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藥工作

制藥工作是醫藥衛生事業的重要基石，關乎國民健康、國防建設乃至綜合國力。全民族抗戰時期，戰事頻繁、疫病流行、傷病員數量激增，藥品需求急劇上升。保障藥品供應，與保障武器彈藥一樣，成為維系根據地生存、影響抗戰勝利的關鍵因素。當前學界對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醫藥衛生事業的研究，多集中於醫療與防疫領域，對制藥問題關注較少。有鑒於此，本文擬聚焦全民族抗戰時期，運用相關文獻資料，就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制藥工作的背景、舉措及成效作一探討，以期深化相關研究。

一、歷史背景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加強和改進制藥工作，既是保障革命力量、密切黨群關系的客觀要求，也是基於邊區藥材資源豐富而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現實考量，具有深刻的時代必然性。

（一）藥品嚴重短缺制約革命力量保存

全民族抗戰初期，部隊藥材“主要是依靠國內外團體人士的贈送，如中國紅十字會，保衛中國大同盟，以及僑胞和國內外個人或團體等﹔其次由軍政部軍醫署發給一部﹔再次是自行購辦”。但隨著戰爭持續，日軍加緊“掃蕩”和封鎖，國民黨方面也實行嚴密的物資禁運，“向敵區購買藥品已非易事，而繳獲藥品亦為數甚微不敷應用”。陝甘寧邊區中央醫院就曾因缺乏葡萄糖、氯化鈣、強心劑、消毒劑等基本藥物，嚴重影響傳染病治療效果。藥品短缺導致傷病員難以得到及時有效救治，非戰斗減員增加，直接削弱了部隊戰斗力。

中國共產黨對此高度重視。早在 1929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即明確提出：“藥少的問題，要盡可能設法解決。”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他進一步強調：“制藥療傷，不怕封鎖，是戰勝敵人的條件之一。”朱德也提出：“加緊團結，努力生產，多造藥品，輸送前線，醫好戰士，打大勝仗。”這些論述深刻表明，黨已將制藥工作提升到關系抗戰勝利、革命力量保存的戰略高度。

（二）制藥工作是解決民眾疾苦、密切黨群關系的重要任務

由於長期深受封建壓迫，加之頻繁的災荒、戰亂侵擾，近代中國社會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困苦，患病后往往無力購藥治療，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嚴重影響社會穩定與生產發展。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就強調，必須注意群眾“疾病衛生問題”，切實解決其疾苦，這樣“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黨進一步認識到：“民眾的健康，在政治上有著很大的意義，它與鞏固和提高黨，軍隊和邊區，都有著密切的聯系，絕不可輕視。”

事實上，黨在革命早期就將制藥工作納入政權建設范疇，紅軍醫院建立后，便嘗試自制藥物並為群眾服務。比如，1929年 5月，鄂豫皖蘇區第一個紅色醫院建立后，自採自制中草藥，給根據地群眾治病送藥。然而，隨著戰爭規模擴大、根據地拓展，特別是疫病流行時，僅靠部隊醫療機構難以滿足群眾用藥需求。1941年，林伯渠在總結陝甘寧邊區政府一段時間以來的工作時曾坦言：“應該承認因為醫生不夠與藥品缺乏，我們對群眾的幫助實在太少。”為此，黨決心加強制藥工作，明確要求“各級干部加強群眾觀點，深切認識到‘救命第一’的意義，以高度熱情，為民眾服務”。這表明，加強制藥工作不僅是醫療衛生問題，更是密切黨群關系、鞏固執政基礎的重要任務。

（三）根據地藥材資源豐富但利用不足

我國幅員遼闊，藥材資源豐富。各抗日根據地大多位於山區農村，擁有大量可資利用的藥用植物。比如，“陝甘寧邊區滿山遍野是藥草：黃岑、柴胡、麻黃、車前子、甘草、薄荷、枸杞……馳名三邊的鹽池裡也可以提煉出藥物，還有大量的可以從植物、礦物、動物制成藥的原料”。晉察冀邊區太行山區也是“藥材濟濟，盛產大黃、黃岑、丁香、野百合、杏、棗、花椒、黃花、山菊花等”。這些豐富的自然資源為根據地發展藥品制造提供了有利條件。

