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球史觀深化中共抗戰史研究

近年來，隨著研究視角日益多元、研究方法持續更新，以及以檔案為核心的新史料不斷涌現，中共抗戰史研究在細節的深入挖掘和全球視角的擴展方面取得了諸多新進展，同時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如何進一步推動和創新中共抗戰史研究，依然是學界需要思考的重要議題。筆者認為，全球史觀或可成為深化中共抗戰史研究的一種學術理念和研究取向。

關於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關於中共黨史，毛澤東主張用“古今中外法”加以研究。“談到中國的反帝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凶惡地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無產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產階級，講到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斗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領導國際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斗爭。”習近平對全球史觀的論述尤其深刻：“隻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習近平強調，要著力研究和深入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等重大問題。

全球史觀不僅開辟了歷史研究的新維度和歷史編纂的新方法，而且促使學術研究更加注重本土與全球的互動關系。這一學術取向在中共抗戰史研究領域已有多方面體現：一是史料來源越來越國際化與多元化﹔二是在研究具體史事時，能夠與國外相關史事相聯系﹔三是充分借鑒國際學界特別是史學研究的新趨勢，積極拓展研究領域。本文擬通過考察近十年來發表在《歷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等四份代表性刊物（以下簡稱“四份刊物”）上的帶有全球史觀色彩的中共抗戰史研究論文，分析如何進一步使中共抗戰史研究具有世界史的視野和價值。

一、全球史觀下中共抗戰史研究的新進展

四份刊物均認識到全球史觀的重要性，發表多篇探討相關理論或史事的學術論文，以期進一步整合與推動中共抗戰史研究。

在理論探討方面，《運用“跨國史”概念研究抗日戰爭》一文直截了當地闡述了跨國史研究的緊迫性：“所謂歷史，本來是整個世界或全體人類的記錄。然而，以特定國家為核心的歷史仍在被不斷書寫出來。此無他，不過是曾經任何事都以國家為核心的時代的殘影而已……面對現在的世界，依然隻談論以國家為核心的歷史，不僅會再次拉大國家間的知識差距，而且也是對國家這一集合體以外的眾多要素的輕視甚至無視。”作為一篇帶有隨筆色彩的筆談，該文不以思想深度和方法指導見長，但它明確提出了以全球化視角推進中共抗戰史研究的目標。

《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闡述了從全球史角度審視中共革命史的重要性，而作為中國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抗戰史自然也具有突出的全局性特征。文章指出，傳統革命史觀對於中共革命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互動關系以及中外革命的比較研究明顯不足。這不僅限制了對中共革命的深入理解，也難以彰顯中共革命的特色。文章強調：“不能將中共革命僅僅理解為在中國發生的一場革命，還要將其作為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員。中共革命既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其意義不能完全限於中國歷史，而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個典范。”文章倡導採用全球史視角闡釋中共革命的獨特性和全球意義，同時指出：“從這一視角進行研究，所要求的知識結構較高，研究難度是很大的。”這是針對整個革命史研究的提示，也是運用全球史觀研究中共抗戰史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成立、抗日戰爭勝利等紀念節點有力推動了中共抗戰史研究，尤其是方法論層面的探討。在此過程中，全球史觀受到廣泛重視。2015年，《歷史研究》推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專題、專稿、筆談等欄目。編輯部在相關“編者按”中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筆談中，有文章直接採用《全球史觀視野下的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標題，以此凸顯全球史觀對抗戰史研究的重要性。

2023年，《近代史研究》刊發的“近代中國與世界”筆談“編者按”指出，“近代史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各國建立了空前緊密的關系”。在這組筆談中，《近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多維審視》一文指出：“自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胸懷中國、放眼世界、致力於通過對中國和世界的觀察和省思、再由中國人自己的奮斗而改變中國命運的政黨。”可見，將全球史觀更廣泛地融入中共抗戰史研究，具有堅實的邏輯基礎。

