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視域下的“第二個結合”

習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標志著我們黨的理論創新的新高度，標志著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新高度，標志著我們黨自覺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新高度。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層面探討“第二個結合”的地位與作用，對於我們深入認識其重大理論創造具有現實意義。

一、“第二個結合”的世界觀意義

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以及人與世界關系的總的看法。哲學是關於世界觀的學說，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層面探討“第二個結合”的理論問題，首先要看它具備什麼樣的世界觀及其意義。我們需要認識到，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並非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思想文化根基和精神信仰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契合，決不是指抽象意義上的理論“投合”。這種契合更多是在精神層面顯發的，是深植於精神內核中的深度共鳴與內在統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包括中國幾千年歷史發展流傳下來的概念范疇，更是中華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不僅是幾千年留下來的“經史子集”，更是流淌其中的精神血脈。

“第二個結合”是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關系的必然結果，是對所謂“西化論”、文化保守主義等思潮的深刻反思和理性超越。“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是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實踐課題，更是思想文化領域的“難題”。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都有著自己悠久的傳統和文化。而且，“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章太炎曾說：“新時代雲者，決非無中生有、天外飛來之物，而為世世相承連綿不斷。”關於文化對於民族性格形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西方許多理論有過論述，比較典型的有所謂“文化無意識論”等，認為“不同的文化基於不同的深層無意識機制，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制度結構”。李澤厚也曾提出“文化積澱論”，以此探索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心理基礎，旨在說明文化心理結構對於民族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中國近代以來關於古今中西的體用之爭，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文化的基礎作用。方克立總結體用范疇的由來時強調：“近代以來，中西文化體用之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張岱年先生說，用中國哲學的體用范疇來討論文化問題，是‘處理文化問題的中國方式’。也就是說，文化體用論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理論。”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用炮艦轟開中國大門，使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中國仁人志士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過程中，在思想文化上由比較中西文化之異，到得出古今文化之別，以及所謂“中西源流”“中西優劣”之辯，都集中反映了這一思想發展的脈絡。“而‘全盤西化’論與‘復興儒學’論則是這一爭辯的兩個極端。”五四運動時期及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日盛，特別是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加入，使這一討論更趨復雜。“西化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百事不如人”，需要全盤否定﹔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則以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文化來全面對抗所有西方文化。盡管它們之間觀點迥異，但在反對、否定馬克思主義上是一致的。“全盤西化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的“歧出”，不能代表西方文化“精神”﹔文化保守主義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不能讓其在中國文化中“躥升”，更不能讓其“鵲巢鳩佔”。1938年，林語堂在英文版《孔子的智慧》中提出：“馬克思和孔子的學說中不再有共同的交叉點了。如果引進了馬克思主義，那麼，儒家就會改變它，而且儒家會不斷地與西方的共產主義思想斗爭，就像孟子同早期中國的共產主義之間的論爭並以孟子的勝利告終一樣。”可見，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及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是“古今中西之爭”中的焦點問題。

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首先要站在社會形態交替的高度來審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隻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改變和改造中國社會。實踐充分証明，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能夠取得民族獨立的勝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成就，不是靠中國的傳統思想，不是靠孔夫子。中國共產黨隻有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才能團結帶領人民砸碎舊世界，建立新社會。馬克思主義是“魂”，有了這樣的“魂”，中國人才能真正站起來。站起來的中國人雙腳踏在中國大地上，吮吸著民族文化土壤中的養分。如此馬克思主義之魂才具有了堅實根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歷史發展之必然，更是時代之迫切需要。“第二個結合”解決的正是如何更好地讓“傳統”走進“現代”的問題，展現的是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這一過程。

