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脈”與“根脈”的對話及其思想效應

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深刻洞察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關系，提出“第二個結合”的重大命題。“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契合的前提是“對話”。這種對話包括基於中華傳統文化認識馬克思主義和基於馬克思主義認識中華傳統文化兩個方面。那麼，兩者是如何對話的，這種對話又具有什麼樣的思想效應呢？

一、基於中華傳統文化認識馬克思主義

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就始終存在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從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來看，20世紀初，資產階級學者就介紹過馬克思主義。1902年9月15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視馬克思為社會主義泰斗，並將馬克思的觀點概括為：“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1906年，朱執信在《民報》撰文介紹“德意志社會革命家”時，描述了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還引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末尾的十條措施，將這些措施視為“馬爾克所取救濟之策”。當然，當時的中國人還不可能系統、完整地認識和把握由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簡單、粗淺的，採取的方式主要是用中華傳統文化比附馬克思主義。比附的前提是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中已經存在社會主義思想。孫中山就說：“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梁啟超也認為社會主義的“言論頗聳聽聞……吾中國固夙有之”。

具體而言，當時一部分中國人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尋找了各種思想資源來比附馬克思主義。比如，有人以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安民”比附馬克思主義。晚清報人蔡爾康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安民新學”：“試稽近代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客偲，主於資本者也。”在蔡爾康看來，封建統治者治國的首要任務是“安民”，而馬克思主義的目的也是“安民”，因為馬克思為了解決社會“貧富對立”問題才創立馬克思主義，而社會“貧富對立”問題得以解決，統治者“安民”的目的自然也就實現了。所以，相對於中國古代的“安民學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新的“安民學說”，即“安民新學”。這種解釋將馬克思主義從無產階級革命與建設的指導思想比附成了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理論。也有人以中國傳統的井田制比附馬克思主義。梁啟超在引用了王莽建國時的律令和宋代蘇洵的觀點后得出結論：“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用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同思想比附共產主義的觀點則更為普遍。

以比附的方式理解馬克思主義，讓馬克思主義披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外衣”，可以拉近中國人與馬克思主義的距離，但不容易准確理解馬克思主義，也易被假托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思想觀念所惑，甚至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原意。但是，從文化認知的角度來說，我們又很難擺脫傳統文化對我們的影響，因為人的認知總是以已知為前提去認識未知。傳統文化作為已知，是我們認識未知文化的工具。馬克思主義產生於歐洲，在傳到中國以后，中國人不可避免地會根據已有的話語概念、思維方式、認知圖式去認識它。這樣就存在悖論：作為中國人，理解馬克思主義離不開傳統文化，但是用傳統文化理解馬克思主義，就可能落入比附式理解的局限中。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則更為系統、准確，並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針對黨內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教條化傾向，毛澤東就提出“反對本本主義”。1938年，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樣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進一步堅持、豐富和發展了這一論斷，並提出“兩個結合”。“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為解決比附式理解所帶來的悖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從“第二個結合”的表述可以看出，不能籠統地說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契合性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即我們黨用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或者說中華傳統文化具有的優秀特質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當然，也隻有用這種“優秀”內容才能正確理解、對接“基本原理”。以這樣的思路看待契合，可以發現，契合強調兩者精神實質的相似。比如，大同思想和共產主義理想雖然一個出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個出自馬克思主義，兩者的表述、內涵有很大差異，但其中包含的人類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對公平正義的渴求是一致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指出：“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這種相通不僅是觀點的相似，更重要的是精神實質的相通。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既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精華又是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精華性並不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參照，去不斷發現、挖掘出馬克思主義與之契合的精華之處。馬克思主義內涵豐富，但其中既有“今天還是正確的”部分，也有“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的部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精華性主要表現在其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和開放性。如果教條化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解讀為“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經濟決定論”“生產關系決定論”，或者封閉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就會遮蔽其精華性。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精華性也在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結合的過程中生成和豐富。在此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馬克思主義的不僅是視角，更是內容，讓馬克思主義的精華性更加凸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因此，“第二個結合”為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論。從“第二個結合”的角度來說，我們既需要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視角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的精華性的認識，也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精華之處。

