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論持久戰》是怎樣寫出來的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內撰寫《論持久戰》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一部譽滿海內外的軍事著作——《論持久戰》，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瑰寶，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抗日戰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而寫出的中國共產黨的兵書。《論持久戰》以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戰斗的速決戰相結合，引領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一、《論持久戰》是活用中外歷史經驗寫出來的

毛澤東酷愛讀書，尤其酷愛讀歷史書，認為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毛澤東曾說：“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毛澤東所以能寫出《論持久戰》，原因之一是善於從中外歷史中汲取智慧。

（一）從中外歷史中汲取持久戰的軍事智慧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曾回憶道：“后來到陝北，我看了八本書，看了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書看了，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也看了，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

對毛澤東寫《論持久戰》影響最大的軍事著作，是《孫子兵法》。到陝北后，毛澤東托人從西安買回來一部《孫子兵法》，進行了閱讀和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中就多次引用《孫子兵法》的觀點，《論持久戰》更是運用和發展《孫子兵法》的突出代表作。

在持久與速決的關系上，《孫子兵法》認為“兵貴勝不貴久”，“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孫子講用兵貴於速勝，不利於持久，是從戰役和戰斗的角度、從用兵進攻的角度講的。《論持久戰》從戰略的角度、以弱抗強的角度，闡明“抗日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日本企圖採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採取戰略的持久戰”。但這個戰略的持久戰是通過一個一個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去實現的。《論持久戰》把持久與速決辯証統一起來，強調中國以弱抗強打的是“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採取速決戰的方針”。這是對《孫子兵法》兵貴於速勝觀念的活用與發展。

在知彼知己與戰爭勝負的關系上，《孫子兵法》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論持久戰》十分重視這一觀念，其“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結論是在“知彼知己”的分析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來的。《論持久戰》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揭示出日本與中國彼此相反的四大特點，即：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國我大國、敵寡助我多助。結論是：“強弱對比雖然規定了日本能夠在中國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然而小國、退步、寡助和大國、進步、多助的對比，又規定了日本不能橫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敗，中國決不會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勝利。”這是對《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觀念的活用與發展。

在“圍魏”與“救趙”的關系上，《孫子兵法》主張“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毛澤東運用游擊戰開辟敵后戰場以支持正面戰場，是抗日戰爭中對“圍魏救趙”戰法的活用與發展。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指出：“在反圍攻的作戰計劃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於內線的。但在兵力優裕的條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縣和區的游擊隊，以至從主力中分出一部分）於外線，在那裡破壞敵之交通，鉗制敵之增援部隊，是必要的”，“這就是‘圍魏救趙’的辦法”。這種戰法也就是《論持久戰》中提出的聲東擊西、出其不意的戰法。《論持久戰》指出：“這兩件事——造成敵人的錯覺和出以不意的攻擊，即是以戰爭的不確實性給予敵人，而給自己以盡可能大的確實性，用以爭取我之優勢和主動，爭取我之勝利。”

在計算與行動的關系上，《孫子兵法》主張“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認為“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毛澤東指揮作戰重視計算、掌握數據，在摸清敵我雙方實際情況的基礎上進行決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退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須計算到退卻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於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論持久戰》指出：“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准備，就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

除《孫子兵法》之外，對毛澤東寫《論持久戰》產生較大影響的是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1937年12月28日，毛澤東曾讓郭化若找《戰爭論》看看。《論持久戰》對戰爭與政治關系的認識，對戰爭目的的認識，對集中兵力的認識，都從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中汲取了智慧。對克勞塞維茨戰爭“蓋然性”的觀點，《論持久戰》一方面“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另一方面則批評道：“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在克勞塞維茨戰爭“蓋然性”觀點與《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觀點的比較上，《論持久戰》雖未完全否定戰爭“蓋然性”的觀點，吸收了其合理因素，但總體上肯定和支持了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觀點，指出：“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