然而，根據地藥材資源開發利用明顯滯后。究其原因，在於專業藥學人員嚴重短缺。比如，晉察冀根據地曾經僅有少數從城市參軍的人員具備一定的藥材工作基礎﹔新四軍四師曾一度全師無一名正式藥劑師。由於藥學知識分子嚴重不足，且採藥的工人大多隻知俗名用途，不了解中草藥在分類學中的類別和藥材的有用成分，植物學家隻知學名或拉丁名，而不知其俗名，更不了解其藥用價值，以致貨棄於地，往往還要從邊區外或國外購買。

在西藥價格猛漲的背景下，充分利用根據地藥材資源，運用科學技術研制有效中藥制品，成為“既便於全邊區保健事業，又系提倡國產挽回利權”的必然選擇。為此，毛澤東特別指示：“應研究邊區出產之藥材”。朱德也要求：“邊區出產豐富的藥料，現我邊區制藥廠應盡量加以利用，擴大生產量，不但供給軍隊和邊區人民，並且運銷全國，供各地迫切需要。”這些指示為開發本地藥材資源、發展制藥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主要舉措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解決藥品供給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逐步構建起以藥廠為核心的制藥工作體系。在具體舉措上，就是“以政府的力量或聯合各大藥房，在后方各地建立許多大小的制藥廠，聘請高等技師，從事大量必要藥品的制造”。我們黨以開辦藥廠為基礎環節，以健全管理為關鍵支撐，以人才培養為核心要素，以開發本地資源為重要保障，推動制藥工作體系不斷發展完善。

（一）開辦藥廠藥社，構建藥品生產體系

這一時期，各根據地克服設備簡陋、技術薄弱等困難，著力建立獨立自主的生產體系，興辦了一批制藥廠。其中，陝甘寧邊區的實踐起步早、成效顯著，其經驗具有示范意義，聶榮臻曾專門號召“向延安學習制造藥品”。陝甘寧邊區規模較大的藥廠包括八路軍制藥廠（即八路軍衛生材料廠）、光華制藥廠、邊區衛生材料廠等，其中又以八路軍制藥廠建設最早、影響最大。

八路軍制藥廠由八路軍總軍醫處委派藥材科科長李維禎等人創建，於 1939年元旦正式投產。該廠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迅速形成生產能力，投產僅 3個月便成功研制出 40余種藥品，包括西藥福白龍、康福那心、嗎啡注射液等，中藥止咳丸、健胃散、仁丹等。隨著生產體系的不斷完善，其技術能力持續提升，部分產品經嚴格檢驗，療效優於市面所售品種，其中從馬牙鹼中結晶提純的小蘇打純度高達99.6%，技術水平超越同期國際標准。到 1944年 5月，該廠累計生產藥品達 200余種，佔部隊用藥總量的 86%，成為保障軍民用藥需求的重要力量。朱德評價該廠“已建設起來社會主義前途的初步基礎，是科學做基礎的，又採取了陝北落后的地點和條件，利用新舊兼用、中西並用的發展，是最實際和最有前途的”。

其他根據地的藥廠建設也取得顯著成績。晉察冀根據地先后創建了 18個制藥廠、分廠或制藥組，其中伯華制藥廠在全民族抗戰期間生產的藥品器材達 140余種。膠東根據地的新華制藥廠成立於 1943年初冬，秉持“就地取材，中西並舉，制造與經營結合，軍需與民用兼顧”的方針，約兩年間便制造了百余種中西藥品，供應了該根據地軍需民用。

在大力開辦藥廠的同時，各根據地還推動成立了保健藥社，以更好地服務根據地群眾。陝甘寧邊區保健藥社首創於 1939年 7月，地點設在安塞。1940年 7月遷到延安，設為總社，並開始在各縣陸續設立分社。到 1943年，分社數量已增至 22個。保健藥社為藥品消費合作社性質，負責推銷藥廠產品，同時也自行研制藥品。如曲子保健藥社兩年內研制出錫類散（治喉症）、林樹散（治大頭瘟）等特效藥 20余種，治愈病人 1萬多名﹔清澗保健藥社 1年中自制土產藥材 100余斤，治療病人 6000多人。保健藥社的建立，拓展了藥品供應渠道，為根據地群眾提供了有效的醫藥救濟。

