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於新聞宣傳工作的戰略思維與實踐智慧

高度重視新聞宣傳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周恩來始終關懷黨的新聞事業，不僅關注具體的辦報業務，更從戰略高度看待宣傳在革命和建設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對做好新聞宣傳工作進行了深刻的思考，留下了許多重要思想和觀點。目前學界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維度：一是特定歷史時期的考察，如對周恩來早期及留歐時期新聞活動的研究﹔二是特定新聞陣地的剖析，如圍繞《新華日報》的專題研究﹔三是特定歷史事件的研究，特別是基於親歷者回憶視角的歷史敘述。這些成果對於進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本文擬從周恩來關於新聞宣傳工作的幾個核心論斷切入，結合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具體可感地展現周恩來從戰略高度駕馭、應對復雜輿論局勢的斗爭智慧。

一、“筆戰是槍戰的前驅，也是槍戰的后盾”：新聞宣傳與武裝斗爭的辯証法

正確把握“筆杆子”與“槍杆子”的關系，即新聞宣傳與武裝斗爭的關系，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寶貴經驗。我們黨是從革命斗爭中誕生、成長起來的，抓好“槍杆子”，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根本前提﹔同時，抓好“筆杆子”，宣傳黨的政策主張，開展有效的輿論斗爭，是深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造就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的必然之舉。1940年9月，周恩來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王席君先生題詞：“筆戰是槍戰的前驅，也是槍戰的后盾。”這不僅是針對五屆五中全會后國民黨對中共政治輿論污蔑和軍事反共磨擦“文武兩手”反動政策的戰略回應，也深刻揭示了新聞宣傳與武裝斗爭之間內在的、有機的辯証關系。

（一）“前驅”：思想啟蒙與群眾動員的先行

“前驅”意味著思想上的先導和行動上的基礎。周恩來深知，在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和軍事斗爭之前，往往需要進行思想的發動和輿論的准備，並在實踐中身體力行。

早年赴歐洲求學期間，作為天津《益世報》旅歐通訊員的周恩來，共計撰寫旅歐通訊57篇，向國內傳遞國際風雲變幻。同時，作為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少年》（后改名為《赤光》）的主要領導人和撰稿人，他撰寫大量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分析國際國內形勢，為在歐洲的中國青年指明革命方向。這可以看作他運用“筆戰”進行思想啟蒙的早期實踐。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任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在領導廣東東江地區建立新的政權機構和群眾組織期間，領導創辦了《嶺東民國日報》，親自為副刊題寫刊頭“革命”，並將其作為辦報的宗旨。該報迅速成為國民黨在潮、梅、海陸豐地區的主要黨報，在喚起群眾革命精神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前驅”作用。全國抗戰爆發后，發揮“筆戰”的先導作用更為重要。七七事變后第三天，周恩來即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要做的事很多。我們要辦一張黨報”。經多番交涉，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創刊，成為我們黨在國統區公開的機關報，吹響了“鼓勵前進的號角”。此外，在周恩來指導下，1937年8月，籌辦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救亡日報》，1941年在香港建立了“對‘南洋’和西方各國華僑、進步人士的宣傳據點”——《華商報》。這些陣地充分發揮了“開路先鋒”的作用，為反對北洋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槍戰”積蓄了深厚的爆發力。

（二）“后盾”：輿論掩護與革命陣營的支撐

相對於“前驅”的思想動員與輿論造勢，周恩來所指的“后盾”，更側重於守住陣地與穩固人心，旨在為革命斗爭“護航”。他深刻認識到，在殘酷的軍事斗爭中，新聞宣傳工作必須發揮好“后盾”作用，既要構筑輿論防線以抵御敵人的政治污蔑，又要拓展統戰陣地以打破政治孤立，從而為武裝斗爭提供可靠的政治掩護和廣泛的社會支撐。

