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結合”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問題研究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對“兩個結合”的理論內涵、時代意義、實踐要求等作了系統論述和深層解讀，在論及“第二個結合”時明確提出“‘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在“兩個結合”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實踐根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提供了文化土壤和精神動力。“第二個結合”揭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在文化和精神層面的內在關聯，與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具有更為直接的關聯。探討“第二個結合”與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關系，對於深刻理解“兩個結合”、文化自信、文化強國建設等重大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出場語境

要對“第二個結合”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這一理論命題展開深入研究，首先要把握住“文化主體性”的內涵實質和出場語境。

（一）文化主體性的內涵

主體性問題是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關於主體性問題的探討貫穿於哲學研究的歷史進程和理論體系中。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為自然立法”到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關於主體性的研究構成了近代西方哲學的重要理論基點。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主體性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明確界定主體性的概念，但其主體性思想以一種潛在的、內隱的方式存在於其整個理論體系中。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以一種新的哲學觀點和思維方式對主體性問題進行闡發，為認識和理解主體性概念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視角。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實踐作為考察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從而將主體性放置於從事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及其所處的社會關系中。人的主體性就表現為人在對象性關系中的“為我性”或“自我性”，因為“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作為現實主體的人根據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在實踐活動中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認識對象、改造對象，人的主體性也就在這種對象性關系中得以體現。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體性思想，可以得知，主體性在本質上討論的是一種關系范疇，且在這種關系范疇中主體能夠讓外部世界為自己服務。

討論文化主體性，也應該從關系范疇的維度進行考察。這種關系范疇，既包括文化主體與自身文化的關系，也包括文化主體與作為客體的“他者”之間的關系。文化主體性就是指文化主體在這些關系范疇中均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能夠自主地運用各種文化資源為自身文化傳承和創新服務。基於此，可將文化主體性的概念界定為：特定國家或民族在其生存發展實踐中能動地運用各種文化資源為自身文化傳承和創新服務的特性，具體地呈現為文化發展上的獨立性、自覺性和主動性。依據這一界定，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就是中華民族在自我生存發展實踐中能動地運用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等各種文化資源為本民族文化傳承和創新服務的特性，具體表現為中華文化發展上的獨立性、自覺性和主動性。

（二）中華文化主體性自近代以來面臨的挑戰

中華文化積厚流光、源遠流長，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以一種嬗變式的自我延伸不斷鞏固和彰顯著自身的文化主體性。然而，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資本主義在生產力快速發展和物質財富巨大積累的對比優勢中成了“世界歷史”的“主宰者”。與之相應，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全方位挑戰，中華民族遭遇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形勢下，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優越心理受到嚴重沖擊，中華文化的價值受到了部分國人的懷疑，中華文化主體性也出現了動搖。這種文化主體性上的窘境在我國具體表現為，部分國人不能自主地運用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等各種文化資源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服務，在文化發展實踐中缺乏獨立性、自覺性、主動性，由此引發了思想文化界曠日持久的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文化論爭，即“古今中西之爭”。

我國近代以來的大規模文化論爭，按其演變的時間線索看主要集中於三個階段：一是從鴉片戰爭爆發到五四運動前夕。這一時期出現了以馮桂芬、鄭觀應、張之洞為代表的“中體西用”論，以康有為、譚嗣同為代表的“西學中源”說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西文化調和論。二是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前。在這一時期，梁漱溟、張君勱舉起了“東方文化派”的旗幟，胡適、陳序經提出了“全盤西化”的論斷，陳立夫、陶希聖主張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魯迅則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三是 20世紀80年代至 90年代，這一時期的思想流派大體可分為“儒學復興”論、“西體中用”論、“綜合創造”論等。100多年以來，“古今中西之爭”的表現形式各有不同，但其實質就是中華文化主體性問題。不管是學衡派、國粹派、東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主義，還是持“全盤西化”主張的文化激進主義，都是圍繞文化主體性問題所提出的不同解決方案。歷史地看，不同流派之間的文化論爭對“中華文化向何處去”這一問題的思考和解決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如果長時間反復陷於“古今中西之爭”的泥淖，則無法清醒地認識自身文化，也難以科學合理地對待其他文化，從而使中華文化在中西文明交流中陷於被動。