《論持久戰》通過系統總結中外歷史上以弱抗強的戰爭經驗和軍事智慧，提出弱軍對強軍作戰時不能搞拼命主義，要誘敵深入，在敵人疲勞和不意時打擊敵人。對於中國歷史，《論持久戰》列舉了晉楚城濮之戰、楚漢成皋之戰、韓信破趙之戰等經典戰例，說明主觀指導正確，弱軍可以打敗強軍。對於外國歷史，《論持久戰》指出：“外國如拿破侖的多數戰役，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內戰，都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在論証以弱抗強避免戰略決戰時，《論持久戰》指出：“歷史上，俄國以避免決戰，執行了勇敢的退卻，戰勝了威震一時的拿破侖。中國現在也應這樣干。”

（二）從中外歷史中汲取持久戰的政治智慧

《論持久戰》的寫作中，毛澤東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以民為本的政治智慧。《尚書》中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論語》中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重視“民信”，強調人民信任，國家才立得住。老子強調“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孟子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論持久戰》汲取這些智慧，指出：“中國制勝日本的主要條件，是全國的團結和各方面較之過去有十百倍的進步。”這個“全國的團結”，就是從“立本”出發的走全面的全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反對“棄本”的片面的只要國民黨政府的抗戰路線。這個“較之過去十百倍的進步”就是重視“立本”的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民主的抗戰，而不是忽視這個“本”的背棄民主的抗戰。“兵民是勝利之本”章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抗日的財源十分困難，動員了民眾，則財政也不成問題，豈有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而患財窮之理？軍隊須和民眾打成一片，使軍隊在民眾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軍隊，這個軍隊便無敵於天下，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論持久戰》運用和發展了季米特洛夫“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的觀點，批判了英國張伯倫之流對德意日法西斯的妥協政策，指出：“日本打了中國之后，如果中國的抗戰還沒有給日本以致命的打擊，日本還有足夠力量的話，它一定還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亞，甚或兩處都打。歐洲戰爭一起來，它就會干這一手﹔日本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証明了《論持久戰》預見的正確性。《論持久戰》闡明中國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不僅為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所必須，而且對爭取世界和平有著重大意義。《論持久戰》運用和發展了列寧“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的觀點，闡明“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強調要搞好抗日的政治動員，“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

（三）從中外歷史中汲取持久戰的哲學智慧

軍事智慧、政治智慧都是以哲學智慧為基礎的，都離不開反映哲學智慧的思想方法。《論持久戰》是一部軍事指導書，從思想方法、思想路線上看又是一部哲學指導書。《論持久戰》批判“亡國論”“速勝論”“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提出“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可見，《論持久戰》的哲學是辯証唯物主義的哲學。《論持久戰》從中國已“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從“兵民是勝利之本”來分析中國能夠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可見，《論持久戰》的哲學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論持久戰》強調努力奮斗是縮短戰爭時間的唯一途徑，指出：“抗日戰爭是要趕走帝國主義，變舊中國為新中國，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才能達到目的。坐著不動，隻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后勝利。”可見，《論持久戰》的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的哲學。

《論持久戰》的哲學智慧從理論淵源看來自哪裡？首先，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原著及研究著作。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著看，主要來自《共產黨宣言》《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反杜林論》《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談談辯証法問題》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著作看，毛澤東閱讀了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雷仲堅譯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著，沈志遠譯的《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著《哲學與生活》，李達著《社會學大綱》。毛澤東集中閱讀這些書，並作了大量批注和摘錄。其次，來自中國古代哲學。《論持久戰》將辯証唯物主義客觀地全面地看問題同《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觀念結合起來﹔將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性的理論同《孟子》“得道多助”“廣土眾民”“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民本觀念結合起來﹔將實踐唯物主義同“重實行”“不行不至”“積而成者”“以久制勝”的知行觀結合起來，展現了深厚的中華文化的哲學根脈。

二、《論持久戰》是通過總結中國共產黨集體的經驗寫出來的

毛澤東的學問是讀書與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形成的。毛澤東所以能寫出《論持久戰》，在於總結所處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集體的經驗。

