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是交通第一”——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交通工作思想

1949年至1952年，鄧小平曾受命解放西南、主政西南，先后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以及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西南財委）主任等職，對西南地區的發展作了很多思考、進行了許多實踐。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西南地區歷來交通不便，這導致當地物資進出阻滯，城鄉交流不暢，工商企業經營困難，經濟社會總體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鄧小平立足於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對如何發展交通、打破困局進行了深入思考和具體實踐，為推動西南地區交通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主政西南時期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關鍵時期，已有研究主要聚焦於鄧小平這一時期在黨的建設、民族事務等方面的貢獻，但對他著眼於西南交通落后實際，推動西南交通發展，進而盤活大西南建設這一“破局”關鍵，目前還鮮有專題研究。有鑒於此，本文擬探討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交通思想與實踐，以期為當下推進交通強國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一、剖析交通對於西南的重大意義

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深刻剖析了交通事業發展對於建設西南的重大意義，提出：“往后的任務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在他看來，發展西南的關鍵在於交通，建設好交通，西南的發展才能跟得上。“西南是交通第一”的重要思想，充分體現出鄧小平對交通事業的重視，為指導西南交通建設的具體實踐奠定了思想基礎。

（一）交通是保障戰爭勝利的重要支撐

交通影響著戰爭的主動權。早在解放戰爭初期，鄧小平就意識到發展交通對於軍事的重要意義。1946年，他在隴海鐵路戰前軍事會議上指出：“隴海路是蔣介石向華北、華東、西北、東北運送兵力和物資的生命線，也是他的致命傷，只要我們在這條大動脈上打得好，敵人進攻解放區的全部計劃就會亂了套，這就叫做牽一發而動全身。”1949年11月，重慶解放以后，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大批黨政軍干部和部隊進駐西南。根據毛澤東指示，西南解放后軍事上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繼續西進解放西藏。

然而，西藏與內地的交通設施不但數量少而且極不通暢，嚴重制約了軍事行動的開展。鄧小平深諳“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道理，敏銳認識到，進藏的成敗不僅取決於軍事行動本身，而且取決於交通運輸的暢通和隨之帶來的補給保障。因此，他明確提出“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的進軍原則，即：“要保証和平解放西藏，關鍵問題是交通運輸，從某種意義來說，修路、運輸比打仗還重要。”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鄧小平親自推動相關工作貫徹落實。一方面，採取一切可能的交通運輸方式，“在組織車輛、畜力擔任運輸任務的同時，加緊調撥飛機，加強空中運輸”。另一方面，加強交通恢復和保障，例如，命令工兵部隊提前修復甘孜、昌都公路﹔請中央軍委“速派專人來重慶、成都，先行辦理通訊、氣象、地勤諸設備”﹔指示西南局“就近收集有關人員、器材，辦理可能辦到的一切事宜，並決派人隨工兵二團先到甘孜修理機場”等。可以說，“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的原則，彰顯了鄧小平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體現出他對交通在戰爭全局中重要地位的深刻把握。