“第二個結合”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然結果。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一直是貫穿馬克思主義整個發展歷史的基本問題。習近平強調：“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針對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所謂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在中國沒有根的錯誤觀點，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如何適應中國人民需要、挺立起中國人精神、讓精神由被動轉為主動的根本緣由。毛澤東強調，從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這70多年，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用來抵御帝國主義。雖然從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庫中學來了東西，但它們軟弱得很，都敗下陣來。“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正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由被動到主動的具體體現。“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我們不僅要建設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的新中國，而且一定能建設一個文明先進的新中國。這實際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適應了中華民族應對當時的民族危機的需要。這是民族救亡，也是民族文化自救，是精神主動的展現。要拯救民族危亡，僅依靠傳續儒學道統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所謂文化斷裂，而是保國保種的文化覺醒。一批知識分子勇敢地扛起先進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大旗，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文化條件。實踐也有力地証明，拯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獨立，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續的前提和條件。這是中國人精神獨立的過程，也是中國文化不屈不撓、自立自強文明特性的必然邏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具有一致性、相通性。這也是我們堅持“四個自信”的道理所在。對我們來講，“四個自信”更是關乎事業發展的世界觀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無論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自由主義，還是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主義，之所以反對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也正源於世界觀上的不同。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意味著決不能偏離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發展”意味著我們要始終堅持與時俱進，否則就是“刻舟求劍”，是僵化的、陳舊的、過時的。不斷深化“第二個結合”，正是我們守正創新的必然結論。

“第二個結合”解決的是我們信仰的思想文化根基問題。習近平指出：“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底蘊和滋養，信仰信念就難以深沉而執著。”文化底蘊和內涵是我們信仰信念的基礎，也是思想靈魂的實質。方克立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不是中國文化的危機，而是給偉大中華文明的復興帶來了生機。”可以說，社會主義不僅救了中國，實際上也救了中國文化。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和民族先鋒隊的共產黨人，不但沒有使綿延幾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斷，反而使之獲得了新生，喚醒了其中優秀的基因，使其所蘊含的思想精華得以進一步升華，實現了朴素的唯物論、辯証法由自發到自覺的轉化。可以肯定，沒有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中華文化必然無處安身。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原因，也是其結果，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發展的本質要求，也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特性。中國社會、中國人民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是適應人民需要而產生的。這是實踐決定的，因為馬克思主義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能夠解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問題。這是現實的需要。實際上，作為先進文化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始終面臨一個問題，即文化認同的問題。習近平強調：“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認同問題解決了，對偉大祖國、對中華民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才能鞏固。”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始終離不開的就是文化認同這一長遠性、根本性問題。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等書中的結論是片面的、錯誤的，但其中也肯定文化作用、文化認同之重要性。文化認同是對包括共同的祖先、語言等在內的傳統文化、元文化的認同。換句話說，文化認同是信念，也是信仰。黑格爾曾說，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秀的東西，否則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要讓馬克思說“中國話”，就必須堅持“兩個結合”。“第一個結合”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而“第二個結合”則是讓馬克思說“中國話”的必然路徑。有人說，“第一個結合”包含文化在內。比如，毛澤東曾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不過，這裡所說的是怎樣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答案是要批判繼承，強調的是態度和原則問題。“第二個結合”提出的是理論問題、原理問題，也是實踐問題。它強調，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不僅是對象性關系，而且是主體間性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獲得新生，不僅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再造，而且通過二者相互作用和融通，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象地說，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花朵”與“花朵”的關系，而是“花朵”與“土壤”的關系。所以，“第二個結合”更多是“根”與“魂”的結合，是思想與靈魂的結合。這是文化自信，也是文化自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首先是社會主義，這是從馬克思主義那裡來的﹔同時，中國文化中朴素的社會主義元素也提供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礎。”這是我們的世界觀，也是信仰信念的“根”。