《論持久戰》闡明中國能夠戰勝日本的主要的根據是，中國已處於歷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個進步的標志“在於它已經不是完全的封建國家，已經有了資本主義，有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有了已經覺悟或正在覺悟的廣大人民，有了共產黨，有了政治上進步的軍隊即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紅軍，有了數十年革命的傳統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的經驗。這些經驗，教育了中國的人民，教育了中國的政黨，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這些經驗體現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著作中，包括遵義會議以來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的著作中。

（一）這些經驗體現在朱德的著作中

朱德從井岡山斗爭開始，就是毛澤東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打游擊戰的搭檔。七七事變爆發后，朱德撰寫了《實行對日抗戰》，闡明隻有堅持抗戰，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自從‘九一八’以來，紅軍便堅持著和平團結共御外侮”“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文章闡明紅軍“知道怎樣執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務﹔創立了靈活的、巧妙的、任何強敵都為之戰栗的游擊戰術﹔建立了完善的、系統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廣大群眾中播下了新的為民族解放而斗爭的種子”，“這些寶貴經驗對今后的抗日戰爭將會有極重要的作用，將會收結更多的革命的果實”。文章不僅分析“最后的勝利是我們中國的”，而且分析了“它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指出：“民為邦本，民眾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與民眾更緊密地聯合起來”，“動員民眾，武裝民眾，給民眾以充分的救國抗日的自由，這是勝利的最必要的條件”。

1938年初，朱德總結在山西抗戰前線的經驗，形成了他的重要軍事著作《論抗日游擊戰爭》。朱德對抗日游擊戰爭下的定義是：“抗日的大眾戰及民兵戰。”朱德解釋道：“我們指明它是抗日的，以與其他的游擊戰爭分別開來﹔我們指明它是大眾戰或民兵戰，以與正規武裝部隊的戰爭分別開來。”這個“發生著和發展著的游擊戰爭，的確從過去十年的國內游擊戰爭中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朱德指出：“抗日游擊戰爭是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其具體作用表現在：“抗日游擊隊是民眾抗日學校，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武裝宣傳者和組織者”，抗日游擊戰爭“能夠部分地恢復國家領土和維系失地的人心”，“能夠使日寇無法從它所佔領的地區中取得人力和資財的補充來滅亡我國”，“能夠配合正規軍作戰”，“能夠為正規軍創造優良的后備軍和新的兵團”。朱德從政治、經濟、人員、武器、交通五個條件上分析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還詳細分析研究了抗日游擊隊的戰術。

朱德的《實行對日抗戰》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屬於中國”的結論性認識是一致的﹔“民眾是抗日的主要力量”與“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認識也是一致的。朱德的《論抗日游擊戰爭》與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堪稱研究抗日游擊戰爭的姊妹篇，共同為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從開展敵后游擊戰方面積累了重要認識。朱德的這兩篇著作都強調中國共產黨十年內戰以弱抗強經驗的重要，這與毛澤東《論持久戰》強調中國處於進步時代的標志之一是有了共產黨成立以來的經驗有著緊密的聯系。

（二）這些經驗體現在周恩來的著作中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中較早從事軍事工作，特別是軍隊政治工作的領導人。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周恩來和彭德懷到山西部署八路軍作戰，提出“作戰方針為游擊運動戰，避免固守，在有利條件下，應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體現了重視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運用，避免在軍事裝備和技術落后的條件下與日軍打陣地戰。周恩來還提出對日抗戰是持久性的戰爭，並闡明為什麼能進行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

上海、太原失守后，周恩來在臨汾的一次群眾大會上闡述了《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他分析造成時局不利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實行片面抗戰路線，沒有把民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這是給日本造順民，給自己造反對者。不怕戰爭失利，最怕戰爭失了人心！失掉民眾，這是萬劫不復的”。他呼吁實行依靠民眾的全面抗戰路線，“民眾的反抗，是持久戰的最主要的條件。敵人愈摧殘，群眾將愈覺醒起來，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奮斗”。他特別強調華北持久戰的中心地位：“華北抗戰能持久，日寇將無法實現其全部陰謀。”華北的持久戰，“將影響和推動著全國抗戰的開展”。周恩來從敵人兵力不足、地形、氣候、民眾、統一戰線等條件，論述了華北能夠持久抗戰，而且從紅軍十年內戰以弱抗強的經驗上，強調八路軍是“推動和領導華北持久抗戰的重要因素。因為八路軍是紅軍改編的，他有著長期運動戰及游擊戰的素養。他將要發揮在這方面的特長，來影響友軍，來組織和領導廣大民眾齊來抗戰”。這同毛澤東、朱德重視依靠民眾，重視運用紅軍以弱抗強的經驗來進行抗日戰爭是相通的。周恩來還從軍隊的改造、開放政權、開放民運、肅清漢奸等方面探討了怎樣實行持久戰。