以建黨百年為契機，《抗日戰爭研究》刊發“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筆談，並從2022年起增設“中國共產黨與抗戰”專欄。該刊發表的《從西方人士的觀察看全面抗戰時期的中共敵后游擊戰》雖然篇幅不長，但研究視角有新意，聚焦西方人士對中共軍隊的認識、對敵后游擊戰戰術及其作用的評論，認為西方人士對中共敵后游擊戰的觀察和記述，向國際社會正面宣傳中共抗戰，從一個側面証明中共在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共黨史研究》刊發的具有全球史觀風格的中共抗戰史論文，大致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利用海外文獻，把中共抗戰史與美、蘇、日等國際因素緊密聯系，顯著拓展了中共抗戰史研究的國際視野。二是融入與主題相關的世界史知識，特別是對先進軍事制度細節的評述，以此說明中共軍事建設的成就。即便很多領域暫時無法與歐美強國的軍隊媲美，但抗戰時期中共軍隊正規化建設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三是將國、共、美、蘇等國內國際重要因素融合在一篇文章中，從而展現歷史的多維面相。四是探究美、蘇、日等國在戰時對中共的觀察與評估，以及基於這些評估所制定的戰略和策略。這有助於深入理解國際因素對中共抗戰的影響。五是解析中共對世界大戰最新動態的應對及其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互動。在國際共運史的語境下，研究者除繼續深入探討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共抗戰的關系，還考察了抗戰時期中共同其他國家共產黨、工人黨發展關系的理念與實踐。此外，“國外中共黨史資料”專欄介紹了若干藏於美、英、俄、日等國的與中共抗戰有關的檔案文獻。這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了解海外一手資料的渠道，彌補了跨國檔案利用方面的信息鴻溝，促進了中共抗戰史研究的“全球化”。

四份刊物近十年刊發的具有全球史觀的理論與史事研究文章，既展示了中共抗戰史新的知識圖景，更從方法論上起到了增強中共抗戰史研究“世界史維度”的先導作用。

二、中共抗戰史研究為何需要全球史觀

長期以來，中共抗戰史研究主要側重中方史料與中國視角，與外國史料進行交叉驗証的研究相對較少，對於同盟國和軸心國的戰略決策及其對中國和周邊戰場影響的深入探討尤為不足。此外，面對戰時軍事技術的交流、民族獨立與民族國家觀念的演變、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潮的激蕩、國家疆域的變動與形塑，以及疾病醫療、社會保障、人口流動等諸多重要問題，隻有具備全球史觀，才能深刻地論述與解讀。加強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既有助於推進中共抗戰史研究，更能把戰時與戰后、傳統與現代、戰爭與和平、局部執政與全國執政、“跨越1945”與“跨越1949”等重大問題銜接起來，從而豐富中共百余年歷史的面相，深化對百年黨史的探究。

抗日戰爭既是民族解放戰爭，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決定了中共抗戰史研究不僅要有鮮明的民族立場，更要有寬廣的全球視野。在抗戰中，中國獲得了盟國的寶貴援助，與相關國家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合作。單純地“在中國發現歷史”是不充分的，許多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若不結合國際背景進行分析，就無法得到准確理解。世界各地塵封的有關中共抗戰的史料數量巨大，“在世界發現中國歷史”，特別是抗戰史，應當成為中國學者的理論自覺和行動自覺。

以全球史觀研究中共抗戰史，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基因”的內在要求。中共抗戰史研究的主體對象是中國共產黨，而中共自成立起，就是一個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致力於通過對中國和世界的觀察、省思，領導人民改變民族命運的政黨。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在中共召開的重要會議和對外宣傳中，有關國際局勢的分析和判斷始終是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統一戰線是中共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其對國際統一戰線的重視和運用，建基於國際環境變化，體現了內外政策出發點的一致性。以獲取海外文獻為突破口，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對國際統一戰線的研究，不僅有助於深入解讀中共抗戰史，也有助於塑造中共作為抗戰中堅力量的世界形象。

以全球史觀研究中共抗戰史，是拓展和創新國際共運史、華人華僑史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史的客觀要求。1940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高度評價中共抗戰，稱其“對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有著巨大的意義”，並向共產國際各支部提議：“展開最廣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國人民的運動。”與此同時，中共始終支持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並重視總結自身政治軍事經驗，與其他國家開展交流互鑒。1940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加強華僑工作，設法向印度、緬甸、荷印、安南、暹羅、菲律賓的民族獨立運動取得聯系，盡量給以幫助，使他們的斗爭與我們的斗爭配合起來。”1945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中國人民和一切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爭取朝鮮、菲律賓、印度、安南、緬甸、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及其他南洋地方的民族解放與民族獨立！”這說明中共始終把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緊密聯系在一起。抗戰時期中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各界人士的交往，深刻體現了中國抗戰所具有的民族解放戰爭、反帝國主義戰爭等多重性質。關於中共抗戰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以及各方之間的互動，依然有相當多的重要問題有待國內外學界研究。對周邊多國而言，國際共運史、華人華僑史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史往往交織在一起。四份刊物就以上問題刊發的論文不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有必要推進抗戰時期中共與周邊國家交往的研究。