首先，新聞宣傳通過及時出擊，為武裝斗爭提供有力的掩護。在國共磨擦不斷的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常利用其宣傳優勢“妖魔化”共產黨軍隊，企圖在政治上孤立我黨我軍。周恩來強調：“對敵人的欺騙宣傳應該不放鬆地駁斥”，“這項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決不要遲疑”。這意味著，“筆戰”必須在“槍戰”的側翼構筑起一道防線。一個典型的歷史注腳是關於皖南事變后的輿論斗爭。當國民黨在軍事上圍攻新四軍，並企圖在輿論上將其定性為“叛軍”時，周恩來悲憤寫下“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由《新華日報》沖破國民黨新聞檢查刊出。這不僅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黨在極端困境下，利用新聞宣傳搶奪事實解釋權的經典戰例。它讓大后方民眾看清了事實真相，使輿論風向迅速扭轉，成功阻止了國民黨在政治上徹底消滅新四軍的企圖。除了在國內復雜的斗爭環境中重視“筆戰”，面對國際帝國主義的武裝挑舋，周恩來同樣高度重視宣傳的作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周恩來審定並簽發《中共中央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對如何使人民群眾正確認識當前形勢、消滅恐美心理等進行細致周到的宣傳布置安排。經過切實有效的宣傳教育，“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這生動詮釋了通過新聞宣傳宣示戰爭正義性和堅定勝利信心，為軍事斗爭提供有力掩護的重要意義。

其次，新聞宣傳通過爭取中間勢力，打破政治孤立，為革命陣營擴充“朋友圈”。1941年，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嚴密的政治封鎖，黨在國統區的處境一度十分艱難。周恩來清醒地分析了當時的統戰局勢：雖然我們在文化教育界交了不少朋友，但對具有較強經濟力量的工商界，黨的影響力還很薄弱，不少輿論陣地為國民黨政府所佔據。為打破這種局面，他領導南方局以《商務日報》為突破口，確立了“從組織內部掌握陣地”的策略，採取“擠的策略，把我們的人擠進去，把特務分子從重要部門擠出來”。不到半年，除了社長之外，該報人員就都換成了共產黨的同志。改組后的《商務日報》把言論和報道轉到為民族工商業代言，具體揭露官僚資本四大家族限制、扼殺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和措施，把反共的工具變回為商界立言的報紙。周恩來高度評價這一成績：“重慶商務日報這段工作做的不錯，1941年我黨在重慶還比較孤立，隻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敢於接近我們，商務日報動員工商界反對四大家族，工商界開始靠近我們，擴大了我黨的統一戰線。”在周恩來指導下，《商務日報》不光講政治大道理，更實實在在地替受壓迫的民族工商業者“說話”，成功將原本猶豫不決的中間勢力爭取了過來。由此得到的廣泛社會支持，為處於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力量建立了一道可靠的社會屏障。

（三）戰略延伸：從“文武並進”到“兩個輪子”

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周恩來始終將新聞宣傳看作黨的文化工作的重要內容，強調其特殊的戰略地位。1940年8月，他在論及文化運動的作用時撫今追昔指出：“在整個中國革命歷史的三個階段中，從太平天國以后，戊戌政變的改良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文化界革命運動、新軍運動，造成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二七’大罷工運動與黃埔軍校的開辦，造成了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后，上海、北平的文化運動及由此而起的一二九運動、救國會運動等，也起了與武裝斗爭配合的作用”，由此得出結論：“文化運動對中國革命是有特別意義的”，強調必須“軍事與文化兩條戰線並進”。

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周恩來將這一辯証法進行了極具遠見的延伸。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經濟建設這一新的中心任務，他形象地指出：“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還包括文化藝術、科學、衛生、新聞、出版等。這些，都與經濟建設有密切關系。所以，要進行經濟建設，文教工作就必須加強，決不能削弱”。這實際上是將新聞宣傳工作視為國家建設得以順利推進的重要支持，體現了周恩來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戰略眼光。