“第二個結合”是歷史發展之必然，其根基是思想的共通性。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語言中都找到了擁護者”。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如果說偶然中有必然，則是指其內在的思想因素，即有其思想基礎則為必然。如果說“第一個結合”注重以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之“的”，“第二個結合”則更加注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深度的融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進而形成了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行，是因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1925年，郭沫若發表小品文《馬克思進文廟》，表達的正是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根”上的契合。毛澤東稱頌道：“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去世一周年時說：“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稱魯迅為“共產主義者的魯迅”，1957年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說，“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毛澤東之所以說魯迅是馬克思主義者，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魯迅繼承弘揚的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當然，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並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但至少可以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具有相通性。魯迅以其徹底的批判精神表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價值追求。英國著名記者岡瑟·斯坦因在延安採訪毛澤東時提出，她的重慶朋友想要知道共產黨究竟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毛澤東回答道：“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至於我們的思想方法，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像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堅信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當人們問我們是‘共產黨至上’還是‘中國至上’時，可能指的就是這一點。可是，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所以，“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採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這實際上提出了“我是誰”的終極問題。“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想明白了、想對了，就要堅定不移朝著目標前進。”這也是中華民族獨特精神世界的反映。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中國大地上，適應了中國人民需要，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生。這樣所表現出來的主體性，在於不論是繼承過去還是接受外來，都要從我們的社會和思想實際出發，使之在中國的土壤裡結出果實。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之內在要求，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精神。因此，習近平強調，“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5000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從“沒有中華民族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到“沒有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兩個結合”思想實質的概括，尤其是對“第二個結合”的本體論闡釋。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神韻，不僅讓“中華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氣度”，而且更是實現“第二個結合”的深度的思想基礎和精神條件。這也是對“為什麼要結合、結合什麼、如何相結合”的思想邏輯的注腳。

