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的幾個問題

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概念自提出之后，迅速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縱觀目前學界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相關研究，多是從不同角度展開的，而系統化、整體性的研究較少。中國式現代化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理論概念，而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范疇，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立體多維的系統體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式現代化自主知識體系，是當今學界亟須完成的重大任務。

一、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的基本要求

研究的整體性是指從一個整體的、多維的、立體的角度認識和分析問題，避免研究的割裂和肢解，避免研究中出現“一葉障目”“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況。通過整體性研究，能夠增進對事物的全方位認識，更准確地揭示事物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規律。

有學者在展望建立現代化研究的中國學派時就指出：“新的現代化理論應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或發展社會學的最新部分，應是運用多學科方法研究現代社會發展的宏觀的綜合的科學理論。西方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忽略現代化的特殊歷史內涵……對現代化過程也沒有整體概念。”這一觀點對於當今我們研究中國式現代化依然適用。客觀來講，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是一個系統工程，隻有通過整體性的思維進行認識和分析，才能准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規律。

（一）以大歷史觀從整體上研究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指出：“要牢固樹立大歷史觀，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把握世界歷史的發展脈絡和正確走向，認清我國社會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大趨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沿革和實踐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接續推進的，是一個不斷持續的歷史進程。因此，從整體上研究中國式現代化，首先需要以大歷史觀從整體上加以分析和把握。

一是研究和分析中國式現代化在不同歷史譜系中的時空方位。毛澤東曾提出一個研究問題的“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鑒於中國式現代化內涵豐富、時間跨度大，為了全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需要堅持大歷史觀，超越單一線性時間觀的局限，在多維時空交織的坐標系中，深入挖掘和梳理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方位及其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具體來說，我們應當將中國式現代化置於更廣闊的歷史視域中進行考察，包括但不限於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

二是在整體性的視域下研究和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邏輯。毛澤東在分析和研究黨史時曾指出：“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隻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同樣地，當我們研究和分析中國式現代化時，也應當採取這樣的方法，需要將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從而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貫穿不同歷史時期的連續性和發展脈絡。同時，當我們在分析不同歷史譜系中的中國式現代化時，也應當將各個部分視作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孤立的片段，應當從一個宏觀的視角出發，全面地審視和總結歷史經驗，從而更深刻地把握其內在的歷史邏輯。

三是在多維度梳理歷史脈洛和分析理論邏輯的基礎上，界定和闡釋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基礎性研究問題。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文明、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人類文明等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運用大歷史觀進行分析，能夠幫助我們從整體上把握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關的諸多重要概念范疇之間的關系，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屬性、歷史淵源和未來發展，回答好中國式現代化是什麼、從哪裡來以及到哪裡去等關乎全局的關鍵問題，從而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

（二）以跨學科的綜合視角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習近平強調：“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學科交叉融合不斷推進，科學研究范式發生深刻變革。”不同門類的知識和學科固然存在界限，但是它們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相互融匯的。特別是在當今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推動跨學科乃至全學科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式現代化內涵豐富，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這要求我們必須採取跨學科的視野進行分析和研究。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本身就深刻體現了跨學科的綜合視角。這一科學理論的三大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雖各有區別，但又有機聯系、相互貫通，被統攝於馬克思主義這一整體之中。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廣泛吸收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有益成分。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在自然科學方面，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學說，如拉格朗日的微積分、牛頓的物理學定律、李比希的有機化學以及達爾文的進化論等，都成為馬克思主義創立的重要思想資源。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中一些關鍵術語的創制，也體現了跨學科的痕跡。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借用19世紀地質學中的“地層”（Formation）一詞，創造出了用以解釋人類社會發展演進規律的“社會形態”（Gesellschaftsformation）概念。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寫道：“地球的太古結構或原生結構是由一系列不同年代的疊復的地層組成的。古代社會形態也是這樣，表現為一系列不同的、標志著依次更迭的時代的類型。”總之，正是在全面了解當時西方世界知識體系並自覺採納跨學科視角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式現代化涉及的學科領域極為廣泛，幾乎涵蓋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主流學科。面對如此復雜的研究對象，如果缺乏整體性的理論統領，非常容易產生學科壁壘，陷入碎片化的困境。因此，在開展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過程中，應當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下，將這些不同學科的知識進行有機融合與貫通。具體來說，跨學科的協同研究旨在充分利用各學科的思想資源和研究方法，以形成對中國式現代化更為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認識。例如，政治學可以提供中國式現代化關於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與建設法治國家的思想資源，歷史學和民族學有助於理解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社會學可以揭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結構變遷，經濟學則能夠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外部影響因素。唯有通過這種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路徑，才能更系統地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復雜內涵和發展規律。此外，這種扎根中國的跨學科研究本身也要求我們具備國際比較的視野。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在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通過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交流，既可以為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提供更為廣闊的視野，同時也有助於將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為世界現代化理論研究發展作出貢獻。總之，以跨學科的綜合視角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的客觀要求。