二、基於馬克思主義認識中華傳統文化

時至今日，我們能更辯証地看待中華傳統文化，但在馬克思主義剛傳入中國時，人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並不如此。當時在思想文化領域斗爭尖銳，具有強烈反封建取向的新文化運動影響很大﹔加之存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理解傾向，如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機械的進化史觀，傾向於用“現在”否定“傳統”。所以，當時人們在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分析工具剖析中華傳統文化時，自然會將出發點和落腳點聚焦於抨擊中華傳統文化的落后性。不可否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觀“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即應該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闡釋文化的性質和變動。既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那麼不同經濟社會形態就有不同性質的文化。中華傳統文化作為主要產生於封建社會形態的文化，有落后的、需要被批判和否定的一面。這就導致當時人們在理解傳統文化時，隻關注文化對經濟的依賴性、對應性，強調文化的變動性、發展性，而不關注文化的穩定性、普遍性。以后世的眼光來看，當時中國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這種認識是初步的，也不全面。總的說來，基於這種片面性的理解去認識文化時，就有可能陷入“隻講變不講常”的誤解中。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自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一直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深化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上的升華、實踐上的提升。

之所以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因為“基本原理”區別於馬克思的個別論斷，更區別於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意在說明不是用馬克思的個別論斷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如果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變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我們就會因為思想脫離實際而不能順利前進，甚至發生失誤”﹔更不是用種種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能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的，只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能夠脫離經濟社會形態束縛的、具有永恆價值的“常道”部分。1935年，張岱年在《西化與創造——答沈昌曄先生》一文中就分析了這一問題。他認為，隻有用辯証法，才能見到“文化之實相”，也就是“既有見於文化之整，亦有見於文化之分﹔既有見於文化之變，亦有見於文化之常﹔既有見於文化之異，亦有見於文化之同”。這裡談到了文化的“整與分”“變與常”“異與同”三對關系。其中“文化之整”是指文化的整體性，“文化之分”是指構成文化整體的元素﹔“文化之變”是指文化發展具有變動性，“文化之常”是指文化的永恆性﹔“文化之異”是指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化的特殊性，“文化之同”是指蘊含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化之中的共同性。從這個角度看，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契合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整”“常”“同”的部分，特別是“常”的部分。這是因為，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有變革，有時還有質的變革，但是文化不僅是屢屢變革的歷程，其發展也有連續性和累積性，形成於不同經濟社會形態的文化之間也具有共性。從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本身的理解來說，如果把唯物史觀強調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片面理解為“經濟決定論”，把經濟對文化的決定作用解讀成文化形態同經濟社會形態嚴絲合縫地一一對應，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誤讀。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既有經濟決定文化的觀點，也有文化具有反作用、文化具有獨立性的觀點。既強調經濟對文化的決定作用，又堅持文化的獨立性和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這才是關於文化的辯証法，才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避免掉入“隻講變不講常”的誤解中。所以，從“第二個結合”的角度來說，我們要充分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常道”，以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

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對話的思想效應

“第二個結合”不是指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地位等同、都是治黨治國的指導思想，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硬湊在一起，也不是說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第二個結合”。“第二個結合”始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話，但分別基於自身立場認識對方也不等於就實現了“第二個結合”。“第二個結合”是在對話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人發現了兩者的契合性，又在契合的基礎上實現了結合。一言以蔽之，契合是對話的結果，又是結合的前提。既然“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那麼，什麼是高度的契合性呢？

