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重要論述的邏輯理路和實踐要求

文化遺產是人類創造並流傳下來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多重價值的寶貴財富，由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是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生動見証，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秉持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推動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和傳承發展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和歷史性成就。新時代新征程上，為了更好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要以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把這項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斷開創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新局面。

一、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重要論述的生成邏輯

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汲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文化遺產觀的豐厚滋養，承繼中國共產黨人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卓越智慧，聚焦擔當新的文化使命的任務要求，洞察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風險挑戰，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的有機統一。

（一）理論根基：汲取馬克思主義文化遺產觀的豐厚滋養

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手稿和書信中沒有直接使用“文化遺產”一詞，但是在使用“已有的思想材料”“先輩們的傳統”等概念的過程中，清晰地表達了文化遺產具有繼承性的觀點，為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提供了豐厚的理論滋養。在他們看來，文化遺產是社會發展進步中一種既得的生產力，“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作為歷史發展的產物，文化遺產能夠超越狹隘的時空界限，成為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橋梁。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先輩們遺留下來的材料和生產力為當代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傳統習俗、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則凝結為當代人的文化基因與精神追求。馬克思主義本身作為人類思想史上壯麗的日出，之所以如此深邃，也正是因為它批判地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法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文化遺產。

列寧豐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遺產觀，主張辯証地對待文化遺產，既要深入批判文化遺產中的糟粕成分，又要學習借鑒其中的優秀成分。一方面，列寧反對原封不動地照搬文化遺產。他非常形象地比喻道：“仿效下諾夫哥羅德法語用詞，就等於仿效俄國地主階級中那些學過法語而沒有學好、又把俄語糟蹋了的最糟糕的人物身上的糟粕。”另一方面，列寧反對徹底否定以往的文化遺產。俄國十月革命前后，他曾嚴厲批判以波格丹諾夫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割裂文化傳統、全盤否定文化遺產的主張，認為他們陷入了文化虛無主義的泥沼。在他看來，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隻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這就是說，必須善於吸收利用過往的文化遺產，不能割斷自身同整個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的聯系而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二）歷史賡續：承繼中國共產黨人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卓越智慧

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工作，為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鑒。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強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即使在復雜的戰爭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依然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竭力從日軍手中奪回被譽為“天壤間的孤本秘籍”的《趙城金藏》等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價值的珍貴文物﹔在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通過制定周密的作戰計劃，保護了北京、上海等文化名城，盡量減少了戰火對它們的損毀，使許多文物和文化古跡得以保存下來。此外，毛澤東還要求，“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即採取古為今用的科學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此才能真正使之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改革開放的帷幕拉開后，鄧小平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建設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必然離不開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但是也應注意，“要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要揚長避短、批判地繼承和發揚。1982年，我國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對文物保護工作作出詳細規定。1985年，我國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開始與世界接軌。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江澤民繼續強調：“我們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很好地繼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也強調：“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護，重視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正是在這些科學思想的指導下，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始終有序推進。

（三）使命引領：聚焦擔當新的文化使命的任務要求

“源浚者流長，根深者葉茂。”（《起義堂頌》）在幾千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明成果，長城、莫高窟、兵馬俑、頤和園、故宮等歷史古跡浩如繁星，書法、古琴、京劇、二十四節氣、中醫針灸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熠熠生輝。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化遺產蘊含著中華文明的根和魂。隻有保護和傳承好文化遺產，才能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更好地賡續中華文脈，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正是在踐行這樣的歷史使命的過程中應運而生的。

一方面，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推動文化繁榮的前提條件。習近平就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七個著力”的重大要求，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引領，推動中華文化煥發新的時代光彩，就要深刻認識到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意義。無論是星散在中國大地上的古遺址、古建筑，還是陳列在博物館中的珍貴文物，抑或是世代相傳的獨特民俗和傳統技藝，都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亙古亙今的信物憑証，是我們連接歷史、尚友古人的重要渠道。通過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我們能夠清晰地了解先輩們的思維習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為當代文化創新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和智慧。另一方面，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助力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強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等重要舉措。從文化大國邁向文化強國，絕不能遺忘歷史，更不能摒棄老祖宗留下來的寶貴遺產，理應保護好、傳承好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讓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