（三）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反復証明，什麼時候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得好，黨和人民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反之，黨和人民事業就會受到損失，甚至出現嚴重曲折。”這一論斷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之所以要加強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性研究，根本目的在於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和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在進一步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現的基礎之上，在實踐中更好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簡而言之，理論研究的最終歸宿是為了服務於實踐，理論研究的價值最終要由其對實踐的解釋力和引領力來檢驗。因此，強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性研究，必須注重分析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現實問題，在解決現實問題中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

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本身便是整體性研究的重要體現。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証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為了達到真理性的認知，思維與實踐必須貫通，理論與實際必須貫通。從哲學層面看，這種貫通打破了主客二分的認知桎梏，將理論建構的抽象邏輯與現實變革的具體過程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當然，這種貫通不是簡單的“理論指導實踐”或“實踐修正理論”的單向關系，而是理論與實踐的動態結合，正是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螺旋上升運動，才能夠構建起中國式現代化自主知識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性研究既要避免就理論談理論的空談傾向，也要警惕就事論事的經驗主義。針對如何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問題，習近平提出：“理論的飛躍不是體現在詞句的標新立異上，也不是體現在邏輯的自洽自証上，歸根結底要體現在回答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上。”當前，中國式現代化仍面臨著使規模巨大的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百年變局大背景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這些課題的解決，既需要理論層面的總結升華，更需要實踐層面的改革創新。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加強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性研究，必須既要避免本本主義的教條思維，也要防止經驗主義的狹隘傾向，在理論與實踐的辯証運動中，不斷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規律性認識。唯有如此，才能構建起兼具中國氣派與世界影響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貢獻獨特的中國智慧。

二、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的幾個重要維度

整體性研究與專題性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有學者在論及建立新的現代化理論時表示：“必須把對現代化的世界性進程的整體考察當做建立綜合理論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開展對各個層面的橫剖面研究或專題性研究。”毛澤東也提出過一個形象的“四面受敵”的研究方法：“蘇東坡用‘八面受敵’法研究歷史，用‘八面受敵’法研究宋朝，也是對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社會，也要用個‘四面受敵’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四個部分來研究，得出中國革命的結論。”這一方法同樣適用於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應當指出，整體離不開部分，部分寓於整體之中。因此，抽象地從整體研究到整體研究，只能淪為空談。隻有在整體性的視野下統攝具體的專題性研究，才能真正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整體性。

（一）在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並非孤立於世界之外的抽象概念，而是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必須將其置於世界現代化的歷史視野中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研究。隻有這樣，才能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所具有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才能深刻認識世界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從而避免陷入西方現代化理論所設下的種種話語陷阱，破除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盲目追隨，堅定走立足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

首先，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和世界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特別是梳理清楚中國式現代化在幾次現代化浪潮中的歷史定位。現代化反映了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客觀規律，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的面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轉型升級。從宏觀歷史的視角來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全球現代化浪潮緊密相連，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與發展是人類歷史上幾次現代化浪潮的客觀產物，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的縮影。對此，一方面，需要從縱向角度梳理人類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幾次現代化浪潮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究竟屬於哪一次現代化浪潮，又在何種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浪潮之中。另一方面，需要從橫向角度梳理在世界歷史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中國是如何開啟了追尋現代化的歷程，又是如何在融入世界歷史的進程中開創出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並為世界現代化的發展不斷作出新的貢獻。

