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出版發行與傳播

《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載體，系統匯聚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積累的寶貴經驗與理論創新，被毛澤東稱為“血的著作”。《毛選》的出版發行及廣泛傳播，有力推動了全國各族人民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對於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凝聚力具有深遠影響。1951年，《毛選》第1卷正式出版並在全國范圍內發行，標志著毛澤東思想進入體系化、大眾化傳播的新階段，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至1965年，包括多民族文版的《毛選》4卷本相繼出版發行，並經由報刊媒介等宣傳渠道，在邊疆民族地區廣泛傳播。以往對《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傳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文版本的譯介出版方面，對《毛選》的傳播脈絡及其對中華民族凝聚力塑造作用的研究仍顯不足。從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角度看，《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出版發行與廣泛傳播，展現著邊疆各族人民一心向黨、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生動圖景，彰顯出黨的理論和社會主義文化所具有的多維度、深層次變革力量。因此，本文從經典文本發行傳播的整體視角出發，梳理《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發行傳播的歷史脈絡與具體影響，以期揭示黨的理論成果對於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這既有助於深入理解黨在邊疆民族地區增進政黨認同、國家認同與維護民族團結的歷史實踐，也可以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與教育人民提供借鑒啟示。

一、《毛選》面向邊疆民族地區的出版發行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地出版過幾種毛澤東的著作選集，但受戰時條件限制，這些作品未經中共中央批准，也未經毛澤東本人審定。這就使得這些版本存在編輯體例不一、文本錯漏、部分重要文獻未收錄等情況，難以滿足廣大干部群眾系統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需求。受多種因素影響，這一時期隻有少量毛澤東著作被翻譯成部分民族文字，更難以滿足邊疆民族地區干部群眾系統學習需要。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發行更系統、更完善的毛澤東著作，成為一項重要工作任務被提上日程。1950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並專門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1951年10月，《毛選》第1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版在全國各大城市同時發行。至1960年9月，《毛選》第1至4卷全部出版發行。這版《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出版發行，受到干部群眾的熱烈歡迎。

（一）為《毛選》出版發行系統配發民族文版本

為幫助各族干部群眾更好地學習毛澤東著作、掌握毛澤東思想，加強黨的理論在民族地區的傳播，黨中央在《毛選》第1卷編輯過程中，結合邊疆民族地區實際，決定將其系統譯成民族文版本及時出版發行。以新疆為例，1951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即開始根據要求組織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版《毛選》的翻譯工作。1951年10月12日，新華書店新疆分店發行《毛選》第1卷，由於尚不能同步完成整卷翻譯，因此配套發行了維吾爾文、蒙古文、哈薩克文版的毛澤東著作小冊子，包括《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毛選》第1卷發行后，新疆各族人民對《毛選》表現出極大的關心，不僅積極購買和閱讀學習，還紛紛致信新疆人民出版社詢問“民族文字的《毛澤東選集》什麼時候出版”。為更好滿足人民群眾要求，同時確保譯文質量，《毛選》第1卷出版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毛澤東選集》翻譯出版委員會，負責領導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版《毛選》的翻譯出版工作。在翻譯出版委員會的領導下，經過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不懈努力，1952年4月，《毛選》第1卷的維吾爾文、哈薩克文版單行冊出版發行，其中維文單行冊6種，哈文單行冊4種。單行冊發行后，翻譯出版委員會廣泛征集各民族讀者和翻譯界的意見，有針對性地加以調整，以使譯文更加准確。至1953年春，新疆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維吾爾文版、哈薩克文版《毛選》第1卷單行本15分冊，發行37.5萬余冊。此后，新疆用民族文出版的毛澤東著作發行量逐年增長。據有關部門統計，至 1965年，新疆各地新華書店已發行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版的毛澤東著作439萬余冊。

同一時期，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在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毛澤東選集》蒙文版出版委員會的領導下，也進行了蒙古文版的翻譯。1953年3月末，《毛選》第1卷蒙古文版單行本以17分冊的形式出版，至4月底就已發行6.8萬冊。到1962年時，蒙古文版《毛選》第1至4卷已全部完成出版。