二、“第二個結合”的價值觀意義

認識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始終離不開對其歷史文化的理解。“價值觀是人類在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過程中產生與發揮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由於其自然條件和發展歷程不同，產生和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也各有特點。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必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契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人民正在進行的奮斗相結合，同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需要解決的時代問題相適應。”對於個人而言，價值觀不僅決定自我認知，還直接影響和決定其生活目標以及追求方向的性質，間接地影響其性格形成。對於民族與國家而言，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是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它既是民族性格的體現，也是文化鑄就的價值品格。當然，這並不否認人類有共同的價值追求。正像印度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所認為的，不同的歷史階段會在全球不同地區出現相似的思想。民主不只是西方的傳統，也曾存在於其他幾個文明古國。公正、公平、責任、義務、善良和正直，在世界上許多不同的地方都為人們所追求。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文化及其精神的基礎作用。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所謂契合，是指有一致，也有不一致。正因為有了不一致，才需要結合﹔也正因為有了一致，才能有機結合、深度結合。這種契合不是硬湊在一起的，而是“形而上”的相通相融相合。比如，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擔當與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因此，我們應更多從價值觀意義上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彼此契合，而不是停留於語言表述和形式上。美籍華人學者竇宗儀認為，大凡一種思想體系和制度要移植到另一種思想體系和制度之內，兩者如果越接近，就越容易開花結果。他講到參加過越南抗法、抗美戰爭的武元甲曾回憶說，他之所以皈依馬克思主義，一是為了抵抗帝國主義，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哲理與他所接受的儒家哲理最為接近。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對中國科學與文明作了歷史考察后得出結論：辯証唯物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東西，並認為儒家強調認識的抽象、概念的意義以及可知性和整體性，這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契合。他認為：“中國文化中永恆的哲學思想一開始就是有機的唯物主義，而沒有唯心主義思想的存身之地。在我看來，中國歷代的大哲學家、思想家，如果他們當時接觸到辯証唯物主義，一定會熱烈歡迎，並且把它看作是中國固有的思想方式的延伸和發展”，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毫無異議地一致接受辯証唯物主義，那是毫不奇怪的”。西方文化以個人自由為基礎，以理性人假設為前提，強調個人至上，往往無視社會對人的作用。個人自由、個人至上是其文化的“原罪”。其以個人本位為思想文化基礎，忽視經濟、政治、社會對人的影響和作用。這樣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往往脫離於現實。如果脫離人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就一定會把“小我”的人與“大我”的社會、集體對立起來。片面強調個人的人權和自由，就可能與集體和他人對立起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相通，表現在這一思想之通上。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與中華文化總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來認識人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從社會關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質，中華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國天下之中，都反對把人看作孤立的個體。”由此也才能夠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情懷和境界。這與馬克思主義追求的人類解放的思想形成高度共鳴。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對中華文明這五個突出特性的概括，具有本體論意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孜孜不懈的價值追求。“特性”即事物所特有或特殊的品性、品質，對一個人來講，是為人處世的信條﹔對一個民族來講，更應是其所信奉的追求和價值取向，是鑄就民族性格的基本要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是其主體性的具體體現，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發展的“根”，是中華文明的根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也是我們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的重要維度。從這一維度探討“第二個結合”的價值觀意義，也就顯得尤為重要和必要。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彰顯的是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價值觀。這種主體性體現在文明價值觀的基礎和底蘊上，更體現在綿延不斷的精神追求上，充分說明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深沉的歷史意識是統一的，不僅是維護大一統的人心根基，更是堅持走自己的路以自立自強實現民族復興的精神支撐。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這種唯一性，既是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見証，也是中華民族不斷煥發生命力的基因血脈。“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既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思想根基，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蘊含的情懷和境界。如果認識不到連續性的價值意義，“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中華民族作為人類文明史上唯一綿延未斷的民族，這種連續性既是歷史的積澱，也是傳統的延續。連續，也是承繼。敬畏歷史、尊重傳統，是連續的思想動因，也是承繼的責任使命。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彰顯的是中華民族進取無畏的價值觀。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如果說連續是結果，創新就是原因。“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創造著自己的文明，以此傳承著文化，也創造著文明。在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中，盡管中國歷史上的朝代輪番更替，但中國的文化一以貫之。正如錢穆所總結的：“羅馬帝國亡了，以后就再沒有羅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身基因的魅力，也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又涅槃重生的不竭動力。創新性是守正創新、進取無畏精神的體現，也是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內在要求。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脈搏。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僅是繼承中華文明創新性的體現，也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然要求。馬克思主義“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一種故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發展實踐証明，不斷吸收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在發展中守正創新，在開放中博採眾長，才能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彰顯的是中華民族向內凝聚的價值觀。統一是文明連續的前提，也是文明連續的結果。統一性是世界觀，也是價值追求。世界萬物千差萬別，但有本源，本源是“一”。中華文化強調“天人合一”，指向的正是這種本源的共同性。所以天人要合一，九九要歸一。正如老子所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正因如此，李約瑟認為，“中國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於中國人接受辯証唯物主義，因為他們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恆哲學的一種全面發展的形式”。從哲學層面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都有“從整體看世界”的共性。著名哲學家陳鼓應曾說：“中國的哲學家看整個世界，本源、有無都是一體的，‘有’是以‘無’為本，並不像西方的思維方式把對立關系絕對化，導致絕對化的對立。”辯証唯物主義強調世界的統一性，即統一於物質的客觀性。隻有在這樣的意義上，才能夠建立認識的統一標准。也隻有站在這樣的高度，才會讓人以更加開闊的心胸和氣度看待多姿多彩的世界。這不僅是開闊的視野，更是開放的心靈。正像認識世界的多樣性需要認識其統一性一樣，認識其統一性也需要認識其多樣性。毛澤東曾認為，“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全面記錄中華民族追求大一統的歷史。他說：“我們的國家，是世界各國中統一歷史最長的大國。中間也有過幾次分裂，但總是短暫的。這說明各族人民熱愛團結，維護統一，反對分裂。”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曾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不僅是我們的文化特質，更是我們的精神品質。之所以強調統一，是因為中華文化的基因是“合”。“合”是態度，也是境界。客觀地講，社會中存在的思想文化都有差異，世界觀也有所不同，要凝聚起社會，就要統一共識。而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和價值追求，正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精神動因。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彰顯的是中華民族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價值觀。站在世界角度看，中華文明始終是豐富多彩的，這正在於“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正像方克立總結的：“‘一個文明，多元存在’的說法，也許可以說是對中華文明基本特征的最好概括。”這說明，在中國大地上，文化認同遠遠超越了種族、地域、宗教等的局限。陳寅恪提出的“文化大於種族”的觀點，也是這種包容性的具體體現。“中華民族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文化大於種族，重於種族。”“中國有很多民族，只要它們認同中華文化，那麼它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正因為有了對世界文明的這種開放胸懷和對不同文化的認同包容，才有了中華文明的延續統一。從一定意義上講，“包容”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使然，因為多元文化並存是客觀現實，因而需要化解沖突，凝聚共識﹔“包容”是胸懷、格局和氣度，因為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文明差異理應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動力，而非沖突的理由﹔“包容”是互動和開放，隻有“包容”才能以開放的胸襟吸收消化不同文化之精華。我們始終認識到，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不是封閉的，隻有通過交流互鑒、兼收並蓄，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差異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見、仇視，把人類文明分為三六九等，甚至把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強加於人。歷史地看，受宗教文化影響的西方文明總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他性，並將之作為一種追求。這也是亨廷頓得出“文明沖突論”的主要原因。我們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正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實際體現。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彰顯的是中華民族世界大同、共生並進的價值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人與人關系的處置之道，更是中華民族始終秉承的世界觀、價值觀。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如果世界上哪個國家可以說是如此之驕傲，以至於‘不屑於打仗’的話，這個國家就是中國。”中華文化自古就有尚文不尚武的傳統。歷史學家雷海宗稱之為“無兵的文化”。這是中華文化秉承道德主義、和平主義的具體體現。早在30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辯”中，中國就已展現出處理自身與世界關系的哲學智慧。中華文化秉承有容乃大的精神，秉持和平共處原則，堅持“和而不同”，這要比秉持“同而不和”的霸權思維先進得多。“貴和”是儒家文化追求的目標。“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事物發展規律，也是中華文明堅守的信條和信念。20世紀20年代，馮友蘭在美國時講過：“如果人類將來日益聰明，想到他們需要內心的和平和幸福，他們就會轉過來注意中國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們將來並不這樣想，中國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會白費。這種失敗的本身會警告我們的子孫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尋求什麼了。這也是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之一吧。”和平、和睦、和諧是我們源遠流長的理念。在社會發展方面，中華文明主張以道德秩序構造人與人和諧的世界，而且更加強調社會集體對個人的作用。曾任加拿大總理的外交家萊斯特·皮爾遜警告：“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文明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歷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裡，便會出現誤解、緊張、沖突和災難。”習近平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不僅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智慧之道，更是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實際之舉。

