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第五師孤懸敵后的統戰智慧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鄂豫地方武裝在敵后浴血抗戰，逐步發展壯大為新四軍第五師（以下簡稱五師）。這支英雄部隊長期孤懸敵后、遠離主力，深陷日偽頑三方夾擊的困境。在李先念師長的率領下，五師創造性運用統一戰線這一法寶，廣泛團結工農群眾、開明士紳、國民黨中的愛國人士等進步力量，在復雜斗爭中凝聚抗戰合力。湖北省檔案館保存的一組檔案，真實見証了五師在敵后抗戰的艱苦環境中，打破孤立無援的困局，持續壯大抗日力量，拓展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艱辛歷程。
情系鄉賢：“拜年帖”中的肝膽相照。五師在鄂豫邊區創建抗日民主政權過程中，堅決貫徹黨中央1940年提出的“三三制”原則，並將這一原則貫穿邊區政權建設全過程，成為凝聚各階層力量、堅持抗戰的重要基石。根據地嚴格遵循共產黨員、黨外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的規定，從軍政聯合辦事處到縣、鄉各級政權，廣泛吸納開明士紳、民族工商業者等社會賢達參政議事，徹底打破階級壁壘，讓中間勢力在根據地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親歷邊區民主選舉后，盛贊這樣的政權“是真正進步、真正民主的政權”。
從1940年京山八字門第一次軍政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鄂豫邊區軍政聯合辦事處，到1941年向家沖第二次軍政代表大會改組為鄂豫邊區行政公署，再到1942年鄂豫邊區首屆抗日人民代表大會和1944年鄂豫邊區臨時參議會召開，“三三制”原則始終貫穿其中。1942年的抗日人民代表大會上，126名代表中黨外人士達79人﹔1944年臨時參議會153名參議員中，中共黨員僅42人，充分體現了政權的廣泛性與代表性。邊區還通過《選舉條例》《人權保障條例》等法規，以制度保障各階層民主權利，形成了團結抗戰的強大合力。
當陽市檔案館珍藏的1945年元旦五師致盧國玉的“拜年帖”，是一份珍貴見証。這份由鄭位三、李先念、陳少敏、任質斌、許子威幾位五師首長共同署名的賀帖，正面印有“改組政府、擴大民主、加強團結、准備反攻”的主張，左側紅字題“恭賀新禧”並手書收件人，下方標注“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背面近千字賀信剖析抗戰形勢，既彰顯五師抗日決心，也致謝開明士紳的支持。盧國玉為避日偽迫害，將這份珍貴的“拜年帖”藏於夾牆中。1980年，盧國玉家屬將“拜年帖”捐贈給當陽市檔案館。
這份“拜年帖”真實見証了五師運用“統一戰線”這一法寶與開明士紳之間的肝膽相照，生動印証了“三三制”政權凝聚各方力量的顯著成效，既是鄂豫邊區團結抗戰的縮影，也為中國共產黨民主政治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合縱連橫：“勸降函”裡的民族大義。面對日偽頑交織的復雜戰局，五師始終堅守民族大義，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統戰方針轉化為克敵制勝的實踐智慧，以軍政並舉、靈活施策全力構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9年12月郭仁泰部1000余人、1940年8月汪步青部所屬1500余人先后投誠反正，兩支部隊分編入伍，壯大了邊區抗日力量，被李先念譽為“震動鄂豫邊的壯舉”。
湖北省檔案館保存的《致湖北各地偽軍官兵偽組織同胞函》正是五師靈活開展統戰工作的生動印証。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轉折之際，日軍長沙會戰慘敗后元氣大傷，華中偽軍陣營人心動搖，李先念親自撰寫《致湖北各地偽軍官兵偽組織同胞函》，瓦解偽軍武裝。在這封“勸降函”中，李先念客觀剖析戰爭形勢，分析利害關系，又曉以民族大義、以寬大政策和出路相感召。他寫道，“敵人的兵力又少，你們的力量又薄弱，此種形勢，應早為認識，早求免禍之計，以免將來慘受苦痛與危險”，“最好能封金挂印，棄暗投明，舉兵起義，反正抗日，我們當竭誠歡迎……”。這封“勸降函”成為瓦解偽軍心理防線的攻心利器。