藏文版《毛選》的翻譯出版工作，則是以民族出版社的藏文翻譯室為核心，組織全國藏文翻譯力量在北京集中進行的。1959年至1965年間，西藏共發行藏文版毛澤東著作3.2萬冊。

至1965年，《毛選》第1至4卷全部被系統翻譯為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藏文、朝鮮文5種主要少數民族文字並出版，借助多樣化渠道，與《毛選》4卷本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版在邊疆民族地區廣泛傳播。據統計，僅在1965年，以民族文字出版的《毛選》及相關著作的單行本發行量即達372萬冊，是邊疆民族地區當之無愧的第一暢銷書。

（二）拓展《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宣傳及發行渠道

《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廣泛傳播，得益於多媒介的宣傳與多元化的發行渠道。在媒介宣傳層面，地方報刊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引導與內容推介作用。每當《毛選》新卷發行時，《新疆日報》《內蒙古日報》等地方主要報刊會專門安排版面，對其內容進行介紹，還會單獨刊載其中一些重要文章。如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間，《新疆日報》曾連續刊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矛盾論》等8篇毛澤東著作，供讀者進行學習。1952年4月12日，《新疆日報》更是利用整版篇幅發出號召，倡導社會各界深入學習《毛選》，將其視為“建設新中國的理論武器”。同時，在《毛選》中的重要著作發表周年之際，報刊也會組織專文紀念，引導讀者重溫經典。如1961年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發表35周年，《寧夏日報》曾刊發《必須學會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解讀性文章﹔1962年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0周年，《寧夏日報》《新疆日報》亦有專版進行紀念與推介。這種持續、多節點的宣傳，使《毛選》內容在時間維度上不斷被喚起和深化，實現了再傳播。與此同時，廣播電台在宣傳和推介《毛選》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50年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辦少數民族語言廣播，各自治區相繼建立人民廣播電台，有效突破了地理空間阻隔與識字率低的影響，對《毛選》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一位70多歲的維吾爾族老人晚上從廣播中聽到維吾爾文版《毛選》第3卷在喀什發行的消息，次日天不亮就騎毛驢趕到十多裡外的書店，為家人購得5本。

在發行層面，實體渠道的建設拓展了傳播的廣度與深度。新華書店為保障《毛選》有效發行，各分店、支店普遍成立了 “《毛澤東選集》發行小組”，由經理任組長，統籌安排發行計劃、布置宣傳櫥窗等相關工作。在增設固定網點的同時，書店還積極發展流動供應體系，通過馬車售書站、背簍送書隊等形式，將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畫像送至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如蒙古族農牧民就將這些送來的《毛選》親切地稱為“布音克”（即泉水）。吉林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新華書店的售書員背著書箱外出售書，同時宣傳毛澤東思想，受到了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這種多媒介、多渠道相互配合的宣傳發行體系，為《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廣泛、深入與持續傳播提供了堅實保障。

（三）邊疆民族地區各族干部群眾踴躍購買《毛選》

《毛選》的出版發行，在全國上下引起強烈反響，牽動著邊疆各族干部群眾的心。各族干部群眾每逢《毛選》發行，便踴躍前往購買。1951年10月，在《毛選》第1卷首發的購書現場，黨員干部、解放軍戰士和學生在新華書店的留言簿處留言：“我買到了這書，就像見到毛主席一樣的高興”，“我學習《毛澤東選集》，就覺得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向我指出著前進的方向”。《毛選》第1卷在銀川新華書店和寧夏日報門市部同時發售時，銀川各機關干部、工人、學生爭相購買，省商業廳干部及寧夏師范、女子中學的師生，甚至敲鑼打鼓、扭著秧歌前往書店。買到《毛選》的讀者互相握手道賀，視之為“最大的榮幸”。