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構成了相互聯系的整體，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價值觀。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僅是思想理論層面的結合，更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觀與中華文明價值觀的融合。這樣融合的本身，也必將使一個“整體”走向一個新的“整體”。從民本到民主，從九州共貫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萬物並育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華文明別開生面，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跨越，發展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必將孕育出具有共同價值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三、“第二個結合”的方法論意義

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第二個結合”單獨作為一個命題，是適應我國社會發展需要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背景下提出來的，來自實踐，又指導著實踐，既是系統的世界觀，也是科學的方法論。

其一，“相結合”既是規律總結，又是科學的方法。在一定意義上，任何文明的進步、任何哲學的發展，都離不開“結合”。“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馬克思主義之“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需要結合，也必須結合。否則，無“魂”的“根”就會因不知所歸而喪失生命力﹔無“根”的“魂”也會因無從依托而難以發揮作用。因此，“魂”起到統攝、統領、主導的作用，以融注的方式滲透於文化的各方面全過程﹔“根”是基礎和依托，往往以“根深蒂固”的形態蘊含於傳統之中。可以肯定的是，使二者共同發揮作用的方式必然是“相結合”。對於“相結合”，一方面需要從規律上認識，增強我們的自覺性、主動性和能動性﹔另一方面需要運用科學方法認識“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前者不是靜態的﹔后者也不是截然分開的，更不是對立的。自近代以來，我國就有關於中西所謂“動靜”文明的探討，也有所謂“傳統”與“現代”是“死”的還是“活”的的討論。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需要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相結合”是具體的，也是一個過程。這應體現在實踐中。例如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改造，習近平對“知行合一”“體用”等范疇、概念的改造，就是這樣的典范。“實事求是”出自東漢班固所著《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原意是對河間獻王劉德鑽研學問的評價。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對之進行改造，使之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主要體現。“知行”“體用”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主要范疇。“知行合一”是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提出的重要命題。習近平立足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實踐，從黨性修養的高度，深刻闡述了“知行合一”的內涵﹔從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高度，深刻闡述了體用統一、體用貫通之意義和作用。這充分說明，傳統是歷史與現實的紐帶，是過去通向未來的基因和血脈。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發展的根基，離不開，割不斷。我們隻有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待傳統文化，才能使之為我所用。這也是“相結合”應有的態度和方法。

