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發生邏輯

文化關乎國運，文化興則國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圍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何以重要”“如何建設”“何以更強”形成了系列新思想新觀點，其中一個原創性觀點和標識性概念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政黨是否掌握文化領導權，直接決定其能否引領社會價值、掌握話語權威、凝聚民眾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和抵御文化殖民。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著重強調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既是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理論與中國文化建設實際相結合的寶貴成果，也是基於中國共產黨奮斗歷史和新時代要求的理論思考和戰略謀劃。深入理解和把握這一重大理論創新的發生語境和產生邏輯，能進一步理解黨何以必須不斷強化文化領導權，為新形勢下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提供動力和支持。

一、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的實踐要求和理論拓深

政黨的強大，不僅在於組織壯大和嚴密，更在於思想文化的引領力和感召力。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黨，馬克思主義關於如何建設黨的思想和學說為中國共產黨的管黨治黨和治國理政提供了綱領性指導。在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過程中，馬克思雖未直接提出“文化領導權”這一概念，但隱含著無產階級政黨要爭奪和增強文化領導權的要求。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但思想理論和文化意識的反作用不可忽視，“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這裡的理論即先進文化的核心，這一論述深刻說明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運動必須要掌握科學理論和先進思想的話語權。“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無產階級要完成自身解放使命，就必須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科學思想和文化，並用其武裝頭腦，進而從“自在的階級”變為“自為的階級”。

馬克思恩格斯得出這些結論並非偶然，而是基於階級社會發展的歷史。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根據以往階級社會階級統治的事實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每一個企圖取得統治地位的階級，都會基於自身的目的“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這一論斷揭示了階級社會文化的政治本質，同時也給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斗爭提供了“文化領導權”的深度思考。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反抗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僅要在經濟和政治層面開展斗爭，還要在文化層面奪取領導權，尤其在意識形態層面佔據優勢。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強調共產黨人要有自己的“思想”，“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共產主義革命要廢除所謂的“永恆真理”，“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即掃除植根於舊制度的腐朽文化統治，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共產黨人“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更“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在指導工人運動的過程中，馬克思就深刻認識到，“隻有當工人通過組織而聯合起來並獲得知識的指導時，人數才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這裡的“獲得知識的指導”其實就蘊含著以科學理論武裝工人頭腦之意。由此可以看出，爭奪文化領導權是無產階級政黨開展革命運動的必然要求，先進和科學的文化能成為“批判的武器”，引領號召人民群眾進行“武器的批判”，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性變革。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繼承者和發揚者，在領導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文化領導權對無產階級政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重要性，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任何一個代表著未來的政黨的第一個任務，都是說服大多數人民相信其綱領和策略的正確”。十月革命勝利之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就曾遭遇來自“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挑戰。該派別對以往文化持全盤否定態度，鼓吹“文化自治”，企圖擺脫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對此，列寧批判性指出，必須堅決反對“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一切組織必須無條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員部機關系統中的輔助機構”。“無產階級，通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和所有無產階級組織，應當作為最積極最主要的力量參與整個國民教育事業”。這就表明了無產階級政黨是社會主義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者，黨對文化事業的領導不能動搖。在列寧看來，堅持黨對文化的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工作不是獨立於黨的領導之外的“獨立領域”，為此他要求“出版社和發行所、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所，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向黨報告工作情況”。面對各類舊思想和消極文化思潮的干擾，為了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列寧一方面強調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不能停止，“保衛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不被歪曲，並使之繼續發展”﹔另一方面主張強化理論武裝，特別要重視共產主義教育的普及，要使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接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提升他們對共產主義思想和文化的認同度。針對當時俄國落后的經濟文化實情，列寧提出要掃除文盲和開展“文化革命”，還專門強調黨的領導和意志在文化建設領域的貫徹，要努力“使我們的宣傳、我們實行的領導、我們的小冊子真正為人民所接受”。這些論述和實踐指明了堅持無產階級政黨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戰略地位和路向，為蘇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引。

