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音樂與晉察冀邊區婦女工作

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被毛澤東稱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全民族抗戰中，黨領導婦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宣傳動員婦女參加抗戰，“以動員婦女力量參加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為基本任務”（《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音樂是黨進行革命宣傳動員的重要工具，早在1923年11月黨中央通過的《教育宣傳問題決議案》中就提到，“當盡力編著通俗的問答的歌謠的小冊子”進行革命動員（《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頁）。在晉察冀邊區，我們黨巧妙運用革命音樂，使其在婦女抗戰動員、思想解放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傳播音樂作品，激發婦女抗戰意識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應注意宣傳鼓動工作的通俗化、大眾化、民族化，力求各種宣傳品的生動與活潑，特別注意於戲劇歌詠等的活動。”（《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37—1949）》，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頁）為做好婦女群體的抗戰動員，晉察冀邊區創造性運用革命音樂的形象性音符、通俗性唱詞、具體性敘事等作用，有力激發了廣大婦女的抗戰意識。

全民族抗戰前，少數革命歌曲經知識分子引入和傳播，成為婦女群體較為熟悉的革命思想啟蒙作品。邊區音樂工作者也善於利用婦女比較熟悉的革命歌曲進行抗戰宣傳教育，河北蠡縣的一個宣傳小組到農村演出，“有一位女同志唱了一支歌子，歌名叫《鬆花江上》，頗受群眾歡迎，像吸鐵石一樣吸來不少聽眾，台下鴉雀無聲，洗耳靜聽，而且聽完之后還戀戀不舍，不願離去”（傅鐸：《往事滄桑》，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頁）。1944年2月，晉察冀邊區群英大會上，連續6年擔任平山縣下盤鬆村婦救會主任的戎冠球被授予“北岳區擁軍模范——子弟兵的母親”稱號。文藝工作者專門創作了報道劇《戎冠球》，用廣大民眾熟悉的語言進行表演，有效激發了邊區廣大婦女的抗戰意識。“三十歲的婦女演出《血淚仇》，群眾看后沒一個不哭的。定縣南齊村有六十多歲的老太太當演員，並且演得很好。還創作了新形式的‘街頭劇’《模范婆婆和媳婦》，‘三八’節時在街頭演出受到婦女的擁護”（《晉察冀北岳區婦女抗日斗爭史料》，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755頁）。邊區婦女在音樂作品中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抗戰主張，更好地激發了其抗戰意識的覺醒。晉察冀邊區廣為傳唱的《送郎參軍歌》《李玉蘭勸夫參軍》《媽媽讓我當兵去》《送郎上前線》等大量革命歌曲，以“送”為主題，極大地引發婦女群眾情感共鳴，並用生動的音符、通俗的歌詞展現了廣大婦女的家國情懷。

冬學是晉察冀邊區激發婦女抗戰意識的重要舉措。1940年2月，晉察冀邊區“音協”發布的《晉察冀邊區音協工作綱領》強調：“加強音樂作品的現實化和大眾化，用全力將文化深入到民間去，使音樂運動成為廣大群眾的運動。”（《抗敵報》，1940年2月18日）邊區音樂工作者根據“音協”工作綱領精神，用生活化語言編創冬學音樂作品，鼓勵民眾參加學習。1941年1月28日的《晉察冀日報》就刊載了民謠《上冬學》，“上冬學、上冬學，識字是為打東洋，上冬學、上冬學，讀書是為求解放”。此外，《晉察冀日報》還刊載反映婦女冬學模范事跡的歌謠。1941年12月2日，《晉察冀日報》刊載了革命歌謠《我們要學張大媽》，“我們要學張大媽，熱心冬學數著她”，通過描寫張大媽不因生小病、孩子小、年紀大等原因放棄上學，號召廣大婦女向其學習，通過冬學接受文化教育、增強抗戰本領。

動員組建婦女自衛隊，增強邊區抗戰力量

音樂成為激發婦女參加抗日的有效媒介，1940年6月，晉察冀邊區已發展27萬婦女群眾武裝，成為邊區一支重要的抗戰武裝力量。“晉察冀的婦女不但要讀書識字，作村民代表當村長,而且和男人一樣的能夠站崗放哨，盤查行人，捉拿漢奸，甚至配合戰斗”（李公朴：《華北敵后——晉察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1頁）。

阜平傳唱著一首反映邊區婦女站崗放哨的歌謠《保衛邊區保家鄉》，“李大嫂、二大娘，咱倆村頭去站崗﹔你拿一把鐮刀，俺拿一杆紅纓槍，不讓漢奸進咱庄，保衛邊區保家鄉”。歌謠用通俗易懂的生活化歌詞生動展現了婦女保家衛國的形象。1940年晉察冀邊區文藝工作者沈雁利用傳統民間小調劇編創了《夫婦倆》《夫婦對唱》等革命歌曲。這些音樂作品的傳播和動員很有號召力，許多婦女自願加入邊區武裝隊伍中，“在昨天，華北的婦女還是含羞膽怯的‘土包子’，到今天，她們中間有的人，已經成了驍勇堅忠的戰士。‘這裡的婦女都參加作戰，投擲手榴彈。’這是去年在平型關附近繳獲的一個敵兵日記的記載。到今年，婦女們的活動范圍更廣泛了”（周立波：《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99頁）。《姐妹上戰場》這首對唱歌謠是晉察冀邊區婦女參加抗戰的音樂代表作，正如歌詞“姐妹你上戰場，千萬你莫要發慌，姐妹你前線去，奮勇你要殺敵”，歌謠情真意切，易學易唱，激發了婦女抗戰斗志。