（三）中國共產黨對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歷史使命的擔負

不同流派由於其自身局限性，都無法科學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命題，也無法真正找到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正確道路。圍繞“古今中西”問題的長期論戰導致了思想文化領域的混亂局面，也折射出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危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境遇中，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為指導，擔負起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使命。正如毛澤東所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為主動。”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准確分析和把握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的具體實際，傳承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更加獨立、自覺、主動的姿態推動中華文脈的賡續，不斷打破部分國人“精神被動”的困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主張剔除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同時“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大力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更好汲取古今中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以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科學對待“古今中西”文化問題，有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有力鞏固了中華文化主體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堅定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勇毅前行，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筑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同時堅定文化自信，肩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習近平指出的：“‘第二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同樣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第二個結合”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提供了文化土壤，注入了精神動力。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對西方現代文明進行批判性借鑒，並吸納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融通、結合、創新的基礎上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文化主體性，讓中國共產黨人在更高程度上實現了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因此，習近平提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因而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

展望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需要進一步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還需要強大的文化和精神支撐。習近平指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對新時代的文化建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需要在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的過程中進一步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博弈更加錯綜復雜，各種思想文化交流碰撞更加頻繁的情況下，更加需要立根堅定，高揚中華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

總而言之，新時代背景下的“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有其特定的出場語境。歷史上談中華文化主體性，是國人在面臨民族精神危機時以一種較為被動的局面對中華文化出路的思考，而當前討論“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則充分彰顯了黨的歷史主動精神。一方面，黨團結帶領人民取得的偉大歷史成就為傳承發展中華文化創造了寶貴契機，我們在新時代背景下有能力、有條件、有信心使中華文化主體性得到鞏固和挺立﹔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對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需要在文化傳承發展實踐中進一步堅守獨立性、增強自覺性、發揮主動性，自主運用各種文化資源推動中華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二、“第二個結合 ”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內在邏輯

對於“第二個結合”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內在邏輯，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加以把握。

（一）從理論邏輯看，“第二個結合”具有在實現思想解放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作用

習近平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黨歷來重視思想解放對社會變革的巨大推動作用，並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自身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關於解放思想，鄧小平有明確的定義：“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可見，實現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能夠打破舊的思維框架的束縛。“第二個結合”正是通過打破舊的思維觀念的束縛，從而在破舊立新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近代以來，自由主義、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等不同文化思潮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了一定的禁錮和誤導，在此境遇下，部分國人在文化認同問題上表現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傾向。這種“新—舊”“古—今”“中—西”的二元對立，使中華文化在傳承發展過程中缺乏一定的獨立性、自覺性和主動性，中華文化主體性一度受到嚴重沖擊。

“第二個結合”從思想文化的深層化解了百余年來關於“古今中西”問題的文化論爭，有力破除了各種思想潮流對國人的思維束縛，推動了思想解放。通過結合，我們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鑒別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從而對傳統文化做到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並在此基礎上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之光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推動中華文明生命更新與現代轉型。同時，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既能吸收人類已有現代文明成果，又能夠抵御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對中國現代性生成基礎的威脅，使中國現代文明發展道路保持自身的獨立性、獨特性。因此，“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不僅可以實現對中華文明的接續與更新，還能夠發揮對西方文明進行文化祛魅的重要作用。“第二個結合”讓我們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能夠自主運用各種文化資源為中華文化傳承和創新服務，既能融匯古今，又能貫通中西，真正實現了傳統與現代、中華文明與外來文明的有機銜接，從而在文化傳承發展中“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有力地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二）從歷史邏輯看，黨對“第二個結合”的探索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個不斷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程

