃、善於規劃這一優勢發揚光大，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強制度保証。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共江西省委黨校）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