隨著各民族文版《毛選》的相繼發行，各族群眾的購書熱情持續高漲。如1952年4月10日，《毛選》第2卷出版發行，第1卷的維吾爾文與哈薩克文單行本也同時出版發行。迪化市新華書店僅在10日上午4小時內即售出《毛選》第2卷1820冊，維吾爾文版單行本5500冊，哈薩克文版單行本480冊。來自新疆軍區政治訓練班的維吾爾、哈薩克、錫伯等多民族學員集體前往書店，共購買維吾爾文與哈薩克文版單行本2320冊。此后，各卷次民族文版的發行范圍與社會影響進一步擴大。如《毛選》第3卷藏文版發行時，到新華書店購買這本書的囊括社會各界人士，既有前來參加自治區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代表和出席政協西藏委員會二屆一次會議的委員，也包括藏族干部、工人、城市居民、郊區農民等。又如《毛選》第4卷蒙古文版在呼和浩特市發行時，天剛破曉就已有眾多當地干部、學生、解放軍和廣大市民聚集在新華書店門前等候。這些不同地區的發行實況，生動反映出各族人民對毛澤東著作、毛澤東思想的學習熱情及對中國共產黨的敬愛。

二、邊疆民族地區掀起《毛選》學習熱潮

我們黨高度重視理論教育工作，在《毛選》第1卷出版前便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的通知》等文件，強調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與學習擺在黨的理論工作的首要位置。《毛選》發行后，中央相關部門制定了詳細的學習計劃，組織干部分級學習，要求“對於毛澤東同志的主要著作能夠熟悉”。這些要求和部署為全國各地開展學習提供了范例。在此基礎上，邊疆民族地區各級黨委積極推動、各族群眾熱烈響應，逐步建立起覆蓋干部與群眾、貫通理論與實踐的常態化學習機制，切實推動了毛澤東思想在邊疆民族地區的深植厚培與學用貫通。

（一）領導干部發出號召，黨政機關帶頭學習

作為學習運動的核心領導力量，邊疆民族地區各地各級黨組織將《毛選》學習宣傳工作納入重要議程，構建起層級分明、覆蓋全面的系統化學習機制。首先是各地黨政領導干部通過報刊等媒介發出學習《毛選》的號召。如在《毛選》第1卷出版前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書記張邦英便作了《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專題報告，宣傳《毛選》出版的重大政治意義，作出學習《毛選》的號召與安排。分局其他委員也在《新疆日報》發表了他們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文章。《毛選》第1卷正式發行后，寧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李景林號召全省所有黨員和青年團員用實際行動，認真學習《毛選》。《毛選》第2卷出版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王震以《建立學習〈毛澤東選集〉的制度》為題、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爾漢以《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事業的偉大貢獻》為題，在《新疆日報》發表文章，號召廣大干部積極學習毛澤東著作。內蒙古則召開專題動員大會，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烏蘭夫強調學習《毛選》是內蒙古干部的政治任務，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運用毛澤東思想推動內蒙古建設。此后，隨著《毛選》各卷出版，相關學習動員工作也持續深入。

同時，各地各級黨組織制定了學習《毛選》的具體方法和相關規定。在《毛選》第1卷即將出版前夕，中共中央西南分局即計劃除組織專文宣傳介紹外，還擬安排縣級以上干部系統學習。1952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發出學習《毛選》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召集會議，深入動員開展學習。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中共青海省委都組織高級干部統一學習《毛選》，要求每位學員每周至少學習6小時，需制定個人學習計劃，定期提交學習簡報，並在每階段結束時撰寫學習心得、論文，參與討論、進行匯報。1960年1月20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作出《關於在干部和群眾中深入開展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運動的決定》，號召在全區范圍內廣泛掀起學習熱潮。決定發布后，《廣西婦女報》《廣西青年日報》等媒體紛紛刊文，推動了學習運動的全面開展。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彰顯了《毛選》出版的重大政治意義，也為毛澤東思想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廣泛傳播與實踐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