其次，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何以是世界的，又何以是中國的。作為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必然蘊含了人類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普遍性。與此同時，不同國家又具有不同的國情，這意味著其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具有不同於其他國家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中國式現代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既體現了人類現代化的普遍追求，同時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如果我們在研究中隻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所具有的世界現代化的普遍特征，忽視或否定中國特色，那麼就可能會不自覺地陷入西方現代化的思維框架之中，陷入“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從而喪失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和自主性。相反，如果僅僅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而忽視其所具有的世界現代化的共同特征，那麼可能會使中國式現代化偏離世界現代化的總航道，既不利於總結思考各國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也不利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和進步。

最后，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各國現代化模式之間的相似之處和差異所在。艾森斯塔德曾為現代化給出如下定義：“就歷史的觀點而言，現代化是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向現代類型變遷的過程。它從17世紀至19世紀形成於西歐和北美，而后擴及其他歐洲國家，並在19世紀和20世紀傳入南美、亞洲和非洲大陸。”簡言之，現代化作為一種世界現象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目前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現代化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種：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以蘇聯東歐國家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依附型后發現代化模式、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現代化模式。深入分析和研究世界現代化歷史視野中的典型模式，有助於更好地把握現代化的普遍規律，更好地認識到各國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更能在與各類現代化模式的對照中，彰顯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價值與顯著優勢，進而堅定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信心與決心。

（二）在黨的百余年奮斗歷史中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脈絡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論斷不僅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揭示了黨的領導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邏輯、發展規律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深入探討和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將其置於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歷史坐標系中。

首先，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深入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歷程。自清朝晚期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之路充滿曲折與艱辛。從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戊戌變法的政治革新嘗試，再到辛亥革命的制度革命，中國先進分子不斷尋求救亡圖存、國家富強的道路，但均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直到中國共產黨創立，才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帶來了轉機。黨的百年奮斗史，同時就是一部孜孜不倦探索、開創、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啟了對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探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得到確立，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立起來，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基本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漸探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已有基礎上繼續前進，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其次，分析和研究中國共產黨何以領導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開創和發展，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進行的。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地推進現代化，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再到“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從“兩步走”到“三步走”，從“新三步走”再到新時代“兩步走”，從“一五”計劃到“十四五”規劃，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擘畫了戰略藍圖，還通過堅強的領導不斷把美好藍圖變為現實。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實踐中不斷推動和實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和突破，還在理論上不斷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成就。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証。

最后，分析和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寶貴歷史經驗。毛澤東曾經深刻指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中國人民開創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程本身就是寶貴的財富，其中蘊含的歷史經驗包括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高戰略思維能力和保持戰略定力、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等。深入分析和研究這些歷史經驗，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規律，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益的指導。因此，加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經驗研究，是深化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的重要部分。

（三）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

習近平強調：“概括提出並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黨的二十大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隻有將中國式現代化置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進程中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其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獨特貢獻，從而准確理解和把握其內在的理論邏輯。

首先，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指導思想，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魂脈所在。習近平反復強調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為“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洞見，在最根本的層面指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對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現代化建設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思想。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

其次，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建構邏輯和基本內涵。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成果，其形成與發展是深刻總結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經驗和科學回答時代課題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明確的發展目標和戰略部署，還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指引，是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正確理論指南。

最后，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與科學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互動關系。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邏輯的辯証統一。正是這種深刻的統一性，使得科學社會主義歷經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奠基后，於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在“兩個結合”的過程中結出累累碩果。中國式現代化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不斷為其注入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內涵。這不僅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穿越時空的強大生命力，更在實踐上開辟了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境界，對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深刻影響，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四）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視域中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不僅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隻有將中國式現代化置於人類文明進步與發展的宏大視域中進行審視，才能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背景下，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意義與獨特價值，為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首先，分析和研究現代化與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人類文明涵蓋了自人類誕生伊始至當今時代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所創造和累積的所有成果。隨著現代化浪潮的興起，人類文明的整體格局發生了深刻而顯著的變革。現代化不是某個科學家在實驗室中的偶然發現，也不是哲學家在冥想時創設的新概念。現代化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現代化的潮流摧毀了許多古老文明，但也孕育著新的現代文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對傳統文明的逝去扼腕嘆息，而在於如何駕馭現代化這一新的歷史潮流，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