首先，高度契合性體現在兩者具有相似性。從直觀理解來說，契合就是兩者具有相似性，存在共同點，前文所述的比附式理解就是建立在兩者具有相似性、共同點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能在中國生根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共同點。“中國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論、無神論、辯証法的傳統，有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思想的傳統，有許多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會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馬克思主義很容易在中國的土壤裡生根。”“第二個結合”提出以后，學界大量研究成果聚焦於此。比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念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治理思想具有相似性，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民立場，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異化生存狀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則認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知行觀點具有相似性，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首要的、基本的觀點，馬克思認為哲學的使命是改造世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則強調“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主題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題具有相似性，馬克思主義關注人、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關注人，不管是仁義禮智信，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強調以人的發展為基礎推動社會發展﹔此外，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理想信念、價值觀、思維方式和一些具體觀點上具有相似性。當然，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究竟有多少相似性？如果採取列舉的方式來說明，我們永遠無法窮盡，但兩者具有眾多相似性毋庸置疑。

其次，高度契合性體現在兩者具有互補性。相似性關注兩者的共同點，互補性意在指明兩者具有差異性。當前理論界在研究契合時，往往把契合等同於相似性，很少提及差異性。事實上，兩者具有差異、能夠相互補充也是契合的一種表現。從性質上說，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工業生產方式、市場經濟的產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要是農業生產方式、自然經濟的產物﹔從地域上說，馬克思主義直接產生於歐洲，中華傳統文化直接產生於中國﹔從時間上說，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近代，中華文明則具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兩者具有極大的不同，但這不等於兩者互斥，更不等於“水火不容”。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發生發展的規律，正是因為有了多樣性，不同思想文化之間才有交流的可能和必要。如果都清一色了，事物的發展、交流也就停止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有相似性，也有差異性，兩者各有優勢、長處和特點。比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張天人合一，馬克思主義則注重主客體的區分，強調主客體在實踐基礎上的統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大同世界的構想，馬克思主義則闡發了通過大幅度提高生產力水平更好滿足社會需要的路徑。不過，與相似性的列舉一樣，我們也很難窮盡差異性。

再次，高度契合性體現在兩者具有共生性。在抽象的意義上，任何兩種文化之間都有共同性和差異性，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不僅限於此，兩者的契合更體現為共生性。所謂共生性，也就是兩者相互促進、融合發展。通過“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中國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了現代化。但不管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都離不開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兩者都是中國人民偉大實踐的理論表達，與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相伴相生。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的關系來說，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挽救了中國，而是中國革命實踐的偉大勝利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避免了走向衰落的命運﹔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展現在世界面前，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把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展現在世界面前。人們在看到這個充滿希望的中國時，才會看到這個國家背后的傳統文化，這才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有了可能。比如，關於“小康”概念，不是因為傳統文化的興盛才家喻戶曉，而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才使之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標識性概念，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激活了這一概念。面對同一個中華傳統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認識可能截然相反。近代以來，面對貧窮落后的中國，我們會反思中華文化的問題。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巨大成功，我們會思考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可以說，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說到底是對這個文化背后的巨大發展成就和成功實踐的自信。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的關系來說，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沒有辜負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及新發展，促使世界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力量的對比在21世紀發生新變化、呈現新格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彰顯了“風景這邊獨好”，將引領世界社會主義走向振興。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行是因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因此，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來說，不能機械地、靜態地理解“優秀”。對傳統文化批判什麼、繼承什麼，如何批判、如何繼承，並不主要取決於傳統文化本身，而主要取決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和現實要求。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來說，就是要堅持問題導向，即實踐導向。馬克思主義是我塑的，不是他塑的。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不是說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放在那裡，我們對其頂禮膜拜即可，而是說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為依據去探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可見，從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的關系來說，前兩者以后者為根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成果，更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文化表達。

總的來說，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為對話而彼此了解，在彼此了解的基礎上認識到什麼是契合，在契合的基礎上實現了“第二個結合”。反過來，“第二個結合”又作為方法論指導兩者的進一步對話，這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作者：李雙套，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