（二）企事業單位深入推進學習

除黨政機關外，邊疆民族地區的工礦企業、學校、醫院等企事業單位也重視深入學習《毛選》，形成有組織、有檢查、有評比的學習體系。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學習實踐頗具代表性。1960年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委宣傳部召開直屬機關干部學習《毛選》動員大會后，各地廠礦、高校、醫院等單位快速響應，相繼召開誓師大會、座談會並組建核心學習組，推動毛澤東著作學習向縱深延伸，僅在延吉縣就有10萬余人參加學習。在許多企業中，都建立起常態化的學習機制。如石峴造紙廠組建20個職工學習小組，利用工會活動、車間會議等時間開展學習與討論。企業職工還注重將理論學習與日常生產結合起來。如有的職工在學習《實踐論》后，發揚創新精神，成功研制出電子自動測定器，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文教機構的學習同樣呈現出組織化、深入化的特點。如延邊地區的醫學院建立起124個師生互助學習小組，延邊大學師生兩年內購置《毛選》1956卷、單行本3700冊，撰寫筆記34000頁、科學論文12000頁。在教學實踐中，延邊藝術學校教師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觀點融入語文教學，引導學生分析人民公社中不同階層的態度。延邊教育出版社則推行“讀想寫聽說論並舉、集中與分散學習並行”的創新方法，通過辦學習報、樹標兵和定期評比，建立起可持續的學習機制。

（三）各族群眾開展形式多樣的學習

《毛選》出版發行后，邊疆各族群眾將其視為提升自身政治理論素養、指導工作實踐的“金鑰匙”，掀起了形式多樣的學習熱潮。讀報組是廣受群眾喜愛的學習《毛選》的方式。如新疆的民族語文讀報組以《新疆日報》為讀本，結合當地實際，選擇漢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等不同版本，開展讀報活動。讀報人由兼具政治素養和文化水平的各族干部、教師等擔任，他們與聽報的各族群眾有著共同的語言習慣、生活經驗與價值理念，具備向聽報人員傳遞信息、調動情感的獨特優勢。一些牧區也專門設置讀報組，在帳篷中朗讀和宣講《毛選》。如天山牧區的哈薩克族牧民，就是通過讀報組學習了哈薩克文版的《毛選》單行本，包括《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這種適應邊疆民族地區實際的學習模式，使《毛選》真正成為連接國家意識形態與邊疆社會生活的橋梁。除了讀報組，掃盲班與夜校也是邊疆民族地區廣大群眾學習《毛選》的重要途徑。邊疆民族地區的掃盲班與夜校經常將《毛選》作為授課教材，成為講解毛澤東文章、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平台，吸引了許多群眾踴躍聽講。如海南各農場設立“文化教育委員會”或掃盲小組，在生產隊廣泛開辦夜校。據當時的苗族學員回憶，夜校在教授識字的同時，還組織學習《毛選》中的《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等重要文章。又如，在雲南騰沖，駐地解放軍幫助傈僳族村寨開辦文化夜校，組織入伍新兵和當地干部群眾共同學習《毛選》。通過有組織的學習教育，使得原本不識字的傈僳族大隊黨支部書記能夠獨立閱讀《毛選》。

綜上可見，邊疆民族地區干部群眾對《毛選》的學習，形成了組織推動與群眾響應相結合、制度性安排與多樣性實踐相統一的機制。一方面，學習活動在各級黨組織統一領導下開展，通過制定明確的學習方案、建立專門的學習組織、規定具體的學習要求，將學習構建為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並逐步融入日常工作，形成了自上而下、覆蓋廣泛的有組織的學習網絡，體現了高度的計劃性與系統性。另一方面，學習實踐並非簡單機械的灌輸，而是注重與民族邊疆地區的語言環境、社會生活和生產實際相適應。無論是借助民族語言文字開展的讀報宣講，還是與掃盲教育、業務工作相結合的學習形式，都反映出學習活動在基層社會中所呈現出的靈活性與務實性。這種組織化部署與多樣化實踐相結合的方式，是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在邊疆民族地區傳播與學習的基本形態，也是實現有效傳播與深度內化的關鍵所在。