從哲學的相對獨立的發展，即從思想資料的批判繼承的關系來看，中國近代哲學既與中國傳統哲學有縱向聯系，又與西方近現代哲學有橫向聯系。比如，竇宗儀從分析思維與存在關系入手，認為辯証唯物主義強調的認識的物質源泉與傳統儒家講的“格物致知”有著一致性。當然，他把唯物主義強調的“物”與格物的“物”等而視之，有失妥帖。但是，儒家強調致知在於格物的認識邏輯，是值得重視的。在他看來，辯証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就像是對儒家思想、特別是新儒學的一種熟悉的注解和說明”。由此他認為，儒家強調認識的抽象、概念的意義以及可知性和整體性，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認識上是一致的。而馬克思主義強調的聯系性、統一性，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基礎。他說：“儒家文獻中沒有‘社會意識’這個詞，但《禮記》中對這一觀念的含義已經作出了大膽的表述。在那裡，被規定用來處理人類現象的‘禮’，就暗含著對人類社會中普遍的相互聯系的反映，而且這個‘禮’也指導著人們的行動，與此同時，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系也就得到了說明，用儒家的話來說，天理即人理。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儒家和馬克思主義之間明晰聯系。”竇宗儀分別從唯物論、辯証法、認識論等方面梳理總結了這種一致性，盡管有的看法還顯牽強甚至不可同日而語。比如，把“道”完全等同於規律，把“理”“氣”等同於“質”“量”等。但其關於對立統一的矛盾、普遍與特殊關系的總結，對於我們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中國儒家思想的契合，具有一定的意義。正像劉文英所評價的，“這是一項具有開拓意義的工作”。1998年，方克立主編的《中國哲學與辯証唯物主義》一書指出，從先秦兩漢時期的天人、名實之辯，魏晉隋唐時期的有無、形神之辯，到宋元明清時期的理氣、心物之辯，都是哲學基本問題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表現。該書還從氣一元論與世界物質統一性、陰陽大化與世界普遍聯系發展、知行統一與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通古今之變”與科學的社會歷史觀、成人之道與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闡釋了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關聯，從哲學上深刻揭示了“東哲西哲，心同理同”、思想相通相吸的原因所在。

然而，相通相吸的相互借鑒吸收，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全盤接納，而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體現。列寧曾對馬克思的科學研究作出評價：“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討，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重新加以探討，加以批判。”對於傳統文化要批判繼承，剔除其糟粕，保留其精華，這也是“相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進取精神，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待中華文化的批判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優秀”二字也從根本上詮釋了這種精神。

歷史唯物主義在承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同時，又承認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雖然“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並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作為觀念上層建筑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反作用，這不僅為“第二個結合”提供了理論支撐，也深刻表明“‘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一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不斷吸收人類歷史上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豐富自己的歷史。恩格斯曾說，“如果不是先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麼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唯一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創立”。這說明了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思想尤其是哲學思想對於形成一種劃時代的科學理論的重要作用。由此，我們更應深刻認識到，“第二個結合”對於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重要意義。

其二，“第二個結合”更加強化了文化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主體性，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更是中華文化精神的獨創性。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生根，不能沒有中華文化這個“接受主體”。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與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應是統一的。有主導，才有主體﹔有主體，主導才能起到應有作用。正像主導是在實踐中確立起來的，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主體也是在這一選擇過程中呈現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個結合”與“第二個結合”是一個整體。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民族文化主體性，既包括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涉及如何處理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關系的問題。主體性首先是精神上的獨立，是主動性、自覺性和能動性的集中體現。所以，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實踐歷程，更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主動自覺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使命和擔當。正像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在實踐中確立起來的，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也是歷史和人民選擇的必然結果。當然，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不是簡單的體用關系，而是要在實踐中把兩者的優勢都發揮出來。要達到明體達用之目的，只能依靠實踐。在此意義上，隻有堅定文化的主體性，堅定自我，我們才能敢於和勇於“相結合”，這是自信，也是自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包括古代文化，也應包括革命文化的傳統。一方面，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已經融注於我們的革命、建設、改革﹔另一方面，革命文化等也是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揚，我們也正是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更加堅定了文化自信。