1938年初，周恩來撰寫《怎樣進行持久抗戰？》，指出：“隻有持久抗戰，才能爭取最后勝利，這是抗戰五個月中最主要的教訓。”文章在總結抗戰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從鞏固前線、建設新的軍備、建立軍事工業、發展敵人佔領地區的廣大游擊戰爭、進行廣大的征募兵役運動、鞏固后方、加強國防機構、運用國際的有利條件等八個方面研究了持久戰的辦法。周恩來指出：“要能貫徹抗戰到底的方針，必須首先加強和鞏固中華民族能夠支持長期抗戰的信心和決心，反對一切動搖，反對一切妥協、屈服、投降的思想﹔次之，必須堅決相信進行這些持久抗戰的具體辦法，是能夠度過目前難關，准備進行決定性的戰斗的。有了堅強的信心，有了實行這一具體辦法的意志，有了實行這一切具體辦法的長期努力，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進攻必然會遭到最后的慘敗，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事業必然會達到最后的成功。”周恩來的這些論述同《論持久戰》強調九個方面的努力——“努力於作戰多打勝仗，消耗敵人的軍隊，努力於發展游擊戰爭，使敵之佔領地限制於最小的范圍，努力於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力量，努力於建設新軍和發展新的軍事工業，努力於推動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努力於工、農、商、學各界人民的動員，努力於瓦解敵軍和爭取敵軍的士兵，努力於國際宣傳爭取國際援助，努力於爭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援助”是一致的﹔同《論持久戰》堅定信心、努力奮斗的核心觀點有著密切的聯系。

（三）這些經驗體現在張聞天的著作中

遵義會議之后，張聞天作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領導人，對持久戰理論也有著重要貢獻。從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可以看出，他對毛澤東以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來進行以弱抗強的軍事斗爭，有著深刻的認識。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1937年9月18日，張聞天寫出《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文章指出：“全國性抗戰的開始，即是中華民族新時代的開始，也即是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誕生的開始，也即是東方被壓迫民族歷史的轉變期的開始”。這與《論持久戰》強調時代的特點，有著密切的聯系。文章認為：“這一次的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國間的決死戰爭，這一戰爭的勝敗，將決定中日兩國的命運，也將決定東方歷史的前進的途徑。”“中日戰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時期內最后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這與《論持久戰》強調堅持抗戰和堅持持久戰，有著密切的聯系。文章指出：“今天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關鍵，是動員全中國人民參加全面的抗戰”，“四萬萬中國人民，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偉大力量的源泉”。文章要求“政府與人民結合起來，使現在的政府進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國防政府”，“我們還需使我們的軍隊進步”，“只要我們的軍隊擔負起動員群眾、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的任務的時候，我們的軍隊是不能戰勝的，是無敵的”。這與《論持久戰》強調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要求建設進步的軍隊，有著密切的聯系。文章要求把中國共產黨的十大綱領變為全民族的行動綱領，同民族失敗主義作斗爭，指出：“要使全中國人民相信抗戰的最后勝利，必然是我們的。要使他們了解一切困難只要大家努力奮斗，都是可以克服的。”這與《論持久戰》闡明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定信心，努力奮斗，有著密切的聯系。

朱德、周恩來、張聞天關於“新時代”和“決死戰爭”的觀點，關於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和游擊戰爭的觀點，關於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依靠民眾全面抗戰的觀點，關於堅定信心和努力奮斗的觀點等等，為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積累了重要認識。