其次，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之間的關系。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植根中華文明，繼承了中華文明的諸多優秀元素﹔另一方面，激活了中華文明中適應現代化的有益因子，為中華文明注入了現代力量。

最后，分析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在何種意義上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僅與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息息相關，也是人類文明成果寶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探討中國式現代化所產生的影響及其深遠意義時，不應該僅僅局限於中華文明的視角，而應該從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廣闊視野來進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中國式現代化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與西方現代化開創的資本主義文明形態根本不同，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五）在“兩個大局”的時代背景下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路

習近平指出：“領導干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這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客觀環境。因此，如何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背景下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便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重大課題。

首先，分析和研究“兩個大局”給中國式現代化提出的新挑戰。國內方面，經濟高質量發展、民主法治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社會治理現代化、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壓力不斷增大，一些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仍有待根除，必須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國際方面，各類地緣政治沖突此起彼伏，國際安全形勢日益復雜，大國博弈日趨激烈，這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使中國在對外貿易、能源安全與地區安全等方面都面臨更為嚴峻的風險挑戰。這些挑戰具有深刻的時代特征和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全面的戰略評估。

其次，分析和研究“兩個大局”給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的新機遇。一方面，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內需市場持續壯大，科技創新不斷取得突破，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情況下仍然彰顯出強勁的經濟韌性，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在全球變局中掌握主動提供了堅實基礎。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演進，共同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后來居上、彎道超車的戰略窗口。與此同時，中國國際地位與影響力的持續提升，也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歷史性與結構性並存的戰略機遇，既是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堅定發展信心的底氣所在，也是我們在世界變局中開辟發展新境界、贏得未來主動權的方向指引。

總之，“兩個大局”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環境。要深入分析和研究其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化解各種風險，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將中國式現代化置於“兩個大局”的現實背景下進行綜合分析與研究，有利於我們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准確錨定戰略目標，從而在變局中始終牢牢掌握歷史主動。

三、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中需要處理好的幾組關系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並且始終處於動態發展之中。因此，以整體性的視角來科學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處理好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關系。這種整體性視角本質上是辯証的，它與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根本對立。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隻“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系﹔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必須反對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縱向與橫向、宏觀與微觀、動態與靜態的有機統一中，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性。

（一）在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的結合中增強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立體性

中國式現代化是歷時性與共時性交織的時空復合體，需要突破單一維度、平面化的研究框架，通過縱向梳理其歷史演進與橫向開展比較分析，構建立體化的研究體系。運用縱橫交錯的研究方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的必然要求。

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相輔相成。縱向研究著眼中國式現代化在時間維度上的發展變化，不僅要突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脈絡，還要深入探討其歷史淵源，以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源與流。縱向研究有助於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形成、演變、發展的來龍去脈，從而揭示其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橫向研究則側重於中國式現代化在空間維度上的比較分析，通過把中國式現代化與其他現代化模式進行橫向比較，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共性和個性，把握其與世界各國現代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最終明確中國式現代化的時空方位。同時，橫向研究還涉及中國式現代化內部的比較問題，旨在探討不同領域、區域在發展進程中的優先次序與協調關系，這也構成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架構與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開展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時，由於中國國情較為復雜，縱向研究和橫向研究相互交匯融合。例如，中國式現代化的內部呈現出多層次的差異性，形成了共時性矛盾的歷時性呈現。一方面，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同時面臨著實現現代化的難題，在現代化的基本訴求上並無根本性的差別。另一方面，因發展基礎、區位條件、政策紅利不同，各地區發展速度不一，其現代化進程呈現出從東部先行到西部追趕的歷時性梯度。又如，中國式現代化在推動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形成了歷時性矛盾的共時性呈現。作為植根中華文明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依然具有時代價值的養分。但與此同時，傳統文化中一些落后於時代發展的因素已經不適應現代化的需要，甚至成為阻礙中國式現代化前行的障礙。這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復雜張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採用某種單一視角進行分析研究，勢必難以全面把握其復雜性。因此，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的有機結合就顯得尤為必要。隻有在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有機結合的立體分析框架中，我們才能系統地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認知，精准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並深刻地洞察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源與出路。

