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見公仆不見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延安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新中國的搖籃。從1935年到1948年，黨中央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戰斗了13年，領導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扭轉了中國前途命運。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中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培育優良作風的重要時期。在先前積累的反腐倡廉經驗的基礎上，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繼續加強廉潔教育，增強了全黨的黨性，改進了黨的作風，純潔了黨的肌體，厚植了黨的群眾基礎，取得黨的建設歷史性成就。黨在這一時期開展的廉潔教育的生動實踐，為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進行思想改造，提高道德修養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深知腐敗對於革命的腐蝕性、敗壞性和毀滅性，因此對腐敗有很強的警覺。中國共產黨早在成立之初，就確定了黨的革命綱領，明確黨的性質和宗旨。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內部出現的貪污公款、鋪張浪費、生活腐化、營私經商問題，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延安時期亦補充完善懲治貪污和廉政建設的制度法規。但與此同時，官僚主義、自由主義、宗派主義及部分共產黨員的腐化蛻化仍時有發生。

毛澤東同志1937年在《矛盾論》中指出，唯物辯証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對於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在邊區存在及死灰復燃的原因，毛澤東認為邊區黨員干部出現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人的“思想堤壩”出了問題。在“思想問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貪污腐化”這個連鎖反應的因果鏈條上，后三者都是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流毒。因此，毛澤東對腐敗問題的思考，集中在思想和政治上意志的衰退所導致的生活腐化墮落。他開出的藥方是，既然腐敗現象是剝削階級思想意識腐蝕的結果，那麼就只能通過思想教育和思想斗爭方式才能根本解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1939年，根據當時黨的隊伍擴大，新黨員思想復雜的情況，劉少奇專門撰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強調思想改造和提高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劉少奇希望各級領導干部從內心產生對腐朽生活方式的厭惡，從而抵擋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只要社會中還有這些惡濁東西，社會中還存在著階級，存在著剝削階級的影響，那末，在共產黨內也就難免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惡濁的東西。正是因為社會上和黨內還存在這些惡濁的東西，共產黨就有改造社會的任務，黨員就有改造自己的必要，就有修養和鍛煉的必要。”這個看法，無疑清晰表明黨員干部加強個人修養和鍛煉的必要。

共產黨員為什麼要加強個人修養、進行自我鍛煉，是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決定的。並且，在革命勝利以后，為了防止黨內腐化、墮落現象的發生，也要不斷加強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指出：“我們的黨員，不但要在艱苦的、困難的以至失敗的革命實踐中來鍛煉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而且要在順利的、成功的、勝利的革命實踐中來鍛煉自己，加緊自己的修養。”

做大公無私的“人民勤務員”

近代以來，中國的思想和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早在新民學會時期，毛澤東、蔡和森就深信中國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觀念，在探索個人、社會與國家問題時擺脫一己私利，把分析問題的視野擴大到中國與世界，並身體力行。毛澤東曾說：“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

毛澤東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1943年茅盾的女兒沈霞在日記中感嘆：“當失眠之夜，想到自己是在做一個有用的螺絲釘時（即使是很小很小的），白天少見真心的笑不自覺地挂在嘴邊了。”“隻有當我能一心一德向著黨時，我最快樂，在我想到私人問題時，我就煩惱。”八路軍干部劉榮的說法也和沈霞相似：“自己過去有自私打算，和黨不是完全一條心，若克服了為自己那半條心，完全與黨同呼吸、同黨保持一致時，自己就會感到無上愉快，今天自己就不像前兩年內心痛苦，此故。”在延安，經過思想改造、黨性淬煉，整個黨員干部隊伍思想境界得到了升華。

1942年后，隨著邊區財政經濟的緊張，甚至取消津貼制，實行日常用品供給制，使得行政機關職務真正成為思想上光榮、經濟上卻無利可圖的“人民勤務員”。1944年9月，毛澤東在張思德的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演講，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號召全體黨員干部向張思德學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在如何做好大公無私的“人民勤務員”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不搞絕對平均主義，而是通過發動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號召，漸進地實現以“公”化“私”。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政府要求“每一個蘇區黨員都必須以身作則，養成和發揮固有的艱苦耐勞，與清廉緊張的作風，提高革命的警覺性，任何鬆懈不警覺，腐化墮落的行為都是我們目前工作階段的主要敵人。”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在延安，毛澤東等領導人不僅對黨員干部廉潔“坐而論”，個人生活中也“起而行”，為全黨樹立榜樣。1936年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就穿一件本地紡織的粗糙衣服和一條臃腫肥大的褲子，他的居室之簡陋、生活之儉朴使斯諾頗為意外。斯諾說“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

朱德、劉少奇、林伯渠等領導人的生活也極為清貧簡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襪總是補了又補，床上鋪的則是用了20多年、打滿補丁的棉被。為節約開支，朱德用馬尾做牙刷。劉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發白、打著補丁的灰軍裝，帶頭挖野菜充飢。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當就是一堆書和一個鋪蓋卷。林伯渠外出視察時騎毛驢，輕裝簡從，所到之處，深入農家庭院，與群眾同住破窯洞，同吃小米飯。這些共產黨領袖廉潔自律、率先垂范，他們簡朴生活彰顯的精神信仰力量，對帶動更多黨員廉潔自律起到了積極作用。

簡單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僅源於外在的義務，更是出自內心的精神需求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蓋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這樣的追求，展露出中國共產黨人別具一格的英雄主義人格氣象。在延安，絕大多數行政人員保持同甘共苦的奮斗精神，形成了“隻見公仆不見官”的生動景象。

1944年7月，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秘、史迪威政治顧問謝偉思報告說：“延安民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朴素，男女平等，婦女不穿高跟鞋，亦無口紅，文化運動極為認真，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范，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雖然清貧，但社會卻氣象一新、蓬勃向上，共產黨人為了同一個革命目標走到一起，同學習，同勞動，同生活，同娛樂，同甘共苦，個個“生龍活虎”，“人人精神飽滿、興致勃勃”。許多來延安參觀的國統區民主人士和外國記者，目睹邊區工作人員做官不發財、過著清貧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場景后不禁為之動容。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晉察冀邊區考察時表示，“‘廉潔政府’這並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譽詞，而是一個沒有絲毫折扣的事實”。美國記者斯諾盛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真正當得起清廉政府的稱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年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住窯洞、吃粗糧、穿布衣，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延安革命舊址見証了我們黨在延安時期領導中國革命、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光輝歷程，我們要把老一輩革命家和共產黨人留下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傳承好發揚好，勇於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延安十三年與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副院長。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中共黨史黨建學科體系研究”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03月27日 05版）