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領導的“信息突圍戰”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曾一度被國民黨當局構筑的新聞封鎖的銅牆鐵壁所封鎖，其目的是將延安的聲音隔絕於世。然而，歷史的洪流終究不可阻擋。在黨的正確與有效領導下，延安黨政軍民以非凡的創造力與堅韌不拔的意志，多措並舉，不僅成功擊碎了這道無形的鐵幕，更將真理之聲、抗戰之志傳遍華夏，輻射寰宇，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又波瀾壯闊的“信息突圍戰”。

構建自主的對外宣傳平台。延安時期對外宣傳體系中，報刊作為文字傳播的核心載體，憑借其內容的深度性與傳播的持續性，成為打破信息壁壘、向國內外傳遞紅色區域真實面貌的重要平台。1941年5月16日，《新中華報》與新華社編發的《今日新聞》合並為《解放日報》，在延安出版。尤其是1942年4月《解放日報》改版后，確立了“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方針，緊密結合抗戰實際與黨的政策，其社論和重要文章往往成為全黨全國抗戰輿論的風向標，同時專設國際評論、海外通訊等專欄，及時向國內外傳遞中共的抗日主張，其內容不僅在各抗日根據地廣泛傳播，還通過秘密渠道傳入國統區與海外，成為進步力量了解延安的重要途徑。

在重慶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重要窗口。《新華日報》巧妙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以迂回、靈活的方式宣傳黨的抗戰主張，報道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戰績，同時及時反映國統區民眾的抗日訴求，成為國統區民眾了解抗日根據地情況的重要渠道。

為打通與國際社會的文字溝通壁壘，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英、法、俄文版《中國通訊》。其第一期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皖南事變，組織在延安的相關人員，以客觀的事實、親歷與見聞，集中撰寫了五篇文章，成為對外如實報道事變真相的專輯刊物。《中國通訊》在延安印好后，由專用的交通渠道帶到重慶，再由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散發給外國記者，由他們轉發到國外，成為西方世界了解真實中共的重要原始資料。

此外，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秘密的發行網，負責將延安出版的報刊、書籍、宣傳品，經精心偽裝后，穿越層層關卡，運抵重慶、西安、桂林等大后方城市，甚至深入淪陷區。在國統區，黨的地下組織和進步人士，以書店、報攤、學校、社團為掩護，採用化整為零、偽裝封面、秘密傳閱等方式，發行和傳播來自延安的出版物。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以及《解放日報》的重要文章，以各種隱蔽形式在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中廣為流傳，成為指引前進方向的明燈。

延安時期的報刊對外宣傳，以文字成功地、深入地向外界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邊區建設的真實情況以及軍民的抗戰精神，成為打破輿論封鎖、爭取國內外理解與支持的重要窗口。

穿透封鎖的空中橋梁。在諸多突破手段中，無線電廣播以其即時性、廣覆蓋和不易完全攔截的特性，成為延安極具戰略意義的空中利器。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正式開播，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擁有了第一個面向全國的語言廣播電台。盡管信號時斷時續，電力供應不穩，但在技術人員的精心維護下，“延安之聲”堅持向國統區、淪陷區乃至海外播送。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頑固派誣蔑新四軍“叛變”，妄圖混淆視聽。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紅色電波，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新聞封鎖，向全國宣傳了中共的嚴正立場。毛澤東撰寫的《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第一時間由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全文播出，讓國統區和淪陷區民眾得以了解事變真相，社會輿論紛紛對蔣介石政府表示不滿，國際輿論也對其摩擦行為予以譴責，使國民黨集團進一步陷入政治孤立。

廣播的受眾面向國統區和淪陷區的廣大民眾、知識分子、愛國人士。當國統區民眾從收音機裡聽到與官方宣傳截然不同、充滿生機與希望的延安故事，聽到對日軍暴行的控訴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真實戰況時，心中的疑慮被驅散，認知得到刷新。廣播成為一座無形的橋梁，直接將延安的真實情況傳送到千萬聽眾耳邊，打破了地理和紙質媒介的封鎖。

1944年9月，延安新華廣播電台英語廣播正式開播，它成為眾多西方媒體了解中國共產黨和國共關系相關動態的權威信息源，徹底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新聞壟斷，提升了延安對外宣傳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還進行日語廣播，每周三下午由華籍日本人原清志用日語播送節目，對日廣播的內容多為揭露日軍的丑惡罪行及在華日本人反戰組織成員撰寫的書信、講話和文章，以“自己人”的身份更有說服力地呼吁日軍士兵厭戰、反戰，這對瓦解侵華日軍意志起到了重要作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日語廣播，是中國共產黨以超前的國際視野和高超的宣傳智慧，進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電波抗戰”。它超越了簡單的宣傳，成為直接瓦解敵軍、傳遞真相、溝通人心的有效工具，在中國國際傳播史和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獨特而重要的一頁。

國際視野下的眼見為實。如果說無線電是“聽”見延安，那麼邀請外國記者、國際友人親赴延安考察訪問，則是讓他們“看”見延安。這種開放與坦誠的姿態，是打破惡意污蔑的有力武器。

在周恩來等人的卓越領導下，駐重慶等地的中共代表團積極與外國駐華使節、國際援華組織、各國記者建立聯系，邀請他們訪問延安。埃德加·斯諾在宋慶齡幫助下進入陝北蘇區訪問，歷時數月採訪后出版《紅星照耀中國》（曾易名《西行漫記》），該書首次向全世界真實、客觀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真實情況，不僅讓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英勇形象，而且促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及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和認識，徹底粉碎了國民黨長期編造的“赤匪”謊言，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該書在短短一個月內加印3次，發行10多萬冊，后又譯成6種文字，在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強烈反響，吸引了更多國際目光投向延安。此外，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中國在反擊》，新西蘭記者貝特蘭的《華北前線》，美國記者畢森的《日本侵華》、斯諾夫人海倫的《紅色中國內幕》等，這些著作均以親歷者的視角、細膩的筆觸向世界介紹了中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的真實情況和延安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最為有效的宣傳媒介。

外國軍事觀察組、國際組織與海外僑領的聯動，進一步拓展了延安海外聯絡的廣度與深度。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同年，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這些具有不同背景的國際人士，在延安及華北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數月的深入觀察，走訪部隊、學校、鄉村，親眼看到了延安等根據地的民主政治、經濟生產、社會風貌和精神狀態。他們的報道、書信、報告，以集體証言的方式，向世界傳遞了一個充滿活力、堅持抗戰、得到人民擁護的“紅色中國”形象，使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在國際輿論面前徹底破產。世界學聯代表團等國際組織的到訪，讓延安與國際青年、進步組織建立了常態化聯系，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進步力量中的影響力。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國內民主人士黃炎培、梁漱溟等到訪延安后，親眼見証了延安的廉潔政風與民主氛圍，這與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形成鮮明對比。

延安時期我黨打破對外宣傳封鎖的斗爭，不僅是對傳播技術、渠道和策略的運用，更是一場爭奪話語權、贏得民心的深刻政治與思想較量。延安對外宣傳所傳播的，是民族解放的正義呼聲，是人民戰爭的偉大實踐，是民主建設的初步探索。其內容的真實性與進步性，是穿透一切謊言的最終力量源泉。延安的聲音，猶如星火燎原，照亮了被迷霧籠罩的神州大地，激勵了億萬同胞的抗戰斗志，也向世界展現了一個嶄新的、充滿希望的中國形象。

來源：《學習時報》（ 2026年03月06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