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共革命史的生態環境維度

一

理解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每一步進展，都是不斷發掘新資料、增加新維度的結果。就對學術研究的影響力而言，后者顯得尤其重要，生態環境或者說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系就是這樣一個維度。以往流行的環境史概念，也許並不能完整、精准地反映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因為環境不僅指自然環境，也有政治環境、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等，故以生態環境來表述似更為確切。在人類產生之前，自然環境就早已存在，但隻有人類產生之后才發生了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並形成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如果說自然環境是“死”的，生態環境則是“活”的，它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利用、改造，及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制約，二者互為反饋、互為依存、休戚與共。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乃至歷史研究，人類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愈益認識到這一關系。但從生態環境的專門維度、專門領域來理解人類社會的歷史，距今並不算遠，它不過是人類面臨生存環境危機的產物。人們為了擺脫和治理環境惡化，被迫回溯和反思歷史上生態環境的演變，進而提供有參考價值的經驗教訓。然而，生態環境史發展到今天，其目標已大大超越了對經驗教訓的追溯與總結，更不是以理想化的標准來武斷地判斷歷史的是非對錯，要求前人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而是更多地讓自然進入歷史，讓歷史進入自然，對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予以同情之理解，追問歷史是什麼，何以如此。由於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生相伴，互動關系不曾停歇，故所有歷史都可以從生態環境的角度來認識。

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的歷史，同樣可以置於以上認識系統，從生態環境的維度來進行理解，亦即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自然環境互動關系的角度，探究自然環境如何影響革命進程，以及中國共產黨如何適應、利用和改造自然環境來服務於革命目標，因而或可稱之為革命生態環境史。運用這一視角的主旨，主要不是關注革命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或革命過程的環境變遷史，而是從一個側面來解釋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不能不說，以往革命史學者對自然環境主要是作為背景介紹，還很少將其納入革命，或讓革命進入自然，更談不到深入研究了。盡管我們總是說，一切行動目標的實現，皆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但實際上在研究中更多偏重於人和，而對天時地利也即自然環境因素的約束，對人和與自然環境的復雜關系，並未給予足夠的考量。人和當然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與人民大眾的密切關系，一定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性力量，但這場革命的發生發展畢竟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進行的，黨對於環境的認識，對於環境的適應、利用和改造顯然也是影響革命進程的重要力量，如果忽略這一生態環境因素，也就一定程度上簡化了中共革命史的豐富性，弱化了對中共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結局的解釋力。

那麼，如何理解生態環境視野下的中共革命事業呢？簡言之，它主要關系到根據地的建立、生存和發展，所涉內容當然是復雜多樣的，但又集中反映在根據地的自然區域、軍事發展和經濟建設等方面。

革命根據地不同於傳統的行政區域，而是和自然區域具有緊密關系的革命政權區域，內含政權和自然相交叉的雙重特性。與其他類型的革命相比，中共革命的最大特色是走農村包圍城市之路，從蘇區革命時期開始，經抗日根據地，再逐步擴大至解放區，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進程。位於廣大農村的根據地，無不是在一定的自然區域之內，承載著根據地政治活動、軍事活動和經濟活動的開展。盡管從理論上來說，中國共產黨可以在任何農村建立根據地，但總體來說，幾乎都選擇在那些跨越省區的邊界地區，地勢險要，交通不便，經濟落后，尤其是統治力量相對薄弱，這種環境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在蘇區革命時期，建有井岡山、中央蘇區、湘贛、湘鄂贛、湘鄂川黔、閩浙贛、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海陸豐、瓊崖、川陝、陝甘邊等十幾塊根據地，絕大多數都具有以上自然區域特征。對於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毛澤東除了強調白色政權的長期分裂和戰爭、相當力量的紅軍的存在、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錯誤等，也談到“地形優越”“地形又極險要”等自然因素。全民族抗戰期間，中共建立了華北的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綏、山東及華中的蘇南、皖中、豫東等敵后抗日根據地。與蘇區一樣，大多也具有自然區域特征。中共中央為了反對國民黨對根據地的摩擦，甚至申明“敵后抗戰形勢，証明建立邊區是正確的，維持原有省界是錯誤的。”對於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必要條件，張聞天認為，除了國共統一戰線、共產黨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政府軍隊與民眾團結一致、實施三民主義共同綱領以外，還要有“一定的有利的地理、地形”。以晉察冀邊區為例，邊區領導人對邊區的自然環境及其作用是比較熟悉的，這裡有冀中和冀西、晉東北、雁北的一部分平原，土地比較肥沃，適宜於農業的發展﹔有交錯的河流，包括灤河、永定河、大清河、唐河、沙河、滹沱河等﹔還有廣大的山區，地形險峻，可以造林牧畜﹔有豐厚的礦山財富，太行山、恆山山脈有金礦，鐵礦則到處都有。而無論是平原、山地還是河流、礦藏等自然條件，無不影響著晉察冀邊區的生存和發展。

