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研究在黨史研究中的解釋力、張力與邊界

近年來，歷史研究的“情感轉向”不僅是國際史學發展的趨勢，更為深化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維度和解釋框架。情感史關注歷史情境中人的情感體驗、表達與互動，為我們理解中國共產黨何以贏得人民擁護、凝聚變革力量，提供了從“心”出發的觀察視角。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尤其需要把握黨與人民之間深厚的情感紐帶。而情感史正是深入理解黨的初心使命、偉大精神與執政基礎的一條重要學術進路。近年來，諸多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標志著情感史正逐漸進入黨史研究的中心視野。然而，情感史在拓展黨史解釋空間的同時，其方法論的內在張力與研究邊界等問題也日益凸顯。如何在理論借鑒與實証研究之間建立平衡，在情感詮釋與黨史發展的結構性分析之間形成對話，是推動情感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關鍵。

對黨史研究的解釋力拓展

情感史的解釋力，首先體現在對傳統黨史研究范式的豐富與深化。傳統黨史敘事側重於路線政策、組織建設與重大事件的因果關聯和宏觀意義，情感史則將曾被相對忽視的黨員情感、群眾心態與集體情緒等置於考察視域，致力於揭示驅動歷史行為的情感邏輯與心態機制。筆者曾以全民族抗戰初期紅軍改編過程中的“換裝”事件為案例，探討政治轉型中情感政治的運作過程，剖析從情感沖擊到認同重構的復雜路徑。此種研究不僅關注全民族抗戰背景下，紅軍改編的政策邏輯與組織調整，更聚焦官兵面對革命符號劇變時所產生的身份焦慮、情感掙扎與意義重構，從而在宏大敘事中復原個體或群體的心靈軌跡。這種“由內而外”的解析路徑，令歷史圖景更為豐富和立體。

情感史還有助於連接黨史的宏觀結構與微觀經驗。借助“情感治理”“情感動員”等中觀分析概念，我們得以克服宏大敘事的空疏與微觀描述的瑣碎。土地改革中的“訴苦”便是典型例証。其通過“訴苦”激發農民群體的“冤屈感”，為階級斗爭提供情感正當性，繼而以“情”証“理”，論証土地改革的“合理性”。應星、李裡峰等學者正是從情感引導與技術操作層面，揭示了情感如何成為政策落地與社會重組的關鍵媒介。這一模式還被運用於抗美援朝運動等情感動員中，通過引導記憶、定義苦難、歸因責任、指明出路的完整邏輯鏈，實現了對個體情感的捕捉、重塑與定向輸出。其成功之處在於觸及並駕馭了社會變革中最深層的情感動力。

尤為重要的是，情感史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史研究框架提供了契機。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建設與改革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情感工作傳統與政治倫理。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從“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組織生活原則，到“談心談話”工作機制﹔從延安時期的“窯洞對”到新時代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無不體現著情感聯系與政治認同相融合的本土智慧。這套傳統既承繼了中國文化中“情理交融”“仁政愛民”的倫理基因，更在具體歷史實踐中發展為一套系統化、制度化的情感治理體系。對這套情感治理體系的生成機制、運作邏輯與社會效能進行考察，便成為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從中國自身經驗與邏輯出發，構建自主性黨史敘事不可或缺的一環，進而為更好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提供更具穿透力與說服力的學理支撐。

內在張力與方法論挑戰

情感史在展現其獨特解釋力的同時，亦內含著多重張力，要求研究者保持清醒的方法論自覺，在借鑒與批判、普遍與特殊、情感與其他解釋維度之間尋求審慎的平衡。

首先是歷史文本的情感表達與真實體驗之間的詮釋張力。黨史研究倚重的日記、書信、回憶錄等情感材料，往往是經過事后反思、政治修辭與敘事建構的產物。例如紅色家書中私人情感與革命話語的交織，或是革命回憶錄中個人體驗與集體敘事的融合，都要求研究者在文本分析中審慎辨析“被敘述的情感”與“歷史中的情感”之間的復雜關系。“被敘述的情感”是文本表面呈現的、符合特定話語規范的情感表達﹔而“歷史中的情感”則指向歷史人物在事件發生時的初始的，但更為復雜和矛盾的心理狀態。研究者應避免對黨史中的情感進行簡單化還原，產出脫離歷史實際的“情感故事”。

其次是外來理論工具與本土經驗材料之間的適配關系。當前情感史研究對情感社會學概念多有借鑒，其中相當部分源自西方特定的學術與社會語境。如美國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提出的“情感勞動”概念，最初用於分析服務業從業者為獲取報酬而管理自身情感表達的商業化行為。而黨在群眾工作中倡導的“對群眾要有深厚感情”或“帶著感情做工作”，雖然也涉及情感的付出與管理，但構建的是一種情感聯系與政治倫理相互滋養、相互促進的實踐模式，其內在邏輯與西方語境下的“情感勞動”存在本質差異。若直接套用“情感勞動”這一概念，則可能會將黨的群眾工作簡單理解為一種類似西方的“情感操控技術”，而忽略其背后的政治倫理、歷史傳統以及深層意圖，與歷史實際不符。因此，如何用中國化、時代化的話語體系闡釋並升華黨的情感治理經驗，是情感史研究面臨的重要課題。