綜上所述，堅持文化領導權是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斗爭、奪取和鞏固政權不可或缺的“法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學說和相關實踐，為無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提供了理論指南，也表明無產階級政黨要完成歷史使命，就必須塑造文化上的領導優勢，使其倡導的價值觀和精神意志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追求和信念。一定意義上說，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原則和鮮明標識。

二、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的汲取和運用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奮斗歷程中始終堅持文化領導權，以文化斗爭為各項事業的順利進行開辟道路。

在關鍵時刻和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依靠統一思想、信念引導、文化統戰、媒體動員等舉措，牢牢掌握思想文化主導權和引領力，確保黨的事業在信仰凝鑄、方向看齊、思想同心和理論共振中攻堅克難，不斷取得新勝利。概言之，堅持文化領導權是中國共產黨不斷開創歷史偉業的寶貴經驗。

早在五四運動時，建黨先驅就敏銳意識到佔領文化領地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李大釗、陳獨秀等先進分子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主動參與各種思潮論戰，創辦刊物，成立研究會，擴大馬克思主義影響力，展現出爭奪文化陣地的鮮明意識。李大釗指出：“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不可一味聽信人家為他們造的謠言”。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更是將爭奪、掌握文化領導權擺在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指出：“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且“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1923年制定的《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明確強調，“共產黨員人人都應是一個宣傳者，平常口語之中須時時留意宣傳”。黨利用《向導》等機關刊物、工人俱樂部和工人學校讀書會等組織，不斷傳播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方針與政策，提高了群眾的政治和思想覺悟，也為黨的文化領導權的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在極為殘酷的斗爭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同黨內錯誤思想進行了堅決斗爭。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就針對紅軍內部存在的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了批判和糾正，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也是黨在軍隊內部加強思想文化領導權的重要實踐。此外，黨還注重探索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在黨的建議和籌劃下，1930年 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隨后，中國社會科學家、戲劇家、美術家、教育家聯盟以及電影、音樂小組等左翼文化團體也相繼成立。這些文化力量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文藝創作等活動，為推動黨的革命斗爭和黨的思想文化深入群眾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民族抗戰時期，黨開展了深刻的整風運動，通過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樹立“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推動造就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加強黨對各類宣傳刊物的領導、“破立並舉”對待傳統文化等，統一了全黨思想，黨對文化的領導意識、藝術和能力進一步增強。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中國共產黨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而這個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本質要求就是“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些論述實質上就是要求黨對新民主主義文化要保持絕對領導權。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在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和平、妄圖獨裁統治的反動面目的同時，努力傳播黨的思想路線、文化主張和政策方針，繼續加強黨對文化戰線的組織和領導。在解放區，一方面以教育改革為突破口領導文化改造，創建面向工農兵的新教育體系，開展夜校、冬學等形式的掃盲運動，改造和消除舊思想，在群眾中進一步廣泛宣傳黨的思想理論成果。另一方面，加強媒體宣傳，成立文藝團體，改造舊藝術、創造新藝術。1947年，毛澤東在對晉綏平劇院演出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這些同志在政治上提高了，將來到了大城市，要把那些舊的戲劇團體接收過來，去領導他們”，這實質上就是要求加強黨在文藝領域的領導力和組織力。在國統區，面對國民黨的封鎖打壓，中國共產黨團結有關進步人士，積極創辦各類宣傳刊物，發展無線廣播工作，利用文化統戰鞏固“第二條戰線”，提高黨在文化戰線的政治領導力、影響力和號召力。可以說，在黨領導武裝斗爭的過程中，對文化領導權的堅持從未停歇。這為最終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積累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支撐，這也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一條重要經驗。