（四）現實觀照：洞察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風險挑戰

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事關國家文化安全和永續發展。文化遺產本身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壞了就很難再恢復，即使修復了也難有往日的神韻。因此，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刻不容緩。一方面，文化遺產在存續過程中，往往會面臨許多自然和人為的威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指出，除了戰爭之外，洪水、地震和大火是對文化遺產構成最大威脅的災害形式。例如，2018年巴西國家博物館和2019年法國巴黎聖母院的大火事件所造成的文物之殤，再次敲響了文化遺產安全的警鐘。同時，隨著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許多古城面臨保護和發展的艱難選擇。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歷史文化名城（街區、村鎮）或被改造，或被拆除，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難以完整留存。例如，世界聞名的歷史文化古城威尼斯過度開發旅游業，多次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警告，甚至建議將其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另一方面，雖然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仍然面臨一定的困難和挑戰，主要是我國的文化遺產資源總量大、種類多、分布廣，保護傳承任務十分繁重，浩繁的文化遺產資源與有限的保護利用傳承發展能力之間的矛盾突出。例如，各地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投入存在差異，一些地方沒能處理好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重開發利用、輕保護管理的現象﹔文化遺產保護嚴重依靠政府投資，社會力量參與不夠﹔文物保護管理力量相對薄弱，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仍需提升﹔等等。“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並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可以說，對於上述一系列難題的思考，正充分體現了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重要論述的現實關照。

二、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重要論述的精髓要義

正是基於強烈的歷史擔當和深沉的文化情懷，習近平早在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間就曾對福州三坊七巷、良渚古城遺址等一系列文化遺產的保護傾注了大量心血。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始終高度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多次考察各類文博單位，足跡遍布全國多個省份的博物館、紀念館、歷史文化遺址等，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闡明了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目標導向、價值旨歸、原則方法、主體力量和格局視野，深化了我們黨對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為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引。

（一）目標導向：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

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內蘊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規律的科學認識。其一，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要立足我國文物資源的實際狀況。古老悠久的文明歷史、地大物博的自然條件、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使我國文化遺產具有量大面廣、分布不均、種類繁多、形態各異的鮮明特征。據統計，截至2023年10月，“我國擁有57處世界遺產，各類不可移動文物76萬余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058處﹔全國備案博物館達6565家﹔國有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可以說，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是名副其實的文物大國。其二，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仍存在明顯短板。例如，文化遺產的價值認知比較單一、保護意識不強、文物保護傳承人員力量不足等問題亟待解決，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任重道遠。其三，構建兼具中國特色和國際視野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體系仍然在路上。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中，既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體系，也要同其他國家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經驗交流，實現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普遍經驗與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具體實際的有機結合。這就要依據我國文物資源的豐富性和文物類型的多樣性特點，量身定制適合自身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系和創新利用體系，提升我國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為人類文化的存續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二）價值旨歸：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紐帶，也是增進民生福祉的關鍵因素。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的普遍大幅提高，當人們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得到滿足以后，就必然開始尋求精神世界的滋養和豐盈，追求更高品質、更有內涵的文化生活。作為歷史發展的見証者，文化遺產不是束之高閣的古董、古跡、古化石，而是直接關系民生的文化食糧。文化遺產產生於人民，也必將服務於人民。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目的不是為了單純保持其原始或本真狀態，而是要“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發揮作用”。近年來，從《隻此青綠》《尋古中國》等節目的走紅喚醒人們對文博的熱情，到博物館參觀人數井噴式增長，通過AR、VR體驗裝置穿越時空，感受歷史的厚重質感和古人的生活氣息，從考古盲盒、青銅器冰箱貼、唐宮仕女手辦等新奇有趣的文創產品“飛入尋常百姓家”，到國家文物局和各地文博單位努力破除數據孤島，開發數字博物館、數字敦煌、博物館裡的思政課等項目，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到文化盛宴，有效實現文物資源的社會共享，我們把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和服務保障民生更好地結合起來，讓文物“說話”，以文化育人，充分激活了文化遺產蘊含的創新創造基因，增加了優質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由此可見，隻有讓文物更加鮮活地走進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使文物保護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眾”，才能不斷滿足其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原則方法：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

在城鎮化浪潮的裹挾和政績焦慮、功利主義的驅使下，城市發展與文化傳承經歷著痛苦的糾纏，許多有著深厚歷史底蘊的文化古城陷入了保護和發展的“兩難境地”，甚至有不少地方存在“重用輕保、重旅輕文”“拆真古跡、建假古董”的現象，無情地抹去了城市的歷史原貌。丟失了自身歷史和特色文化的城市就像是一個徒有軀殼、沒有靈魂的人，最終難逃“千城一面”的尷尬。對此，習近平強調：“處理好城市改造開發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關系，切實做到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一方面，保護是傳承和利用的前提。“歷史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要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保護文化遺產，就是保護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脈。要增強對歷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樹立“保護文物也是政績”的科學理念，“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避免出現以“保護”之名行“過度開發”之實的現象。同時，要以最小干預原則對古建筑、歷史街區等文化遺產進行微改造，在做好保護工作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對文物本身及其所處環境的改動，保持其原來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科學合理利用是為了更好的保護。文化遺產不是城市發展的“絆腳石”，而是城市發展的獨特優勢，可以有效轉化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優質資源。但是過度的商業化開發利用則是不可取的，那樣隻會縮短甚至終結文化遺產的“壽命”。要貫徹落實“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工作方針，切實加大文物保護力度，推進文物合理適度利用，真實、完整地保護傳承文化遺產，開拓保護和發展齊頭並進的雙贏之路，實現從文物資源大國向文物資源保護利用強國的歷史性跨越。