以全球史觀研究中共抗戰史，是學術研究特別是史學研究的學理要求。傳統史學流派特別強調歷史研究應具備全球視野，德國歷史學家蘭克指出：“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封閉的。正是有那種依賴於該民族的特性的外部交往才使一民族登上歷史舞台。”20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由於各學科間整體化、綜合化趨勢不斷加強，學界更重視運用全局性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來觀察社會。如果說在以前，歷史學家還能專注於一個國家或地區，而不去考察其他國家、地區的發展及其相互關系，那麼現代歷史進程已經沖破了這種地域界限和學科界限。早在1936年，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就指出，“我們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過去作為它自己的過去的文明，我們的歷史首先是世界史”。這種歷史觀逐漸被更多的歷史學家接受。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認為，“對歷史進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現代歷史編撰學的嶄新起點”，“從世界全局考察歷史已經明顯成為人們不可推卸的責任了”。從近幾十年的發展趨勢來看，全球史觀的盛行已經成為世界歷史學界一種普遍且不可逆轉的趨勢。隻有從世界歷史的視角出發，才能更清晰地理解本國歷史及其發展大勢。對於重大歷史事件，如中國抗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等的研究，如果沒有全球史觀，就難以准確還原、深入解讀那些與世界歷史緊密聯系著的重大問題。

以全球史觀研究中共抗戰史，是構建不同於西方話語體系的研究框架的必然要求。社會在發展，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也在發展。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文化層面看，大變局意味著各種文明交流互鑒、不同思想相互激蕩，意味著人文學術面臨新的現實挑戰和發展機遇。隨著中國國力不斷增強及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不少學者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不斷推進中共抗戰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四份刊物發表的相關論文，就是中國學界對構建新的中共抗戰史研究話語體系所作的有益嘗試。通過多元的全球視角審視中共抗戰史，可以將區域抗戰史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這也是對歷史研究，特別是區域史研究“碎片化”質疑的理性回應。全球史觀並不否定微觀實証研究的重要性。相反，隻有具備宏觀視野的微觀實証研究，才能發掘出中共抗戰史的歷史借鑒意義，增強其現實說服力﹔而那些空洞的宏大敘事和缺乏宏觀視野的瑣碎研究，則會使中共抗戰史研究成為無源之水、偏離主流方向。

以全球史觀研究中共抗戰史，是進一步發揮抗戰史研究社會功能的現實要求。抗戰史記錄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英勇斗爭的歷程，不僅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國家發展的關鍵歷史資源和精神動力。中共抗戰史還是一部團結一切海內外力量的歷史，對於社會管理、國際交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此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對這一歷史事實的研究和宣傳，可以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同時提醒人們銘記歷史、珍視和平，在技術交流、疾病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加強國際友好合作。通過拓寬中共抗戰史研究的全球視野，可以汲取中外智慧、啟迪人類未來，可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提供豐富的歷史借鑒和強大的精神支撐。

三、如何深化全球史觀下的中共抗戰史研究

立足國內、放眼全球，廣泛、深入、全面地搜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史料，是以全球史觀審視、深化中共抗戰史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應繼續推進具有全球史觀特色的抗戰史料文獻中心建設，並以此為基礎，豐富互聯網數據庫，方便學者使用。例如，“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台”已經具備一定的全球史觀特色，為突破單方面依靠中方史料的局限、推動國際視野下多國史料互証的中共抗戰史研究轉向，創造了有利條件。美、蘇、英、法、德、意、日等國家的館藏史料雖多，卻往往只是與中共抗戰史間接相關，具體到某個研究主題，更是難免缺乏針對性、系統性，因此需要繼續搜集史料、建立平台、便利檢索。外國文獻為中共抗戰史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他者”視角。研究者應努力超越僅依賴中國史料的局限，推動中共抗戰史研究向國際視野下的多國史料互証轉變。在可能的條件下，甚至不僅要搜集常見的海外史料，還可以挖掘稀有、民間史料，例如試著從各國的公私檔案館、圖書館搜集與中共抗戰有關的日記、書信、照片、視頻。隻有以事實為依據，確保建立在廣泛、可信的史料基礎上，才能產出具有顯著全球史觀特色的高質量中共抗戰史研究成果。

以全球史觀深化中共抗戰史研究，要求國內的中共抗戰史學者圍繞戰局變動、軍事交流、技術轉移、國際思潮、生態環境、疾病醫護、民族國家、社會保障等諸多具有全球意義的主題，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努力提升中國學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爭取促成國際學者共同參與編纂大型中國抗戰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著作。這種國際學術交流合作既是全球史觀的內在要求，也是在史料全球化背景下學術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和學術交流的頻繁，西方學者對中國抗戰、中共抗戰的評價逐漸趨向客觀和公正。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全球史觀深化中共抗戰史研究不僅是一個學術議題，更是讓外國史學研究者全面理解、公正評價中國抗戰、中共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應有地位的客觀需要。