（二）健全管理制度，規范生產運行秩序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藥廠的制度化建設和科學化管理，明確提出藥廠應“在現行編制下，充實健全組織，加強生產力，克服浪費現象，建立合理的工廠制度”，進而將健全的運行機制與高效的經營管理相結合，以保障制藥體系的有序運轉和持續發展。

一是明確生產任務方向。根據為全體軍民服務的宗旨，黨要求藥廠立足實際，主要生產軍民急需藥品。八路軍野戰后勤部在 1941年召開的藥品材料廠工作會議上提出：“藥品生產種數現在不必求多，力求效能確實，適合實際需要，對普遍病症常用的藥應多造﹔應依據本區藥物及外購情形規定數十種主制藥品（如治痢疾、瘧疾、傷寒、感冒、腸胃病、疥瘡等等）為藥廠制造的中心產品。”1943年八路軍野戰衛生部進一步要求“發展群眾化的生產，大量制造群眾習慣應用的日常必需藥品，如嬰兒、婦女用藥，……並且取名要通俗化、地方化，用法要簡單化”。這些規定為生產藥品指明了具體方向。

二是建立質量監督體系。藥品質量關乎生命健康，這就要求藥廠必須建立嚴格的監管機制。1939年《陝甘寧邊區衛生處組織條例》規定，醫政科負責“藥商及藥品制造之監督事項”。1941年陝甘寧邊區政府強調：“各公私藥廠藥店所配制的藥品，必須呈交衛生處，經由衛生處檢驗核准，方得發賣。”1943年八路軍野戰衛生部規定：“每造出一種新藥，要先交衛生部轉醫院試用，以考查其效用”，並要求“實行普遍輪流監制，做到每制一種藥品，必須有技術干部監制”，“監制的藥品，如發現有不合應有的效用與副作用時，由監制者負完全責任”。這些規定嚴肅了工作紀律，有助於增強制藥人員的責任感，減少差錯事故，進而保障了藥品的質量效用。

三是優化管理體制機制。針對藥廠一度存在的管理分散、效益不彰等問題，黨對藥廠體制進行了調整與整合。比如，1941年，晉察冀軍區將二級軍區藥廠收歸大軍區合並經營﹔次年要求各藥廠“統一生產計劃，所出產的藥品統由軍區衛生部分發”，並指示各藥廠“互相聯系，共同發展”。管理體制機制的優化促進了藥廠壯大，如伯華制藥廠與冀中軍區化學制藥廠合編后，技術力量增強，產品逐步增多。

四是保障資源、加強核算。面對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黨多方籌措為藥廠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1940年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明確要求：擴大包括制藥應用化學在內的現有公營企業，要“集中人力財力，突出這些企業，使之有迅速的成效”。同時，積極組織原料採購。毛澤東曾指示為藥廠“設法購買原料”。在保障投入的同時，強調經濟性與實效性的統一，明確提出“制藥須有成本計算”。八路軍制藥廠深入實施成本核算，固定資產均造表登記，原料每日限領一次，產品入庫時需開具收據。如此，使職工更加注意節約、保証質量，廠方也更容易發現生產上的漏洞，及時糾正不足，使工序井井有條。

五是完善激勵、激發熱情。為推動藥劑生產“提高創造性，發揚研究”，相應的獎勵政策是必要的。八路軍野戰后勤部規定，對新研發藥品“經實驗后，確有成效者，應給以各種獎勵”。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布的《國醫國藥獎勵優待條例草案》也明確規定，獎勵在醫藥上有發明創造的醫士、藥師。同時，各藥廠深入開展以趙佔魁運動為代表的勞動競賽，將模范精神轉化為具體生產實踐。八路軍制藥廠將運動要求具體化為系統的“勞動英雄”評選標准，從生產任務、學習紀律到生活規范等方面對職工提出明確要求，極大激發了工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六是加強宣傳推廣應用。為確保自制藥品有效服務軍民需求，黨構建了系統的推廣機制。晉察冀軍區明確要求各級干部“必須進行說服和解釋”，消除干部群眾對自制藥品的疑慮，同時要求醫務人員通過研究藥品用法提高“使用自制藥品的信心”，並規定“凡有自制代用藥者，則不再購買西藥”，將教育解釋與實踐應用緊密結合。八路軍野戰衛生部還建立了常態化宣傳制度，規定“每次出產新藥和每季藥品，須在報紙上做廣告宣傳，並要在各大城鎮散發廣告”。這些舉措構成了從思想引導到制度保障的完整推廣體系，顯著提升了干部群眾對自制藥品的認可度，有效拓展了藥品應用范圍。