二

反觀中國古代史，歷代農民戰爭之所以失敗，因素當然非常之多，但沒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建立穩定的根據地，尤其是缺乏一個穩固的自然區域的支撐，無疑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原因。這個支撐的主要表現，是根據地善於借助自然環境來塑造軍事作戰形態，推動經濟發展。

軍事作戰形態是基於敵我實力對比、自然環境利弊等因素的綜合判斷而形成的。在中共革命發展史上，直至解放戰爭大反攻之前，基本上都處於實力弱小一方，故不得不實行戰略防御之策，實行以游擊戰為主，間或進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正是因為人力、物力和武器的弱勢地位，能否適應、利用和改造自然環境來減少作戰不利，提高作戰效能，就顯得更為必要了。毛澤東講過，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筑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這個客觀條件主要就指自然條件，指揮員須憑借這一舞台來指揮戰爭。朱德指出，因為游擊隊武器不好，所以“作戰時第一須利用地形，利用夜間或特殊天候來補武器之短，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武器的地形來發揮自己武器的效力”。進一步表明了自然環境與軍事作戰的關系。在以上認識之基礎上，形成了山地游擊戰、平原游擊戰和天候游擊戰等基本作戰方式。

山地游擊戰是根據地軍事作戰的首選戰法。山地層巒疊嶂，脈絡顯著，坡度較大，最適宜於打防御戰，而不利於敵人的機械化部隊。蘇區革命時期，紅軍作戰形態幾乎等同於山地游擊戰，被中共領導人視為“拿手好戲”。全民族抗戰開始后，繼承蘇區經驗，以山岳地帶作為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開局，打山地游擊戰。針對日偽軍的大“掃蕩”，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蕭克提出制高點戰術教育，制高點多在崇山峻嶺之上，路少壁陡，不易攀登，敵進攻時，多取仰攻，難發揚火力，重火器及技術兵器更不易使用，守者則可居高臨下，憑有利地形，以少擊眾，消耗敵人。晉察冀軍事政治學校為了使學員熟悉山地戰，每天都設有爬山課程，這樣學員就能夠帶著山地戰理論及所受軍事訓練進行實地指揮。名將楊成武曾任晉察冀軍區一分區司令員，在全民族抗戰爆發三年期間指揮大小戰斗211次，取得黃土嶺等戰斗的勝利，擊斃日軍“名將之花”阿部規秀，將山地戰優勢發揮到了極致。