二、“把我們的政治意見廣為傳播”：新聞宣傳的政治傳播效能

新聞宣傳作為爭奪意識形態領域陣地的重要方式，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必須把牢正確政治方向。1946年1月，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共同努力，政協會議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然而，國民黨統治集團根本不願意履行這些協議，一些頑固分子甚至公然地詆毀道：“政協決定不利於國民黨”，“憲草原則是背叛（孫中山）遺教”。之后，國民黨還倒行逆施，開始蓄意破壞政協協議。在此局勢下，1946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文化界座談會上鮮明提出：“把我們的政治意見廣為傳播”。在政協會議剛剛閉幕之際，這一論斷的提出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緊迫性。周恩來深刻認識到，紙面上的協議要轉化為現實的和平，必須首先在輿論場上戰勝反動派的歪曲與封鎖。“把我們的政治意見廣為傳播”，其核心意圖就是要將中國共產黨關於和平、民主、團結的主張，以及政協會議的真實成果，迅速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共識，從而在全社會構筑起制約內戰、保衛和平的強大輿論堤壩。當然，利用政協會議宣傳“制止內戰”，只是周恩來新聞實踐的一個縮影。在他看來，不僅僅是關於“和平”的急事、大事需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黨在各個方面、各個時期的政治意見，都不能隻鎖在抽屜裡或停留在高層，必須把黨的政治意見廣為傳播，堅決打破“關門主義”的宣傳方式。

（一）明確“傳播什麼”：政治方向的堅守與階級立場的彰顯

首先，要堅定不移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在1922年3月，24歲的周恩來就堅定指出：“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積極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周恩來對新聞宣傳工作的一貫要求。抗戰時期，作為我們黨在國統區的思想明燈，《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密切配合，同時又各有側重。周恩來在《群眾》周刊創刊之初就明確指出，“《群眾》的編輯方針，同《新華日報》毫無二致，差別是在於《群眾》是黨刊，是理論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要更多地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理解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在他看來，用科學的理論武裝群眾，幫助讀者從理論的高度理解戰爭性質和革命前途，是黨的新聞宣傳的重要使命。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群眾》周刊通過翻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設置“聯共（布）黨史研究資料”專欄、抓好馬列主義經典作家誕辰紀念節點刊文等多種方式，加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闡釋，對抗戰時期國統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該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把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分析抗戰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如刊載許滌新的《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論中國的私人資本》《中國產業資本的特質》《中國經濟的道路》等文章，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剖析中國經濟問題，特別是對國統區病入膏肓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抽絲剝繭般的分析，幫助人們從理論上徹底看清“誰在吸血”。

其次，要旗幟鮮明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周恩來看來，“政治意見”就是黨的意志的集中體現，他明確提出，新聞要“充分發揮黨的宣傳鼓動工具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地宣揚黨的主張。周恩來為多家報刊的題詞內容都體現了這一點。例如，他為《新華日報》創刊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為《新華日報》“五一”紀念專刊題詞：“全中國工人階級，在抗戰中來紀念五一，實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全中國工人階級應努力於民族解放，以謀自身的解放﹔另一方面，應聯合全世界工人階級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為《救亡日報》題詞：“鞏固和擴大救亡陣線，動員起千萬萬的群眾，趕走日本強盜出中國！”為《八路軍軍政雜志》紀念“七七”兩周年題詞：“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堅持統一戰線，反對挑動內訌！發動全面戰爭，反對包辦壓制！”以及在新中國成立之際為紀念《南僑日報》創刊3周年題詞：“為宣揚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而奮斗，為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而奮斗。”這些言簡意賅的題詞，指明了報刊的前進方向。不論是宣揚黨的團結抗戰政策，還是宣揚新中國的建國綱領，都是傳播黨的聲音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黨報必須姓黨，這是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屬性。