（四）主體力量：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是每個人的事

在數千年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曾有過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文明成果，但其中能夠歷經時代更迭而幸存下來、讓后人得以一見的不及萬分之一。20世紀80年代，習近平在正定工作時就強調：“我們保管不好文物，就是罪人，就會愧對后人。”保護傳承文化遺產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最終要落實到每一位社會成員的行動上。2006年6月10日是我國首個文化遺產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調研時講道：“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是每個人的事。隻有我們每個人都關心和愛惜前人給我們留下的這些財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獨特的審美情趣、獨特的傳統氣質，才能傳承下去。”我國文化遺產數量龐大，其保護工作僅僅依靠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支持是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事業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要堅持“文物保護全民參與、保護成果全民共享”的理念，抓住國際博物館日、文化遺產日、國際古跡遺址日等時間節點，大力宣傳介紹文化遺產的獨特魅力以及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激發人民群眾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要充分發揮有關學術機構、大專院校、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各方面的作用，匯聚全社會共同保護文化遺產的強大合力，努力形成“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社會參與”的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新格局，讓寶貴的文化遺產世代傳承、綻放時代光彩。

（五）格局視野：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我國燦若星辰的文化遺產不僅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輝煌歷史，更是世界文明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們穿越時空，講述著古老的故事，傳遞著豐富的文化信息，是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紐帶。習近平強調：“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這些寶貴財富，是我們的共同責任，是人類文明賡續和世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國的文化遺產既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中國願同世界各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道，加強交流合作，推動文明對話，促進交流互鑒，支持世界遺產保護事業，共同守護好全人類的文化瑰寶和自然珍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中國始終以負責任態度參與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全球治理，積極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國際交流和技術援助，幫助發展中國家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積極分享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經驗和智慧，旨在“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三、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重要論述的價值意蘊

作為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價值意蘊：在民族層面，有利於增進中華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國家層面，有利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在國際層面，有利於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促進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一）有利於增進中華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6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共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如今，這些遍布神州大地的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基因，折射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標識和價值追求。習近平在2019年9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講道：“堅持文化認同是最深層的認同。”文化遺產具有生動、直觀、形象的顯著特點，在涵養文化情懷、強化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我國輝煌燦爛的文化遺產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寶貴資源。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是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感知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離不開各民族創造的文化遺產﹔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也離不開對文化遺產多重價值的深入挖掘。第二，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增進中華文化認同的有效途徑。文化遺產是中華文化的集中展示。通過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我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脈絡和獨特魅力，有利於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各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凝聚力。第三，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2020年5月，習近平在山西考察時就指出：“要深入挖掘雲岡石窟蘊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內涵，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再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重要方式，有利於增進各民族之間的了解和信任，高揚中華文化主體性，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深厚的文化滋養。

（二）有利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新時代新征程上，文化建設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而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對於助力文化強國建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保護文化遺產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要求。文化遺產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和媒介，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文化資源。習近平指出：“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要深入挖掘文化遺產的價值，力爭創造更多傳承中華文化、凝聚時代價值的精品力作，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深厚的文化自信在千年古跡的文化韻味中日滋月益、生生不息。另一方面，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有利於塑造國家良好形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文化軟實力越來越成為影響國與國之間競爭的關鍵因素。文化遺產作為塑造國家形象的歷史文化資源，在增強民族凝聚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不斷加強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讓更多文化遺產活起來、火起來，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全面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三）有利於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促進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在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的今天，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義。其一，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有助於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部分西方國家渲染炒作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在這一現實背景下，保護傳承文化遺產可以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通過“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多重價值，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有利於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增進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發展的理解和認同。其二，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能夠提升我國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體系，展現中國多年來在文化遺產保護原則、管理辦法等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有利於打破西方國家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所謂“絕對權威”形象，進一步增強我國在這一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其三，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作出更大貢獻。作為舉世公認的文化遺產大國，我國始終秉持超越國界的視野和胸懷，肩負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歷史和國際責任，積極推動文化對話和文物外交，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堅定擁護者、積極推動者和模范實踐者。在這一過程中，我國積極傳播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弘揚中華文明中蘊含的跨越時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世界文明百花園增添絢麗色彩，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四、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重要論述的實踐要求