（三）建設人才隊伍，夯實制藥事業技術基礎

人才是制藥事業發展的核心支撐。中國共產黨通過引進與培養相結合的方式，不斷加強制藥技術隊伍建設。

一方面，積極引進專業技術人才。這一時期，黨多次派人赴敵佔區動員藥學專家和技術工人到根據地工作。比如，在八路軍制藥廠籌建時，藥材科科員鄭文甫到西北制藥廠學習西藥制法之際，積極傳播我們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成功動員了十余名青年工人加入，他們后來成為制藥廠的技術骨干。1941年，陳毅指派沈其震赴上海邀請中法大學藥學科惲子強教授、阮學珂助教到蘇北根據地開辦華中制藥廠。

為有效凝聚專業藥學人才，黨制定了系統化的優待政策。1942年 5月，中央書記處頒布《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將藥學人才按專業背景與實踐經驗分為三類：國內外正規醫科大學畢業的專家、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非科班人才，以及經過短期培訓的藥劑人員，分別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給予相應優待。同年 7月，晉察冀軍區出台《醫務人員技術津貼等級暫行標准（草案）》，將藥劑工作者等專業技術人才，依據實際業務能力、現任職務及工作年限等標准，劃分等級並發放津貼待遇。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感召下，一大批藥學志士從大后方和淪陷區奔赴根據地。從 1938年到 1940年，僅陝甘寧邊區新參加八路軍的衛生技術干部就增加約30%，其中制藥技師佔6.6%。這些技術干部大多畢業於國內外專門學校，有著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為黨的制藥工作注入了活力。

另一方面，自主培養多層次藥學人才。隨著根據地的擴大和制藥工作的發展，僅靠少數正規醫學院校畢業的藥劑師已無法滿足工作需要。為此，黨決心採取初、中、高等教育並舉的方式，自行培養制藥人才。

初級藥劑人員主要通過開辦短期訓練班培養。如 1938年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開辦調劑員訓練班，學習 3個月后分配至各單位擔任調劑員。訓練班主要教授藥品的作用、性質、劑量等知識，邊上課邊實際操作，用時短、收效快。

中高級藥劑人員則依靠專門學校教育培養。1932年紅軍衛生學校正式成立后即開辦有調劑班，遷至延安后，於 1940年擴建為中國醫科大學，並開辦了藥科。1942年，藥科獨立為藥科學校，設在八路軍制藥廠，由廠長李維禎兼任校長，實現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

為推進藥科學校建設，黨施行了一系列特別舉措：不僅給予物質支持，免除所有費用，提供書籍、文具、食宿等必需品﹔還實行民主管理，讓學生有權參與校務會議及教育會﹔同時注重開展黨風教育，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技術學習觀點。學生討論后一致認為：“黨現在要我學的藥科事業，就是我的革命職業，今后要死心塌地的安心學習，將來在衛生部門藥科事業上為黨工作。真正做到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黨的利益。”由此極大提升了學生的思想認識，使其更加熱愛黨的制藥工作。

到 1945年抗戰勝利時，藥科學校共培養三期學員，其中兩期為中專班，學習周期為一年半﹔還開設了一期大專班，學習周期為四年。其他根據地也開辦了類似藥學教育，如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白求恩學校）設有調劑班，從學校開辦到抗戰結束的 6年間，共設 6期，培養學生 339人。通過這類藥學教育，培育了一批專業過硬且思想素質高的制藥技術人才，他們畢業后，奔赴華北、東北、山東等地籌辦藥廠，成為根據地藥廠的技術骨干或管理干部。

（四）開發本地資源，推動藥材科學利用

為建立穩定、自主的藥品生產體系，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有計劃的研究、培植、採挖和制造邊區土藥及制造其他外來中西藥的代用品”的戰略方針，系統推進本地藥材資源的調查、開發與利用。