周恩來不僅明確了宣傳的主要內容，還強調，“黨的政策必須適時地向群眾公開”，如此，“才能得到群眾的了解和擁護而成為力量”。為此，他把在關鍵時刻使黨的方針政策迅速、准確地公之於眾，作為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基本職責，每逢歷史轉折或重大突發事件，總是第一時間指導黨報發表聲明或社論，表明黨的態度，讓群眾心裡有數。比如，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的前一天，周恩來為《新華日報》漢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論，鄭重宣布：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手中。在緊急關頭，這種表態把抽象的戰略方針變成了看得見、聽得懂的承諾，讓人民不因為一時的撤退而對國家前途失去信心。汪精衛叛國投敵時，周恩來領導黨報黨刊注重把“討汪”與堅定全民抗戰信心結合起來。1939年1月2日，他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說明汪之行動既不能破壞中國內部團結，也不能損害中國抗戰力量。同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汪精衛叛國》，批判了汪精衛之流對抗戰前途喪失信心的亡國論調，通過輿論向民眾表明黨“抗戰到底”的堅定決心。1946年國民黨強行召開偽國大時，周恩來立即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對國民黨召開“國大”的嚴正聲明》，並刊載於《新華日報》上，向各界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決不承認”的抵制態度，劃清了政治界限。這一系列發聲行動，目的就是在眾聲喧嘩中，把黨的立場講清楚，把是非曲直講明白。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依舊高度重視通過新聞宣傳傳達黨的政策主張。1954年4月，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在美國公然宣傳反對停戰，策劃擴大戰爭，動員輿論叫囂的情況下，周恩來囑咐《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加進四句話：“我們不侵略別人，也堅決反對任何人的侵略行為﹔我們不威脅別人，也反對任何人的威脅行為﹔我們不干涉別人內政，也反對別人干涉任何人的內政﹔我們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但別人對我們的任何武裝侵略，我們決不會置之不理！”這四句話擲地有聲，既是立場的宣示，更是政策的定調，向世界宣示了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

（二）解決“如何傳播”：統戰思維、表達藝術與策略分寸

宣傳既要講動機，更要講效果。要突破封鎖，實現把黨的政治意見“廣為傳播”的目的，需特別注意宣傳的方式方法。為此，周恩來構建了一套立體化的傳播策略。其一，要想方設法擴大宣傳渠道和范圍，使黨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抗戰時期，受限於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周恩來特別強調，共產黨人要“投寄稿件到各中間性報紙去”，要“接近各種報紙，即使是頑固派的報紙，他們的編輯也不都是頑固的”。周恩來深知，如果光靠我們自己的一兩張報紙，很難沖破國民黨嚴密的封鎖圈。通過給中間報刊投稿，實際上就是利用合法的公開平台，把黨的聲音送進敵人的輿論陣地裡去，讓黨的主張傳得更遠、更廣。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橫征暴斂導致物價飛漲，國統區民眾的反抗浪潮風起雲涌。為了加強我們黨的宣傳工作，也給國民黨黨群關系再“添一把火”，1947年5月，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在蔣管區工作方針和斗爭策略的指示》中指出，要“將黨的宣傳工作，側重於以群眾中有職業有地位人物，利用公開刊物、報紙、集會，批評時政，增強不滿”，從而在合法斗爭中加速國民黨統治的“總崩潰”。其二，要在提升傳播效果上下巧功夫。周恩來反對枯燥的說教，他多次強調，新聞報刊“一方面要注意站穩立場，另方面也要活潑、巧妙，不能呆板”，“稿子要寫得精簡生動，才有人看”，“文字宣傳上，要力求具體、通俗和生動”。周恩來還注意具體用語對宣傳效果的影響。1952年5月，就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宣傳報道工作，周恩來在致李克農、喬冠華的電報中指出，“在我們的發言和新聞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詞句，如‘匪類’、‘帝國主義’、‘惡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國外報刊和廣播不易採用”，應“注重簡短扼要地揭發事實，申述理由，暴露和攻擊敵人弱點，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語句”，“國內方面亦將採取同樣的方針”。這種傳播策略，不僅讓黨的政治意見“傳得出去”，更讓不同階層的人“聽得進去”。其三，要堅守“內外有別”，把牢輿論傳播的政治底線。周恩來所強調的“廣為傳播”是有原則、有底線的。他明確提出：“一切工作計劃和工作內容的發表必須視其范圍和時間性而定其詳略”，強調宣傳要堅守“不泄密原則”。他將秘密渠道與公開渠道嚴格區分，要求“將黨的廣播言論、解放區勝利消息，經過極可靠關系，輾轉秘密散布”。這種嚴密的紀律性，確保了白色恐怖下黨的宣傳工作既能廣泛發動群眾，又不會對組織安全造成威脅。