（四）這些經驗體現在其他紅軍將領的著述中

在中國共產黨內對毛澤東持久戰理論的形成產生影響的，還有許多其他紅軍將領總結的實踐經驗。1937年11月27日，彭德懷撰寫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中指出：“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日戰爭，與建立正確的軍事作戰方針和指揮，是爭取抗戰勝利必須首先解決的前提”，強調改變敵強我弱實現持久抗戰的勝利，“完全依靠於我們自己的努力”。1937年10月17日，林彪撰寫的《平型關戰斗的經驗》中指出：“我八路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后襲擊其后路為主。斷敵后方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1938年3月，劉伯承撰寫的《論游擊戰與運動戰》認為運動戰是“正規的作戰”“機動戰”，游擊戰“是使用小的隊伍”“非正規的作戰”。文章指出：“游擊戰爭，原來是抗日戰爭中廣大的民眾武裝斗爭的事業，而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我們有了民眾的抗戰而表現之於游擊戰爭的條件，那我們就好進行運動戰”，“對運動戰和游擊戰有密切關系的民眾抗戰運動，是要我們到處努力推動和發展的”。

這些經驗自然而然地成為《論持久戰》的寫作基礎。毛澤東處於進步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的集體之中，是不可能脫離開這個時代和集體的。

（五）毛澤東對這些經驗的集中總結

毛澤東既是這個集體中的成員，又是這個集體中的處於核心位置的領袖，善於將集體中其他成員的經驗智慧集中起來，總結出來，形成規律性認識。比如，中日雙方相互對立的特點的某一點或兩點，其他成員也有論及，但少有將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國我大國、敵寡助我多助四個特點集中起來綜合分析，由此得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結論。比如，其他成員也看到並論及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但詳細分析持久戰要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不同階段要運用不同的戰爭方式的不多。比如，從三個階段都離不開游擊戰，而決定由弱變強的戰略相持階段游擊戰是主要戰爭形式，從戰略地位上認識抗日游擊戰爭﹔從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進步的統一上認識抗日戰爭的政治﹔從客觀地全面地考察戰爭，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努力奮斗，體現了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統一的方法，這些都體現了其他成員難以達到的高度。正如陳雲所說：“我們黨裡頭沒有第二個人寫出這樣好的著作。這是了不起的功績。”

三、毛澤東寫《論持久戰》的思考過程

從中外歷史中汲取以弱抗強的智慧，這是毛澤東能寫出《論持久戰》的重要條件。從中國共產黨集體中汲取游擊戰爭、人民戰爭、持久抗戰的智慧，這是毛澤東能寫出《論持久戰》的時代的和集體的條件。善於總結自己親歷的經驗，善於經過消化把別人的經驗變成自己的，這是毛澤東能寫出《論持久戰》的內在條件。從這個內在條件看，有必要分析研究毛澤東寫《論持久戰》的思考過程。

從毛澤東的自述看，毛澤東寫《論持久戰》的思考過程經過了兩個階段。

（一）與斯諾的談話至盧溝橋事變之前的思考

《論持久戰》中，多次引用了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要點，特別是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一是，強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二是，強調丟掉幻想，堅持抗戰，依靠人民，中國必勝﹔但要經過長期過程，經過無數戰爭的消磨。三是，強調實行正確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這次與斯諾的談話，與一天前同斯諾的談話及兩個月后同斯諾的談話，是聯系在一起的。7月15日，毛澤東對斯諾說：“日本侵略不僅威脅中國，而且也威脅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如果中國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來就真是一片黑暗了”，“形勢注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這裡毛澤東准確地指出了“九一八”以來中國抗戰的國際性。9月23日，毛澤東對斯諾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其結果是對抗日運動不利的。”反過來說，“日本帝國主義是無法打敗真正團結、武裝和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的”。這裡毛澤東突出地強調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生命線。這兩次談話對《論持久戰》強調“全民族的力量團結起來，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批評張伯倫的對日妥協政策，強調“中國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同爭取中國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離的”，產生著直接的影響。