三、《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出版發行和傳播有力增強了中華民族凝聚力

《毛選》的出版發行和傳播，實質上是將黨的理論、執政理念、政策安排等轉化為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治理資源與文化形態，塑造各族群眾對黨和國家認同的過程。一方面，《毛選》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為邊疆民族地區各族群眾提供了價值觀引領和方法論指導﹔另一方面，通過讀報組、夜校等組織形式，各族群眾在集體學習中將抽象的政治理念與自身生活經驗聯系起來，逐步形成對“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新中國”等概念的具體認知與情感歸屬。這種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傳播與自下而上的知識和文化再生產相互交織，豐富了各族人民群眾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情感聯結、強化了邊疆與內地的政治及文化紐帶，為培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

（一）提升干部隊伍理論素養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新中國成立后，面臨著盡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艱巨任務。邊疆民族地區干部要團結帶領各族群眾共同完成這一任務，關鍵在於培養自身的革命斗志和革命能力。以《毛選》武裝干部頭腦，堅定了干部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決心和信心。如在《毛選》藏文版發行時，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朗頓·貢噶旺秋等人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就必須深入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以指導西藏的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將文本學習與自我革新相結合的做法，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干部群體中頗具代表性。《毛選》中蘊含的科學方法論和共產黨人的精神品格也為各族干部分析與解決問題提供了思想武器。如新疆政法干校教師通過學習《實踐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文章，突破了經驗主義的桎梏，建立起階級分析的思維框架，破解了工作中的難題。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黨委副書記塔依爾·買買提力長期堅持學習毛澤東著作，結合《實踐論》指導畜牧業發展，實地考察數千公裡，帶領群眾建設人工草場，顯著改善了帕米爾高原的畜牧業面貌。實踐証明，《毛選》中的理論智慧完成了從理論文本到實踐效能的價值躍遷，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此外，在少數民族干部培養過程中，毛澤東的著作始終是教育培訓體系的核心內容。1950年，全國少數民族干部隻有1萬人﹔1956年，增加到21萬人﹔1966年，則已達到80萬人。這支經過毛澤東思想武裝的少數民族干部隊伍，成為聯系各族人民群眾、維護民族團結的核心力量。他們在邊疆民族地區開展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在邊疆民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在深層次上拓展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整合路徑。

（二）增強邊疆民族地區各族群眾對黨和國家的政治認同

新中國成立之初，邊疆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尚未全面展開，多種形態的經濟社會制度並存。同時，國民黨殘余力量和土匪尚未肅清，社會秩序很不穩定，加之歷史上的統治者長期實行民族壓迫政策，部分群眾對新中國及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存在疑慮。在此背景下，《毛選》的發行與傳播，為各族群眾打開了一扇了解黨的理論與黨的民族政策的窗口。通過閱讀學習《毛選》，各族群眾了解到共產黨、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核心概念，認識到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從而對新中國有了較為清晰准確的認知，堅定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認同。如在新疆，牧民們說，讀了《毛選》以后心裡就亮了，懂得了我們為什麼會得到這種幸福的生活。在內蒙古，自治區干部向來訪外賓贈送的是哈達和蒙古文版《毛選》，可見在民族地區干部群眾心中，《毛選》已經成為國家形象與表達友好情誼的載體。在西藏，《毛選》的傳播讓各族群眾逐漸理解封建農奴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民主改革的必要性，為西藏的民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如西藏墨竹工卡縣的一位貧苦農民買到藏文版《毛選》后激動地說：“毛主席是為我們窮人說話和辦事的。我在舊社會什麼也沒有，現在有了土地、房屋、牲畜，生活過得很好，這都是因為有毛主席的領導。我買了這本書，一定要努力學習，聽毛主席的話，把生產搞得更好。”在雲南，哈尼族戰士通過學習《毛選》中關於階級斗爭與武裝斗爭的論述，將家族在舊社會遭受壓迫的苦難記憶，升華為“為人民扛槍、為人民打仗”的自覺革命意識。此外，設於北京的學習毛澤東著作展覽也吸引了各族群眾前往參觀。一位廣西壯族青年觀展后寫下留言：“各族人民都愛你，指路明燈方向對，人人愛讀你的書。”參觀者還自發對照先進榜樣，表示要邊學邊用，把讀書、對照、實踐結合起來，嚴格要求，身體力行，進行思想改造，提高革命本領。這些真實感受與自覺對照充分証明，學習《毛選》促進了各族群眾對人民領袖的衷心愛戴以及對黨和國家的政治認同與思想靠攏。