周恩來所理解的“廣為傳播”，絕非僅僅是傳播范圍上的廣泛覆蓋，更是指能夠真正觸及人們內心，被人們所理解接受，並最終轉化為思想上的認同和行動上的追隨。這就對黨的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具備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扎實的理論功底，還要具備高超的業務能力和宣傳藝術，善於將深刻的政治性、思想性巧妙地蘊含於報道的生動性、可讀性之中，真正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三、“為人民喉舌，為人民向導”：新聞宣傳的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

辦報為了誰？這是決定辦報成敗的根本問題。1947年初，全面內戰的炮火已徹底粉碎了和平的幻象，身處國統區的《新華日報》面臨著即將被查封的險惡境地。在生死存亡的考驗下，周恩來為《新華日報》創刊9周年題詞：“為人民喉舌，為人民向導，繼續努力，堅持不屈，來迎接民族民主的新高潮。”周恩來提出的“為人民喉舌，為人民向導”，不僅是對《新華日報》同仁在險惡環境中堅持斗爭的勉勵，更深刻回答了新聞宣傳工作“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根本問題。這與國民黨因“怕群眾”而封鎖消息、編造謊言，把人民蒙在鼓裡的做法有著根本不同。

（一）“喉舌”之意：深入群眾生活與誠懇接受監督

所謂“為人民喉舌”，側重於“從群眾中來”，強調依靠群眾、反映民心，使黨的宣傳工作真正成為人民表達意願、吐露心聲的窗口。

首先，必須深入群眾，體察民情。抗戰時期，《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陸詒有一次找周恩來說：“最近時局沉悶，新聞線索少。有的報道枯燥乏味，讀者也不要看。 ”周恩來對此分析道：“這是因為你沒有深入群眾，不了解讀者的願望和要求。”同時指出：“除了必要地採訪一些上層活動外，可以著眼於群眾。”“到茶館裡去坐坐，聽聽群眾在談些什麼，想些什麼。”這些指導意見推動了《新華日報》採訪工作作風的轉變，使后續刊發的內容真正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群眾的真實狀況和願望要求。

其次，必須虛懷若谷，接受監督。周恩來深刻認識到，群眾監督是保持黨報純潔性和戰斗力的防腐劑。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求《新華日報》“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該報發表社論《敬告本報讀者——請予本報以全面的批評》，把報紙與讀者的關系比作“魚水之不可或離”，強調若無批評，“就像一盆芬芳的鮮花，缺少了清水的灌溉，終於會枯竭的”。同年，《新華日報》“團結”副刊創刊，周恩來在發刊詞《“團結”的旨趣》中指出：“我們自信”，經過近5年奮斗的《新華日報》“在黨的方針下，盡了他為團結抗戰的號角為人民大眾的喉舌的任務的”，“但毋庸諱言的”，也“存在許多缺點”，我們籌設“團結”副刊，是為“做我們自己的反省功夫”。1947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創刊9周年之際，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文章《檢討和勉勵——讀者意見總結》，從編輯方針、言論、新聞版面、通訊、副刊等多個方面，細致整理了長期以來讀者對改進《新華日報》提出的各類建議，大量摘錄了讀者來信原文，並在文末誠懇地表示，“要更深入地來研究這些意見，檢討我們的缺點，使本報能逐漸在各方面都有改進，以符讀者諸君的殷切期望”。周恩來深刻認識到，隻有真正讓群眾說話，讓群眾監督，報紙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大家才會真心信服。