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在抓生產建設的同時，也注重加強對思想建設和文化教育的領導，以黨的指導思想和文化方針引導文化建設，繼續領導推動文化的“破舊立新”，積極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通過建立和鞏固文化領導權來確保新中國“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一是加強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宣傳，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把意識形態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裡。1951年，黨中央先后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的通知》等開展理論教育工作的重要文件，要求黨的領導機關督促和指導自己的宣傳工作部門和黨的報紙、刊物、出版物，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服務。二是在各級學校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改革舊式教育，廢除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黨義”“童子軍”等不符合新社會要求的教育內容和一些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主張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推進學校教育內容、教學機制、課程體系、教師隊伍的改革，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努力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三是積極改造知識分子思想，幫助他們成長成為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服務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1951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次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活動的決定》發布，推動形成了全國范圍內的思想改造運動，促使知識分子提升思想理論水平和認知能力，確立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四是加強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通過改造舊社會過來的文藝工作者思想狀況、改組文藝組織機構、組織文藝工作者學習馬克思主義、加強戲曲改革等舉措，促使新中國的文藝事業呈現出符合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求的新氣象新面貌。可以說，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堅持加強對思想文化事業的領導，強化黨的思想意志、政治宗旨和歷史使命在文化領域的彰顯，推動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呈現發展新景象。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面對薄弱的物質基礎和西方國家的封鎖，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在科技創造、工業生產、基礎設施等領域仍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就，這與中國共產黨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強化思想引領力和文化領導權是分不開的。正如鄧小平所總結的：“我們過去幾十年艱苦奮斗，就是靠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凝聚力。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一切。”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順應時代發展新趨勢新要求，凝心聚力發展生產力，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中國共產黨更加著力加強黨的文化領導權建設，用社會主義文化筑牢各族人民群眾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一方面，領導和支持開展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從根本上糾正了“左”的錯誤思想，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使得全黨全社會在思想上有了正確指引。另一方面，直面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引發的思想文化生態變革，積極面對文化多樣化、價值觀相互碰撞激蕩、媒體傳播格局變革的現實，加強黨對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工作的領導。鄧小平堅持“兩手抓”“兩隻手都要硬”，強調“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要“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江澤民指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必須牢牢掌握在黨手裡”，“看一名領導干部的政績，不僅要看他抓物質文明建設的能力和成果，還要看他抓精神文明建設的能力和成果”。胡錦濤將黨的文化領導能力建設上升到“執政能力”高度，強調“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重要原則和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必須始終牢牢堅持，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要“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的戰略高度來謀劃意識形態工作，加強和改進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面對復雜的思想文化狀況，中國共產黨大膽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堅持黨對文化戰線的堅強領導，防止文化“失真”“失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提供了強勁的文化支持。

