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物裡的初心印記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事業中，留下諸多珍貴的文物，它們見証了黨的光輝歷史和偉大成就。回顧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重溫一段段直抵人心的紅色故事，感悟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革命斗爭中堅定的理想信念，對於新時代傳承紅色基因、踐行初心使命很有意義。
“傾家紓難，接濟貧寒”
——李大釗的工資條與欠款條
北京文華胡同24號的三合院曾住著一位月薪高達280元的北大教授，卻常常讓家人過著拮據的生活。他就是李大釗。從1918年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起，到1927年英勇就義，10年間，他的薪資從120元漲至280元，遠超當時普通家庭的生活開支——當時一個小家庭每月幾十元便能維持生計，百元月薪已屬富裕。但這位高收入教授，卻常常需要借貸度日，他的工資條與欠款條，藏著最動人的初心。
李大釗的工資條
根據1917年教育部頒布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北大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300元，李大釗最初以五級主任身份領取120元月薪。1920年，他升任教授后月薪漲至200元，1924年以后月薪已達280元。翻開他的薪俸收據，滿是令人動容的細節：1926年9月領取的是上一年3月的薪水，1927年2月領取的僅是半薪140元，軍閥政府拖欠教育經費的情況屢見不鮮，有時薪資還會以“現洋五成中票五成”發放，而中票在市場上常常貶值。
李大釗的工資，大多用於革命事業與接濟他人。他在北大素有“樂善好施”的美譽，貧困學生劉仁靜的學費由他墊付擔保，曹靖華等無數青年都曾接受過他的資助。學校不得不預先扣下部分薪水直接交給李大釗夫人趙紉蘭，以免家庭生活無以為繼。1920年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他當眾宣布每月從薪水中捐出80元作為活動經費，這在早期共產主義者中是最高資助額度。1924年，他率團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臨行前委托於樹德向北大借款400元，幾乎相當於一個半月工資，全部用作黨組織活動經費。
李大釗的收據
他的借款收據見証著這份無私：有“借用大洋三佰元”的便箋，有63元、175元的借薪收據，每一筆借款都用於革命或助人。而他自己的家，卻非常簡朴。1927年他犧牲后，記者探訪發現“李夫人回家后，僅一元之生活費”，《順天時報》也記載“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后極為蕭條”。
這份清貧與慷慨，源自李大釗對初心的堅守。他本可憑借高薪過著富足生活，卻選擇“傾家紓難”，用自己的收入支撐革命事業，接濟有志青年。一張張工資條與欠款條，見証著一位共產主義者“為天下勞苦大眾謀幸福”的赤誠。
“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在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基本陳列的展廳裡，對應著《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文說明牌的位置，擺放的是三張有些泛黃的打印著俄文的紙。許多觀眾忍不住問，既然是我黨重要文件，為什麼用的是俄文呢？事情要從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會議說起。
“復興之路”基本陳列展出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1921年8月，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共一大10位代表圍坐在一起，經過7個小時的討論，通過了一份僅有15條、約700字的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份綱領如同一面公開樹立的旗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也奠定了共產黨人初心使命的根基。
綱領的誕生之路充滿波折。1920年，陳獨秀、李大釗分別在上海和北京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全國性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日益成熟。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開幕，卻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被迫中斷。后來，在王會悟的安排下，代表們分批轉移至嘉興南湖，在游船上完成了最后議程。
由於當時黨組織處於秘密狀態，《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的中文原件未能保存。如今，我們看到的版本，源自1956年蘇共中央移交的俄文檔案，以及1960年美國學者發現的陳公博碩士論文附錄中的英文版本，兩種文本內容基本一致，僅第11條存在遺漏。
綱領明確規定了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原則上，採用“蘇維埃管理制度”，體現了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的原則﹔在黨員條件上，要求“承認本黨綱領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黨員的人，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候補黨員需經至少兩個月的考察。
這份看似簡短的綱領，蘊含著鮮明的革命性。它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堅持用革命手段實現理想，與主張走議會道路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劃清界限。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綱領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制定一個原則性綱領”，“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一些可供人們用以判定黨的運動水平的界碑”。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雖不是正式黨章，卻已具備黨章的初步體例，起到了黨章的作用。它明確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黨性質，體現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為后來黨章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礎。從此，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從此天涯尋正道”
——朱德在哥廷根大學填寫的“大學錄取登記卡”
德國哥廷根大學圖書館的檔案中，藏著一張特殊的錄取登記卡。這是1923年5月，37歲的朱德填寫的，記載了“姓名朱德”、“住所普朗克街3號”、“來自中國四川省”等相關內容，見証著一位滇軍將領放棄高官厚祿，遠渡重洋尋找革命真理的初心之路。
朱德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填寫的“大學錄取登記卡”
填寫這張卡片時，朱德早已是戰功赫赫的軍事將領。1886年出生於四川儀隴貧苦佃農家庭的他，很早便立下“祖國安危人有責”的志向，1909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歷任滇軍旅長、雲南陸軍憲兵司令官等職，手握兵權，生活優渥。但辛亥革命后內戰頻仍、民不聊生的現狀，讓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革命，卻為何看不到中國的出路？
五四運動的浪潮給了朱德新的啟發。通過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他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逐漸認識到借助軍閥的力量無法改變中國現狀。1922年，36歲的他毅然拋棄高官厚祿，輾轉上海尋找中國共產黨。面對陳獨秀的婉拒，他沒有氣餒，而是決心到歐洲去，看歐洲的情形，學習馬克思主義。
1922年10月，朱德抵達柏林，見到了旅歐共產黨早期組織負責人周恩來。他站在比自己年輕10歲的周恩來面前，詳細地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從雲南起義到護法戰爭，從對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望到對馬克思主義的向往，從上海碰壁到遠赴歐洲的求索。這份赤誠打動了周恩來。經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朱德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夢寐以求的願望”。
為了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朱德進入哥廷根大學學習社會科學。登記卡上記錄著他的住址：文德·朗特路88號，后遷至普朗克街3號。在這裡，他不是單純的留學生，而是以學生身份為掩護，積極開展革命工作——擔任哥廷根中國留學生會負責人，組織追悼孫中山先生的游行，創辦油印周刊《明星》宣傳中國革命，還曾兩次因革命活動被捕入獄。
房東女兒瑪格麗特回憶，這位謙虛的中國學生常邀請他們品嘗中餐，也會與她的外交官父親探討軍事。但平靜生活的背后，是堅定的信仰追求。在德國的3年裡，朱德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參與革命實踐，完成了從舊民主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1926年，他奉命回國，投身中國革命的洪流，后來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
小小的登記卡，見証著一位革命者“從此天涯尋正道”的堅定抉擇。正如朱德后來所說：“經過了許多艱難困苦，我終於找到了一條道路，隻有這一條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國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才能最后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同志們！這條道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
從革命先驅的無私奉獻到南湖紅船上的綱領擘畫，再到戎馬將軍的信仰抉擇，幾件珍貴文物串聯起一段波瀾壯闊的初心之路。這些文物是歷史的見証，更是精神的傳承，時刻提醒我們：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使命在肩，不敢懈怠。當前，我們更應當發揚革命傳統，堅定理想信念，銳意進取、埋頭苦干，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交出更為優異的答卷。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
來源：《黨建》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