再次是情感的普遍人性預設與黨史情境特殊性之間的認知張力。源自現代心理學的許多情感分類與理論，根植於特定的文化背景，未必能直接適用於中共黨史中的情感形態。例如在主流心理學理論中，“悲傷”通常被理解為個體因失去重要客體而產生的痛苦情緒﹔但在黨史語境下，取代個人悲傷表達的往往是“化悲痛為力量”，從而將個體的悲傷情緒轉化為對集體事業的更高忠誠與熱情。革命戰爭年代的“舍生忘死”、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無私奉獻”、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開拓奮進”，這些飽含時代印記的情感表達都深深嵌入特定歷史階段的理想信念、時代環境與集體動員之中。因此，研究者需警惕“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情”的潛在風險，通過扎實的史料辨析，力求理解並還原黨史脈絡中特有的情感邏輯與意義世界。

最后是情感解釋維度與其他解釋維度之間的協同平衡難題。黨史發展是理論創新、制度構建、經濟社會變革乃至偶然性因素復雜交織、共同作用的結果。情感在其中往往扮演著催化、強化或象征性表達的角色，而非獨立的、根本性的驅動力量。情感研究不應止步於描述忠誠、信念、熱情等情感在黨史中的呈現，更應深入分析這些情感如何被黨的意識形態所塑造、如何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相結合，又如何通過組織生活、宣傳系統與文化符號得以培育、傳遞與升華。唯有將情感置於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互動場域中進行考察，我們才能在情感與理性、精神與物質、個體體驗與結構變遷的辯証統一中，真正把握黨史發展的復雜脈絡。

解釋邊界與方法整合

情感史研究在展現其多維張力的同時，其合理的解釋邊界亦日益明晰。

在史料運用層面，黨史中的情感研究面臨特有的挑戰。直接、真實反映歷史人物內心世界的一手情感記錄往往稀缺。大量留存的黨史文獻、宣傳品、文藝作品乃至回憶錄中的情感表達，通常承載著明確的導向與意圖。研究者必須仔細辨析文本的情感表述策略，與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實體驗之間的差異，通過對檔案、報刊、日記、口述、實物等多類型材料的比對與互証，在政治話語與個體經驗的交織中，逐漸接近歷史情感的復雜本相。

在分析方法層面，黨史中的情感解讀不可避免地帶有闡釋者的主觀色彩。面對同一文本，不同研究者基於不同視角，可能形成各有側重卻均具合理性的闡釋。為增強研究的客觀性與說服力，我們應當主動借鑒話語分析、內容分析、敘事分析等成熟的文本處理方法，系統梳理革命話語中的情感修辭、集體敘事中的情緒脈絡、政治表達中的心態模式。真正的方法自覺，體現在能根據所研究的問題，靈活選擇並有機整合多種研究方法，進而形成符合黨史學科特點的情感分析范式。

在解釋效力層面，必須清醒認識到情感因素在黨史中的實際作用邊界。情感雖然能夠強化認同、催化行動、影響決策，但終究難以單獨成為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黨的歷史表明，正是依靠正確的政治路線、科學的理論指導、嚴密的組織體系和不斷回應人民需求的能力，我們黨才能帶領人民不斷取得勝利。若過度強調甚至夸大情感的作用，容易陷入“情感決定論”的窠臼，從而遮蔽歷史進程中更為基礎性的制度、結構與社會經濟動因。研究者應當秉持唯物辯証法，在肯定情感能動性的同時，清晰界定其作用的范圍、條件與方式，保持學術闡釋的適度克制與邊界意識。

正是這些解釋邊界的存在，對黨史中的情感研究提出了更高層次的學術自覺與整合能力要求，具體而言，筆者認為至少應在以下三個方向上持續推進方法論建設與融合。

其一，堅持文本精讀與歷史語境的雙向互証。情感分析絕不能止步於對材料中情感詞句的摘取，而必須將每一份文獻重新置於其得以產生的關系網絡、權力結構與歷史背景中加以審視，通過考察文本的生成機制、作者的身份定位、當時的表達規范與話語約束，辨析情感敘述中哪些可能屬於彼時的個人體驗，哪些屬於基於黨性原則的事后追認與建構，哪些更多反映個體感受，哪些則內化或代表了黨組織的集體意志。

其二，推動微觀個案與宏觀比較的有機結合。一方面，需要選取諸如延安整風、抗美援朝運動、改革開放初期思想解放等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情感場域，通過梳理具體情境中情感的生成、互動、管理與轉化機制，揭示情感與重大歷史進程之間的內在關聯。另一方面，必須超越單一案例，通過跨時期、跨領域乃至跨文化的比較視野，考察黨的情感治理傳統的延續、變遷與創新，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煉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分析概念與中層理論。

其三，促進人文闡釋與社會科學方法的對話與互補。黨史情感研究既要堅守人文底色，運用深描、詮釋學、敘事學等方法，捕捉黨員、群眾在特定歷史關頭的復雜心態、情緒波動與信仰嬗變，致力於還原黨的歷史上那些承載著理想、忠誠、犧牲與奮斗的鮮活生命及其精神世界﹔也要開放借鑒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等相鄰學科的分析方法與工具，准確把握黨的歷史上如何塑造集體情感、組織動員如何依賴並重塑情感網絡等歷史經驗，從而在方法論自覺的基礎上，更完整地理解情感在黨的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總之，情感史研究的意義，不僅在於為黨史敘事開辟了充滿溫情的人文維度，更在於它促使我們不斷反思黨史研究中客觀性與主體性、規律性與體驗性之間的復雜關系。當研究者能夠清晰認識到自己“能做什麼”與“不能做什麼”，當它既能深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又能保持對黨史整體復雜性的審慎，情感史便能真正成為黨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新時代，黨史中的情感研究更應致力於為理解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提供鮮活的歷史注腳﹔在嚴謹學術規范與明確價值導向的統一中，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貢獻來自黨史研究的獨特智慧與力量。

（作者：汪效駟，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2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