平原游擊戰是抗日根據地的一個創造。平原以平坦廣闊的地貌為特征，就防御戰而言，與山地的地形優勢相反，不利於己而有利於敵人的機械化部隊。蘇區時期不曾有過平原游擊戰的經驗，毛澤東曾說紅軍隻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也提到，在平原地帶發展游擊戰爭是歷史上的新項目。正因如此，能否開展平原游擊戰，根據地領導人不是沒有疑慮和爭論的。然而，平原地區如此廣大，在華北地區就佔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積，如果不能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就等於自動放棄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共產黨在一切可能的區域建立根據地的目標。困難和壓力往往能夠激發創造力，毛澤東、朱德等中共軍政領導人堅信，開展平原游擊戰仍有其可能性和條件。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提出了“人山”的概念，認為平原雖無山地的便利，但除了地形之外，還應與廣大人民相結合，創造平原地帶的“人山”，發揮人民的偉大力量。當然，除了指戰員自信心的建立和廣大民眾的支持之外，仍需要針對平原地形條件運用具體而有效的游擊戰術，將不利因素降低甚至變為有利，方能戰勝敵人。如果說山地戰主要是利用山地優勢，而平原戰則是超越自然條件約束，改變平原劣勢地形，將平地變為“地下山”。不能不說，變平原為山地這一戰法其實仍是山地戰的邏輯。至於改變地形的方法，主要有挖道溝、填平封鎖溝和地道戰等類型。挖道溝的目的是阻擋日軍機械化部隊的通行，冀中區將九萬余公裡的鄉村大道挖成崎嶇錯綜的道溝，大大降低了日軍的行進速度，而有助於抗日軍隊的隱蔽、迂回和包圍，減少敵人的殺傷力。所謂填平封鎖溝，是填平日偽軍為了防備抗日力量而在鐵路、公路和主要交通道路間挖掘的封鎖溝。仍以冀中區為例，填平封鎖溝四千余公裡，增加了抗日攻擊力。相比而言，地道戰更具特色，也更有影響。冀中區修成一萬多公裡的地道，被稱為“地下長城”，對於保護干部和群眾的生命財產、創辦武器制造的地道工廠、設置治療傷病員的地道醫院、建立收藏糧食和彈藥的倉庫、開辟地下秘密交通站等發揮了重要作用。地道戰並不只是抗戰時期才有的現象，它在解放戰爭中仍在延續、發展和運用，並從單純防御轉為以打擊為主、防御為輔的戰斗型地道。

天候游擊戰是利用天時變化的又一創造性戰法。天候是天氣、氣候和某些天文現象的統稱，包括陰晴、冷暖、干濕、晝夜長短、四季更替等。天候游擊戰主要有夜戰、青紗帳戰和葦塘戰等形式。盡管青紗帳和葦塘是已經過人工干預的自然環境，但對其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天候因素卻具有嚴格的自然環境意義。原本在平時僅關系到民眾日常生活、生產經營的天時及植物，卻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下成為根據地對敵作戰的重要屏障。其中，夜戰是利用黑夜進行的戰斗，在以防御為主的游擊戰中具有一定的攻擊性質。蘇區時期，紅軍就採用了夜行軍和夜戰的戰法。全民族抗戰時期，彭德懷指出，在戰術指揮中須注意晝伏夜動，聲東擊西，麻痺敵人。雁北根據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對敵戰斗百余次，有73次發生在夜間，說明夜戰已成為主要的作戰形式。青紗帳戰是利用夏末秋初青紗帳起之機，或隱蔽休整，或對敵發動攻擊的一個戰法。冀中區、冀東區針對日偽軍總是避開青紗帳季節選在春季、秋末對根據地進行“掃蕩”的規律，多次發動對根據地有利的“青紗帳戰役”。與青紗帳戰類似，葦塘戰是利用夏末秋初水中植物叢生之機進行的戰斗，此即毛澤東所說的“河湖港汊”戰。蘇區時期的洪湖等水域地區，就展開過水上游擊戰。全民族抗戰時期，在江北的洪澤湖、江南的太湖和沿江沿海等港汊地帶，也都組織起游擊戰爭。在晉察冀邊區，最為聞名的是白洋澱水上游擊隊——雁翎隊。像挖道溝、修地道將平原變為“地下山”一樣，葦塘變成游擊戰的“水上山”，對保存抗日有生力量和堅持抗日陣地起了重要作用。