（二）交通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交通是影響經濟建設的重要因素，對西南地區而言尤為如此。一是地理環境影響經濟往來。西南地區山地廣布、地形復雜，交通發展長期滯后，以人力和畜力運輸作為主要交通方式，不僅限制了內部物資與人員流動，還阻礙了與外部的經濟聯系。例如，1950年西南地區奉命調撥4億斤糧食支援華東災區，盡管計劃依托水路與公路干線進行運輸，但將糧食從產地送至交通干線動用了大量人力搬運。僅川東一地，就動用200萬勞動力參與運糧。地理環境更為惡劣的西康省，則幾乎處於與外界隔絕狀態，主要依靠牛馬運輸，效率極低、耗時漫長，運輸成本高昂，“運出一點東西，在路上就要吃掉成本的一大半”。二是土匪造成的城鄉隔離和交通死滯阻礙經濟發展。西南地區歷史上長期遭受匪患侵擾，鄧小平對此指出：“西南工商業的困難，除與全國相同的一般原因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即因土匪而來的城鄉隔離和交通死滯”。解放之初，“成都到雅安、四川到湖南兩條公路線上的橋梁經常被匪特破毀，成都到重慶、重慶到貴陽兩條公路的運輸也經常遭匪特襲劫”﹔在川南地區，大小股匪“破壞交通，阻止城鄉物資交流。土匪凶焰較盛時，公路、水上交通大都被截斷”。土匪大規模地破壞交通基礎設施，影響西南地區的交通恢復，限制了城鄉物資交流，使得城鄉經濟的發展面臨嚴峻困難。三是少數民族地區特有經濟形態要求。解放之初，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達1800多萬，約佔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60%。這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並不發達，對交通運輸的依賴性很強，居民生活和經濟發展受交通不便的影響更為明顯，“出產的糧食、棉花、煙草、水果、藥材、礦產等等運不出去”，而諸如食鹽等日常生活用品卻因為運輸成本高昂，成為了少數民族地區“難得的珍品”。1952年，鄧小平在關於西南地區工作情況的報告中指出，為了搞活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我們過去提倡‘貨郎擔’”，但現實情況是“貨郎擔子搞小的行，搞大的還不行，要大量的搞就需要公路，用汽車運輸，沒有這個基礎，‘貨郎擔’也可能沒有貨，挑空擔子”，因此，“現在少數民族地區需要發展交通，隻有發展交通，才能使那些地區的經濟、文化發達起來”。四是工商業恢復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大力發展交通能夠促進物資、人員流動，協調城鄉之間、不同地域以及不同行業之間生產要素的分配，從而直接推動西南地區工商業的恢復與發展。1951年1月25日，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鐵路交通的修建與恢復，農村購買力的增加，已經出現了在國家指導下有計劃發展工商業的條件”，私營企業得到一定發展，便可以“鼓勵私人資本大批地投到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業上去”。因此，他認為必須改善西南交通的落后面貌，將“重點恢復工業生產、舉辦交通建設”定為開展西南財經工作的主要方針之一。不難看出，鄧小平既希望西南交通自身迅速發展，又期待交通發展以后帶動當地其他行業的發展。

（三）交通是推動社會治理的基礎紐帶

鄧小平深刻認識到，交通不僅是軍事戰爭的保障和經濟發展的動力，更是社會治理的紐帶。一方面，鄧小平認為交通是治理西南“大攤子”的“生命線”。他指出，我們接收了一個很大的攤子，其中包括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軍隊90萬人，國民黨政府機關留下的公務人員和大、中、小學教職人員約40萬人，國營企業員工10萬人，加上人民解放軍70萬人，共210多萬人，這些人員的吃穿用度是西南社會治理面臨的重大問題，不能全部靠西南群眾來養活。這就需要這些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恢復工業，修筑鐵路，還要出口，換回紗布，征到糧食，才有辦法”。另一方面，鄧小平認為交通是穩疆固邊的“安全線”。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分布范圍廣、差別大、人口多，維護少數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對治理好西南地區極為重要。實現少數民族團結穩定的“中心問題就是要使他們能夠買到東西，買到鹽、買到布，使他們吃得上、穿得上，也就是使他們從經濟上得到利益。要使他們在經濟上得到利益，沒有交通，那只是空談”。隻有以交通為重要切口，盤活各方資源，改善少數民族生活，才能增強少數民族對黨的信賴，增進民族團結，更好地穩疆固邊。

二、指導西南交通建設的具體實踐

在鄧小平的指導下，我們黨迅速接管、恢復西南地區已有交通，並通過解決建設資金、組織動員群眾以及構建綜合交通網絡等舉措，大力發展了西南交通事業，改善了原有的落后局面。