（二）在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結合中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

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既可以被理解為宏大敘事中的社會轉型進程，也可以具象化為廣大人民日常生活的點滴嬗變。這種雙重的理解維度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必須突破非此即彼的認知窠臼，在宏觀敘事與微觀剖析的辯証統一中，構建起立體化的解釋框架。

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各有優勢和局限，它們相互補充。宏觀研究關注整體與全局，通過對經濟發展方式、國家治理體系、社會結構轉型等宏觀議題的分析，揭示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特征和規律。微觀研究則聚焦局部與個體，通過對具體事件和現象的考察與分析，揭示出中國式現代化在具體實踐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盡管在解構主義思潮影響下，宏大敘事往往被認為忽視個體的差異性而備受批評，但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系統規劃的整體性進程，這一屬性決定了宏觀視角仍是把握其內涵和特征的關鍵。與此同時，微觀研究不應流於瑣碎，更要防范其滑向碎片化。碎片化研究的危害並不僅僅在於其難以解釋長期性的經濟社會變遷，更在於其可能遮蔽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總體性特征，從而導向歷史虛無主義的認知陷阱，把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簡化為日常偶然現象的堆砌疊加。這樣不僅無助於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的理解，反而實質上窄化了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理論視野與發展可能。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需要超越方法論的二元對立，在宏觀敘事與微觀剖析的辯証統一中重構認知框架。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有機結合，有助於全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既不忽視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發展趨勢，也不忽視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具體問題，既能避免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和懷疑主義的誤區，同時又能賦予研究以充分的鮮活性和生命力，最終真正做到“既見樹木、又見森林”，有效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廣闊空間。

（三）在動態研究和靜態研究的結合中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規律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個動態演進的歷史進程，既非固定不變的靜態標本，也非無根浮萍式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個連續性與階段性相統一的具體而歷史的復雜系統。這種特性決定了我們需要採取動態研究和靜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在兩者的辯証統一中深化中國式現代化研究。

一方面，需要始終以動態發展的觀點看待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動態性首先體現為歷史脈絡的延續與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從奠基、形成到深化乃至拓展，每個階段都是承前啟后的演進過程。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從邏輯上可以對其進行歷史分期，但在具體的現實演進中，不同時期之間並非斷裂式的突變。動態研究可以使我們以一個前后貫通的視角，將中國式現代化視為一篇“連續的大文章”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清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整體的發展脈絡，並建構起整體性、框架性的認知。另一方面，靜態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補充視角。雖然中國式現代化整體上呈現出一個動態發展變化的狀態，但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其內在結構具有相對穩定性與特殊性，這就為靜態研究和分析提供了可能。例如，鑒於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根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分期，可以將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期，通過具體分析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經濟社會結構狀況，從歷史截面的視角切入，為分析中國式現代化搭建一個靜態的參照框架，這有助於我們形成對特定歷史階段中國式現代化的規律性認識。與此同時，在靜態研究下，對中國式現代化各個歷史分期特殊性的認識，正是進一步把握其整體性的必經之路。

靜態研究和動態研究各有側重，都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具體的研究中，我們既要關注動態的變量，也要關注靜態的變量，既要關注變遷的過程，也要關注相對穩定的結構。動態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脈絡，靜態研究則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規律，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有助於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復雜內涵，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結構性嬗變。

總之，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長期任務，還有許多東西需要我們深化認識。要進一步加強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使我們的認識、政策、舉措更加符合客觀規律，從而逐步進入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自由王國’。”認識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規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一項艱巨的理論探索。在這一過程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整體性研究，有助於從一個更加系統、宏觀的視角認識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從而推動我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