三

軍事之外，經濟建設關乎軍需民用，它也離不開自然環境所提供的資源。根據地提倡自給自足經濟，為了發展工業而開發土產原料和自然礦藏，為了提高農作物產量而改善自然條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在敵人封鎖之下，根據地軍需民用都遭遇嚴重困難。全民族抗戰時期尤為殘酷，為了實現自給自足、減少對外依賴，毛澤東特別強調“中國抗戰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過去也講自力更生，那麼，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

利用土產原料發展工業，主要包括日用工業、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以晉察冀邊區為例，一是發展日用工業替代品，晉察冀邊區工礦管理局成立后，成立技術研究室，負責工業品的研究、改進和推廣，如利用土產原料試制油墨，用植物油試制原油，用土產鋅和氯化铔試制電池，用土產芒硝制造粗鹼，用粗鹼充作肥皂、造紙、煉油、脫脂等工業上的原料。在開掘土產原料的基礎上，一些日用工業得到了發展。在北岳區三、四專署，靈壽、平山、阜平等7縣的榨油業，到1942年底油房數已達195家。凡是含油的草木種子都盡可能用來榨油，椿樹籽、荊子籽、蒿子等也可利用。二專署的油房數，到1942年初也有40余處，用大麻子、核桃、桃仁、蒿子等為原料。植物油還用於點燈，以代替和減少煤油的使用，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用。同是北岳區，食鹽業也有發展。用土法刮取鹽土，熬制硝鹽，平山、滿城、靈壽、應縣、壽陽、代縣、望都等地都有產出，部分地解決了食鹽缺乏的困難。二是開發礦藏，發展重工業。已有的礦業繼續擴大開採，沒有開採的進行勘察。到1942年底，北岳區的平定、唐縣的鐵礦，渾源、房山的煤礦，五台、渾源的硫黃，淶源的雲母、石棉等，都進行了開發。三是用土法發展軍工，自制武器彈藥。子彈制造需要無煙藥，無煙藥出自硫酸，硫酸原料出自硫黃和火硝，都是邊區用土法生產的。硫礦主要產於五台山一帶，產量豐富，含硫量高達95%。火硝是冀中農民在鹽鹼地上刮起硝土，經煉制而成。與日本生產的無煙藥相比，邊區土制的無煙藥在彈道性能上並不遜色。在此基礎上，又就地取材，使用動植物油、熟石灰和硝化甘油，試制成功比較高級的“硝銨混合炸藥”“朱迪生炸藥”，由此可以大量地生產炮彈、擲彈筒、手榴彈和攻堅用的炸藥箱，實現了從“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到“沒有槍沒有炮我們自己造”的跨越。

農業和副業、手工業的發展更能體現通過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而激發的發展潛力。近代以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一些學者視為社會經濟落后的標志，但在根據地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其堅韌的生存力量反而受到中共的零活變通和高度重視，成為支撐中共革命財政的基本經濟形態。早在蘇區革命時期，小農經濟就已顯示了巨大作用﹔到全民族抗戰時期，就更為突出了。以晉察冀邊區的農業生產為例，通過適應自然環境、改善自然條件來提高農業產量，主要有墾荒修灘、興修水利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式。墾荒修灘的目的，是增加耕地面積，提高農業產量。興修水利，主要是整修河道，鑿井灌溉，開展防旱備荒運動。應對自然災害，主要指興修水利之外的植樹造林。在根據地創立之前，這些地區的生態環境就已經處於不斷退化的趨勢。根據地建立后，為了開荒種田，增加柴火，也有燒山行為和砍伐林木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植被的進一步脆弱。所以，植樹造林、禁止燒山砍伐的舉措更具長遠意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過程中，中共提出了戰勝自然、人定勝天的思想，成為黨極為重要的經濟思想、環境思想資源。

統而言之，中共革命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系已結成一個生存共同體。中國共產黨通過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推動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促進革命目標的實現，呈現了既受自然約束又不完全依賴自然的對立統一過程。尤其是將有利的自然條件變為優勢，將不利的自然條件變為有利，反映了黨強大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這種生態環境視角的革命史敘事，無疑使中共革命史的研究維度變得更加豐富。

（作者：李金錚，系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