（三）推動邊疆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文化的傳播及發展繁榮

《毛選》作為新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其中的思想觀念、價值底蘊在傳播中不斷融入邊疆民族地區文化生活，深刻影響著民族文化藝術的內容構成與發展方向，各地紛紛開始探索融匯吸收革命文化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其中，內蒙古烏蘭牧騎結合《毛選》傳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事例較為典型。烏蘭牧騎隊員深入學習貫徹毛澤東思想，在演出文藝節目同時，為邊疆各族群眾送書送藥，共同勞作，深受群眾歡迎。最初有隊員抱有表演文藝作品為什麼要參加勞動的困惑。但當他們學習《毛選》中的《為人民服務》《改造我們的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后，思想認識發生根本性轉變，認識到文藝工作者應該為工農兵服務，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烏蘭牧騎的隊員們時刻牢記毛澤東“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的要求，取材於當地真實事跡，自編自演了《在第一線上》《獻給模范》《不能忘本》等一系列節目，在豐富各族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時，潛移默化中傳播了革命理想與信念，充分實現了文藝創作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毛選》的價值理念通過藝術形式傳播到民族地區，進一步走進各族群眾，推動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交融共生。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也被賦予新的文化內涵，成為傳播革命理念和科學真理的新型載體。

（四）鞏固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思想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廣大干部群眾逐步開展和深化對黨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的學習，著力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以真正實現各民族的平等、團結與互助。要完成這些任務，必須在思想上摒棄“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兩種錯誤認識，為中華民族大團結提供思想保障。《毛選》的發行傳播，為此提供了權威理論武器。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關注到“兩種民族主義”的危害，就民族問題進行了深刻的理論闡述。對此，《毛選》中有著深刻反映。毛澤東在相關文章中批判了舊政權的民族壓迫政策，明確指出：“對於國內各少數民族，蔣介石的方針就是實施大漢族主義，摧殘鎮壓，無所不至。”與此相對，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與路徑。一方面，必須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對外求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對內求國內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主張“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同時“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另一方面，必須堅決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強調“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這些重要論述，從正反兩方面為各族干部群眾辨別和抵制關於民族問題的錯誤認識提供了思想遵循，指明了實現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正確方向。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就有朝鮮族委員指出，學習《毛選》是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搞好民族地區工作的唯一的辦法，正是這一理論內化過程的鮮明體現。

在實踐中，結合黨中央對民族工作開展的檢查，各族干部群眾開始有意識地運用毛澤東著作中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檢視和糾正實際工作中可能存在的民族關系偏差。如內蒙古自治區組織干部系統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及毛澤東關於民族政策的論述，在實踐中自覺批判狹隘的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錯誤，進而推動蒙漢民族關系向更加平等、團結、互助的方向轉變。可見，《毛選》不僅切實在思想層面幫助各族干部群眾為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掃除了認知障礙，也在實踐層面為落實黨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方法論支持。正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烏蘭夫所說，毛澤東思想“不僅解決了各民族共同的問題，也解決了各少數民族的特殊性的問題”。《毛選》通過具有普遍性意義的理論語言和基本原理，幫助各族干部群眾深入理解黨的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的歷史邏輯和現實指向，促使學習者站在國家整體利益與中華民族立場上思考問題、開展實踐，為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奠定了更為堅實的思想與行動基礎。

作為承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經典著作，《毛選》始終閃耀著真理光芒。《毛選》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出版發行和傳播，以黨的理論為思想文化載體，不斷浸潤邊疆民族地區群眾心靈，持續匯聚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為各族人民共同開展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注入了強大精神力量。《毛選》在民族地區出版傳播的歷程表明，黨的理論既是具體的文化成果，也是指導實踐的思想旗幟。理論的傳播與運用，對於繁榮發展中華文化、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多重意義。我們應繼承和發揚在《毛選》出版發行和傳播過程中的有益做法，創新探索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路徑方法，更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作者：狄鴻旭，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王心怡，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