（一）接管西南已有交通

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已有交通的正常運轉，為中心工作提供重要保障，是鄧小平領導西南交通建設實踐的重要內容。1950年1月，鄧小平接見了剛到重慶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趙健民，指出：“交通部的任務是，接收國民黨中央政府在重慶的交通機構，恢復西南的水陸交通”。但由於長期的戰爭影響，西南地區陸運及航運均遭受重創，交通接管條件並不理想。在公路方面，西南地區原有國道8633公裡，省道5252公裡，但這些路線都是“當時為應付需要”，“草率修建，各路工程多不合標准，以致影響運輸”。特別是西南解放前夕，國民黨還“大肆破壞，到解放時，可說是路路不通”。為了恢復公路運輸以配合西南解放和建設，鄧小平領導下的西南局組織開展了針對公路的接管工作，“一面由各部隊兵工積極搶修便橋便道及臨時渡船通車”，“一面分派干部進行接管”，並成立公路局，負責公路的搶修工作等。在鐵路方面，國民黨政府交通部編制的全國鐵路網計劃書曾規劃了18條西南鐵路，但並未付諸實踐。例如，開通成渝之間的鐵路承載著西南地區人民長久以來的期盼，但多年來國民黨政府卻“寸軌未鋪”。重慶解放以后，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立即接收了成渝鐵路工程局及其他6個在渝鐵路單位，並以此為基礎籌建西南鐵路工程局，為盡快修筑成渝鐵路作准備。在航運方面，受戰爭影響，長江流域的金沙江、烏江、嘉陵江等“航道停止整治，絞灘機、航標也大部被撤，航運設施遭到破壞”，客貨運輸陷於停頓。重慶解放以后，我們黨先后接收了國民黨設在重慶的長江區航政局、重慶海關、國防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水運辦公處及其所屬的船舶隊和船舶廠等單位。1950年1月，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在接管機構的基礎上組建長江航務局重慶分局，統一領導和管理川江干支流及重慶地區的港航業務。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黨和政府順利接管了公路、鐵路和宜昌以西的長江航運等西南已有交通業，為接下來開創西南地區的交通建設新局面奠定了基礎。

（二）解決建設資金問題

新中國成立伊始，興建交通工程的最大困難在於資金。為此，鄧小平從三個方面著力，緩解了西南交通建設的資金壓力。

一是向中央申請撥款。鄧小平多次就西南地區交通建設的資金問題向中央提交報告，申請經費支持。修建成渝鐵路，是鄧小平到西南地區之后作出的重大決策之一，為推動成渝鐵路盡早動工修建，鄧小平親自進京向毛澤東闡明成渝鐵路修建的重要性。在當時全國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批准了“先撥2億斤大米作修路經費”，為成渝鐵路的建成提供了重要資金保障。為保証公路搶修，在鄧小平的指示下，西南軍區、西南財委還將西南地區修筑川康、康青等公路所需費用作了詳細預算呈報中央軍委、中財委，希望中央能進一步了解筑路資金困難，盡快撥發經費。其中，為推進康藏公路建設，鄧小平先后多次致電中央尋求資金支持。1951年3月26日，鄧小平致電周恩來稱：“請催中央財政部速撥款以修筑玉隆至昌都公路”，“因進軍緊迫，即待修通公路。而軍費已甚困難，不能長期挪用”。一年后，鄧小平就康藏公路玉隆至昌都段的修建問題再次致電中央，提出：“不能等待全部預算完成后再撥款，必須先將已批准之三百二十億元撥給。請速將經費撥發。”半個多月后，陳雲代表中財委回電強調，關於入藏公路修建資金“同意你們先撥款后報告的意見，由你們全權掌握”，“玉隆至昌都公路修建費，已告中財部先撥五百億元應用”，“瀘定、飛仙關兩大橋經費三百二十五億余元，已告財政部立即撥出”。在鄧小平的不斷努力下，西南地區爭取到了中央的財政支持，緩解了交通建設的資金困難。

二是保証鐵路建設的財政資金。鄧小平強調西南財政要重點保証鐵路建設。1950年8月23日，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一次行政會議上，他指出：“財政要保証重點，鐵路要修，其他的可以緩辦”。而鐵路建設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西南地區裁軍所節約的資金。1950年，國家為給地方經濟建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使全國迅速進入戰后重建和發展生產的階段，進行了首次大規模裁軍。按照當時中央的安排，鄧小平提出，西南地區的軍隊要“由現在的一百一十七萬人減為八十萬人，要減去三十七萬人”，這將節省出大量糧食用到工業上，按全國同比計算，西南地區至少可以得到10億斤糧食。他進一步指出：“加上西南原來的建設費六億斤就是十六億斤，這樣西南就富起來了，西南鐵路就可以鋪起來了”。