其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努力。比如，做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工作，爭取東北軍和西北軍掉轉槍口對准日本侵略者。對圍困陝甘紅軍的其他國民黨軍將領和地方實力派做工作，為抗日救亡達成了若干協議，建立了聯系。積極開展對愛國民主人士的團結抗日工作，促進形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社會氛圍。改變“反蔣抗日”的口號，提出並實施了“逼蔣抗日”的方針，促使蔣介石下抗日的決心。

西安事變前夕，毛澤東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是一篇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為已經到來的新階段的民族革命戰爭服務的重要軍事著作。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的偉大的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族敵人侵入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斗，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不是直接研究怎樣進行抗日戰爭，而是總結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以弱抗強的經驗為抗日戰爭服務。這正是《論持久戰》所強調的，這些經驗“今天恰好作了團結抗日的基礎”，“如果沒有十七年以來的經驗，也將不會有抗日的勝利”。毛澤東曾說，《論持久戰》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姊妹篇，沒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寫不出《論持久戰》來。

當時，隨著中日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毛澤東對形勢發展進行了深入思考：一是國內由爭取和平到爭取民主的問題。毛澤東提出“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証”，“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責任問題。毛澤東指出：“依現時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他號召全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毛澤東的這些思考對《論持久戰》特別重視中國的進步，將其視為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產生著直接的影響。

（二）總結全面抗戰以來十個月經驗的思考

《論持久戰》指出：“抗戰十個月的經驗，盡夠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也盡夠說服急性朋友們的速勝論了”，“偉大的抗日戰爭正在開展，很多人希望總結經驗，以便爭取全部的勝利。我所說的，只是十個月經驗中的一般的東西，也算一個總結吧”。這說明，《論持久戰》是毛澤東思考總結全面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寫出來的。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發表《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毛澤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的三大戰略方針：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持久戰，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會上，從毛澤東提出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來看，這個游擊戰是包括游擊性的運動戰的。前兩條方針已被會議所接受，但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未形成統一認識。據聶榮臻回憶：“在洛川會議上討論作戰方針時，曾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

洛川會議后，毛澤東叮囑前方紅軍指揮員：“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在華北正規戰不利時，毛澤東提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針對平型關戰役戰果，毛澤東指出：“敵用大兵團對付我游擊隊，還不知道紅軍游擊戰法。”11月12日，毛澤東發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強調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強調“片面抗戰已經無力持久”，隻有全面抗戰才能持久﹔強調“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

可是，1937年12月中旬，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中，不提獨立自主，不提反對片面抗戰，不遮掩地講“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實質上否定了持久戰、游擊戰、獨立自主三大戰略方針。正如《論持久戰》所交代，這時“掃除這些空談，對於進行勝利的抗日戰爭，應該是有好處的”。

為統一全黨的認識，正確引導全民族抗戰，《論持久戰》指出：“有些人輕視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於‘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這個提法，表示懷疑。他們不贊成八路軍這樣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認為這是‘機械的’觀點。”系統研究敵后抗戰的游擊戰，關系到能不能正確認識持久抗戰的一個關鍵支撐，關系到正確認識怎樣進行持久戰。這是毛澤東在寫《論持久戰》之前，先寫出《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原因。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深入分析了持久戰中的游擊戰不只是戰術問題，還有它特殊的戰略地位：“敵人在我們這個大國中佔地甚廣，但他們的國家是小國，兵力不足，在佔領區留了很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並且由於中國的進步，就是說有共產黨領導的堅強的軍隊和廣大人民群眾存在，因此抗日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於是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等等一全套的東西都發生了。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於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這就是抗日游擊戰爭雖然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仍然處於輔助的地位，但是必須放在戰略觀點上加以考察的理由。”持久戰的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進攻三個階段中，游擊戰爭必不可少，特別是轉變樞紐的戰略相持階段中，游擊戰是主要作戰形式，也是實現戰略相持向戰略進攻轉變的決定性因素。可以說，隻有洞察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戰略家，才能寫出《論持久戰》。當毛澤東總結全面抗戰十個月的經驗寫出《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后，也就可以進一步寫《論持久戰》了。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五編研部巡視員，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