在“兩個結合”中，“第一個結合”推動了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發展，奠定了中華文化主體性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第二個結合”直面中華文化傳承發展中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通過“魂脈”與“根脈”的結合，推動了中華文脈的重塑綿延。歷史地看，黨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探索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中華文化主體性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鞏固、挺立和彰顯。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教條化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1938年 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果斷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命題。他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可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被初步提出時，就包含了如何對待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問題。1940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中提出了要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其中，“民族的”這一屬性被置於首要地位。在對這一觀點進行論述時，毛澤東指出：“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他進而提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 ”這一觀點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自主結合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張。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對“以蘇為師”這一傳統觀念對黨內外知識分子的深刻影響，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精神，批判“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的問題。1956年 4月，在討論修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圍繞“第二次結合”，黨在文化建設工作上展開了一系列實踐探索，使中華文化主體性在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不斷向前推進過程中得到蓬勃生長。這一時期，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工作，創造性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主張，陸續出台一系列文化政策，優秀文藝作品和大批文化人才不斷涌現，極大地繁榮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鞏固了中華文化主體性。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重新確立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障。鄧小平指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是毫無疑議的。但是，一定要和實際相結合。”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鄧小平系統闡釋了如何結合新的實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問題。鄧小平指出，“應當認真鑽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的一切好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的藝術形式”，要運用一切優秀文化資源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此后，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這一理論的指引下，江澤民深刻把握新世紀新形勢下文化建設的重大戰略意義，對發展先進文化、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等作出了積極探索。胡錦濤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重要概念，對凝聚全黨全社會價值共識、增強文化自信等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工作。習近平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基於新時代的實際，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大會、黨的二十大以及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等重要會議和場合，習近平多次闡釋“兩個結合”的理論內涵、內在機理、重大意義，並對“第二個結合”的特殊重要性作了專門強調。“第二個結合”的孕育和形成，“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這種思想文化上的自覺主動讓中華文化主體性不斷得到鞏固，而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文脈最集中最經典的傳承和延續，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基於中國新的實際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歷史主動和思想自覺，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重大原創性貢獻，同時也激活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有力地彰顯和鞏固了中華文化主體性。

（三）從現實邏輯看，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在助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進一步鞏固了中華文化主體性

“‘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裡的新文化，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由“結合”而各自發生新變后，在交融共生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形態。這種新文化產生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並反作用於中國式現代化，為其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在此過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突破，中華文化主體性也不斷得到鞏固。

一方面，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實現了對中華文明有機體的生命接續，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基。人類文明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深深地打上了歷史的烙印。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同樣也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這一規律，它從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中走出來，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同時，它也是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種新文化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找到了當代存在形式，與現代化交相輝映、共生共榮，實現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接續，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現代形態存在於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中，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蘊，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根基，也有力地鞏固了中華文化主體性。

另一方面，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推動了中華文明有機體的現代轉型，引領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發展方向。習近平指出，結合“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所謂“新的文化生命體”，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后形成的一種新文化，它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屬性，又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明特性，同時又是二者有機融合、相互涵攝的結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積澱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扎根、生長、開花、結果的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以其科學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從而形成了扎根於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文化生命體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的社會主義現代文明，具有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本質屬性和文明使命。建立在資本邏輯之上的西方現代文明，因其固有矛盾難以克服人類現代化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難題，而新的文化生命體成功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根本性突破，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形態。這一文明形態以其先進的發展理念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突破西方單一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自信，鞏固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同時也為人類現代化發展提供新的文明前景。

三、以“第二個結合 ”進一步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實踐進路

“‘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既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歷史總結，也是對新時代條件下進一步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現實號召。在新的歷史征程上，應深入推進“第二個結合”，讓中華文化主體性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融通中持續鞏固。

（一）領悟“第二個結合”蘊含的思維方式，在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第二個結合”從內容表現來看，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但從思維方式看，內含了古與今、內與外、理與實相互關系的辯証法。

堅持古今相承，在繼承傳統與推陳出新的辯証統一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如何處理好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之間的關系，是每一種文化在自我發展中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中華文化主體性在近代出現動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沒有處理好古與今、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問題，從而在文化傳承發展中表現出了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偏向，要麼視傳統為珍寶不加鑒別全盤固守，要麼視其為敝屣嚴加批判予以全盤否定。這兩種態度都是片面和極端的，在非此即彼的僵化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難以正確認識傳統文化。因此，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必須堅持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正確把握歷史性與時代性、繼承性與發展性的關系，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價值，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堅持內外相契，在立足中國與面向世界的辯証統一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於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歷史証明，中華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對話交流是中華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兼收並蓄、開放包容的特性是其煥發出強大生命力的關鍵所在。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需要在保持自身發展獨立性的同時主動借鑒吸收一切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在此基礎上，全面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加強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對話交流。換句話說，應在堅守民族性的基礎上兼顧世界性，做到鮮明的民族立場與開闊的世界眼光相統一。

堅持理實相通，在理論指導與實踐探索的辯証統一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伴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進一步深化，“第二個結合”的特殊重要性逐漸凸顯出來。但要注意的是，“兩個結合”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不能完全割裂開來。“第一個結合”側重於討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第二個結合”側重於討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結合，而中國具體實際與中國文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不能隻著眼於文化本身，還要考慮中國的具體實際，這就要求我們將文化的傳承發展放置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依據新時代的實踐主題和任務要求推進文化建設工作。