“第二個結合”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的主動，並使之有力地作用於道路、理論、制度建設。需要強調的是，主體性所講的“主體”是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人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擔負著使傳統文化再發新芽的責任和使命。這也是我們的民族主體性所在。我們今天堅持“第二個結合”，就是要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挺立民族文化的主體性統一起來，以使優秀傳統文化之精神充盈於我們的血液之中，讓馬克思主義成為我們的血脈基因。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人類和世界將向何方？資本主義建立了世界的聯系，美西方要走的路已經昭然若揭。習近平指出：“一切成功發展振興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適合自己實際的道路的民族。”我們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己任，就是要夯實走自己的路的主體性，走出一條與西方現代化不同的道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在此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僅是這一全新選擇的思想文化基礎，也是我們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的使命和責任所系。中國式現代化並不是要拒絕現代性，而是要走一條與西方現代化不一樣的路。借用亨廷頓所說的一句話，“我們是現代的，但我們不是你們”。實際上，20世紀以來，從“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到今天中國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都証明了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代表的亞洲文明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的路，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可以實現。中國儒家文化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柏拉圖強調的“哲學王”的思想有共同性，都強調要以仁義行王道，而不能以力假仁行霸道。這樣的思想對當今世界崇奉霸權主義者無疑是棒喝。湯一介認為，老子提倡“自然無為”思想，就是不要做違背老百姓自然之性的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一個國家內部是如此，世界各國之間和平共處也應是如此。“在國與國之間，對別國干涉得越多，世界必然越加混亂”，而且“發達國家以越來越大的欲望爭奪世界的財富和統治權，世界就一定會成為一個不道德的世界”。

強化“第二個結合”的方法論意義，在於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們需要把更多中國話語轉變為世界話語，凝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強化這一意義，更要加強文化主體性。這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體性，是走我們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主體性，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體性。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

其三，“結合”是理論創造也是實踐的方式。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在書齋裡，而在實踐中。隻有在新時代偉大實踐中，這種結合才是可能的，也是現實的。

“第二個結合”起到解放思想之作用。一方面，要深刻認識到，“第二個結合”不僅說明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還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行、中國人行。這樣的結合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方面。另一方面，要以“小學生”的態度敬畏歷史和傳統，對得起自己的“老祖宗”。毛澤東曾說：“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承繼好“老祖宗”的珍貴遺產，堅持用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豐富滋養馬克思主義，進而真正做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在實現“第二個結合”的進程中，尤其要做到敢於和勇於“結合”。“隻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二個結合”為實現民族復興奠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我們要始終扎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全面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在勇於和敢於“結合”上下足功夫。

“第二個結合”的過程，是雙向互動互進的過程，是需要不斷創新創造的過程，決不是今天結合了就一勞永逸了。我們黨歷經100多年的發展，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業已成為融注於中華民族新文化之中的重要思想基因。明確“第二個結合”，是要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傳承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源泉。我們堅持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兼容並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而是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這些既是“第二個結合”的生動體現，也充分說明我們要不斷在實踐中對優秀傳統文化作出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正像有人說的，傳統保存於當代中，離開了當代就不是傳統。據於省吾考証，“中國”這一名稱源自西周武王時期。“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並非是指一個具有某種固定邊界的獨立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地理、政治或種族的概念，而主要是一個文化的概念”，即作為一種文明理想和文明典范意義上的“文化中國”。“文化中國”之文化，就是要以“文”化成天下。或許這也是中華文明之本義。這樣的文明與西方沾染著血腥、以剝奪掠奪他人而滿足自己的文明不同。因為我們始終是以追求和平和睦和諧為目的，以反求諸己為己任，以止於至善的價值追求推動人類進步，這構成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豐富內涵，也凸顯出我們與西方文明“根”上的不同。不同民族文化有差異，不等於人類沒有追求真善美的共同價值。相反，這正是人類文明需要交流互鑒的理由。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也一定是追求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主體性。隻有如此，我們才能以全球的視野和人類發展的眼光認識差異，真正汲取人類歷史上的深刻教訓，蕩滌“文化優越論”以及文化種族主義的影響。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進一步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使之發揮更大作用。要始終扎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