婦女自衛隊是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戰的代表力量。“平山的婦女自衛隊不但和男子一樣的操練步法、轉法、跪倒、臥倒、射擊、投擲手榴彈，甚至能夠和部隊一樣整齊的進行防空演習”（《華北敵后——晉察冀》，第131頁）。在黨的領導下，婦女自衛隊參加破路運動以破壞敵寇交通線，邊區歌曲《破壞交通歌》《破路不分男和女》等不僅用音符生動記載了婦女和男子一起參加斗爭的生動場景，而且用通俗易唱的曲調塑造並傳播了邊區婦女自衛隊參加抗戰的形象。邊區婦女不但積極參加婦女自衛隊，而且還充分利用革命音樂來宣傳抗日，“晉察冀一般的婦女自衛隊，她們不但和男自衛隊一樣的能夠回答政治問題，還有著男自衛隊恐怕是永遠趕不上的成績，就是唱歌。平均每一個婦女自衛隊隊員能唱十五支以上的救亡歌曲或是抗日小調”（《華北敵后——晉察冀》，第131~132頁）。

傳播進步意識，促進婦女思想解放

晉察冀邊區的革命音樂不僅在邊區婦女抗戰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邊區社會變革，尤其是推進邊區婦女思想解放進程中也作出了歷史貢獻。

在晉察冀邊區革命音樂動員工作中，涌現出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模范人物，其中，劉耀梅的成長歷程頗具啟示性。劉耀梅是阜平縣羅峪村人，16歲時就積極參加抗戰活動。她酷愛唱歌，學的第一支歌是《國際歌》，由此點燃了心中的革命火種，1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村婦救會主任。她善於利用革命歌謠宣傳黨的婦女工作政策、講解婦女解放意義。由於長期的封建思想束縛，一些婦女不肯剪發和放腳。“劉耀梅就給她們講婦女解放的光明前途，還親自抄寫《婦女解放歌》教婦女們唱：‘如今的婦女興剪發，又省梳來又省刮，沒有亂頭發﹔如今的婦女興撒腳，又能走來又能跑，你看多麼好’”（文思：《尖刀插入敵人心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頁）。正是在《婦女解放歌》等革命歌曲的宣傳帶動下，邊區婦女群眾的思想認識悄然進步。

黨在晉察冀邊區實行包括生產、婚姻、文教等諸多方面的社會變革舉措，婦女的不斷解放也逐步促進其主體意識覺醒，在這一方面，革命音樂也發揮了重要功能。對於革命音樂，眾多邊區婦女實現了從“圍觀者”到“參與者”，再到“創作者”的身份嬗變，音樂逐漸成為邊區婦女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歌詠已經形成了晉察冀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我可以這樣說，晉察冀不管男女老幼中，很少不會唱歌子的。救亡歌曲和抗日小調已代替了過去人們消閑，或工作中間口頭所唱的一切腐詞濫調”（《華北敵后——晉察冀》，第155頁）。邊區的社會變革使音樂創作不再只是音樂工作者的“專利”，婦女逐步成為一支重要的音樂創作力量。平西縣崗南村村劇團為迎慶中秋編排進步戲劇，導演是住在本村的區婦救會主任，主要演員是村劇團的五六位婦女，“戲是寫一個頑固婆婆，開初不明世事，不讓女兒媳婦參加婦救會和一切村中活動，女兒媳婦偷偷參加，終被發現，於是大叫大鬧，村中人勸解，區裡人說服，婆婆再三不肯，提出許多理由，經過大家勸說，又見事實進展，全村進步，個個如是，她也不堅持，不僅讓兒媳參加，而且自己也成為婦救會積極分子之一了”（周而復：《解放區晉察冀行》，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頁）。雖然這些婦女文化水平不高，但由於演的是身邊的真實故事，因而演出時非常自然，取得了較好的傳播教育效果。

為有效擴大音樂藝術在婦女中的宣傳效果，晉察冀邊區還組建了專門的婦女劇團，“定縣一區在婦救會領導下，成立了神北，南、北神甫，南、北清醒5個村的婦女劇團”（《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匯編》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20頁）。在邊區藝術專業劇團及村劇團業務指導下，婦女們的音樂藝術能力逐步提升。“她們還組織了救亡俱樂部，俱樂部中有各種娛樂組織，設有文化娛樂干事，專門領導唱歌打拍子。如果是從邊區外面來的人，誰也不會相信指揮唱歌打拍子的竟是沒有上過學的勞動婦女，更不會相信，這歌聲是出自沒有受過識譜訓練的庄稼人的歌喉”（《晉察冀北岳區婦女抗日斗爭史料》，第756頁）。黨在晉察冀邊區推行的婦女解放政策，有力激發了婦女群體的主體意識，促使她們積極參與革命音樂創作，其中一些代表性歌曲被廣為傳唱，提高了廣大婦女革命意識，激勵她們在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王鐵柱，系天津音樂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2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