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賡續中華文明、造福子孫后代的長遠大計。習近平強調：“要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提高文物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水平，讓文物真正活起來，成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成為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名片。”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重要論述，要注意與我國面臨的現實困境結合起來，在理念引領上，要加強文化遺產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在制度保障上，要健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制機制﹔在隊伍建設上，要強化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人才支撐﹔在科技賦能上，要以數字技術提升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質效。

（一）理念引領：加強文化遺產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

2024年10月，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就建設文化強國進行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這就明確了文化遺產保護的原則性要求。從文化遺產本身來看，其與所處環境是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要協同推進文物古跡、非遺民俗等文化遺產的整體性、系統性保護，在加強文物和文化遺產本身保護的同時，要兼顧其所處環境的改善，破除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面化傾向，這樣才能真正保持文物和文化遺產的歷史真實性、風貌完整性，才能科學合理地延長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壽命”。從整個保護傳承利用工作來看，這是一項涉及多領域、多部門的復雜系統工程。這就意味著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過程中，要將全國各地的文化遺產保護看作一個整體，打破單一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路，避免出現“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現象，打通文化遺產部門化保護、區域化保護的梗阻，實現多部門、多領域的協同發力，推動文化遺產從重點保護向全面保護、整體保護、系統保護轉型升級，切實提高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水平和能力。

（二）制度保障：健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制機制

加強頂層設計，健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制機制，是打通阻礙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事業高質量發展堵點難點的實踐之需，是推動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一是建立健全文化遺產資源資產管理制度。通過定期開展文物普查，摸清文化遺產資源家底，掌握我國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基礎信息，不斷完善我國的文物和文化遺產地圖，為后續的保護和利用提供可靠依據。二是完善文化遺產保護資金支持制度。加強中央和地方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財政支持力度，積極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形成多元化的經費保障格局，為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提供堅強的資金保障。三是健全文化遺產保護法律制度體系。健全多層級、全覆蓋的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法律法規體系，加快推進相關法律、法規、規章的制定和修訂工作，同時加大普法宣傳力度，筑牢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法治屏障。四是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督察體制機制。通過開展專項督察行動等，緊盯文化遺產保護資金使用、項目立項審批、主體責任落實等關鍵環節，嚴肅查處資金投入“打水漂”等現象背后的腐敗問題，確保文化遺產保護政策、項目、資金真正落實落地。

（三）隊伍建設：強化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人才支撐

專業人才隊伍是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事業長遠發展的基石。習近平指出：“文物保護修復是一項長期任務，要加大國家支持力度，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離不開學術型、技能型、應用型和復合型人才的支撐。然而，我國在考古、文物保護修復等方面有較大的人才缺口，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過程中存在“小馬拉大車”的問題。打破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事業高質量發展的人才瓶頸，建設一支理論扎實、技能過硬、素質全面的專業人才隊伍迫在眉睫。要實行更加積極開放的人才政策，健全人才培養、使用、評價、服務和激勵等配套機制。要加強人才培養，加強歷史學、博物館學、考古學的學科建設及其與建筑學、環境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打造與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事業高質量發展相匹配的多層次人才隊伍。此外，要積極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人民群眾既是文化遺產的創造者和享有者，也是文化遺產的守護者和傳承者。要形成“保護文化遺產人人有責”的濃厚社會氛圍，提升全民的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攜手畫好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同心圓”。

（四）科技賦能：以數字技術提升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質效

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物聯網、雲計算等現代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與科技發展的“雙向奔赴”，為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提質增效提供了新動力。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實現文化建設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發展優勢。”一是為文物和文化遺產建立數字檔案。要充分利用三維激光掃描、三維建模等高新技術，對文物和文化遺產資源進行高精度的數字化採集和建模，實現相關信息的數字化存儲，為文物和文化遺產的永久保存和活態傳承提供堅強的科技支撐。在此基礎上，要推動原本不可移動的文物和文化遺產實現跨區域展覽，突破時空限制，在豐富視、聽、觸等感官體驗中拉近其與人民群眾的距離。二是為文物和文化遺產的保護修復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借助衛星遙感、地理信息系統、無人機等技術手段，對文物和文化遺產進行動態監測，有效提升文物和文化遺產風險識別、評估、控制和預警能力，實現從被動“治病”到主動“預防”的轉變。在實際修復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圖像處理技術和人工智能算法，輔助研究人員對殘缺的文物進行精准化修繕和復原。三是創新文物和文化遺產的演繹方式。要借助AR、MR等前沿技術，推動文化遺產的數字化發展，找好文化遺產與現代生活的連接點，培育壯大數字文博、沉浸式體驗、“非遺+旅游”等新型文化業態，推動文化遺產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古老的文化遺產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

本文發表於《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雜志紙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