（二）把握“第二個結合”的理論成果，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指引下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的代表性理論成果，引領著新時代的文化發展方向。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應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特別是要在以下三方面著力。

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創性貢獻和重大創新觀點，解決的是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力量和發展方向問題。對文化建設來說，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需要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領下堅守黨的文化領導權，以確保新時代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守好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引新時代文化建設，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思潮。要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以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全國人民，鞏固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共同思想基礎，更好把黨的創新理論轉化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武器。要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牢牢把握住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大局和方向，在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價值取向等方面堅守好原則和立場，不斷提高黨領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作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既從理論層面肯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也從實踐層面指明了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鍵路徑，是傳統文化向現代轉型的必由之路，是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方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要在肯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在價值的基礎上推動傳統文化的自我更新與超越，自覺、主動地推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既要做到固其根本、浚其泉源，又要做到“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從而達到“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的目的。同時，還要以時代問題為切入點和著眼點，找准歷史縱深和現實關切之間的交匯點，在回應時代訴求和人民需求中不斷創造出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產品。

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擁有引領民族發展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思想基礎，如何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中構建起強大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關乎一個民族對內的凝聚力、引領力和對外的傳播力、輻射力。因此，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引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夯實自信自主自強的文化基礎和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重要任務。在這個過程中，應認真把握時代發展趨勢，審視世界格局變化，從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國情實際出發，自主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三）運用“第二個結合”助推思想解放，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習近平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在面向未來的探索中，應繼續以“第二個結合”助推思想解放，通過不斷拓展文化發展空間來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要敢於打破思維禁錮，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和影響。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部分國人在西方中心主義影響下表現出了文化虛無主義的思想傾向，失去了文化自信，一談到現代性和現代化立即搬用西方話語，一談論現代文明立即聯系到西方文明，這種喪失主體性的認識束縛和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就要堅持“第二個結合”，首先打破這種思想禁錮，打破“現代化 =西方化”的僵化思維，徹底破除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迷思，走出思想認識的死胡同，獲得更為廣闊的理論視野和發展空間。

要堅持“破”“立”結合，推動中華文化創新發展。“第二個結合”破除了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掃清了思想障礙。在此基礎上，要堅持“破”與“立”相結合，立足新時代的實際持續推動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推動中華文化現代轉型和創新發展，牢固樹立起中華文化的主體意識。有了這種主體意識，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我們就能夠不斷重塑文化上的自信自覺，牢固樹立文化主體性，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氣來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要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為鞏固文化主體性提供精神力量。堅持“第二個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現，這種自信讓我們實現了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從而有力地作用於思想解放，為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不竭動力。因此，要繼續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斷返本開新，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文化精髓，並依據當代中國具體實際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為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提供堅強的思想保障、強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條件。

（四）發揮“第二個結合”內蘊的歷史主動精神，在推進中華文明現代轉型中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習近平指出：“‘第二個結合’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並有力地作用於道路、理論和制度。”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應充分發揮“第二個結合”所蘊含的歷史主動精神，在推進中華文明現代轉型中不斷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彰顯中華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文化資源、強大的文化力量，為中華文明現代轉型奠定了重要的歷史文化基礎。“第二個結合”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找到了向前延伸的方向，即通過與馬克思主義“魂脈”結合創造出新的文化生命體。要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就要發揮歷史主動精神，在擔負新的文化使命中進一步凸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作用，使其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文化和精神支撐。

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國式現代化植根於中華文明，是黨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探索中不斷堅持“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而創造出的一種新型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既吸收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營養，也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既以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激活了中華文明基因，又賦予古老的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因中國式現代化而迸發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因此，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必須堅持“第二個結合”的宏闊文化視野，從歷史長河和文化比較視野看待中華文化的發展和未來，以更加昂揚的歷史主動精神堅持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推動中華文明實現現代轉型，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

在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解決全球現實問題中彰顯中華文明智慧。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因素不斷增加，而西方文明在應對人類社會面對的危機和挑戰面前表現出了文明局限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歷史規律，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抓住這一歷史機遇，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為全球治理和人類發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大大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不同於西方文明的一種新型文明形態，積澱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底蘊，是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時代結晶，彰顯了有助於人類大同的中國智慧，為人類在應對歷史變局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提供了重要借鑒，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

作者：劉力波，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陝西省協同研究基地研究員﹔張先花，西安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