（二）“向導”之責：理論指引與分類傳播的有機統一

所謂“為人民向導”，側重於“到群眾中去”，強調教育群眾、引導輿論，為人民指明奮斗方向。

首先，重視以科學理論驅散迷霧、指引航向。新聞輿論不僅要反映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更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運用黨的科學理論和正確政策，去教育群眾、引導群眾。周恩來對《論持久戰》的大力推介與宣傳，就是體現這一“向導”作用的經典實踐。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系統闡明了黨的抗日持久戰戰略總方針。周恩來深知，宣傳《論持久戰》意義重大。《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並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在取得周恩來同意后，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1939年2月，周恩來在桂林同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李克農等談工作時，專門強調要注意宣傳《論持久戰》的思想。他還將《論持久戰》寄到香港，委托宋慶齡找人將其翻譯成英文，以便在海外發行。特別是 1938年10月7日至9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以連日社論形式發表長篇文章《論目前抗戰形勢》，文章開篇即指出：中國“隻有堅持長期抗戰，才能爭取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在宣傳《論持久戰》的科學論斷和正確抗戰戰略的基礎上，周恩來結合當時武漢告急，一些悲觀論者又懷疑抗戰前途，而一部分僥幸論者想從孤注一擲中挽救這個危機的情勢，冷靜分析指出：“保衛武漢的戰斗，從整個抗戰的形勢看來，它只是第一階段能否即過渡到第二階段的關鍵，而決不是能否繼續長期抗戰的關鍵。”這篇文章發表后，還印成小冊子大量發行，使許多人從惶惑中看清前途，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論持久戰》的發表與傳播，以及周恩來結合抗戰形勢的闡發，有力駁斥了當時廣為流傳的“速勝論”“亡國論”錯誤觀點，回答了人們最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的問題。這一實踐生動說明了新聞宣傳的大用途：它不光是用來傳遞消息的，更要在緊要關頭點亮一盞明燈，讓人民看清該往哪兒走。

其次，強調根據不同讀者特點辦報辦刊，提升引導實效。周恩來反對“千篇一律”，主張根據不同讀者群體的特點進行差異化引導。《救亡日報》創刊后，周恩來一直關注著這份帶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的發展。1943年4月，《救亡日報》總編輯夏衍向周恩來匯報工作，周恩來詳細詢問了報社情況、報紙銷路以及各方面對報紙的反映后說道，你們的報紙如果“辦成像《新華日報》一樣，有些人就不敢看了。總的方針是宣傳抗日、團結、進步，但要辦出獨特的風格來，辦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歡看的報紙”。《救亡日報》認真貫徹周恩來的指示，使該報在廣泛的社會階層中產生了很大影響。1958年11月，在同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祁峰談辦報問題時，他再一次指出，《大公報》《文匯報》如果都用新華社電稿，是很難與別的港報競爭的。報紙的副刊要有思想性。港聞版不僅要報道對敵斗爭的內容，還應當適當增加一些群眾生活內容，不要脫離中間群眾。寫評論也要適合當地群眾的水平，《人民日報》社論在香港不一定都登載。刊載內容的差異化，還表現在新聞撰寫時的統籌兼顧。1949年4月，周恩來在對新華社的談話中指出，寫新聞、評論要照顧各個方面，當前特別要照顧好你們不熟悉的，但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你們的報道要充分體現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當然，在周恩來看來，“分”是手段，“合”才是目的。分類指導就像是“過河的橋”，不能光修橋卻忘了過河。隻有用不同群體聽得懂的語言去講同一個道理，才能讓黨的主張走進千家萬戶，真正發揮引導作用，讓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人民喉舌”與“人民向導”這兩個角色定位，是辯証統一、相輔相成的。如果離開了人民性，所謂“喉舌”就可能異化成為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發聲的工具，甚至成為壓制民意的工具﹔所謂“向導”也可能因為脫離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和根本利益而迷失方向，甚至將人民引向歧途。隻有始終不渝地堅持把黨性與人民性統一起來，新聞宣傳工作才能真正為黨發揮好“喉舌”與“向導”的應有作用，永葆其生機與活力。