一是開展系統性資源調查。隻有全面掌握邊區土產藥材分布生長情況，才能合理地開發利用。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明確要求，將藥材作為山地調查的重點。延安生物研究所組成調查團，深入邊區山林進行了系統採集研究，並將調查結果寫成《陝甘寧邊區藥用植物志》。八路軍制藥廠技師程聞芷也開展了相關調查活動，將邊區各種草藥的產地、藥用部分及採挖季節整理成文。這些調查資料為邊區藥材資源的開採利用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實踐指導。

二是組織群眾性採藥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的力量，在制藥工作上也主張“走群眾路線，把行政、技術、藥品、群眾結合起來”，“通過商店、合作社發動與組織群眾開展採藥運動”。朱德曾特別指示部隊：“土貨以藥材為主，可發動軍隊和老百姓去開採。”為確保群眾利益與資源永續，黨還特別強調“收買藥材的價格應按人民生活程度規定”，並對出產不多可能採絕的藥物提出“設法培植，免致絕滅來源”的要求，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早期理念。

三是推進藥材科學化研究。為進一步弄清邊區土藥中的有效成分，黨特別號召“用科學方法研究中藥”。聶榮臻強調，對於中藥的效驗，要“以實踐為憑，並予以系統的說明。同時名目不要太多，應集中力量於幾種特效藥的制造”。實踐中，科研人員不僅從莨菪草中提取了阿托品，解決了戰爭期間需用量最大的鎮痛藥的原料問題，還從洋芋中提煉出澱粉作為葡萄糖的制備原料，從鹽池中化煉出碳酸鎂、硫酸鈉、硫酸鎂等西藥基礎原料。這些實踐有效破解了戰時藥品原料的供給難題，更在中西醫結合上作出重要探索，為根據地制藥事業的自主發展奠定了科學基礎。

四是促進技術成果共享。為使研發成果迅速轉化為戰斗力，黨要求“自制藥品須將成效結果，搜集編印新藥集，廣泛傳播”，進而編印了一批藥物手冊，分享交流草藥制備的工作經驗。1940年，光華制藥廠編就兩冊《通俗藥物學》，敘述中藥的藥理，並綜合了他們的實踐經驗。同年，八路軍軍醫處出版《抗戰新藥集》，記錄了新藥劑的採集、提煉、配方、成分以及臨床試驗結果等。各根據地藥廠紛紛仿照此書中介紹的方法生產藥品，形成了知識共享與技術擴散的良性循環。

三、成效與意義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系統推進制藥工作，有效緩解了根據地藥品短缺問題，不僅直接保障了部隊戰斗力，而且增進了人民群眾對黨的政治認同，同時促進了制藥技術的革新與進步，為新中國制藥事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有效保障部隊藥品供應，維護軍隊戰斗力

通過創辦藥廠、建立保健藥社體系，各根據地自制藥品的產量與覆蓋面持續擴大。至 1944年，陝甘寧邊區實現三分之二藥品自給﹔華北地區的伯華、光華、利華、新華等五大藥廠共同提供了當地所需藥品的 70%。可見，這一時期已形成相當規模的藥品生產網絡，基本滿足了前線部隊的日常用藥需求。

在保障數量的基礎上，各藥廠研制出一批療效確切的藥品，顯著降低了因傷病造成的非戰斗減員。伯華制藥廠成功研制出合格的乙醚，解決了重大手術缺乏全身麻醉劑的難題，使大批重傷員得到及時救治﹔八路軍制藥廠用豬肝浸出液制出的肝精注射液，對治療部隊指戰員傷病后並發的虛弱症效果極好。在全民族抗戰期間，太行區共收治傷病員 13萬人，治愈約 10萬人，自制藥品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自制藥品的成功生產和應用，不僅在物質上支援了前線，更在精神上極大地鼓舞了部隊士氣。毛澤東高度評價制藥工作的成就，稱其“等於打了一個大勝仗，大大鼓舞了指戰員英勇殺敵的士氣”。前線官兵使用到自己藥廠生產的藥品時，深受鼓舞，紛紛表示：“我們的軍隊什麼奇跡都能創造出來，我們一定能戰勝敵人。”黨的制藥工作由此超越了其醫療功能本身，成為鼓舞軍心、堅定抗戰信念的重要力量。