三是控制建設與運輸成本。在組織修建成渝鐵路時，鄧小平曾明確強調：“我們今天建設成渝鐵路，是在經濟與設備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的。人民對建設的希望是花錢少，事情辦得好。”因此，鄧小平提出利用重慶鋼鐵廠的機器，並通過中財委從鞍山調用鋼坯，自主制作鋼軌用於成渝鐵路。在他的指導下，除鋼軌外，成渝鐵路在枕木、炸藥以及筑路工具上也都基本實現了自給自足，極大地減少了筑路成本。不僅如此，鄧小平還要求，“運輸工作應當研究如何經濟實用”，減少成本，降低運價，讓交通設施的運行更加實惠、低廉。為此，他提出了許多具體辦法，如汽車改用酒精、木炭，節省汽油﹔從改善管理上降低運輸成本等。

（三）充分組織動員群眾

鄧小平指出，建設西南“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也是一個很艱難的任務”，“依靠西南人民”是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的制勝法寶。為激發廣大群眾的勞動熱情，廣泛參與到西南地區的交通建設中來，鄧小平作出了不少指示和部署。

一是鼓勵技術人員為交通建設建言獻策。鄧小平明確要求，筑路部隊務必防止官僚主義傾向，要團結筑路民工、沿線群眾，尤其是要“尊重技術人員的指導，要緊密團結起來進行工作”。針對修建成渝鐵路過程中出現的建筑線拆軌意見不統一的問題，鄧小平指出：“建筑線拆軌問題，不拆當然好，但目前鋼軌缺乏或遠不濟急，留著那一段也不起作用，那就隻有拆。這樣說是不是這些意見提錯了呢？不是的，有意見提出來並不錯，今后仍要提。”除了在態度上充分尊重技術人員之外，鄧小平還以身作則，積極採納專家意見。例如，在建設成渝鐵路的過程中，他採用了鐵道選線專家藍田的改道建議，使成渝鐵路比原來縮短線路23.8公裡，節省了150億元的材料和施工費用。

二是調動廣大群眾積極性推動交通建設。鄧小平強調：“一定要依靠群眾才能完成任務。”一方面，通過工會組織調動工人積極性。他指出：“必須把工人的最大多數組織到工會中去，並依靠工會去教育工人，啟發其階級覺悟，發揮其生產積極性。”為此，鄧小平親自推動木船工會等交通行業工會的建立，並要求加強工會工作，切實調動廣大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動員廣大群眾尤其是農民支援交通建設。1950年11月15日，鄧小平簽發了《為動員民工完成成渝鐵路土石方之指示》，十天后，由西南軍政委員會召集各行署、專署、縣等黨政代表舉行民工筑路會議，組織動員了大量農民群眾參與筑路，為修建成渝鐵路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除此之外，在成渝鐵路通車之際，鄧小平還要求西南鐵路工程局為表現突出的干部職工頒發嘉獎令，並親自出席慶祝會鼓勵大家向先進人物學習，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此后的交通建設之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組織交通建設的過程中，鄧小平還關注並維護群眾的切身利益。盡管興辦交通事業十分重要，但是鄧小平絕不以犧牲人民利益為代價。1951年，中央軍委與政務院曾考慮在西南地區擴建機場，由於不了解當地實際情況，建議將飛機場的佔地面積由3萬畝擴大到10萬畝，然而10個要擴建的機場周圍地區均靠近成都，土質肥沃，屬於民用農田。鄧小平認為，應當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他親自起草致中央軍委的電報，提出：“建議西南飛機場除個別十分必要者外，一般暫不擴大。凡兩年內不辦的，也不要預征土地。即使個別機場必須擴大，也要精細檢查，萬勿浪費農田。”

（四）構建綜合交通網絡

構建一個綜合性的交通網絡，可以突破單一交通方式在速度、成本和距離等方面的限制，實現各類交通方式的協同，更好地發揮交通的“大動脈”作用。在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展現出對構建綜合交通網絡的深刻洞察與前瞻布局。一方面，高度重視西南地區陸路建設。他不但推動了川康、康青、康藏、河碧、大麗、桂穗等重要線路的修建，打通了東西南北走向的公路通道，增強了西南地區的內部連通性和對外輻射力，還規劃了西南地區鐵路由線到網的發展前景，提出，“川黔路53年7月開工，川滇路54年開工，貴州到昆明的鐵路55年開工”，“今后要爭取每年有一條鐵路開工”，將西南鐵路發展與全國鐵路建設緊密聯結起來。