四、“銳利的武器”：以真實性為基石的輿論斗爭藝術

1950年10月底，新生的共和國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考驗。國際上，朝鮮戰爭戰火已燒至鴨綠江邊，中國人民志願軍剛剛入朝作戰，抗美援朝戰爭正式拉開序幕﹔國內，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迫在眉睫，國民黨殘余勢力與特務卻仍在暗中破壞，鎮壓反革命運動即將展開。在硝煙彌漫、輿論環境極其復雜的時刻，周恩來於28日簽署《政務院關於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對新聞出版工作提出了極具戰斗性的要求，強調要“把出版期刊當作指導工作的經常性的和銳利的武器”。將出版報刊比作“銳利的武器”，是周恩來對黨的輿論斗爭實踐的深刻總結。在他看來，報刊不僅是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推動力，更是對敵斗爭的利劍，無論環境如何變化，新聞工作都不能失去這種“戰斗的鋒芒”，而要使這把“武器”真正鋒利無比，必須具備兩個核心要素：一是擁有堅不可摧的信譽基石，即強調新聞報道的真實性，二是採取高超靈活的戰術方法，即強調新聞輿論的斗爭性。

（一）真實是“武器”的鋒刃：唯有真實，方能有力

周恩來一生視“求真”為新聞工作的底線。1950年1月，他為《新聞日報》元旦增刊題詞：“為報道真實新聞而奮斗！”他還常告誡記者，“報道要符合實際”。這不僅是職業操守的訓誡，更是基於戰略考量的深刻判斷——在國際輿論斗爭中，任何事實的偏差、任何夸大的宣傳，都可能成為敵對勢力攻擊的把柄，從而導致“武器”卷刃，喪失戰斗力。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面對美軍轟炸開城中立區，事后卻矢口否認的行徑，周恩來審慎把關對外發布的新聞電訊稿。1951年8月，他為毛澤東起草給李克農的電報，其中專門提到：“入侵的敵機應確定為一架，不要再說數目不詳，弄得報道上前后矛盾”，“敵機所投九個炸彈，爆炸了幾個，未炸的及炸了的碎片是否仍保存在原處，炸成的坑及燒焦的作物是否仍保存原狀，掃射在地物上有無傷痕？居民對此見証如何？”在充分掌握事實的基礎上，周恩來果斷指示將詳盡的調查結果通過廣播以中英文雙語播發，並全文刊載於《人民日報》上，義正詞嚴地戳破對方的謊言：“事實勝於雄辯，……你方飛機投下的炸彈碎片及其炸成的土坑，炸破的岩石裂痕，燒焦的地方都還在開城會址區我方代表團住所附近原狀未動地保存著，開城地區的居民也能証明當夜你方飛機轟炸和掃射的真實情況”，“只要接觸到開城被炸地區的現場實際，就可看出：誰是這次挑舋事件的制造者，誰不根據事實而武斷地發出荒謬絕倫的謊言”。把經得起推敲的細節原原本本地公之於眾，供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明辨孰是孰非，正是這種在新聞工作中始終堅守對事實的敬畏，我們才能在輿論博弈中無堅不摧。

（二）斗爭是“武器”的運用：主動出擊，攻心為上

周恩來善於根據需要，在關鍵時刻拿起這把“銳利的武器”，打贏政治仗，展現了高超的輿論斗爭藝術。

首先，善於搶佔陣地，打破封鎖。抗戰勝利后，蔣介石為了獨佔勝利果實，“表面願求妥協，以欺騙國人，暗中布置軍事，陰謀甚大”。尤其是在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后，謠言甚囂塵上。為了揭穿蔣介石假和談的陰謀，以及批駁國民黨當局編造的所謂中共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佔領輿論陣地至關重要。在重慶談判期間，為了在“國民黨統治尚未建立和穩定的混亂期間”，“利用合法團結群眾”，周恩來力主“我黨在滬必須籌備一大的黨報和通訊社”。1946年5月，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電文中明確提出，“南京、上海已成為反動輿論中心，謠言之盛超過重慶。故我黨在京、滬均應有報紙才便作戰與動員群眾，否則處在圍攻中，我無還手機會”。這就為我們黨在抗戰勝利后晦暗不明的局勢下爭取輿論主導權，進而爭取革命主動權指明了路徑。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南方局採取一系列舉措，如將《群眾》周刊由重慶遷到上海出版，創辦英文刊物《新華周刊》等，在敵人的心臟地帶打開了宣傳通道，掌握了話語主動權。