（二）切實解決群眾用藥困難，增進黨群關系

制藥廠所產藥品不僅療效可靠，更以低廉價格面向群眾供應，極大緩解了長期困擾民眾的“用藥貴”問題。1945年膠東區流行黑熱病時，許多群眾為治病變賣家產，而黨的醫療隊採用廉價的“吐酒石”替代進口高價藥品，又研制出新的特效藥，取得良好治療效果。光華制藥廠生產的勝利茶功效不遜於阿司匹林，而價格僅為后者的十分之一，深受群眾歡迎。這些質優價廉的藥品，使普通百姓在戰時經濟困難時期也能獲得必要的醫藥救濟。

通過組織醫療隊深入鄉村為群眾看病送藥，中國共產黨以實際行動展現了對人民健康的高度負責。晉察冀軍區在全民族抗戰期間組織 40個醫療隊（組），發放藥品 5600余磅，經治病人 23.85萬人，使用藥品多為伯華制藥廠產品。這種“送醫上門、送藥到人”的服務模式使群眾深受感動，一位病愈老人由衷地說：“鬼子給咱們造成病，八路軍給咱們治好病，真是救命的恩人！”

在切身感受到黨的關懷后，群眾將感激之情轉化為對制藥工作的實際支持，形成了“軍愛民、民擁軍”的生動局面。膠東制藥廠建設時，群眾主動騰出房屋作工房﹔山東軍區制藥廠所在地群眾嚴守保密紀律，確保藥廠在敵情緊張時仍能安全生產。這種由用藥救濟而產生的政治認同與情感聯結，不僅增進了黨群之間的血肉聯系，更將廣大民眾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為抗戰凝聚了深厚的民心基礎。

（三）推動制藥技術發展進步，奠定新中國制藥工業基礎

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下，根據地制藥工作者秉持自力更生精神，成功攻克多項技術難關。1945年 4月，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專項經費、物資的保障和延安多家醫院的協同支持下，由國際醫生傅萊主持的中國醫科大學粗制青霉素實驗室成功研制出粗制青霉素。這一重大科研成果，標志著根據地成為當時國內極少數掌握抗生素生產技術的地區，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艱難條件下推動醫藥科技創新的卓越能力，制藥科研水平由此邁上新台階。

各根據地在積極研制西藥的同時，注重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開發傳統中藥資源，開創了中藥現代化的新路徑。太行利華藥廠採用科學提取方法，成功研制出柴胡注射液、蒼術油注射液等新型制劑。其中，柴胡注射液對流行性感冒、回歸熱等疾病療效顯著，還可替代奎寧治療瘧疾﹔蒼術油注射液的解熱功效與進口阿司匹林相當。這些成果不僅豐富了藥品供給，更通過科學驗証提升了中藥的治療效果和社會認可度。在延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工作的馬海德醫生評價道，該院藥物“有三分之二是由中草藥組成的，完全繼承了李時珍古老的中國醫藥學知識的全部遺產”。

全民族抗戰時期形成的制藥體系和技術積累，為新中國制藥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正如時任八路軍衛生部副部長饒正錫所言：經過多年來的“埋頭苦干，自力更生，不僅謀求解決本軍藥品需要的困難，也為我國今后制藥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這一時期創辦的眾多藥廠，在新中國成立后發展成為制藥工業的骨干企業：如延安的制藥廠遷至西安，改名為西安制藥廠﹔晉東南制藥廠遷至北京，發展為北京制藥廠﹔晉察冀軍區制藥廠發展為石家庄制藥廠﹔膠東制藥小組和新四軍制藥所合並為山東新華制藥廠。這些企業的延續與發展，充分體現了全民族抗戰時期制藥工作的深遠歷史影響。

四、結語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將制藥工作擺在關系抗戰全局的戰略高度，通過開辦藥廠藥社，構建起適應戰時需要的藥品生產供應體系。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黨採取健全管理、建設人才隊伍、開發本地資源等一系列舉措，不僅有效保障了廣大軍民的用藥需求，直接支持了抗戰勝利，而且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制藥工業發展道路。這一時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制藥工作精神，積累的管理經驗，形成的技術成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醫藥衛生事業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篇章。

（作者：胡靖，杭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