另一方面，發揮好西南地區水系發達的優勢，積極發展航運。鄧小平強調，要“發展內河木船”這一“花錢少而收效大”的運輸方式，將“地方糧食周轉一下造幾條木船”，興辦內河航運，解決交通困難，並要求按步驟、有計劃地開展此項工作。首先，“逐漸建立一些公營的木船公司或合作社”以帶動航運事業的民主改革，將“領導集中於西南局水上工作委員會”，計劃投資工作交由西南財委負責，具體的工作則可以分散於各個公司與合作社﹔其次，要求“召集一次專門會議，擬定計劃、分配任務、成立企業性的組織、明確制造木船的數目、規定分段聯運辦法”﹔最后，針對發展規模擴大以后的管理問題，鄧小平指出：“交通部和公安部門應分別加強木船管理局及水上管理局的組織，統一計劃，分區配備”。伴隨著上述想法的逐步實施，西南航運事業也初步建立起來。如此一來，西南地區基本形成了一套涵蓋水陸交通的綜合交通網絡，交通運輸能力得到了極大提升。

三、西南地區交通事業取得的顯著成就和影響

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牢牢抓住改善西南交通這一關鍵問題，引領整個大西南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在他的領導下，西南地區的交通條件有了顯著改善，經濟水平大幅提升，社會秩序持續穩定。

（一）交通條件顯著改善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西南地區交通事業實現了恢復和發展，當地的交通條件有了明顯改善。首先，西南地區的交通事業實現了迅速恢復。到1950年1月，“原陷於停頓狀態的二十八條川江航線中，除宜賓至樂山、宜賓至屏山兩線，因水淺不能行駛外，其余各線都已全部通航”，西南地區與長江中下游的客貨運輸也得以恢復，“公路主要干線如漢渝路、川湘路、川黔路、成渝路，均已全部通車”，“貴州省境的湘黔公路亦已全線修通”。隨著公路與航運漸次恢復，相關運輸業務逐漸開展。1950年，西南地區公營汽車運輸業7月份與2月份相比較，客運量超過33倍，貨運量超過36倍，私營汽車運輸業平均運輸量僅5月底與5月初相較，就足足增加了近兩倍﹔航運業務也有進展，僅重慶一地，出口運輸量6月份與4月份相較，貨運超過63%，客運超過53%。其次，西南地區的交通運輸能力有了顯著增強。鄧小平領導下的西南局推動了成渝鐵路、寶成鐵路以及康藏公路等交通工程建設，使西南地區的整體運輸能力躍上了新台階。例如，成渝鐵路的建成，不僅使“西南人民四十年來的理想，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現了”，還極大地改善了西南交通落后的局面，使人民出行有了更多選擇。1952年，成渝鐵路通車當年客運量就達到了180萬人次，是同年重慶長江輪船公司的兩倍多。再如，從解放后到1952年，貴州省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全省的公路營業裡程就達到了4027公裡，是解放時1950公裡的2倍多。由此可見，西南地區交通事業開始呈現出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