其次，善於“借力打力”，爭取人心。輿論斗爭的效果如何，新聞報道角度的選取至關重要。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機在 1952年6月連續兩日日間轟炸了鴨綠江、長津江、赴戰江、虛川江等地發電廠。周恩來專門就此事的新聞發布，向朝方提出建議：“新聞內容是否可以著重指出發電廠系為朝鮮人民服務的，不能構成軍事目標，美方對之肆意轟炸，顯然是有意破壞朝鮮居民的日常生活，違反人道原則。 ”在朝方發布這條新聞后，周恩來指示《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並發表社論《美國必須對轟炸鴨綠江發電廠的罪行負責》。從“違反人道原則”的角度來抗議美機轟炸的事實，揭開了美國破壞和平生活的罪惡用心。這一獨特的輿論切口，更容易引發世界輿論對侵略者的譴責和對朝鮮人民的同情，從而使“武器”的打擊效力倍增。

再次，善於“知己知彼”，挖掘情報。在周恩來手中，新聞報刊不僅是宣傳工具，也是情報來源。朝鮮停戰談判期間，周恩來就善於從敵方新聞中獲取有價值的線索。1951年12月，在他為毛澤東起草的兩封談判策略電報中提到，“敵人是否想以停止建設新的飛機場作為交換，請你們予以估計，因敵人新聞中有此暗示”﹔“敵人除掉現在所進行的討價還價的辦法外，甚至已在設想拿遣俘問題做他們放棄自由視察的交換，這在七日的敵人新聞報道中已有此透露”。通過分析敵人公開報道裡的蛛絲馬跡，來摸清他們背后的真實意圖，這讓“銳利的武器”不僅能用來打擊敵人的要害，還能用來識破敵人的陰謀，從而幫我們在復雜的斗爭中掌握主動權。除了助力談判桌上的信息博弈，國外的新聞報道也可以作為我們比較學習的參考。《參考消息》通過選載外國通訊社、報刊等播發或發表的有價值的材料供國內參考。周恩來一直非常重視和關心《參考消息》的出版工作，強調“不能光登對中國好的反映，也要適當登一些反面的東西”。1971年10月，周恩來在會見美國友人時指出：“我們出了《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登的文章有美聯社的、路透社的、法新社的等。……發行這些報刊可教育我們人民，使他們辨別是非。……不使人們進行各種思想的比較，怎麼能夠認識正確的主張、正確的意見？”通過比較鑒別是非，為的是增強思想的免疫力和戰斗力。周恩來所倡導的“銳利的武器”，是指基於鐵一般的事實、配合精准的時機和高超的表達藝術所形成的綜合戰斗力。“銳利”主要體現在其批判的深刻性、戰斗的及時性和立場的堅定性。它要求新聞宣傳在面對大風大浪時，既要有壓倒敵人的氣勢，敢於硬碰硬﹔又要善於審時度勢，懂得借力打力，在復雜的局勢中始終把輿論斗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五、結語

周恩來從學生時代就“熱心從事學報，尤倍竭其力”，從《敬業》《校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等辦報實踐中積累了初步的新聞工作經驗。1915年9月，他寫道：“守正不阿，嚴於褒貶，秉董狐之筆，執春秋之義，上報也﹔惟善是彰，惟惡是隱，持一見，雖敗勿悔，刃鋸加身而不懼，中報也﹔至傳聞失實，隨聲附和，則自噲以下矣。”周恩來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以對“上報”的不懈追求，將包括辦報辦刊在內的新聞宣傳工作從單純的業務范疇提升至黨和國家戰略層面，推動黨的新聞宣傳事業始終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並取得顯著成效。周恩來提出的這些重要論斷，從戰略與策略、政治宣傳、根本立場、斗爭藝術等多個維度，高度概括了他對新聞宣傳工作的核心理念與具體要求，清晰展現了他的系統性思考和戰略性遠見，對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探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蘊含的智慧，對於我們今天在復雜的國內外輿論環境中做好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助力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仍有重要啟示意義。

作者：程瑩瑩，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