五師摒棄黨派成見，攜手國民黨中的愛國力量共同抗日。1939年李先念率部挺進鄂中后，迅速與信陽縣縣長李德純達成武裝統一協議，與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范一簽訂《合作抗日協議》，會晤愛國將領陳離爭取到軍火援助。1939年在余家河戰斗中與國民黨第十九旅游擊縱隊聯手擊斃擊傷日軍28人，以實戰踐行團結抗日的誓言。面對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態度各異的復雜局面，五師採取“區別對待、有合有斗、有理有利有節”的靈活策略，始終掌握統戰工作的主動權。對川軍、西北軍等抗日友軍保持長期合作，構建聯防體系﹔對搖擺勢力耐心爭取引導﹔對頑固反共勢力則堅決反擊、把握尺度。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變后，五師以靈活斗爭捍衛根據地、維護統戰大局，盡顯高超統戰智慧與堅定戰略定力。
扎根民眾：“獻草証”裡的魚水深情。五師深刻認識到“民心是最大的統戰”這一重要理念，始終將紓解群眾疾苦、改善民生作為統戰工作的重要基礎。1941年夏，鄂北地區遭遇特大旱災，群眾生活陷入絕境。五師迅速施策，施行“有田者出米、無田者出力、以工代賑”的策略，發起“千塘百壩”水利建設工程，既幫助軍民安然渡過災荒，又促進了農業生產，為長期抗戰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與此同時，五師大力推行“二五減租”、累進稅制等政策，均衡稅負，減輕群眾負擔﹔開展大生產運動，開荒拓地種瓜種菜，發展紡紗織布、造紙、榨油等手工業，基本實現軍民衣食自給，讓群眾在得實惠的基礎上增加對根據地的認同。
民生改善凝聚起磅礡民力，人民群眾踴躍參軍參戰，保家衛國。1940年前后，應城、京山兩縣各有3000至4000名群眾參軍，豫南信陽中心縣委更是在兩三個月內組織8000余名農民加入新四軍。在大悟山周圍的禮南地區，1941年至1943年就有3500人加入主力部隊和地方軍，形成全民抗戰的壯闊局面。“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成為邊區生動圖景。
農救會、婦救會等群眾組織及邊區群眾積極開展擁軍、優抗等活動，支持五師抗戰。各地農救會積極響應擁軍號召，如雲夢縣通過優抗活動為上千戶抗屬提供糧款扶持，天門、漢川發起節約“一把米”運動，信陽、隨州等地群眾短時間內為部隊籌集糧食10萬斤。婦救會牽頭組織紡線織布、趕制軍鞋，大悟縣白果樹灣村的婦女們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燈下為五師戰士熬夜納出81雙布鞋，用一針一線傳遞擁軍深情。
大悟縣檔案館珍藏的1944年10月“獻草証”恰是軍民同心的實物見証。五師部隊收到悟峰鄉徐恆照捐獻的30斤稻草后，在証書背面鄭重承諾：“今后我全體指戰員當用積極抗戰，保衛根據地，努力學習，加強生產來報答你們，並在你們農事生產時給你們以最大幫助！”這張薄薄的紙片，定格了五師與群眾魚水相依的深情，成為五師尊重群眾、回饋群眾的生動寫照。
通過全方位、多層次的統戰工作，五師實現了從弱到強的跨越式發展，從1939年初160余人的游擊大隊，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已發展成為擁有5萬正規軍、30萬民兵的強大武裝，根據地擴展到鄂豫皖湘贛五省邊界，總面積達9萬多平方公裡，人口超過1300萬人，形成了對華中重鎮武漢的戰略包圍態勢，成為插在日寇腹心的一把利刃。五師不僅成功粉碎了日偽頑的多次“掃蕩”與夾擊，還主動發起多次戰役，牽制了大量敵軍，為全國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華中敵后抗戰的堅強堡壘。
（作者系湖北省檔案館館長）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2月06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