（二）經濟水平大幅提升

西南地區交通事業的大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很大助益。第一，促進了物資交流。以鹽業為例，成渝鐵路通車以后，自貢地區可以將食鹽運送至內江火車站，分別向成都和重慶兩個方向運輸。鐵路拓展了商品銷售范圍，加快了流通速度，也使得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到1952年，自貢新建張家壩制鹽化工廠，該廠每年約產食鹽240萬擔（12萬噸），相當於1950年自貢全市的產鹽量。再如，康藏公路通車至昌都后，茶葉、布匹等藏民日用必需品和藏區的羊毛、藥材、獸皮等土特產都可以通過這條公路進行運輸，加強了藏區與西南地區的貿易往來，為西藏地區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第二，恢復和發展了私營工商業。這一時期，修建大型交通工程為公私企業提供了大量訂單，促進了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鄧小平指出：“如我們要修成渝鐵路，定貨就要做到公私兼顧，使私營企業在國營企業的發展下發展起來。”在此原則下，重慶鐵路工程局將修建成渝鐵路所需500余噸料具交給私營工廠制作，西南公路局則將修建川康公路所需鋼橋器材的一部分分配給私營機器廠定制，西南貿易部還替各私營輪船公司儲存洪水期所需煤炭16000噸，為西南地區的私營工商業提供了寶貴發展機遇。第三，改善了沿線人民群眾的生活。1950年川南、川西地區出現嚴重災荒，鄧小平親自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財委《關於救災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在災區舉辦交通工程，“安置一些失業的人員”，控制不良態勢蔓延。這一要求在修建鐵路的工作之中得到了認真貫徹。據統計，僅修建成渝鐵路的就有失業工人18981人、民工70177人。鐵路沿線人民也直接或間接依靠參與修路獲得收入、改善生活。例如，川南沿線“各地的石工全部參加了修路，鐵工、木工制作筑路家具，許多婦女和小孩錘道碴石子、為路工打草鞋洗衣服﹔還有數十萬人運輸枕木”，有了工作，百姓們的生活也得到了明顯改善，“開工時穿著破爛衣服來修路的民工，現在有很多人都換上了新的襯衣和短褲”。不僅如此，“很多人每個月還可以節余一二百斤工資米，寄回家去”。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鐵路是為經濟建設和人民需要服務的。”交通事業的進步不僅推動了地區經濟的繁榮和發展，還為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重要條件。

（三）社會秩序持續穩定

古語雲：“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西南地區社會總體落后的獨特民情給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挑戰。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通過發展交通穩定了社會秩序，實現了從“手忙腳亂”到“井然有序”的轉變。第一，交通事業的發展有力維護了社會治安。新中國成立之初，西南地區土匪活動頻繁，嚴重擾亂了社會治安，導致社會秩序混亂不堪。西南地區交通的恢復，保障了剿匪部隊的通達和后勤工作的順利開展，為清除匪患提供了重要條件。例如，貴州省赤水河兩岸船民竭力保護船舶，積極投入軍事斗爭，保証部隊供給。其中，茅台鎮的船民通過木帆船運載解放軍穿越險灘，一舉圍殲竄擾二郎灘一帶的股匪，戰績卓著。我們黨依托交通線，開展剿匪工作實現了高效有力，為西南地區提供了安全的發展環境。第二，交通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民族團結。以康藏公路為例，在修路過程中，筑路部隊嚴守紀律，尊重民風民俗，讓沿線藏族人民的擔心、懷疑甚至抵觸等情緒逐漸消除，因而順利動員了16000多名藏工參加筑路。在與筑路官兵的接觸中，藏族人民體會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好，紛紛表示：“解放軍和我們藏族的心是相通的。”修成之后的康藏公路為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條件改善提供了重要機遇，成為了凝聚民心、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橋梁，為西南社會秩序的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使“西藏民族和漢族人民及祖國其他民族的團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鞏固”。第三，交通事業的發展使社會呈現出新氣象。在廣大群眾看來，交通事業的發展意味著社會的進步，代表著新的希望。事實証明，鐵路通到哪裡，哪裡就能引發強烈的社會反響，激發出蓬勃向上的良好風氣。1952年1月，當成渝鐵路通車到永川時，沿線農民無不興高採烈、歡欣鼓舞，紛紛激動地表示：“毛主席來了，火車也來了！”“人民政府把我們的幸福的道路修通了！”同年7月，成渝鐵路在成都地段的順利通車，標志著這一鐵路實現了全線通車，成都市各界人員為此在成都火車站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機關工作人員為即將到來的偉大建設任務而鼓舞，表示要積極努力學習，提高工作效率，“青年學生表示：為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而努力學習，鍛煉身體。居民們也為通車后新成都的美麗遠景而歡笑”。由此可見，西南地區的交通發展增強了人民對新生活的向往，使整個社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交通思想與實踐，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交通大國建設的一個生動縮影。這一時期，鄧小平牢牢抓住西南地區實際情況，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恢復與發展了西南地區的交通事業，極大地改善了這一地區的落后面貌。鄧小平對西南地區交通事業的深入思考以及對交通建設具體實踐的深刻指導，為此后西南地區交通事業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為新中國交通事業的穩步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對今天進一步發展好交通運輸事業仍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作者：王浪，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