此外，據報道，有組織的科研活動已成為國家、高校及研究機構關注的熱點，並憑借特有的組織模式和協作機制，在推動學術創新、促進學科發展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來的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中，有不少具有全球史觀特征的中共抗戰史研究選題。這種以重大項目為核心驅動力、組織團隊集體攻關的形式，可以擴大全球史觀在中共抗戰史研究中的影響力。

筆者認為，研究內容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映射出世界史關懷，這是中共抗戰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基本要求和顯著標志。中共抗戰史研究無疑要以中國為中心，全球史觀並非意在“去中國化”，而是要在全球的視野中理解中共，盡可能展現中外互動的重要性。應該努力超越“闡明”中共抗戰歷史事實的層次，在世界歷史進程中“闡釋”中共抗戰。“世界”不只是敘述歷史的背景，更是貫穿中共抗戰始終的關鍵因素，是中共抗戰史不可或缺的歷史場景和組成部分。

抗日戰爭為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提供了一個絕佳視角。這場戰爭引發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影響了經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和社會結構等多個層面的現代化進程。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抗戰史理應以多元和全球化的視角來展現。圍繞戰時與戰后、傳統與現代、抗戰與復興、“跨越1945”與“跨越1949”等諸多重大問題，雖然已有若干成果，但還不夠深入。以本就屬於跨國史研究議題的國際難民、難僑的救濟和返鄉為例，針對優撫安置及社會保障這一貫穿戰前、戰時與戰后，連接國家政策與社會實踐，涉及經濟補償、榮譽賦予、身份重塑與社會融入等多維度的綜合性議題，研究成果雖不少見，但深度和力度仍顯不足。

盡管學界普遍認同應以寬廣的世界視角，將中共抗戰史置於人類社會和世界文明發展史的背景下進行理解，但在實際操作中，將全球史觀與中共抗戰史研究廣泛結合起來頗具挑戰性，往往難以徹底執行。現有的中共抗戰史研究依舊多是單向度的、國內史的敘述。這並不妨礙其學術水准與思想深度，但至少在跨地域、跨民族的互聯互通互動等特定議題上，採用世界史的理論和方法極有裨益。例如，疾病傳播、疆域擴張、軍事交流、技術轉移、思想文化傳播、生態環境變遷、民族國家觀念演變、社會保障發展等，都是傳統中共黨史研究相對忽略或不夠深入的問題。從世界史的視角出發，中共抗戰史研究在審視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等方面時，除了單向的考察、細致的分析、縱向的研究外，還應關注中蘇、中美、中英、中日等國際關系，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融入更多的世界史知識。研究中共抗戰史時，不妨不斷向自己發問：面對相同或相近的問題，歐美發達國家、亞非拉被侵略被殖民國家是怎樣應對的？結果如何？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抗戰、中共抗戰的優勢與不足在哪裡？這種追問特別有助於進一步認識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與投降的法國等歐洲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以弱國之軀，抗擊了絕大多數日本侵略軍，這一豐功偉績隻有在世界史視野下才能得到充分凸顯。相反，如果中共抗戰史研究局限於國家史和國共關系史，就會降低中共抗戰的政黨品格和世界意義，拉低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

需要明確的是，引入全球史觀，旨在擴展研究視野、豐富研究內容、增強問題意識，而不是取代其他研究方法。在中共抗戰史研究中，根本方法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所強調的全面、歷史、辯証地看待問題，永遠不會過時。以全球史觀深化中共抗戰史研究，也不意味著必須處處聯系世界史。有時，隻需具備世界史的意識和知識，添上寥寥數語作為點睛之筆，就能提升中共抗戰史研究的眼界和格局。比如，考察持久戰戰略方針時，注意其與德國軍事理論的淵源﹔探究皖南事變善后問題時，兼顧蘇聯、共產國際、美國和日本等國際因素﹔考察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名稱衍變和內容、方式時，注意毛澤東等領導人對法國、西班牙等國經驗的參考借鑒﹔分析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等理論的生成演變時，注意毛澤東對蘇、美、英政治思想的創造性轉化﹔等等。如此可使讀者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彰顯全球史觀下中共抗戰史研究的獨特魅力。

作者：李翔〔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深圳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二十一世紀中國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