由上觀之，堅持和加強黨的文化領導權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歷史傳統。也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才獲得了穩定且強有力的精神動力和支撐，在錯綜復雜、險象環生甚至中流浪急的環境中始終保持著鏗鏘韌勁和前進動能。

三、把握新時代時勢的政治主動和戰略謀劃

思想理論的創新和飛躍，是對時代特征和現實實踐的能動性反映。“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將堅持文化領導權作為文化發展的根本要求予以明確強調，既是基於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也是基於時勢發展和變化的戰略謀劃。

客觀而言，今天改革的復雜程度、艱巨程度和敏感程度一點不亞於過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是面臨著任務多重疊加、矛盾交織復雜的考驗。越是任務繁重、風險疊加，就越需要思想意志和理想信念的堅定，越需要精神和文化上的凝心鑄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對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強調“要加強黨對宣傳思想工作的全面領導，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並鄭重提出堅守“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這一重大命題，明確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政治保証。新時代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黨採取了一系列有力舉措，全面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如創新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等。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層面展現出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主動性。

維護黨的執政安全的深謀遠慮。政黨執政安全即其執政基礎的穩固性和執政過程的順暢性。這不僅需要經濟、科技、軍事等硬實力，也離不開文化軟實力。而這種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執政黨對文化領導權的有效建構、塑造和掌握。因此，中國共產黨想要維護好執政安全，需要在思想文化上牢牢掌握領導權、話語權和發展權，標明文化發展方向、道路和方法。習近平指出：“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 ”回看歷史，蘇聯共產黨之所以垮台，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其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放棄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從當前我國現實來看，中國共產黨執政依然面臨著來自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嚴峻挑戰。如馬克思主義在一些領域“失聲”以及邊緣化、標簽化、庸俗化現象仍有不同程度存在﹔錯誤文化思潮如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泛娛樂主義等不斷改頭換面，想方設法侵蝕人們思想﹔互聯網成為社會輿論的放大器，一些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給國家文化安全造成不可忽視的危害。所以，中國共產黨一刻不能放鬆文化領導權，必須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推進黨的理論創新，使其內化為全社會廣泛認可和遵守的思想共識和價值標准，促使黨的執政理念和意識形態獲得廣泛的民心支持。與此同時，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基礎上，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抵御錯誤思想文化，最大限度形成社會思想共識，進而有效化解社會矛盾，將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黨和國家確定的奮斗目標上來，為社會發展進步創造和諧穩定的思想環境。可以說，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強調要“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要加強黨中央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基於維護黨的執政安全的戰略考量，是著眼於“強基固本鑄魂”的長遠智謀。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在現代化進程中，既有經濟發展、政治建設、制度推新、科技創新等要素的呈現和驅動，也有精神和文化要素的彰顯和規定。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有著獨特思想引導、精神規定和文化特質的現代化，追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其過程和目標包含著精神主動和文化創造，踐行著文化強國的使命要求。習近平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僅要在物質上強，更要在精神上強。精神上強，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而要確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精神上“更強”“更有力量”，始終在社會主義軌道上行穩致遠，就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對文化領導權的堅持。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前推進、社會流動和分層加劇、思想文化日益多樣化、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日益強烈的背景下，隻有持續強化黨的文化領導權，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自信，在理論創新、文化創新、思想傳播、文化體制改革、話語自主建構等領域更加“有為”，才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塑造正確歷史敘事、穩定價值坐標、掌握話語體系、強化文化認同，進而為整個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營造健康積極的思想文化環境，並提供強大的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和國際影響力。可以說，沒有文化領導權，中國式現代化就容易因缺失“定向盤”“粘合劑”和“驅動輪”而失去方向、秩序和動力。

應對世界大變局的文化主動。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的大變局不是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百年大變局的顯著特征就是西方大國的結構性矛盾和危機上升，“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版圖、國際權力格局和治理體系深刻調整，“東升西降”的對比鮮明，大國戰略競爭和博弈加劇。在此背景下，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出於資本霸權的本性，會加劇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力量”的進一步遏制和打壓，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可能面臨的極限挑戰。這些挑戰既有經濟和政治層面，也有文化層面。一直以來，利用文化產業、學術研究、新聞媒體、網絡傳播搞文化滲透和精神殖民是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慣用手段，世界范圍內因遭遇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而出現國家動蕩和民族衰落的悲劇仍在持續上演。在許多西方政客眼裡，“美國的領導權既有利於美國，又有利於世界﹔這種領導權需要軍事力量，外交能量和遵循道德准則”。可見，大變局下大國競爭加劇，文化較量和話語爭奪必將不斷升級。相比於實地戰場較量的殘酷，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爭更為可怕。為此，中國共產黨必須堅守文化陣地，在守好中華文脈的同時，發展符合時代需求的先進文化，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捍衛中華民族的精神獨立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主張堅持文化領導權，是應對世界大變局的戰略性回應，旨在變亂交織的世界局勢下牢牢掌握本國發展的文化主動權，努力提升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和聚合力，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陣地不動搖、不妥協、不退讓，進而鑄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精神力量。

總之，一個政黨的強大，不僅僅體現在組織規模的壯大和組織體系的嚴密，還體現在思想文化領導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強大。回望來時路，堅持文化領導權是中國共產黨立黨強黨，不斷引領事業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眺望新征程，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因素增多，中國共產黨仍要保持不斷鞏固和增強黨的文化領導權的主動，確保黨在文化發展領域始終擁有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發展規劃力、話語影響力和社會號召力，如此才能夯實長期執政的文化基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牢思想基礎、提供正確價值導航和持久精神動力。

作者：田旭明，廣西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